马克勤（笔者岳父）经组织安排，于1939年11月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游击队校阅第九组担任随员，陪同徐复观组长（徐佛观，1943年任驻延安第18集团军少将联络参谋，后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去河北邢台视察国共游击队。

    1940年夏，孟用潜从重庆来洛阳组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晋豫办事处，担任总会视察兼晋豫办事处主任。马克勤从河北完成视察任务后，到达洛阳。经所在组织“东北救亡总会”（东总）领导于毅夫同意，马克勤参加了中国工合晋豫办事处的工作。1940年8月，马克勤到晋豫办事处鲁山事务所担任主任。在从重庆出发前，孟用潜请示周恩来同意后，晋豫办事处中共党的组织关系落在洛阳八路军办事处（简称“洛八办”，首任主任刘向三，1939年3月刘向三回延安汇报工作；中共豫西省委书记刘子久接任洛八办主任）。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是国民政府为积极抗战而成立的全国性组织，简称“中国工合或工合”，并得到国际组织支持，国共双方均派人参与领导，孔祥熙为理事长。

    1940年5月，八路军总部情报科长袁晓轩陪同朱德到洛阳会见卫立煌，随后接任洛八办主任，当时马克勤正在洛阳。因工作关系，马克勤认识了袁晓轩及其妻子程乔（陈侨，洛八办报务员）。工合为洛八办和中共组织的活动提供了极大便利，持工合发行的护照或通行证就可自由往来于边区与国统区。东总和工合有密切的关系，工合西北区办事处及其事务所的负责人主要来自东总。由于中国工合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建立的，具有合法性。为此，中共特别派遣了一批党员和干部到国统区的工合中去工作。这样既支持和推动了工合的发展，又能够以工合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

刘向三

刘子久

袁晓轩

    由于工合中也有国民党派出的人员，所以中共在工合内的活动仍是保密的。但对于中共在工合内的活动国民党是有所察觉的。1941年前后，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在政治上开始扼杀工合运动。随着政治环境的恶化，工合组织中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被迫离开。许多工合积极分子和中共党员被抓捕后送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青年劳动营”进行审讯和关押。

    洛阳地处前线，工合晋豫区办事处的许多合作社均在战区，根据中央精神，洛阳八办对工合晋豫区办事处提出了设立游击据点的规划。孟用潜和西安“东总”高崇民等商定通过“战地工合”搞几个游击据点，发展成为抗日游击队，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为此，“东总”给“工合”配备了一部分进步青年，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这些干部除办事处留有一部分外，其余大部分配备到接近敌区和山区的事务所。并决定将晋东南（山西阳城）事务所主任鞠抗捷、鲁山（河南）事务所主任马克勤负责的两个事务所作为游击据点。

    河南鲁山位于伏牛山脉，山高林深，非常适合游击战；西南不远就是湖北老河口（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司令长官李宗仁）。东南则有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是晋豫鄂的交通要道。鲁山工合和晋东南阳城工合南北呼应，互通情报，是党政军各部从陕晋冀到鲁豫皖的一条重要的秘密交通线。这个战略位置，国民党也很清楚，1942年4月至1944年3月，当日寇对洛阳形成威胁时，国民党河南省政府、省党部、省参议会等重要机构就陆续迁到了鲁山。

1940年5月7日，朱德返回延安时，在洛阳会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主席卫立煌。朱德（右一）、卫立煌（左一）、袁晓轩（后立者）

    一、洛阳八路军办事处

    洛阳位于中原腹地，是中国北部抗战指挥中心，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国共有许多重要机构设置于此。1938年6月6日，河南省会开封失守，河南省府迁至镇平，1939年秋由镇平迁至洛阳。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和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也设在洛阳。根据毛泽东指示，1938年11月，刘向三等抵达洛阳，在南门外贴廓巷56号庄家大院以“第十八集团军驻洛通讯处”的名义对外办公。1939年1月，通讯处正式更名为“第十八集团军驻洛办事处”（又称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的主要任务：在日军过黄河后，准备在河南境内打游击；开展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为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作提供方便。 中共豫西省委也设在洛阳，刘子久为豫西省委书记。

    袁晓轩，外号“袁胖子”。黑龙江省海伦县人（一说是辽宁开元人），东北讲武堂毕业，在黑龙江省边防军及东北军中任过中级军官，跟着马占山参加了黑龙江抗战。1936年2月，在天津加入中共。“西安事变”中表现积极，后到红军工作。抗战爆发后，担任八路军总部参谋部二科（情报科）科长、统战部长等职。平型关战役期间，负责林彪与晋绥军的联络工作。

    1938年春，在山西垣曲与卫立煌相识，因工作关系与卫立煌来往较多。1940年5月，为协调第一、二战区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之间的关系，八路军总部派与卫立煌比较熟悉的袁晓轩到洛八办任主任。袁晓轩可直接通过电报与八路军总部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相互联系（电报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

毛主席发给西安董必武转洛阳袁晓轩的电报

    袁晓轩原是张学良亲信。1936年7月，张学良赴南京，向蒋介石建议联共抗日，遭到蒋介石的训斥。为此，张学良、杨虎城随分别派袁晓轩、梁蔼然（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交际处科长，处长是申伯纯，入党介绍人是申伯纯、袁晓轩；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处长、总理办公室秘书长）去天津接高崇民（张学良秘书，后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回西安商量对策。

    12月4日，蒋介石又到西安，逼迫张学良剿共。9日，学生请愿，要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蒋介石让张学良对学生开枪，张学良忍无可忍。11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定行动，并将此行动定为“兵谏”。“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派飞机把周恩来接到西安，高崇民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蒋介石在各方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做出了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承诺。

西安事变中被捕的国民党官员（左起）：蒋作宾、卫立煌、韩权华（卫立煌夫人）、晏道刚、冯毅（晏道刚夫人）、陈调元、郭寄峤、钱大钧

    1940年5月，袁晓轩接替刘子久（曾任中共豫西省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建国后任劳动部副部长）担任洛八办主任。1942年1月底，袁晓轩叛变投敌。 

    袁晓轩叛变是什么原因呢？据载，蒋鼎文继卫立煌后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下令撤销“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袁晓轩“去一战区司令部领取返回延安护照时被扣留，在蒋鼎文的逼迫下，叛变革命，并答应蒋鼎文扣留‘洛八办’译电员等条件，同时密报说：‘第十八集团军驻洛办事处的保卫人员与电台工作人员数人准备当天由办事处秘密出门。当夜，住在与组织有关系的人家里，第二天打算经过海资村离开洛阳。’蒋（鼎文）、郭（寄峤）二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命令周心万布置截留这些工作人员”。

    袁晓轩叛变，看起来像是一个突然的行为，但之前八路军总部和洛八办的一些人已经感到袁晓轩的异常，认为他作风奢靡，资金来源不明，又与其他人员搞不好关系等，但是未等对他采取措施，袁已经选择投敌。               

    袁晓轩投敌，使洛阳周围包括孟津等地的组织和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的人士遭到沉重打击，洛阳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在撤离时也有多人被截击俘虏。工合组织中的中共人员也有多人被捕，马克勤也在此事件中被捕。

    梁蔼然回忆：1945年春，梁蔼然（国民党兵役部长鹿钟麟的少将机要秘书）向时在重庆的高崇民通报，叛徒袁晓轩已到了重庆，其时，高崇民正在被监视。梁蔼然于1936年认识袁晓轩，并于1939年由袁晓轩介绍参加共产党。现在，袁已叛党，并已投到戴笠门下，戴笠认为袁晓轩与高崇民很熟悉，是监视高崇民最合适的人选。高崇民逆料及此，遂想，与其等待，不如“先下手为强”。于是他便要梁蔼然代约袁晓轩，会面是在国民党政府兵役部梁蔼然办公室进行的，梁也在座。

    梁蔼然写道：“袁晓轩所谈，主要是彭德怀的为人如何粗暴，对他如何刻薄，因此他万分不能忍耐，所以离开八路军。随后又谈蒋介石的武力如何雄厚，抗战现在已有成功的希望，国民党统治天下是无问题的，云云。”

    高崇民当时对袁晓轩说：“我们是老朋友老兄弟了，说话请你不要见怪。你既不满意彭德怀，却为什么连共产党都背弃了呢？难道你不晓得背叛了党是件大事吗？蒋委员长就算成功了，难道还能重用你这样一个政治上的叛徒吗？你这一失足，已经陷入一生难以爬上来的泥坑，我不能不为你惋惜！我劝你要学习王化一先生（东总主席团成员，曾被戴笠聘为军统局设计委员会委员），借重戴笠的关系，找个机关挂个名义，拿点干薪，储蓄几个钱，作为将来回家的路费。我是国民党的老党员，你在我面前称赞国民党，等于在圣人面前卖百家姓。你更不必诽谤共产党，出尔反尔，倒令人看不起。这样，也是不会见信于戴先生的。你要说老实话，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脱离共产党，你就说你是地主家庭出身，吃不消共产党那种艰苦生活。这样不就完了吗？”袁晓轩听了这些话，似乎也没有甚么反感。

    高崇民所说有一定道理，据载，袁晓轩出身黑龙江大地主家庭，其妻程乔（陈侨）出身于东北最大的百货商店（秋林公司）大老板的家庭。袁曾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情报科长，八路军改名为十八集团军后，袁任“少将高参”。1940年，袁接刘子久的班，任驻洛阳办事处主任，在中共内部位置相当重要。1941年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编制，停发了八路军军饷。袁乃旧军人出身，家庭富有，吃喝惯了，如今缺了收入，又是个投机分子，对前途失望，思想又生动摇。加之国民党的威逼利诱，因此叛变投敌，干了军统。

    袁晓轩叛变后，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脱党宣言，军统局长戴笠对他非常赏识，不久便命他担任军统局重庆特别工作组上校组长。抗战胜利后，袁晓轩从重庆到南京，后返回东北老家组织特务武装，官至军统局东北特种技术组少将组长、保密局长春站军事组组长，组织了一支近两万人的“吉林人民义勇军”辅助国民党军作战。

    1948年10月中下旬，长春被围后袁和项廼光（项乃光，原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1937年叛变，加入军统。1947年到长春，任保密局长春站站长）等化妆潜逃。直到1949年袁晓轩在北京被捕归案，项乃光（项廼光）逃去了台湾。

    三、袁晓轩逃跑和被捕过程

    袁晓轩是十分狡滑之人，捕获不易。据国民党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督察长关梦龄所述：“48年9月，长春已被困多时，我离开了督察长的职务，保密局长春站站长项乃光保我为军事联络组组长，这个军事联络组是为控制袁晓轩二三万人的“吉黑地区人民义勇队”的武装而成立的。9月中旬以后，各地战况非常不好，南京保密局给长春站来了电报，指示能潜伏的立即潜伏，不能潜伏的向沈阳疏散，或者到北京集中，9月底，我与项乃光商量，我要化妆进四平去沈阳。 项乃光说先向南京局本部请示，但不能同意你经四平，因为各处均有解放军卡点，你是名单中之人。”

    “我说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实现，第二步就是化装潜逃。这虽然是下策，但也不能不准备。项乃光同意并准备逃跑的东西：先在市内照了二寸便衣小像片，我、项乃光、张国卿（督察处处长）、袁士举（保密局长春站副站长）、马绍周（市政府政工大队长）、袁晓轩等人都在督察处院内照的。像片照好之后，派人到长春市各区公所起了国民身份证，都用化名，我化名“吴国栋”，商人。又派上尉参谋孙万斌弄来六张路条，我给了他一两黄金。”

    进入10月，形势恶化，项乃光、关梦龄去商谈随军队突围的事情，项乃光说：“为了将来行动便利，把站上的人编成组，你、我、袁士举、袁晓轩、马绍周、李友濂编在一个组，其余的人编五个组，每组十个或十五个人。这样行动起来不致紊乱。”

    “10月18日，天刚见鱼肚白，我们就起床向兴安桥行进。到了兴安桥，项乃光把我叫到一边说：‘突不出去了，自己想法子吧，咱们谁先到了北京，谁就给局本部发电报，报告今晚突围的经过。本来今年三月我可以叫你回北京，但是我没叫你上飞机，认为局势不致于坏到这种地步。我太相信政府了，结果把你拖住了。好吧，再见，珍重！’他哭我也哭了，大家都在兴安桥作鸟兽散。”

    关梦龄回忆：逃到吉林后，经过反复考虑，“10月26日我决定向吉林公安处自首。10月30日，夜里陈处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今晚找你来，研究项乃光的下落问题，如何能把项乃光找着，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这么些天没有一点线索。你们那晚上突围的情况，你写了两页，从那上面也找不到什么线索。’”

    关梦龄沉思了一会儿说：“项乃光是共产党的叛徒，这就决定他不会自首投案。有一件事可以顺便谈一下，1947年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派袁晓轩为东北特技组少将组长，袁晓轩也是叛徒，曾给朱德总司令当过洛阳的办事处处长。派袁晓轩到吉林的目的是策反张学思、吕正操、万毅等人。解放区知道这件事，就由周保中将军给袁晓轩写了一封信，劝说他回到人民方面来，并且可以保证袁晓轩的生命安全并予以适当工作。这封信送到了袁晓轩手里，他找项乃光研究，结果两人把这个情况呈报给了南京保密局，并以袁晓轩个人名义给周保中将军回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很关心我，我很感激。但是我不能到你那里去，你如果能过来，我可以向中央保举，仍任吉林省主席并兼兵团司令等职。这件事可以证明，他们两人不会回心转意的。因此项乃光不会到吉林，他一定在长春，这是一；另，我要从长春到沈阳，化装通过解放区，项乃光不同意，他说中途有许多共军的卡哨在打听我。同时项乃光说：‘你与我不一样，认识我的人少。’那就是说他可以通过解放区了。所以我判断他必从长春经过公主岭和四平到沈阳；再有，解放前几天我给搞的路条，是从长春到沈阳的，如果拿这样的路条拐到吉林，就不合适了。因此现在叫四平卡哨特别注意项乃光还来得及。不过距长春解放已经有十多天了。”

    1948年10月19日，在长春宣告解放的当日，中共长春市委决定在国民党警察局旧址正式建立长春特别市公安局，长春特别市首任公安局长于克带领一批公安干部迅速接管了被国民党占据的长春市各级警察机关。市局下设秘书室、治安科、行政科、司法科、总务科、公安干校、招待所和公安部队。

    根据周恩来下达务必追拿项乃光、袁晓轩的命令，赵鼎等在于克（后任吉林省首任公安厅长、吉林省委书记）带领下，奋力追杀这两个特务头子。

    长春解放后不久，于克得知军统特务、叛徒袁晓轩曾在长春活动的线索，就与公安局副局长薛焰、公安局政保科长赵鼎（马克勤在洛阳工合和太岳军区情报处战友，认识袁晓轩）研究部署搜捕方案。他们从俘虏和逮捕人员以及袁晓轩的社会关系中寻找线索，并对他有可能藏匿的地方加强监视侦察工作。通过大量细致的侦察工作，终于发现了袁晓轩的踪迹。

    早在1946年3月，国民党在东北的军统特工领导机关东北行营督察处成立。为加强东北特工的力量，军统局将袁晓轩从南京派到长春，任北满少将站长和东北特种技术组少将组长，向解放区派遣小组，进行策反、突击及情报活动。

    1948年5月，东北特技组撤销，改建为东北“吉黑地区人民剿匪义勇总队”，袁晓轩为总队长。下属6个室、19个支队、2个大队和1个直属团。这是一支武装的特务组织，主要任务是偷袭、阻击人民军队及破坏军工、铁路、桥梁等设施。主要活动区域是长春外围。在长春解放前夕，基本被长春周围各县公安队和县区大队剿灭或驱散。1948年10月19日长春解放，国民党散兵游勇、军警要员混在市民中趁机逃窜。袁晓轩就是其中之一。

    1949年春，长春市公安局侦察员在九台镇收卖破烂的市场检查中，发现一件国民党军官大衣，拿起翻看时发现大衣里绣着袁晓轩的名字。侦察员马上向于克和薛焰报告。于克立即指派政保科长赵鼎和侦察员王成前往九台调查。经向卖大衣的妇女反复做工作，得知袁晓轩来过九台，从九台迁出假户口到海龙去了。侦察员马上赶到海龙，从海龙追到天津，再从天津追到北京。在北京调查得知，确有此人从天津迁到北京，从而找到了袁晓轩的住所。公安人员在袁的住所昼夜蹲守，直到第三天发现袁晓轩回到住所，立即将其逮捕。长春市公安局将抓到袁晓轩的情况报告东北公安部，受到了东北局领导的表扬。唯项乃光逃脱，是一大遗憾。

    在长春、北平等地解放后，项乃光逃到了台湾，继续在国民党情治机关工作，其间，曾被派往香港从事对大陆的渗透活动，主持所谓“匪情”研究工作多年，在几次“反攻大陆”的阴谋活动中，他都扮演了主要设计人的角色。

于克（左一），长春特别市首任公安局长，1948年

    袁晓轩、赵鼎、马克勤等在洛阳时曾是领导和同事。1942年袁叛变使马被捕，关押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青年劳动营”，由于马克勤提前通知了赵鼎和其他人，赵鼎等诸幸免被捕。此次是冤家路窄，双方又同时出现在长春，但已经是敌我了。

    赵鼎到长春前，在太岳军区情报处做情报工作，1944年马克勤经组织营救和徐复观帮助后出狱。出狱后，组织根据马克勤在重庆的人事关系，决定由马执行敌营潜伏任务，争取打入敌人高层，潜伏命令就是由赵鼎代表太岳军区情报处宣布的。

    1944年，马克勤到重庆后，由徐复观安排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担任机要秘书。袁晓轩叛变后也到了重庆，袁除担任军统重庆特区特别小组上校组长外，还担任国民党特种问题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则是中共大叛徒张国焘。

    马克勤回忆：在国民党高层机关任职，经常可以见到国民党党政军警特等各类高级官员，也能见到中共的叛徒。有次竟然遇到了袁晓轩，袁是极为狡猾之人，他未料到在重庆见到了马克勤，他不知道马克勤是怎么放出来的，而且在国民党要害部门任职。看的出来袁是心存狐疑，但也说不出来。由于马克勤所在机关来头太大，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国民党最高情报机关，是军统的顶头上司，袁也不敢有所造次；也或许他觉得马和他一样是同路人。马心里有底，因此很自然地和袁晓轩谈天说地，袁当然也随便打打哈哈了。此事给马克勤提了个醒，从此更加谨慎地周旋于重庆各方。不过，这事看来没完。

    袁晓轩是极狡猾之刃，使两面受法很有一手。袁晓轩在1942年1月底公开叛变，但是他在叛变之前已经数次联系国民党，包括联系当时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表达了愿意为国民党效忠的想法。为了彰显自己的价值，袁晓轩叛变之前数次给国民党高级官员写信，把自己掌握的很多机密透露给国民党。其中，使用“离间计”，借共产党之手杀了侯香山（原新四军游击支队二总队第五团团长、抗大四分校训练部副部长）。

    袁晓轩为让共产党相信自己，又悄悄地为国民党做事，利用共产党之手杀共产党人，“挑拨离间”、“借刀杀人”，下三烂的双面手法做到了极至。其两面嘴脸，在中共叛徒中实不下一二。            

    解放后，袁晓轩在监狱里又故计重演，把过去的看家本领拿了出来，多次向监狱长汇报谁谁是特务，等等。袁的记忆力很强，居然没忘了马克勤。上世纪50年代袁向监狱方报告说“马克勤被捕后参加了国民党中统。1945年在重庆和马见面谈过此事”。

    袁晓轩的“反间计”起了作用，组织上竟然对马克勤产生了怀疑，1952年初，马克勤从台港澳执行秘密任务后回南京，被多次审查，同时还向哈尔滨公安局在押的袁晓轩妻子陈乔进行质证，结果表明，袁报告的情况与事实完全相反。为此，一次监狱处长训话时，点了他的名说：“袁晓轩，你来改造的还是来做情报的？每天你给我打报告说某人某事，一核对，都是假的，好好改造你自己吧！”但是，对马克勤的内部审查并没有停止，这就是袁晓轩的恶毒之处。

    上世纪80年代末，两岸三通。经和中央统战部联系，徐复观（82年去世）夫人王世高来宁寻旧，她对陪同的领导说：“我在南京只认识一位马副官（马克勤），在药学院工作，是共产党。”得知此话，笔者真是惊讶，几十年所谓的“特嫌”问题，却被其一语道破了！ 

徐复观和夫人王世高及子女

    四、 中共叛徒、军统少将袁晓轩被特赦

    1975年1月13日-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北京盛大召开。2月25日，公安部给中共中央、周总理呈上了《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的报告》。这报告里的战犯总计293人，其中国军战犯219人、党政人员21人、特务50人；伪满战犯2人、伪蒙战犯1人。虽说列出了293名在押战犯，但报告里讲有13名战犯达不到特赦标准，得接着关押。

    2月27号，报告被送到杭州，毛主席把这份特赦战犯的名单反复看了好几回，随后提笔写了个长篇批示：

    “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那战犯咋没放呢？放战犯时得开个欢送会，让他们吃顿好的，多吃些鱼啊肉的，每人发一百元零花，还给他们公民权。别硬逼着人改造，都放了得了，强逼改造不好。”“咱气魄得大点儿。十五元太少，那十三人也别不放，欢送会也得开。有些人有本事，可以让他们做事。年纪大、有病的得给治病，跟咱干部一样待遇。人家都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毛主席关于第七次特赦战犯的批示

    3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公布，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战犯管理所召开大会，宣布特赦释放战犯293人名单，并发放特赦释放通知书，致使在押的战争罪犯全部处理完毕。 

    对此，台湾方面称之为“中共统战的冲击波”。中共叛徒、军统少将袁晓轩就是此次特赦战犯之一。

    不知为何，袁晓轩被捕获后，并未直接镇压，只判了他无期徒刑，并将他和余乐醒等高级叛徒一样单独关押，而没有将他和其他战犯一样关在功德林。余乐醒：留法人员，叶挺独立团中共党总支书记，妻弟为沈醉；南昌起义后脱党，后加入军统，为军统上海特区区长；曾参与河内刺杀汪精卫；上海解放后，陈同生要求其写信与沈醉，促其起义。

    袁晓轩一直被关了26年。1975年3月，随第七批（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特赦，回到妻子陈乔居住的陕西省泾阳县，后来居然成了泾阳县政协委员，1983年（一说85年）去世。

    注：作者系东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