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郞彭初,一个典型的藏族汉子,一个年轻的70后后生。中共党员。他从部队复员后,他没有选择其它工作,而是坚定不移地选择了继承父亲守护“芦花会议”遗址的守护工作,至今22年。如果从他的太爷爷1935年7月算起,他家四代人守护至今已经91年了!
91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是一个小小小的水滴。然而,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却是四代生命的延续。所以,我们今天不但应该了解“芦花会议”,而且应该向守护会议遗址91年的四代人,表示深深的敬意!因为,他们守护的虽然是一个遗址,但却是传递了长征的历史、传承了长征的精神、传承了长征的红色文化,同时将其发扬光大!
当时红军的形势
1935年7月,红一、四方面军突破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向西北高原的黑水地区推进。
1935年7月2日,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各一部,组成先头部队,翻越雅克夏雪山,到达黑水马河坝。雅克夏雪山海拔4443米,终年积雪,气修变幻无常,冰峰雪岭、险峻峥嵘、人迹罕至。 7月3日,该部经黑水银针河坝向寡古前进,当晚在昌德宿营,红军在昌德休整两天后,翻越了海拔4283米的昌德雪山,于7月6日出发,顺利抵达下达古。7月7日,从三打古出发,翻越达古雪山向毛儿盖进发。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和红四方面军一部, 于7月9日翻雅克夏雪山进入黑水的马河坝,休整两天后,于7月11日沿河而下,突破重重防线,直抵黑水泽盖、芦花等地,中央领导机关驻中芦花、电台通讯机关驻泽盖。中央红军主力同西进黑水的四方面军一部在芦花汇合。
7月中旬,红军到达芦花后,中央军委令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同志率红十一团去维古、石碉楼一带接应红四方面军四军、三十一军所部速进芦花。红十一团克服了重重困难才将西进黑水的四军、三十一军所部接应到芦花。徐向前同志在芦花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会面,并被授予一枚中华苏维埃五星金质奖章。
红军在黑水其间,先后有9万人次驻扎和过往,逗留时间约150天。在这里,由于得到当地藏族头人泽旺及藏族群众的大力支持,红军共筹集粮食约710万斤,熬制食盐约5000余斤,筹集了大批牛毛、羊毛、畜皮、兽皮等御寒物资,为红军翻雪山过草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与此同时,在黑水瓦钵梁子一带建立区、乡苏维埃政府和“游击队”武装组织(瓦钵梁子区苏维埃政府下辖6个乡政府),给灾难深重的藏族民众指出了光明道路,将革命的火种深深播撒在了黑水大地。
长征途中,红军在黑水遭到地面反动武装的阻扰袭击,又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在这极其险恶的环境下,有近万名红军战士壮烈牺牲,将他们的忠骨埋在了这雪山峡谷之中。
芦花会议
“芦花会议”,因1935年7月在阿坝黑水芦花召开会议而得名。
1935年7月,党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后,正当按照北上方针,开始付诸实施“松潘战役计划”,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向黑水芦花、毛儿盖进发时,张国焘却“公然违他刚刚举手通过的两河口会议决定,又重新提出退却方针,反对北上方针,主张南下打大炮山,北取阿坝,向西康发展”。他自恃枪多势众,把党领导下的红四方面军作为他个人逞能的资本,抛出所谓“谁有军队、谁最强、谁就应该当领导的军阀逻辑,向党闹分裂,妄图统帅全军,指挥党”。他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未解决”为由,要求改组党中央、党委和红军总部。张国焘为了夺取党权兵权,故意拖延四方面军的行动,从多方面向党中央施加压力。
为了统一党的思想,排除干扰,以尽快集中主力向毛儿盖、松潘突进,经过充分酝酿后,于7月18日,在距县城2公里的中芦花奎尼寨小头人泽旺家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组织问题。
当时参加会议的有:朱德、洛甫(张闻天)、张国焘、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秦邦宪)、五稼祥、凯丰、邓发共9人,时任总书记张闻天主持会议并提出关于人事安排的意见:“军委设总司令,国焘同志担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4人,现增为5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还是国焘同志负责。周恩来同志调到中央常委工作。在张国焘同志尚未熟悉前,恩来暂帮助之。这是军委的分工。”
会上,“周恩来同志表现出了共产党员的伟大胸怀与共产主义的高贵品质,不计较个人得失,以革命大局为重,以党和红军的团结为重,向中央表示不愿再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将此职位让出来”。
会前,张闻天为顾全团结北上的大局,主动表示自愿让出自己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位置,毛泽东不同意。
张国焘当时不要总书记,他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在是打仗呗。”并提议改组中央委员会,增补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同一天,中革命委发出通知:“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命张国焘同志为总政治委员。”
为了分清一些大的是非问题,统一认识,促进两个方面军的团结,7月21日至22日,中央政治局又在中芦花召开了扩大会议,集中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工作,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李富春、张国焘、邓发、徐向前、凯丰、刘伯承、陈昌浩等13人。
会议的第一天,张国焘首先报告了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以来的发展情况。他的评价是:总的说,红四方面军的战略技术一般是正确的,缺点错误是有的,但不承认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有路线问题。他还对放弃鄂豫皖和通南巴根据地进行了辩解。
接着徐向前汇报了四方面军的军事情况,后说:这支队伍的优点是工农干部多,对党忠诚。服从命令听指挥,纪律较好,作战勇敢,打起仗来各级干部层层下放,兵力运动敏捷,长于夜战。平时注意军事训练,战后注意总结经验。缺点是文化程度低,军事理论水平及战略战术的素养不够,参谋业务薄。陈昌浩的发言扼要介绍了四方面军政治工作情况。
会议的第二天,徐向前、陈昌浩因指挥部队行动,未参加会议。邓发、朱德、凯丰、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相继在会上发言,一致肯定红四方面军各项工作成绩,肯定自张国焘到鄂豫皖后,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了中央正确路线和英勇奋斗的精神。同时,也指出了红四方面军领导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
毛泽东发言说: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起,关于红军的扩大巩固,两个苏区的发展和巩固,无数次击破敌人,总的看国焘领导是没有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其他个别问题不正确。军事指挥上的缺点,军委将另行讨论。在鄂豫皖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时,没有充分准备,没有准备打,又打得不好。在通南巴打退了刘湘部队,胜利后又放弃是个严重的错误,找不出任何理由说明为何要放弃。在鄂豫皖几次没有打退敌人,因为没有准备,那 时退出是正确的,但在通南巴是打退了刘湘,在胜利后进攻中放弃的,是不对,毛泽东还指出红四方面军领导对建立政权有不足和错误的地方,没有严格了解建立政权与建立红军的密切关系,提出西北联邦政府在组织上、理论上都是错误的。
周恩来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红四方面军的长处,也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指出轻敌、分散兵力是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撤出鄂豫皖是不对的;撤出通南巴是为了与中央红军配合,是对的,但退出后缺乏明确的发展方向;在少数民族未发动的情况下成立了西北联邦政府是不妥的。
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退出鄂豫皖是不妥的。没有能够粉碎第四次“围剿”是因为开始时领导对形势估计上有“左”的倾向,认为那时蒋介石不是对付我们,所以,在战略方面没有准备,很仓促地跑上去。鄂豫皖退出以后,在通南巴打了胜仗还是放弃了,反映对根据地的重要性了解不够。退出通南巴时,把所有干部、游击队通通带走也是不好的。退出通南巴后缺乏明确的战略方针,没有一定的发展方向 ,造成了现在的一些困难。在西北联邦政府上,少数民族还没发动就成立了联邦,结果必将是徒劳的。
张闻天最后总结性发言,同意总的估计,国焘执行了第四次“围剿”后党的路线,芦花会议在指出张国焘领导红四方面军工作中某些错误的同时,肯定了红四方面军英勇奋斗的成绩,肯定红四方面军是执行中央路线的,对促进两个方面的团结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也表明,中央对张国焘仍然是采取积极团结的方针。
这次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也是有名的会议。在长征的重要关口,对提高、统一红军广大指点员的思想认识,抵制张国焘的阻挠,团结四方面军北上,集中红军主力向松潘、毛儿盖挺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守护会议遗址的四代传人
第一代:泽旺(1886-1965)

泽旺老人,就是本文介绍的彭初的太爷爷,也就是第一代芦花会址的守护人。
解放前的泽旺是黑水?素磨土司的管家,也是一位头人。另外他还是芦花地区法官,精通藏语、本地话、四土话、草地话、汉语等,几种语言。在当时黑水地区比较有威望。
1935年7月10日,红军(中央军委纵队)进驻芦花,不了解红军的由于害怕,带领全家逃到了山上,在山上观察红军的举动。红军每天都有一支小分队往山上喊话:我们是你们的队伍,是你们的兄弟红军,回家吧!
他听到每次喊话、和看到红军每天的一举一动,打消了害怕的心里。就在7月13日早,抱着一种试探的心情,独自一人回到家。令他意外的是,红军首长的热情款待而感动,完全消除了对红军的误解和敌意,马上回到山上,当天中午,把全家大小接回了家。当他了解到红军缺粮困难后,于7月14日就到处动员亲朋好友为红军捐粮捐物,共筹粮几十万斤,物、肉类、等。一直到7月22日,还把自家的16头耕牛,5头猪,5000斤余粮送给了红军,7月23日上午,红军离开会址北进。他为红军带路送到上达古,7月25日才返回家,他的所作所为,让红军首长们非常感动,临走时送给他一副马鞍,一支枪和两张布币作为纪念,并握着他的手说:“非常感谢你对红军的帮助,解放全中国的劳苦民众后,也会有你的一份功劳”。后来还有一位红军首长(高个)借了一把镰刀走。(后证实是毛泽东)
泽旺(头人)是藏汉人民互助团结的象征。
这位前辈为(权作)家族争取了一份最珍贵的精神财富。这位前辈为后代传下了世代相传的“守护接力棒”。
在抗日战争期间泽旺头人代表黑水藏族人民两次(1941年-1942年)赴重庆为抗日捐款。
第二代:王扎(1919-1959)

1935年7月,红军进驻会址期间,跟着父亲(泽旺)到处为红军筹粮,为解放黑水做工作,1952年继承父亲的革命精神,参加工作组,下乡宣传党的政策。1956年黑水叛乱,他积极为平判部队带路,劝说争取叛乱分子,1956年9月调任政协黑水县委员会常委至1959年病逝。
第三代:仁真(1943-2005)

他接受父辈的重托,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芦花会址”。改革开放后曾到印度探亲,探亲期间向在国外的藏胞宣传国内的民族政策,劝他们回家,共劝回了500余人,本县就有10多位,并亲自带回2位,一位老人(南基)已去逝,另一位是若巴杨初喇嘛,在政协黑水县委员会担任副主席,他的举动当时得到省、州、各级政府的奖励,后曾任政协阿坝州委员会委员。
第四代:彭初(生于1973年)
继承先辈的革命精神,1990年应征入伍,在部队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退伍回家后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这份光荣家业,承担起会址维护、守护、传颂革命精神的重任。为更好挖掘、传承红色文化,牵头成立芦花会议会址保护与管理协会,并推动建立协会党支部;同时注册成立黑水县上芦花红色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多方并举开展红色文化宣传、弘扬工作,为传承长征精神、助力乡村振兴,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