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哨晚年标准照（田野提供）

    田哨  男  汉族  原名：王赫  曾用名：王珏

    老家童年

    我父亲1920年生于河北省玉田县，林头屯，名字叫王赫。1925年我爷爷调北戴河火车站当铁路工人，我父亲王赫在火车站东边杨庄上过小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军队占领东北，1933年日本军队占领山海关接着占领北戴河。社会上传言日本人要杀学生，我爷爷奶奶都很着急，设法让我父亲王赫离开家。

    北平少年

    1933年到北平后我父亲王赫写了一篇宣传抗日的文章并给《北平日报》投稿，被 《北平日报》刊登，北平地下党约见他并与他谈话。这个报社领导是共产党员地下党组织的领导，谈话人很惊讶文章作者居然是个小孩，很高兴与我父亲王赫建立了联系。到北平后，保定军校来北平招生，我父亲王赫化名王冠军考入保定军校榜首第一名，因地下党组织通知他与保定党组织没有联系，因此未上。

    后来听说东北中学(地址皮库胡同就是现在实验中学）招收东北流亡学生，管饭吃，就试着去考试。考入东北中学后，我父亲改名为王珏(jiao)。

    我父亲王珏在东北中学积极与进步学生联系，成立了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海燕诗社》。

    在东北中学与进步教师闫述诗，马识途、常静宇、王一夫等成为好友。马老先生在他墓碑上刻下了他参加革命是受学生王珏的影响，带他走上了革命道路。

    东中当时国共两党斗争非常激烈。国民党“复兴社”、“蓝衣社”、“CC派”等特务千方百计迫害进步学生，偷偷列黑名单，甚至采取半夜活埋进步学生残暴行为。进步学生与之针锋相对展开秘密斗争，并称学生特务为“狗毛”。国民党特务伪装进步学生混在流亡学生中。流亡学生人很多，晚上挤在一个大通铺上睡觉，人挨着人，翻身都不可能，特务假装宣传抗日，谁要是答话说抗日就中了特务的圈套，后半夜就被特务活埋了。可见斗争的复杂残酷。有一天晚上王珏睡觉发现发现他身边讲抗日的人腰上有手枪肯定是特务，就大声说：你腰上什么东西圪的人没法睡觉。屋里的人一听就知道有特务，谁都不说话了。

    1935年的7月至11月学校开始由北平搬到鄂豫边境的鸡公山，搬家的原因是根据国民党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北平不准有任何抗日武装存在，而东北中学是在北京唯一全副武装的学校，学校还有部分人员留在北平。

    1935年“12.9”运动前夕，地下党组织找到王珏，希望他能通知一些中学的进步学生也能参加“12.9”运动，王珏连夜和一些进步学生通知了北平各中学的进步学生，号召他们和大学生共同参加“12.9”运动。当时王珏任中学一个分队的分队长，带领同学们一路高呼抗日口号，冒着军警的水龙头向前冲。寒冬腊月，学生们的衣服被水淋湿，结成了冰，大家团结一致，手挽手冲破军警的重重阻拦，游行到了西直门。

    1936年，东中秘密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王珏参加民先任分队长，总队长叫李昌。

    东北中学在鸡公山

王珏1936年在鸡公山穿东北中学校服留影

    1936年年初，学校要全部搬到鸡公山。学生们乘军用闷罐车由西直门火车站直奔鸡公山。先行的老师同学早已等候。同学们帮助站岗放哨，搬运东西。整个学校实行军事管理，设有军事教官系统，实行军事编制与文化编制双轨制，同时设有武装校警队。学校不但要读正规的学习课程，还要上操；学习战术动作，站岗放哨，都是荷枪实弹。

    国民党为了控制学校，秘密发展“蓝衣社”、“复兴社”、和“CC”监视进步学生活动。1936年复兴社布置殴打进步学生，寻衅闹事，2月19日由于学校挂牌开除了十一名进步学生，激起公愤，并抓住校方贪污，于是闹起了学潮。有些学生冒着漫天大雪下山，沿着平汉铁路步行到武汉去请愿。结果校方全面妥协，用火车在湖北孝感将请愿的学生追了回来，学潮取得胜利。

    赶走了校长，学校也改正了一些不合理的清规戒律，聘请了几个进步教师，换了校长由孙一民代理校长。可是国民党政府减少了学校的经费，学生们的生活更苦了，经常吃不饱饭。鸡公山上长了些弥猴桃和西红柿，学生们饿得受不了，就去采摘吃。那时老百姓还不知道西红柿能吃，只是用来观赏的。外国传教士看到学生吃西红柿，大吃一惊，忙上前劝阻。学生们告诉他西红柿能吃不会毒死人，从此传开西红柿能吃的消息。

    在鸡公山期间，我父亲王珏接受组织上的委托，担任学生自治会文艺委员会主任的工作，出版铅印36开本的《校刊》。夜里我父亲王珏秘密收听广播电台播出中国军队的抗日消息，记下来连夜刻蜡版，印刷出来。等天亮大家就都收到了，并邮寄到武汉、信阳、郑州、北平绥远等地。由于每天都盼望能收到抗日前线的捷报，因此我父亲王珏给取名《捷报》。

    王一夫老师（地下党员）是教我父亲王珏班的语文课，有时在晚上约我父亲王珏谈话，问学校里的政治情况，进步学生有什么活动。

    阎述诗老师是教高中三角几何的，业余义务教唱歌，他是《五月的鲜花》的作者，有一天阎述诗老师上课一进教室唱着《五月的鲜花》就哭了，阎述诗老师说他被特务抓起来受到折磨，特务审问《五月的鲜花》是不是他写的，阎述诗老师没有承认，特务没有证据只好把他放了。同学们听了老师的叙述也都哭了，跟着老师一起唱《五月的鲜花》，很快这首歌传遍校园传遍了社会，歌声唤醒了许多人。

    学生们经常进行打野外训练，就是在野外进行实弹演习，战略战术的实践。有一天鸡公山上空飞来一架飞机，飞得很低，向篮球场投下了一封信，信里面压了一块银元，说他是东中的学生，参加空军抗日去了，这一去要牺牲战场，与日本鬼子决一死战。后来东中有一飞行员在与日空军战斗中壮烈牺牲，被日本人称为支那英雄”。

    1936年西安事变暴发，同学们一开始都不知道，代理校长孙一民将我父亲王珏叫到办公室，低声说，西安发生了大事，张校长把蒋介石扣起来了，活动要小心点。复兴社特务指名要逮捕43名同学，孙校长给我父亲王珏看了名单，掉了眼泪说：“这都是我的学生呀！”我父亲王珏立即把情况报告了民先队部，并设法转移名单上的学生。

    学校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肉中刺，于是蒋介石派军队包围了学校。学校里的反动学生“狗毛”勾结军队，夜里带军队秘密上山，由“狗毛”带到学校的武器库，收缴了学校的所有武器弹药。此时学校的师生几乎断饮，只有少数学生买通军警偷偷下山。多数下山的同学都参加了革命。

王珏（前排左1）1936年在鸡公山与同学合影

    1937年暑期，我父亲王珏被调到经东北大学党支部办的北平西山樱桃沟夏令营。此时发生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北平地下党通知，指定我父亲王珏到东北大学与党支部联系，党支部决定我父亲王珏带同学们从西直门统一撤退。到了离西直门不远处，看到老校警“王大个”王校警小声对我父亲王珏说我护送你们出城，万牲园（今北京动物园）有人接你，叫李俊。李俊是北平大学的学生共产党员与我父亲早就认识，这样王珏带领其他人一起出了西直门，千难万险终于回到鸡公山。一回到学校，我父亲王珏在校刊首页，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虎口余生记》，详细说了逃出北平的经过，很多老师同学看了之后，深受感动，掉下眼泪。

    过了些日子，鸡公山有些同学要下山。王珏等进步同学假装送那些要走的同学，与进步同学集体下山。王珏这件事同学们作得很秘密，国民党为了防止学生走向延安，在郑州、潼关、西安盘查很严，时有活埋抗日学生的消息传出，由武胜关乘火车到达武汉。

    到武汉后，王珏在街上聚会演讲宣传抗日，正在演讲时，突然有一人上台一把拉住他，拽下台。王珏正惊诧时，那人小声说：“我就是田军”。（田军即著名作家萧军，著有《八月的乡村》）。“你被特务盯上了，快走！”

    离开武汉到郑州坐小火车经潼关，风凌渡到了离太原几里路的地方停车，有几架日本飞机以车站为中心狂轰滥炸，我父亲王珏带着同学们在硝烟弥漫中列队向太原市行进。在太原到了八路军办事处，我父亲王珏坚决要求上前线，民先总队部介绍王珏到国民师范八路军游击干部训练班学习，结束了在东中的学生生活，当上了八路军。

    太行山上

    训练班坐落在太原国民师范大院内。这个大院驻着许多抗战团体。八路军游击干部训练班主任是程子华，副主任是唐天际，都是红军著名将领。

    由于太原吃紧，训练班提前结束，同学们被派往八路军第一游击纵队。这支队伍开始在80～90人，实际是干部队，没有士兵，是个才搭起来的军队建制架子。不久八路军总部派总政组织部长周桓同志来纵队任政治部主任。

    一天上午，刘伯承将军来到我们队伍里。若不是有一位挎着驳壳枪的警卫员跟着，谁也认不出他就是带领千军万马的将军。刘伯承同志鼓励我们，表扬我们的抗战热情，批评我们不懂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给我们上了一堂很好的政治课。

    朱总司令住在村北头的小院的正房。西厢房住着三个新俘虏来的日本军人，其中有一个是小军官。这三名日本俘虏两天不吃饭了，领导看我父亲王珏念过书，让他做俘虏工作，劝俘虏吃饭。我父亲王珏用汉字和他们交谈，告诉他们八路军优待俘虏，不会杀他们。俘虏情绪略有缓和，说想喝糖水。那时只有朱总司令有一点白糖，我父亲王珏找了朱总司令警卫员，朱总司令就让警卫员把白糖全拿给俘虏，这三个日本俘虏后来和王珏成了朋友，小军官告诉王珏他是日本北海道一个小火车站的站长，还教王珏唱日本歌《龟兔赛跑》。

    后来这三个日军俘虏加入了反战同盟。

    有一天，从邢台县来了几位群众，他们越过高耸的太行山，来找共产党八路军，他们见到我父亲王珏说邢台那边太行山区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都跑光了，王珏立刻反映给上级，经领导同意到邢台西部太行山开辟根据地，王珏和同学商量咱们人少一个人去一个地方，这样可以多开辟一些根据地，大家都同意。我父亲王珏就一个人来到浆水，首要是建立抗日政权，建立浆水区政府。高扬同志任邢台县委书记，我父亲王珏担任县委秘书，实际上是常务副县长。王珏最早负责开辟太行山浆水根据地，还兼任营头区委书记、冀西地委宣传科长、磁县、涉县县委宣传部长。那个时候缺干部，我父亲王珏一人兼多职，首先开辟了太行三个县的根据地。

    太行山根据地刚开辟，八路军大部队还没有到来前日军来扫荡，共产党没有军队怎么办，我父亲王珏就命令各村民兵集合扛着劳动工具上山，顺着山脊走，走到头再转到队尾接着走，在夕阳下就像一队一队八路军走不完的队伍，日本鬼子吓跑了。

    后来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屠杀共产党，因为地方偏僻国民党这个县政府没有收到消息，共产党先得到消息，我父亲王珏立刻集合民兵把国民党县政府秘密包围了，只有我父亲王珏有一只手枪，王珏让警卫员拿着，我父亲王珏空手一人就进了国民党县政府，县政府军队就一个班在吃晚饭，看见我父亲王珏就一个人就放松警惕，还互相打招呼，王珏若无其事就进了国民党兵宿舍，把枪架上十二支步枪一下子搂在怀里，拖到院子，国民党兵还没有明白问：你这是干什么？王珏就命令警卫员拿出手枪，谁动就打死谁！十二支步枪王珏当时就发给民兵骨干。国民党县长和其他官员一看情况不好吓的就往后院跑，后墙有一个狗洞能爬出去，县长先让一个小职员爬出去跑了，县长一看没事就跟着爬出去跑，跑到胡同头一拐弯就被埋伏的民兵给抓住了。王珏把抓住的国民党县政府全体人员集合起来宣布要公审他们，国民党县长吓得哇哇大哭，怕杀了他们要求饶命，再也不干国民党了。王珏让他们写了保证书，经过教育就把他们放了。

    后来1940年我父亲王珏任南下工作队队长，带南下工作队出太行山过京汉铁路，日本军队封锁很严几次都过不去，这时有人找王珏说当地有一个人认识你要见你，我父亲王珏一看是那个国民党县长，那个县长说感谢不杀之恩，再也不干国民党了。这个人还给咱们部队捐了粮食和钱。

    太行区党委、一二九师在太行办抗大游击训练班，让我父亲王珏去给干部们讲游击战的战略战术课，被 陈庚将军看上，将我父亲带到了旅政治部工作，后来又被 李雪峰要回太行区党委。直到解放后，开全国高级知识分子会陈庚才又和王珏见面，他一眼认出了我父亲王珏，叫出他的名字，这时王珏告诉陈庚，他早已改名叫田哨了。

    涉县有山地、平原，大一点的村庄普遍建立了党支部，县以下各级政权境内没有了日军据点。北方局、太行区党委、一二九师的巩固根据地成为著名的太行山根据地中心。

    战斗在苏北

    由于苏北白区的地下党组织被国民党顽固派破坏，中共中央决定组成南下干部队，到苏北重建党组织；增强新四军工作。1940年年底，我父亲王珏任南下工作队队长，带领队伍几过封锁线，终于到达苏北，我父亲改名叫田哨，被留在淮海区党委机关，接着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不久泗阳地主武装小刀会暴动，杀了新四军部队的人，又不给军队粮草。区党委派我父亲田哨去泗阳和小刀会谈判，要求解散小刀会，成立自卫队，我方保证他们生命安全，要求小刀会保证再不暴乱，经谈判小刀会问题解决。

    建立巩固根据地，发动群众，迅速发展地下党支部。发动群众扩军，建立能作战的民兵，训练基层干部，建立农会减租减息，工作甚是紧张。经过和日伪的不断斗争，地方武装升级，民兵升区中队；区中队升县大队；县大队升主力。许多干部都升级走了。我父亲曾经由组织安排带过一只从日本人那里投过来的伪军部队，这个部队过去是土匪被日本人收编，这个部队实际是日本人派来杀我父亲的，我父亲在他们队伍里发展了一个内线，他们行动时我父亲提前得到消息跑了，敌人没有杀成就又回日本人那里当伪军去了，事后我父亲使了个反间计，放出风说那个部队是新四军派到日本人那里做内应的，日本人就把伪军头头给杀了。通过这件事我父亲决定组建一支可靠的部队，于是就在民兵里挑选政治可靠军事优秀分子组建了一个连队，我父亲田哨带了有一年，天天带他们打敌人据点，有一个敌人据点炮楼修在咱们根据地村头上，对咱们根据地威胁很大，我父亲请工匠做了一门土炮，弹药用的是秤砣和铁锅的碎片，只够打一炮，一炮打过去敌人的炮楼外表严重受损，我父亲实际上没有弹药了，假装准备准备再打第二泡，敌人吓坏了派人出来谈判，保证不再出来袭扰咱们的根据地，他们每天只派一个人出来打水，我父亲同意了。经过一年左右的历练这只部队成为一只政治可靠军事过得硬的连队，后来整编给新四军主力部队三师不到半个月在刘老庄与日军遭遇全部牺牲，这个连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刘老庄连。淮阴县大队对于开辟和坚持淮阴根据地有很大功劳，做出了不少牺牲。

    当时淮海区有三个人获得了一等模范工作者的称号，有田哨、聂大朋、冈森。

    1945年8月15日夜接到电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坚持了14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