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前沿,我们看到有手持钢枪冲锋陷阵的热血战士,与此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在阵地中包扎伤员、救护伤员的卫生兵穿梭的身影。
有人曾这样形容,他们,不是武功盖世的神奇大侠,也不是横刀立马的威武将军;他们,没有统率过千军万马,但他们却在战场救护过万马千军。如果没有他们,那么,千万名伤残战士就从此失去了生命的守护神。
在红色革命根据地的鄂豫皖苏区,地处大别山下的红四方面军第一所红色医院,首任院长林之翰同志,就是这样一位默默救护过无数英雄红军战士生命的守护神。

林之翰(1900年-1974年),湖南省益阳市南县人。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估计没有几个人知道,但论及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医疗卫生事业,林之翰又是一个永远也绕不开的关键人物。他于1929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先后任鄂豫皖根据地第一所红军医院——红31师后方医院院长、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第一、三分院和五院院长;新四军2师6旅卫生部部长、新四军后方医院院长;二野卫生部副部长、四野兼华中军区卫生部部长;中央卫生部药政司首任司长等职。 林之翰不仅全程参与创建了鄂豫皖红军的第一所医院,也是鄂豫皖边区红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亲历者、见证人。
1929年5月初,黄麻起义后组建的红军,转入大别山区,决定在黄安县(今湖北红安县)刘家园成立一个红军医院。说是个医院,还不如说是个医务所更恰当。既没有病房,又没有医疗设备,医生只有戴淑先和林之翰两人。戴淑先是当地一名中医,林之翰虽在旧军队当过两年看护,但没有进过正式的医科学校,对内科、外科的诊治,也能做部分工作,但理论和经验不够,他俩就只好硬着头皮先干了起来。不久,又动员了4个年轻活泼的农村姑娘来当看护,再由“交通”化装去汉口买来些纱布、药棉和部分药品与医疗器具,医院才初具规模。不到两月,接收的伤病员就由建立初期的7名增加到70多名。伤病员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6个工作人员,不是忙着到各家治病,就是忙着洗纱布、卷绷带、上山采草药。6人几乎没有什么分工,说采草药一块上山,说洗纱布一齐动手,根本不分医生和看护。新来的4个女看护,开始只是洗纱布、卷绷带,因年轻好学,渐渐地她们就学会了洗伤口、换药等简单的医学常识。不久,就独立开展工作了。
平时,他们不仅要医治部队的伤病员,还给附近的老百姓看病。自从有了红军医院,这一带的老百姓再也用不着担心无处求医了。医院的影响逐渐扩大到黄安、麻城、光山一带,大家都知道刘家园有个红军医院,也常来这里治病。
当时,红军首长曹学楷、郑位三、戴克敏、徐宝三等同志,经常来关心、帮助解决医院建设的困难,给了医护们莫大的鼓舞和信心。有一次,谈及缺少医药书籍的问题,过了没几天,首长就送来了两本书:一本是《实用药物学》,一本是《外科解剖学》。他们如获珍宝,尽管还不能全看懂,但还是手不离卷地去啃它。
1930年,上级派苏井观同志来担任院长。总预备队政委曹学楷的弟弟曹学珍学西医出师了,另外又从皖西调来一个外号叫周胡子的医生和一个负责外科的洪明玉同志。4个女看护也成长起来了,有的当了司药,有的当了看护长。忙不过来时,就依靠苏区根据地的群众帮助克服困难。邻近各村都有担架队和妇女洗衣队。伤员住在哪家,哪家的老乡就自动地照料他们。没有住上伤员的村子,很觉得过意不去,就自动地组织慰问队,带的东西有花生、鸡蛋、肉、鱼、鞋、袜等。当地的人们都称他们为“游击医生”,因为他们做医生的是不分黑天白夜的,什么时候来任务就什么时候出发,常常是左口袋放干粮,右口袋放药品,一村又一村,一山又一山的跑着给伤员治疗。有时天太晚赶不回医院,就在老乡家借宿。另外,医院的工作人员还兼任业余宣传员的职务,配合伤病员中的“红色战委会”进行文化娱乐活动,讲当前形势、战斗故事、表扬英雄模范。形式不拘,有说,有唱,有表演,有闲聊天。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是动员和号召伤员服从医生治疗,安心休养,早日返回前线。这些工作不仅在医疗方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而且进一步密切了医务人员与伤病员之间的感情,伤病员出院时,总是拉着他们的手挥泪而别。
到1932年,鄂豫皖苏区的红军医院,除随军的和在后方的两个总院外,还陆续建立了七八个分院。每个分院都有两三个医生,几个看护,还有专门的采买。红军医院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白手起家地发展、壮大,并日趋完善起来的。现在看来,红色医疗事业的起步和发展是多么的艰辛又艰难。
在中国的红色医疗发展史上,类似林之翰同志这样的医护卫生兵,他们虽没能手持钢枪杀敌,但可手握钢刀手术救人。这样的红色医护卫生兵,虽没有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也没有可歌可泣的传奇人生,但他们永远保持着为一个又一个的伤兵默默服务的爱心。
正是有千千万万个这样的人,始终在自己平凡的人生中,时时刻刻地坚守着一个共产党员的使命和初心,我们的伟大事业才最终得以胜利完成。
在人们的心中,他们,如同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勇士一样,永远都是可爱的时代英雄,也永远值得我们躬身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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