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篇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九十周年！

    一提起红四方面军，我便热血沸腾。因为我父亲12岁便参加了红四方面军，故而有着很深的红军情结。当年徐向前总指挥率领红四方面军在我的家乡挥戈跃马、痛击白匪，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倒在了那片神奇的土地上，埋尸骨于大巴山的荒山野岭。八十年之后，巴中市人民政府在通江县王坪建造了一座世界最大的烈士陵园，存列了两万七千多位红军烈士的遗骨。烈士的鲜血染红了那片土地，根据地人民又把它叫做红色的土地。说起红色文化，我的家乡满山遍野都是红军文化，每座山、每棵树、每块石头上都记载着红军的传奇故事。一提起当年的红四方面军，根据地人民家喻户晓、老幼皆知，张嘴便可讲述一段红军故事，开口便可唱一首红军歌谣。

    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第三次围剿被迫撤出鄂豫皖，向西实行战略转移。同年十二月十八日，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等县，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三年初，红11师驻扎在我的家乡南江县长池坝（今长赤镇），创建了长赤县苏维埃政权，把长池坝的“池”字改为“赤”字，也就是要赤化长池坝的意思。红11师（后扩充为红30军）在长池坝与数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一场殊死较量，也就是著名的长池坝中魁山战役。

    我父亲叫何铭书，出生在南江县长赤坝高田盖（现为长赤镇永新村），由于爷爷奶奶早逝，跟随兄妹长大。1932年我父亲不到12岁便参加了地下党。1933年红四方面军11师解放了我的家乡长池坝，父亲正式参加了红军，被分配在11师政治部通讯排当通讯员，是当时年龄最小的红军小战士。由于机智、灵活、能吃苦耐劳，多次圆满完成通讯任务。1933年3月～1934年4月任红四方面军11师和护充后的红30军司令部担任通讯班班长；1934年4月～1935年4月任红四军第30军通讯排副排长，排长；1935年5月参加迎接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途中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被抽调补充到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过雪山、草地时一直在王稼祥身边工作，长征结束随中央红军到了延安。

    1936年发生了“西安事变”，国共两党联合抗日，中国工农红军改变为国民革命第115师、120师、129师后，父亲被任命为八路军129师政治部通讯排排长，1937年1月随部队渡过黄河北上抗日，1938年2月被组织上抽调到随冀学校参谋队学习。1939年5月～1942年4月在八路军太行二分区任便衣队长。1942年4月～1945年2月被129师推荐到延安抗大学习，由于学习认真刻苦被抗大总校选为学习小组长。1945年2月抗大毕业后先分配到延安警备一旅任团参谋、营长，随后跟随陈志彬政委前往东北抗日前线，在东北抗日战场上打击日寇，负伤后调回华北冀中军区修养。1946年5月～1947年9月在冀中军区十分区七十五团任营长，参加了抗击日伪残余势力和国民党反动军队，期间受伤住军区和平医院4个月，1947年10月至1950年5月在华北补训兵团任营长，为接收教育、培训解放军的补充兵源作出贡献，至今在河北任丘市南洋淀村的老人都知道何营长。1950年5月～1951年4月南下任湖南省军区第一干部招待所所长，1951年5月转业至湖南省贸易公司。父亲不论是担任仓库主任，还是贸易局经理，推销部经理，克服自身伤残，行动不便，语言不清，说话、写字不便的种种困难，虚心向内行学习，尽快熟悉新的工作。1953年成立湖南省供销社筹备委员会时被安排为筹委副主任，省储运公司经理。1958年因战伤原因时任湖南省储运局（公司）经理的父亲，只能提前退休回到老家四川省南江县修养。

    回到家乡的父亲常常是拖着伤残的躯体，步履蹒跚的从县城河街到革命村参加党支部的各项活动，对组织生活从不缺席，按时缴纳党费，用难以听清的言语表述对党的无愧忠心，久而久之，我们做为儿女可以从他说话时的口型中分辨出他的真实意义。1983年离别20多年的父亲回到湖南供销社，当时组织上安排专车专人陪同父亲一行到韶山参观毛主席的故居，在毛主席纪念馆当讲解员介绍到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了多少亲人时，父亲当场大哭不止，讲解员都无法继续讲解，当时随行的湖南省供销社领导就让讲解员暂停让父亲缓一缓在讲。此事大家一致认为父亲这一辈对毛主席的感情是任何后来人都不可比的。二十多年过去了，父亲逝世后的1987年4月，湖南省供销社老干处处长潘博运同志代表省供销社来南江送别父亲时曾说：“几十年过去了，很多事都忘了，唯有何老当年代表组织在他入党教育时用他那不连便的语言断断续续说的‘要永远听党的话，忠于党，永不叛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导至今铭记在心不曾忘记。

    我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少小离家为革命，几经风雨，战火中死里逃生，身残志坚，忠于党，他们那一辈人对党的忠诚不是我们现在党员干部可以比较的。曾记得每当组织上通知要在南江县大礼堂或政府8楼会议室开会学习，按照安排我父亲完全可以不参加，可他就是非去不可，我经常陪他去大礼堂听报告，背他爬上政府8层楼梯以满足他听党的声音，只有他参加了他才高兴。还记得83年当电视里播放“我们在太行山上”这首八路军军歌时，我的父亲这位被称之为“哑巴”的残疾军人突然跟着电视高声唱出：“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没有枪敌人给我们造”等一大段歌词。当时将我们都深深地震动了，感到不可思议，最后分析这是老人灵魂深处未忘却的歌。

    父亲一生勤劳低调，在困难时期带着我们在县城郊区开荒种地，栽种瓜果蔬菜，喂养肥猪，每年除自食外还带头卖给国家。在家乡几十年生活中，父亲没有因为自己是老红军，没有因为自己对革命、对新中国的成立有贡献，向组织上提出过非分要求。几十年他的工资待遇从1955年第一个月发薪金时确定的行政15级每月114.50元收入外（几十年从没调过工资），没有找组织上要过任何额外补贴。父亲他们那一辈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是我们后辈子孙永远学习的榜样。

    我的父亲于1987年4月12日在南江县人民医院逝世，享年67岁。父亲虽然逝世38年了，但他的红军精神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