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县革命历史陈列馆内毛泽东（右）、张闻天（中）和王稼祥的塑像（廖尚刚  摄）

毛泽东长征在旧州的行居（廖尚刚  摄）

通道转兵中的《万万火急》电报（资料来源：中央档案馆）

张闻天和王稼祥“橘林谈话”情景图（廖尚刚  提供）

张闻天和王稼祥长征在旧州的行居（廖尚刚  摄）

长征进入贵州时，李富春发布红军与苗民关系的指示（资料来源：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在黎科会议形成的决定（廖尚刚  搜集）

朱德关于红军行动部署的命令（资料来源：中央档案馆）

    内容提要：“橘林谈话”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和王稼祥面对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主导下，博古、李德指挥的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特别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后在湘江遭到国民党50万部队的围追堵截，8.6万红军将士在这场战役中只剩下了3万多人，付出了惨烈的代价。为了迅速扭转“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给中央红军带来的巨大损失，坚持真理的张闻天、王稼祥与毛泽东在到达贵州瓮安县猴场之前的征程上，他们一路都在表达各自了对博古、李德军事教条主义的强烈不满，于是引发“担架上的阴谋”，形成了旧州“橘林谈话”的共识，为毛泽东复出指挥党和红军打开了希望之门。

     一、橘林谈话

    1934年12月底，中央红军长征北上进入黄平后，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和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疾病和受伤，被战士用担架抬随纵队来到旧州东门外，他们在一片挂满了橙色果实的橘林停下休息时，二人在担架上头靠头忧心忡忡地谈论红军当前的处境。王稼祥问张闻天：“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回答说：唉！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就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随后，王稼祥将他们的谈话用电话告诉了彭德怀，然后又告诉了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高级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开个会，把李德等轰下去，让毛泽东来指挥红军。这样，中央纵队12月31日到达瓮安猴场，就及时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批判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主张，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复出领导红军发挥了“人心向背”的作用。

    “橘林谈话”是原中央军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在1990年8月29日的“张闻天同志90周年诞辰座谈会”的发言中首次公诸于世的。耿飚回忆道：这件事发生在红军挺进乌江之前，当时他是红一军团2师4团的团长，首攻乌江的就是他指挥的那个团。就在部队还没有到达乌江江边，进军到贵州黄平（旧州古称黄平，后来改为老黄平或旧州）这个地方的时候，时间大约是农历11 月中旬，按公历算也就是1934年12月下旬的时候，那个时刻正是南方橘子收获的季节，黄平那个地方的橘子结得又大又好，非常甜。那时张闻天同志身体不太好，长征路上坐着担架，同时王稼祥同志因为有伤，也坐着担架，两副担架走在一起，在挂满了橙黄色果实的一个橘子林里，他们叫担架停了下来，两个人头靠头地躺着，这才引出要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的话题。这，也就是中共史上的“橘林谈话”。

    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橘林谈话”，是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特别是湘江战役造成红军损兵折将近百分之三十之心痛，并对王明、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感到不满，二人在忧心忡忡对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焦虑中，发自内心对毛泽东军事指挥才能的敬佩才形成这次真理的“密谈”。之后，为尽快解决中央红军的前途和方向问题，当天晚上，王稼祥同志就打电话向彭德怀将军作动员，然后又告诉毛泽东同志。几个人一传，红军将领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这样，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于1935年元旦到达猴场时，紧急召开六届政治局会议。会上，与会同志对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思想进行了客观的批判，这二个紧攥着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指挥棒的“太上皇”也在这次会上被削弱下来，它对遵义会议的召开和再次臻选毛泽东复出指挥党和红军创造了有利条件，并“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张闻天语)。

    二、“谈话”时间定论

    如果说“橘林谈话”是猴场会议的前奏的话，那么更是遵义会议就中央高层人事调整的一次组织准备。然而，关于张闻天和王稼祥在旧州东门的“橘林谈话”具体时间，一些文献上表述为1934年12月20日，这与中央红军从黎平会议后一路北上的时间和到达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的时间是有出入，因为黎平会议结束是12月18日。即使是19日出发，20日也不可能到达远隔黎平270余公里的黄平县旧州古镇。只有傅建文先生所著《红一方面军长征纪实》经过了认真的考证核实，才准确地界定在“12月30日”。笔者通过研究中央红军长征涉及贵州黄平的电文后，也认为“橘林谈话”是1934年12月30日。如《朱德关于各军团纵队三十一日的行动及其任务的部署致林彪、 聂荣臻、彭德怀等电》一文中就写道：……明三十一日各兵团及军委纵队行动：1.一军团缺二师和四十五团及九军团均应在现驻地不动，四十五团则由白塘开余庆归还十五师主力，一师应继续侦察袁家渡渡河点，并向石阡回龙场方向警戒，九军团则向施秉方向警戒，二师应进至木老坪及其东北地域，并侦察江界河的渡河点。2.三军团之第四师应攻占瓮安，三军团主力应分两纵队由老黄平[ 老黄平为后来的旧州镇]向瓮安方向前进。右纵队经梭洞到朵丁关，左纵队经上塘到兰家关，并向平越、炉山方向警戒。3.五军团留老黄平不动，向施秉方向及新黄平加强侦察警戒，并准备1月1日转移到老坟咀地域。4.军委纵队之干部团及第一梯队进至猴场，二、三梯队及政卫团应于明日八时至十二时离开现驻地，经梭洞开至老坟咀地域，在规定时间内三军团部队不得深入前进。

    另外，1965年4～8月由刘绍励、李爱华、吴培华深入民间采访，同年9月成稿的《红军长征经过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报告》第二集中，也专门写了红军到达旧州的情况。文中写道：一九三四年古历十一月二十三日（12月29日），红军长驱大进，分两路进入旧州：一路由新州方向入城；另一路由施秉方向入城。前前后后在旧州经过了七昼夜。来的人马很多，城内城外，甚至附近一二十里的地方都住满了。红军入城后，就忙着写标语，打土豪，做群众工作……

    从《红军长征经过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报告》的记述中，12月29日，红军兵分两路进入旧州必然是先头部队之二、三梯队，30日才是军委纵队中的党中央、中央政府、供给部、红大、军委二局等。因此可以断定，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橘林谈话”时间为1934年12月30日是毋庸置疑的。

    三、从“成见”到“崇拜”

    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长征）后，从苏区进入“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贵州途中，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因身体原因，被安排随中央纵队行军。当时，毛泽东身患疟疾（民间称“打摆子”）尚未康复，体质虚弱而乏力，被战士们用担架抬着长征；张闻天身体并不好，有时坐担架，有时也骑马随部队前进；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国民党飞机轰炸的弹片击穿肠子成重伤，长征时靠担架抬着。他们三人经常在一起议论着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军事思想给党和红军带来的灾难。张闻天和王稼祥能够与毛泽东形成一股真理的力量，这是他们从工作实践中得到证明的结果。

    1931年初，张闻天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回到祖国，并在上海负责我党的宣传工作。1933年，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张闻天随临时中央从上海转移到了苏区。在此期间，张闻天与毛泽东尚未会过面，也无成见，但后来却发生了一些相互有关的事情，主要就是张闻天由于执行“左”倾路线，曾参与批评和压制过毛泽东。例如张多次批评中央苏区领导的“右倾”“狭隘经验论”，这当然首先指的就是毛泽东。如1932年10月6日的常委会上，他不但同意博古批评毛的“保守、退却”和“分散工作的观点”，还提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张闻天来到中央苏区后，才与毛泽东真正见面，并一起工作。后来张闻天在整风中反省说：“当时我反对罗明路线时，主观上并未想到这是为了要反对毛泽东同志……”张闻天除参与反“罗明路线”外，在苏区近两年时间里，他与毛泽东接触时间久了，各自的观点和思想也在碰撞中逐渐磨合。特别是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后，善于倾听意见的张闻天从工作中逐渐加深了对毛泽东的了解，并愈加敬重毛的思想风格。于是，张闻天在长征前夕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提出了对转移具有重要意义的若干战略思想，这篇文章的观点同毛泽东反“围剿”的战略思想基本相一致，不仅反映了他个人的觉悟，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实际表明了从错误中学习的中国共产党正在孕育着新的生机。张闻天受毛泽东在军事问题上的影响，就开始同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作斗争。时任国民经济部部长的吴亮平在对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回忆中说，他们“通过相互接触，达到相互了解，逐渐走向接近。难怪张闻天的笔记载曰：“在长征出发前的某一天，我和毛泽东同志闲聊，我把对中央的不满全坦白了。从此，和毛泽东同志亲近起来，他要我和他同王稼祥住到一起。”可以说，张闻天后来在遵义会议的转变，也是与他这一段时间受到毛泽东同志的影响有关的”。

    张闻天对毛泽东的先后看法亦是这样，王稼祥对毛泽东的观点也有相近之处。1930年初，王稼祥从苏联学习回国，在上海的临时中共中央总部担任中央宣传部干事、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红旗》总编辑。1931年4月到中央苏区，出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成为红军主要领导人之一。

    王稼祥在尚未接触毛泽东之前，他也认为“山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还曾批判毛泽东“经验论的落后思想”。不过，与毛泽东见面后，他就被毛泽东的人格魅力所吸引。而毛泽东在与一身学者气质的王稼祥交谈中，对他的理论功底也颇为赞赏，认为他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论文写得有理有据，颇有见地。从此以后，这对革命家就惺惺相惜。王稼祥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后，与毛泽东一起指挥战斗。他亲眼看到，在中央苏区，凡是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去办的，总是行之有效；而按照王明中央的指示去办的，就往往适得其反。这使王稼祥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并在政治和军事观点上越来越倾向于毛泽东。

    王稼祥就是一个在“实际发展”中纠正了教条主义错误的“红色教授”。不过，也正是因为王稼祥脱离“左”倾“国际派”较早，他也一度成了被排挤、打击的对象。还由于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与李德意见向“左”，不仅完全离开了工作，还险些被留在中央苏区养伤而不能随军转移。因在长征前夕，博古在研究转移人员名单时，曾经计划把王稼祥作为重伤员留在老百姓家里养伤。毛泽东得知情况后，据理力争，认为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必须随军行动。博古这才同意王稼祥随军转移。王稼祥尽管忍着痛苦躺在担架上随着中央纵队长征，然而身上的伤痛却比不上他对红军前途的担忧。王稼祥反复思考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教训，对博古和李德的那一套做法，他已是忍无可忍。一路上，王稼祥与毛泽东、张闻天几乎形影不离，连晚上宿营都在一起，除非是急要之事，他们才临时分开。当毛泽东谈到博古、李德战术上的错误指挥导致广昌惨败的原因时，其论点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激发他勇敢地站出来与“左”倾错误军事思想作斗争。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

    在红军撤离中央苏区之初，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三人被博古安排在不同的军团之中，这是有意把他们几人隔离开来，使其不能相互交流，不能参加中央决策。毛泽东立即对这种安排提出了反对。但要贯彻自己的主张，必须获得人们的支持。经过努力争取，博古这才破例“开恩”，让他们三人走在了一起。当然，博古把他们仨都安排在中央纵队的目的，也是放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监管。虽然这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并没有担心博古和李德的压制。毛泽东不停地向两人讲解自己的军事观点，并共同商讨关系红军前途的一些重大问题，认为要挽救红军当时的被动局面，必须重新审视李德、博古的军事路线，只有彻底纠正他们指挥上的偏向，才能改变中央的错误领导。最终他们取得一致意见，于是这个没有被公认的“三人团”就悄悄形成。

    四、“橘林谈话”形成的背景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在共产国际的“包办”下，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为了适应大转移的战况需要，党和政府全部并入军队，党、政、军的全部权力完全集中于“三人团”，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等红军领导则被排斥在外。

    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6月24日生于浙江省杭州市一书香之家。1926年底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留苏期间，博古与王明是同学，都属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重要成员，在苏联历次“路线”斗争中，博古善于会“站队”，当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被破坏后，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鼎力相荐，年仅24岁的博古被迅速提拔为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此后，有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博古无论什么事都要请示共产国际决定，特别是李德被奉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后，他对李德更是言听计从。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9月28日生于德国慕尼黑，1928年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春毕业后，进入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同年秋来到了中国上海时，他并不是什么共产国际派来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而是苏军总参谋部派来给佐尔格送经费的交通员。真正共产国际要派来驻华的军事代表兼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名叫曼弗雷德·施特恩，因未按时到上海工作，奥托·布劳恩便顶上了这个“空缺”。博古虽有王明的支持，但在国内一无威望二无经验，于是拉着奥托·布劳恩这个“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当大旗。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苏区中央根据地，博古成了中共中央局总负责人。同年9月，奥托·布劳恩以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到瑞金，并开始用他的中文名字——李德。这样，博古在不懂军事的情况下，全盘倚仗洋顾问李德发号施令，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能做的只是发电文执行。谁知道，这个在苏联学习3年、只有街垒巷战经验的“顾问”，不问中国国情、不顾战争实际，仅凭课本上的条条框框和按地图指挥战斗，结果导致反“围剿”连连失利，致使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踏上了悲壮的长征路程。

    红军开始长征之后，博古、李德的独断专横，他们完全凌驾于中革军委之上，使许多红军将士向中央表达意见的正常渠道都完全被关闭。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中，他一方面强调保密，对战略转移没有进行应有的政治动员；另一方面在退却中又采取了消极避战、逃跑主义，使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损失惨重。

    针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越来越激起中央苏区党政领导和红军高级将领的强烈不满，特别是敢于坚持真理的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为迅速扭转博、李“太上皇”的极“左”路线。一路上，毛泽东回顾分析了1934年春广昌战役以后红军屡战不支的原因，分析了长征以来红军由于采取逃跑主义、搬家主义而造成的重大损失和危难困境，特别是长征开始后的湘江战役，8.6万的红军锐减近乎达三分之一。面对博古、李德这种“崽卖爷田心不疼”[ 意思是儿孙出卖祖上那些不是自己艰辛创业的田产，不会心疼。这句话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李德推行“以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导致根据地失守、红军将士伤亡惨重，彭德怀在痛心疾首中，怒斥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而且仍执意要求中央红军继续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汇合的冒险决定。为了解决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1934年12月12日傍晚，中央红军在湖南省通道境内临时动议，召开了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在短促的会上，大家讨论得十分激烈。李德仍坚持要按原定战略方针，立即北出湘西。毛泽东则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敌我形势，据理力争，建议放弃北上湘西的原计划，改变进军路线，西进贵州，进攻力量薄弱的黔军，让部队获得喘息时间。他的正确意见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赞同和支持。当晚7时许，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 《万万火急》电文形成于中革军委在通道会议中采纳了毛泽东关于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到川黔边创建新根据地的主张。1934年12月13日，中革军委令中央红军“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的命令。中央红军依照中革军委令，突然改变行军路线，于12月14日,转兵贵州，暂时脱离了险境。]进军电报。次日，军委又再次发出电报，中央红军分两路转兵西向进军贵州。一场改变中央红军命运的转兵就此拉开序幕，史称“通道转兵”（由于会议时间短而急，故又称为“飞行会议”）。

    为了阻挠张闻天和王稼祥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拥护和支持，李德还找来王稼祥、张闻天，当面要求：“你们两人都是从苏联回来，必须齐心协力，中国革命需要你们齐心协力。”但此时这两人对他已不屑一顾。李德在回忆录中还在“抱怨”，毛泽东不顾纪律四处活动，一会儿找这个指挥员谈，一会儿找那个政委谈，导致对博古和他的批评越来越多。这个中央纵队中悄悄由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形成的“三人团”，虽然他们备受“冷落”，但后被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幽默地写为“担架上的阴谋”，却使中国革命在张闻天、王稼祥二人在密议中绝处逢生。也就是通过毛泽东在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敢于抵制和反对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的态度，使张闻天、王稼祥等人更加敬佩毛泽东在带兵打仗能运筹帷幄的智慧。在张、王等人的支持下，中央最高“三人军事小组”中的周恩来逐渐站到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这边。

    在一路对红军战略转移的交流中，张闻天和王稼祥对毛泽东的正确战略路线十分崇敬，二人更加坚定了代表着广大红军将士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支持和决心。难怪后来毛泽东在对张、王二人的评价中指出：“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当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提出“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出来！”的建议，遵义会议就不可能召开；如果不是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遵义会议就只能是按照黎平会议的决定来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而不是从组织上让毛泽东进入常委参与军事指挥，方向问题还是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如果当时张闻天不提出来，也没有别人敢提。因为苏区曾有同志对中央提不同建议而受批挨整的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