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红军第一团政委的聂荣臻在湘江战役之后因脚伤感染化脓,经常在担架上与王稼祥同行,王稼祥还对他说:自己参加的反“围剿”战争取得那么大的胜利,主要是毛泽东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并认为应该让毛泽东出来领导。王稼祥的意见立即得到聂荣臻的支持和赞同,聂荣臻说:“我完全赞同,我也有这个想法”。1934年12月30日,张、王随军北上来到黄平县旧州东门外的橘子里休息时,出于对中国革命前途高度负责的态度,二人这才密议要将博古、李德“轰下去”!这也是张闻天在行军途中一直在思考更换军事负责人的问题。所以,在橘林里和王稼祥的谈话,均是对中央苏区自第四次反“围剿”以来的得失拚发出来的“反想”。可是,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短短的两句话,竟然在军中流传开来,并最终促成了关系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历史转折。
在遵义会议上值得一提的是,会议本来有两个议题:一是讨论暂时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二是总结讨论最近一段时间(长征出发后)的一些教训。可是,“张王橘谈”在红军将领中持续发酵,大家普遍认可毛泽东出来指挥。于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很快达成一致意见:必须尽快解决红军指挥权问题,必须认真反思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才能让红军队伍健康地发展下去。会前,提出由张闻天准备一份批判提纲(史称“张闻天‘反报告’”),交由会议讨论,同时,三人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的认可。张闻天同志这份“反报告”,是对苏区在“左”倾军事错误思想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广昌之败”到红军将士血染湘江的总结和教训。张闻天还批评博古的重大失误:拱手让权于李德,破坏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给红军造成巨大损失。张闻天的报告与博古的报告针锋相对,一下子将博古、李德推向了审判席。张闻天“反报告”的提纲,实际上是这中央编外“三人团”的集体创作,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主导而形成的。当然,张闻天的“反报告”是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因为他从1933年接触苏区时间不久,就同“左”倾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发生了政治上的分歧,至1934年4月的广昌战役失败之后,他同博古之间又在军事方针问题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张闻天认为不该同敌人死拼,博古则讥讽他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两人对此争得面红耳赤。之后,张闻天一直没有改变自己的态度。因此,伍修权认为张闻天的这个态度也是遵义会议能够召开的一个基础。正是有张闻天和王稼祥等人在遵义会议的力主下,使这个历史大转折的会议,实现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选择了一代伟人毛泽东。
五、结语
如果说没有遵义会议就没有毛泽东复出的话,那么猴场会议就是遵义会议的“热身会”,这次会议被周恩来称为“伟大历史转折的前夜”。因为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就是红军今后的战略路线、军事指挥权转移的重大问题,消除原来的军事指挥“三人团”,剥夺了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在两个会议先后召开之前,如果没有张、王的“橘林谈话”,并在红军高级将领内形成的统一思想,就不会顺利地召开猴场和遵义的“两会”,就不会有党史、军史和国史上对这次伟大转折的浓墨重彩。在这个党和红军面临左右抉择的时候,张闻天和王稼祥在黄平县旧州橘林的几句“悄悄话”,无疑是一个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做出了最大贡献的环节。后来,毛泽东在1973年的“十大”期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接着还进一步强调:由于他们是从“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所以“作用很大”。周恩来就张、王二人的“橘林谈话”,还在1960年一次报告中指出:那个时候开始是闻天转得快。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历史的必然,人心所向,但是“客观地讲,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在进遵义以前,王稼祥同志最早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倡议,他首先找张闻天同志,说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和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同志来领导,张闻天同志也在考虑这些问题,当即支持了他的意见,接着王稼祥又利用各种机会,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志一一交换意见,并取得了这些同志的支持,聂荣臻因脚伤坐担架,在行军途中听取并赞同了王稼祥同志的意见”,周恩来和朱德“这次毫不犹豫地支持了王稼祥的意见”。
总之,如果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毛泽东没有编入中央纵队与张闻天、王稼祥在一起朝夕相处,很大可能就不会有“橘林谈话”和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因此说:历史,就因为一个小小的细节而改写成了千古的华章。
参考文献:
1.《红军长征在贵州档案》 2.《红军长征经过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报告》第38页 3.《长征时期红军各部队及中央军委的演变》(作者:盛仁学) 4.《长征中的张闻天》(作者:张培森 程中原 李安葆) 5.《长征中的王稼祥》(作者:张晓思) 6.《黎平会议:历史性伟大转折的起点》(作者:王建国) 7.《“张王橘谈”与“周博长谈”》(作者:费侃如) 8.《挽澜遵义,霁月光风》(作者:马楠、孙文晔) 9.《红军长征前的张毛关系》(作者:何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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