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下半年，正当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到了战略相持阶段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由于坚持片面抗战和反共立场，在日本诱降和英、美等国的劝降下，竟置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大局于不顾，悍然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干起了亲者痛仇者快的勾当。他们不仅加紧了反共活动，蓄意制造摩擦，寻衅滋事挑起事端，使之升级，并把摩擦的重心由华北南移到了华中。由于江南的新四军已处在了四面被敌、顽军包围的危险境地，因而使得国民党顽固派把要下手的目标锁定在了新四军的身上，矛头直指坚持敌后抗战的新四军部队。

    国民党顽固派欲消灭新四军的罪恶阴谋蓄谋已久，他们一方面以种种理由对其进行无端指责、限制和封锁，另一方面却做着合围聚歼的军事部署和准备。新四军的命运已危在旦夕。

    无理发难

    1938年10月，随着武汉、广州的相继失陷，被日军占领，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也即告结束，敌后战场随之成为了抗日的主战场。在华北，为打破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囚笼”政策，从1940年8月下旬至12月初，华北八路军部队在彭德怀指挥下对日军发动了大规模的破袭战，即百团大战，此役毙伤日军二万多人，伪军一万八千多人，摧毁日伪军据点二千九百多个，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打乱了日军向太平洋南进的计划，狠狠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勇气和信心。然而，此次行动却也无疑地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这对一贯视共产党为心腹大患，想通过日军来消耗八路军实力，更不愿看到在抗战中共产党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的蒋介石来说，迫于国际、国内对八路军抗日一片赞誉声的压力，一方面不得不假惺惺地作出对八路军的英勇抗日行为给予通令嘉奖的姿态，而另一方面却又在背后做着消灭共产党军队的准备。

    蒋介石之所以要把消灭新四军的时间节点选择在百团大战尚未结束行将结束之时，他的目的就是试图以此在国人面前制造一个他奖罚严明又最具坚定抗战决心的假象，这就是：凡是“服从命令”的，就是抗日的部队，就嘉奖；凡是“不服从命令”的，就是不抗日的部队，就要被撤消，乃至消灭。这样他不仅可以顺势利用八路军主动发起百团大战国人给予的赞誉和荣耀，为他蒋某人脸上贴金，还能让其以“严明军纪”为由，来消灭新四军，借此迷惑和欺骗舆论，达到这样一个“一石二鸟”的目的。蒋介石这一招不可谓不“阴险狠毒”也。

    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在蒋介石的指使下，采取了恶人先告状的做法，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皓电》，除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以外，还将蓄谋已久削减八路军、新四军编制的《中央提示案》抄达中共中央，并限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尤其对皖南的新四军，他们在明知路途遥远，还要过日、伪军的控制区，不仅时间限制要求苛刻，而且单方面提出并限定了新四军的北渡路线，并有意将这一信息透露给日军。其险恶用心是：如若新四军不动，则以不服从命令为借口就地歼灭；如若移动，则乘机围歼或借日伪军之手，消灭新四军于转移途中。蒋介石不仅作着军事上的准备，而且从经济上也中断了对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力量的军需物资供给。11月19日，国民政府军政部军需局告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奉军政部长何应钦之命，从本日起，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经费，十月份欠发的二十万元，亦一律停发。12月10日，蒋介石又以密电致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至限期（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国民党顽固派欲消灭新四军的意图已昭然若揭。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浪潮，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中央政治局多次开会研究商讨对策，最后决定采取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的方针，毛泽东还亲自起草审定了反击的电文，这就是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等名义，发出致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对《皓电》作了公开答复，义正严词地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的险恶用心，历陈了八路军、新四军数年来团结抗战，御敌保国，收复失地的事实，拒绝了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的无理命令。但是，为了顾全大局，不给蒋介石以借口，巩固来之不易的抗战局面，以及考虑到新四军的处境，中央在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同时，也想先拖一拖，待进一步了解蒋介石的真正意图之后，再作相应的对策。但当了解到蒋介石就是要消灭新四军的图谋之后，随之便作出了在不损伤自己实力的前提下，对其给予必要让步的决定，同意将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11月30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文中指出：我们采取的这一方针“缓和可以争取群众，抵抗可以保卫自己，软可以给他以面子，硬可以给他以恐惧”。只有双管齐下，才能打破和制止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和摩擦的阴谋。

    麻痹犹豫

    党中央十分关注新四军的处境，由于军部及所属部队一万余人，驻扎在泾县、繁昌一带不足100公里的狭窄地区，北靠长江，有日军封锁，东临日伪，东、西、南三面还有国民党重兵监视，时时有被包围聚歼的危险。中央一方面指示周恩来、叶剑英在重庆向蒋介石交涉新四军北移问题，同时指示江北和苏南新四军部队做好迎接皖南部队的准备。中央还多次提醒新四军领导人要根据自己所处险境的情况，做好应对一切复杂局面的准备，并指示皖南新四军必须在12月底以前全部北移，以防不测。然而，由于项英等人受王明右倾思想的影响，及对皖南的留恋，思想麻痹，对此危机缺乏深刻地认识，在中央已经指出了新四军当前的危险并给了明确的方针指示后，仍然犹豫不决。对于事关新四军前途命运如此重大的行动不仅毫无思想准备，并且一再以种种理由拖延：或向中央请示具体的行动方针，或要求中央向国民党当局谈判交涉，推迟北移。中央书记处对此十分担忧，12月26日，专门再此致信项英、周子昆、袁国平，明确指出：“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中央对新四军安危如此关注以及对项英等人措辞之严厉是前所未有的，而在这份电报里唯独没有提及叶挺的名字，足以说明中央是清楚叶挺在新四军的处境及在行动问题上与项英等人意见的不同，但由于最后决定新四军前途命运的权利掌握在项英的手里，中央不得不对项英等人专发此电。

    招致事变

    在中央多次发电催促下，项英等人才同意部队北移，但此时已经超过了蒋介石要求新四军北移的最后期限。1941年1月4日，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由驻地全部北移，经过两天的行军，7日途经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已经设伏在此的国民党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被迫进行自卫还击。由于没有任何准备，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至14日止，除2000余人突出重围以外，其余大部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被顽军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遭叛徒杀害。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终于发生了，国民党顽固派欲消灭新四军的目地已经达到。17日，蒋介石便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命令和谈话，竞反诬新四军为叛军，不仅宣布取消其番号，并声称将叶挺交军法审判。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严厉地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的罪行，同时，针对国民党当局封锁和掩盖事实真相的做法，发表了《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决定重新组建新四军，并任命了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的新的领导机构，以示对国民党17日反动命令的抵制。

    皖南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除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处心积虑地要消灭新四军以外，与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受王明右倾错误影响、没有很好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对时局的严重性缺乏深刻认识，又利用中央赋予的东南局书记和新四军军分会书记，有最后决定新四军行动的权利，压制和排挤军长叶挺有着直接的关系。

    项英与叶挺没有一起合作共事的历史，且两人的经历反差也较大，这样的组合难免使两人在决策某一问题时出现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毛泽东及中央也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叶挺虽然是蒋介石提名的，但也是共产党方面认可的军长。项英自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一直就是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领导人，而叶挺却一直在国外，这样一个特殊的组合搭配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说，也为事变的发生设下了隐患。

    负气出走

    叶挺（字希夷），1896年出生于广东惠阳。1914年考入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6年毕业，随即以优等生的资格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1918年毕业后加入粤军，由于作战有功，孙中山任命他为宪兵司令部参谋长兼一营营长，并在孙中山身边担任护卫。1924年，叶挺赴苏联学习，同年10月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共青团，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回国。1926年在北伐战争中，他率部长驱直进、屡建战功，被誉为“北伐名将”，所部叶挺独立团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1927年8月1日，叶挺受党指派，担任了南昌起义的前敌总指挥，成功领导了此次起义。南昌起义的成功，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新时期。叶挺的名字也已和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周恩来、朱德、贺龙等一起，被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共中央又决定在广州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广东省委于是根据中央的指示，积极进行着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鉴于叶挺成功的领导了南昌起义，12月11日，中共中央又决定让叶挺担任了广州起义的总司令。然而，由于多种原因，这次起义未能成功，从此也就拉开了叶挺人生悲剧的序幕。

    1928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会议，检查广州起义失败的问题，理应实事求是地查找原因，但省委领导却不分青红皂白，片面指责起义领导人，称叶挺在关键时刻动摇、指挥不力，犯了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的错误，且不容叶挺和其他人解释和申辩，就对起义领导人都给了处分，尤其给了叶挺留党擦看6个月的处分。叶挺是个刚性有血气的军人，他根本无法接受这一处分，一气之下出走西欧，与党脱离了关系，从此在海外度过了他十年的流亡生活。叶挺后来回忆说：“那时党内清算中国革命失败的问题，我觉得有些脱离事实，同时因失败情绪的影响，与国民党、共产党都脱离了关系。”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作为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的周恩来在参加完会议之后，取道欧洲回国，在途经德国柏林时看望了叶挺并与之进行了长谈，在周恩来的劝说下，使叶挺重新振作了起来，叶挺向周恩来提出自己先在德国学习好军事，然后回国为党效力。实践证明，当时对起义领导人的指责和处分是错误的，周恩来后来也说：“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叶挺再也无心继续学习，随即回国。

    受命抗战

    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七七”抗战的全面爆发，为了实现全民抗战，国共双方就共同抗日达成了协定，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正式形成。1937年8月25日，红军改变为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9月28日，国民党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命令，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集中起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并任命叶挺为军长。虽然叶挺是国共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较合适人选，但中央对其能否搞好新四军也不是没有顾虑，这主要是因为叶挺长期寓居海外，对他的政治态度和立场中央还需要有一个考验了解的过程；其次对蒋介石把南方各地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领导权单方面授于叶挺的作法，虽也没有提出异议和反对，但需要对此作全面慎重的评估和研判，中央希望叶挺能来延安面谈。11月3日，叶挺受中央之邀到达延安，向中央请示关于组建新四军的有关问题，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通过与叶挺进行深入地交谈，加深了对他的了解和信任。毛泽东还亲自为他在抗大礼堂举行了欢迎大会，毛泽东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毛泽东的话语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叶挺的信任和希望，也避免了提及他敏感的脱党之事，事实上此时毛泽东已经把他当作共产党可以信赖的朋友来看待了。叶挺也非常理解毛泽东的用意，他对自己的哪一段历史也没有躲闪和回避，在讲话中反而提及到了此事，以表示自己对党的忠诚。他对中央如此隆重的欢迎和款待十分感激，对自己所走过的弯路也非常内疚，他在会上说：“革命就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险，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时间，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了。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同时，叶挺在自己还暂时不能恢复党组织关系的情况下，也向毛泽东表示：“愿在党的组织之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中央对叶挺真挚诚恳的态度非常赞赏，对他搞好新四军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信心和希望。

    1937年11月9日，带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重托，叶挺从延安返回武汉后，立刻投入到了筹建新四军的工作之中。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正式成立，并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此时，叶挺正式成为了国共双方都承认的新四军军长。为加强共产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局及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项英任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政委），陈毅为军分会副书记，从而作到在政治上保证了这支军队能处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然而，这种由共产党人士和非党人士组成的新四军领导机构框架，却为后来的“事变”埋下了伏笔。随着形势的发展，军部先后又移至南昌，再移至岩寺。全军下辖四个支队共九个团，一万余人，六千多支枪。新四军成立之后，党中央就就对其行动方针作出了明确的指示：要抓紧有利时机，积极主动深入敌后，在广大农村开展游击战争，独立自主地创建抗日民族根据地。叶挺坚决忠实地执行中央对新四军的方针，在之后领导新四军艰苦卓绝地进行民族解放事业中，为人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赢得了党和中外人士的高度赞誉，毛泽东称赞他“领导抗敌，卓著勋劳”，一些外国人士也赞誉他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项英阻挠

    正当叶挺全力以赴投入到筹建新四军并为之工作的时候，他的工作却受到了来自于项英越来越多的干扰和影响。

    项英1922年入党，在党的三大、六大上分别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26年—1930年期间，曾任湖北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1931年后，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毛泽东为主席），是一位对党的事业坚定执着的领导人，他的资历和地位都比叶挺要高。而叶挺由于有脱党和在海外10年的经历，这一点使他总感到愧疚和不安，因而在和项英一起共事时，叶挺也就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了尊重和服从于项英的位置上。叶挺这种诚恳的态度和顾全大局积极工作的精神，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希望得到项英及新四军军分会对自己那段脱党经历的谅解，达到与项英等人共同搞好新四军工作的目地，同时争取使自己重新加入党的组织。然而，尽管叶挺对项英始终表示出尊重和服从的态度，但在工作中仍时有对叶挺有不够尊重和不信任的地方。由于叶挺的特殊背景，从他们一起共事开始，项英对待叶挺就缺少诚意和合作态度，在叶挺面前，项英总是保持着居高临下的态势，许多事使得叶挺难以适从，非常尴尬。叶挺不是共产党员，不能参加党的会议和军分会会议，连中央的一些重要指示和决定，也没人向他传达，这无疑给叶挺的工作带来了很多的不便和困难。在此情况下，要搞好新四军的工作，对于项英来说没有比团结叶挺更重要的了。当然，对于项英来说，这个度也的确难以把握。毛泽东也非常了解和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在新四军成立后不久的1938年5月4日，他在致项英的著名的《五四指示》中，除了对新四军的各项工作作了具体的部署和要求以外，在最后特意味深长地叮嘱项英：“此外请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毛泽东在这里称叶挺为同志，实际上是提醒和告诫项英，不要把叶挺当外人，而要以同志来相待。毛泽东的劝诫，未能引起项英的注意，由于项英过于刚愎自用，始终不能真正地接纳叶挺，经过几个月的工作之后，叶挺仍感到不能适从，1938年6月，叶挺因公去武汉时，便婉转地向中央长江局提出，要求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问题。长江局将此情况上报了中央，中央同意了叶挺的建议，遂于6月9日复函长江局，同意成立新四军委员会，项英为主任、叶挺为副主任，陈毅、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为委员。然而，由于项英对叶挺的态度依旧，虽然成立了军委会，但总的局面仍旧未能改观，项英仍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采纳不听取叶挺的意见，使得新四军委员会形同虚设。

    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感到自己一面受国民党当局的掣肘，另一面受项英的“排挤”，左右为难，终于在1938年底负气出走，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辞去新四军军长的要求。叶挺的这一举动使蒋介石看到了叶、项的不合，正合他以此牵制新四军之意，因而没有批准叶挺的请求，叶挺也只好委曲求全，继续干着他不愿意干而又不得不干的差事。1940年10月12日，叶挺在《纪念本军成立三周年》的文章中道出了自己的难言和苦衷：对于新四军的工作“特别项英同志，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所以，我明知道有很多困难，而为了促进团结，想对於国内团结与抗战，尽我自己的力量，我接受了我现在的职务。”不难看出身为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对于这样的处境，确实使他为难和不安，也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由于新四军的实权握在项英的手里，不但使自己不能正常工作，而且他的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也不能被项英所采纳，他的许多想法和做法也就根本无法去实现。使得叶挺对项英的作法产生了质疑和不满，但由于无法扭转这种局面，因而他心里异常地痛苦和无奈，只能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

    在中央对新四军已经作出了北移的决定，而项英仍无动于衷的情况下，叶挺曾说：“中央三令五申要新四军北上，我认为中央的分析是正确的，可是，项英就是不听！”他还自责自己说：“部队迟迟不动，中央会是怎样的看法呢？会不会认为是我叶挺不愿走？我是夹在两个轮子中间的一粒沙子，很不好过呵！我的心是貼着党的，我为什么老是碰到这样的处境呢？”英雄无用武之地，使他顿感十分的伤感和无奈。

    新四军失败的教训是深刻的，正如在1941年1月15日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总结时指出的：项英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执行独立自主政策，没有反摩擦斗争的思想准备。这些也就是新四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下山被扣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分三路由驻地出发转移，由于下雨路滑，行动困难，翌日下午才全部到达茂林，部队只好就地休息。6日黄昏，又继续出发，向星潭、榔桥方向前进，在遭到顽军四十师、五十二师的阻拦，将其击溃后，7日到达了丕岭。在此，军部领导人召开了会议，讨论如何组织力量有效地进行突围等问题。叶挺提出：要选择政治、军事素质较强的部队，组织三个主力团，不惜一切代价攻下星潭、突破敌人的包围，向上官云相总部后方之旌德、宁图挺进，然后再转向江南，与陈毅、粟裕部队会合，待机渡江。但是，这一意见却遭到了项英的反对，他认为这一举动过于冒险，如果硬拼，就会引起重大伤亡。叶挺感激地说：“现在只有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去，才能保住这支队伍。”然而，由于项英的反对，这一方案未能实施。8日，当部队在向高岭进发的途中，又与顽军遭遇，叶挺又提议集合部队，乘敌人立足未稳，向茂林方向突围，再由北向铜陵、繁昌之间渡江。但此时的项英不仅一筹莫展，犹豫不决，也没有了主见，坐失了使部队突围出去的良机，且在当晚竞与袁国平、周子昆一起离开了部队，不辞而别。在这极端危急的时刻，叶挺挺身而出，一人担负起了指挥部队继续突围和作战的重担。在之后召集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他悲愤地说：“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的事业，我们要下定决心，不惜任何代价，冲出重围，坚决战斗到胜利。”为了使中央了解新四军的情况，8日，叶挺、饶漱石向毛泽东及中原局报告了此情况：“今（九）日晨北进，又受包围，现在集全力与敌激战，拟今晚分批突围北进。项英、国平□□□□与今晨率小部武装上呈而去，行方不明。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中原局随即复电叶挺：“项、袁□□不告而别，脱离部队，甚为不当……望你们极力支持，挽救危局，全力突围走苏南，并直令二支队接应。”9日，顽军又向新四军发起全线进攻，叶挺立即召开会议进行战斗动员，而且庄严地宣布：“同志们，如果我叶挺临阵脱逃，你们可以随时将我枪毙！”之后又带领部队继续前进。10日拂晓，部队到达石井坑，叶挺向中央报告了部队的情况。当天下午，项英、袁国平等因未能走出敌人的包围圈，又返回到了部队。叶挺在见到项英等人后，严正地指出了他们的错误，并将中原局的电文告知了他们，这使项英感到了问题的严重，项英随即向中央发电解释说明：“今日已归队，前天突围被阻，部队被围于大矗山中，有被消灭极大可能，临时动摇，企图带小队穿插绕小道而出……，至九日即感觉不对，未等希夷及其他同志开会并影响甚坏。今日闻五团在附近，及赶队到时与军部会合。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11日，叶挺率领部队继续在石井坑坚持战斗。由于顽军对新四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几次突围均未能成功，叶挺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发电报告：“本军五昼夜不停与五、六倍［之敌］激战于重围，计划又告失败，现将士疲劳过度，只好固守一拼，惟士气尚高。此次失败，挺应负全责，实因处事失计、指挥失当所致。但政委制□□□□之缺点实亦一因。今日事已至此，只好拼一死以赎其过。”在此严重的危急关头，叶挺向中央勇敢地承担起了新四军失败的责任，但也认为由项英来决定新四军重大行动的政委制也有一定的责任。无容置疑，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们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的保证，但项英独断专行的作法造成了如此局面，确实给党领导军队的政委制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使得叶挺对项英的作法不满并以此提出对政委制的不同看法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2日，顽军5个师向新四军发动总攻击，部队伤亡惨重，军部也完全处于敌人火力控制之下，指挥部与各部队之间的联系已经中断，部队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在此异常危急的情况下，叶挺作出了各部队根据实际情况，分散突围，以尽可能保存新四军有生力量的决定。新四军领导人随即也分两批：叶挺、饶漱石为一路，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为另一路分别突围。鉴于由于项英的错误造成如此严重的局面，已经不适宜再担任新四军领导重任的情况，当日，中央给新四军发来了急电：“一、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二、中央此决定向部队干部宣布。”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致电叶挺、饶漱石：“如有可能、似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为有利……，同时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事已至此，中央也只有寄希望于保存新四军的实力了。13日，石井坑周围阵地相继失守，军部在由石井坑向东北方向翻越一座大山时，又遭顽军的包围，损失很大，战斗中袁国平壮烈牺牲。14日，部队的处境更加困难，弹尽粮绝，已无继续抵抗和突围的能力，此时，新四军各阵地已全部失守。

    虽然新四军部队已被顽军消灭或打散，但新四军军部及领导人并没有被抓着，于是顽军便开始了搜山行动。为了挽救危局，迟滞顽军的搜山行动，一个新的情况又出现在了叶挺的面前，饶漱石以东南局副书记和新四军分会委员的身份劝叶挺下山与顽军谈判，叶挺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是坚决不能去的。大革命失败后，我离开党已经十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是深刻记取的。”叶挺认为如果自己下山与顽军谈判，以后就无法向党交待清楚了，仍坚持不与顽军谈判。但是，在饶漱石的一再劝逼下，叶挺只好同意，并说：“如果是党派我去，我就服从。我和顽军谈判，他们一定把我扣留，但是可能放松一点搜索，可以让更多的同志有机会分散突围，回到部队去。”说完，叶挺便带着叶育青、叶钦和等几名随从下山与顽军谈判，随之即被扣押囚禁。之后饶漱石也遭被捕，不过在被捕时他诡称自己是美国华侨，投身抗日，在新四军内部工作仅几个月，还收买了国民党军的一个名叫叶正顺的连长，这位连长不仅做了一顿饭给饶漱石吃，并且安排由排长陪他办理路条，护送出警戒线，他便很快脱险并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取得了联系。

    要求入党

    叶挺被俘后，中央十分关注他的处境，先后通过多种途径向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释放叶挺。经过周恩来在重庆与蒋介石交涉，最后中共以释放国民党将领马法五换回了叶挺，被囚扣了五年之久的叶挺终于在1946年3月4日获得了自由。获释的当天下午，叶挺在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的陪送下，回到了重庆中共代表团的住处，受到了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博古等同志的热烈欢迎，代表团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长期的磨练和考验，更加坚定了叶挺对党的信念。出狱后的叶挺，不是立即与家人团聚，而是在10个小时之后就写好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就立即致电党中央，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电文说：“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3月7日，经毛泽东字斟句酌修改审定的电文，从延安飞到了重庆叶挺的手中，电文说：“亲爱的叶挺同志：五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收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叶挺对党中央的复电兴奋不已，对自己经过了千难万苦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对党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当《新华日报》社的记者问到他为什么要重新入党时，他说：“我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同志能贡献其全部力量为中国人民来工作，重新加入共产党，我将贡献我全部的力量，来为中国人民服务。”为祝贺叶挺出狱和入党，阳翰笙、郭沫若设宴请他全家吃饭，席间，他诚恳地说：“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使我认识到了一个真理，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党走的路，就是我走的路。我个人是渺小的，除了为人民，为最广大的劳动人民，还能有什么？我迫切想到延安去，到人民中间去，贡献自己的一切！”在重庆期间，他积极努力完成党交给自己的一切工作。

    不幸遇难

    1946年4月8日，叶挺奉命去延安参加党的整军复员会议，在与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乘机飞往延安的途中，不料飞机在山西黑茶山撞山焚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全党全军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一连几天，延安及各地都举行了一系列的悼念活动。4月13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中国人民无可补偿的损失》的社论，称叶挺同志是“北伐时期的虎将，抗战时期的岳飞，他的毕生奋斗，是足以使每个中国人为之感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