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等中国共产党代表，在参加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后，与叶挺、邓发等一起乘坐美式运输飞机返回延安。因气候恶劣，飞机迷失方向，于下午2时左右在晋西北兴县东南80里的黑茶山遇雾撞山，机上17人全部遇难。本文披露这起空难鲜为人知的几则内幕。

    运灵过程中沿途干部群众纷纷祭奠并争相抬运烈士灵柩

    空难发生后，中央决定将烈士遗体从黑茶山运往岚县机场，再转运延安。

    遵照中央这一指示，根据晋绥分局的安排，兴县行署立即派人运送遇难者遗体。

    抬运烈士灵柩的场面十分隆重，十分感人。在黑茶山到岚县机场的运灵过程中，沿途的群众纷纷祭奠并争相抬运烈士灵柩，以报答这些帮助穷人翻身的救命恩人。他们感慨地说：“和平停战，就是这些恩人给老百姓办的好事。”抬灵柩的队伍一程换一批人，许多群众都不愿让别人接换，队伍有时集结到500余人。沿途群众彻夜不眠，灵柩过处，成千上万的群众跪伏道上，拦路吊祭，扶棺痛哭，深致哀悼。

    灵柩经过贺家湾时，已是深夜11点多了，运灵的人们遇到一位老婆婆，只见她偕同两个小女孩提着酒捧着供品，在寒风中伫立街头等待祭奠，为了等待烈士亡灵，她们一家已经在此等候一个时辰。

    从黑茶山下的庄上村到岚县机场，在长达150多里且崎岖难走的山路上，沿途各村口都搭起了祭奠烈士的牌楼；运送17位殉难者的灵柩仅用了20个小时；沿村参加抬棺的群众多达6000余人。

    4月17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在岚县机场举行了隆重的公祭。

    4月18日下午1點钟，由晋绥边区公安总局局长谭政文等人护送，飞机载着王若飞等烈士及美籍机组人员的遗体抵达延安。

    中共中央领导人及各界代表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林伯渠、徐特立、朱宝诞、蔡畅、杨尚昆等率万余人肃立机场接灵。当飞机缓缓着陆、烈士的遗体从飞机上抬下来时，哭声、哀乐声汇成一片。刘少奇等围着遗体边走边抽泣，一直跟到灵堂，看着遗体分别入殓。朱德看到烈士遗体粉碎的惨状，放声痛哭，在警卫人员的搀扶下缓缓走出灵堂。当朱德知道叶挺没有将军服时，马上取出国民党发给他的一套将军服给叶挺穿上。这天一整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委员及各单位党的负责人轮流坚持守灵。

    延安各界沉痛悼念“四八”烈士以致万人空巷

    得到王若飞等同志遇难的确实消息后，4月12日，由中共中央和延安各界人士共26人组成治丧委员会，其中包括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康生、彭德怀、陈绍禹、林伯渠、徐特立、贺龙、张云逸、蔡畅、习仲勋、李鼎铭、续范亭、刘少白等。边区参议会决定，休会一日，通令全边区降半旗三日，停止娱乐活动一月。

    4月13日，延安 《解放日报》 发表题为 《痛悼死者》 的社论，社论说：“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者—— 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诸同志，中国教育界的先驱者、人民真挚的朋友—— 黄齐生先生诸位，不幸于4月8日因飞机失事而殉难！这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极沉重的损失！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正如我党公告所说的，都以最大的悲痛，哀悼这些伟大战士之死……”该报还用一个整版刊登了王若飞等同志的传略。

    4月15日下午2时，中共中央在延安党校大礼堂举行干部大会，悼念“四八”被难烈士。大会推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康生、彭德怀、林伯渠、贺龙、习仲勋、徐向前、蔡畅等15人为主席团成员，林伯渠主持悼念活动。在延安的中共干部和非党干部2000余人以及秦邦宪的夫人张越霞、邓发的夫人陈慧清、黄齐生先生的孙女黄晓芬等烈士遗属参加了悼念活动。朱德、刘少奇、康生、张云逸、李鼎铭、刘少白、刘文清等先后在悼念大会上讲话。会后，治丧委员会举行会议，研究治丧的有关事宜。经过认真研究，会议作出三项决定：19日延安各界将举行公祭追悼大会和遗体安放仪式；烈士墓地选择在延安城郊王家坪北侧、清凉山下的飞机场旁，修建烈士陵园；延安 《解放日报》 编辑悼念“四八”被难烈士专刊。

    4月19日上午10点，延安各界3万多人在东关飞机场又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祭悼“四八”烈士，并公葬诸烈士。大会由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杨尚昆主持。

    会场两边，悬挂着中共中央的醒目挽联：

    天下正多艰，赖斗争前线，坚持民主，驱除反动，不屈不挠，惊听凶音哀砥柱。
    党中留永痛，念人民事业，惟将悲苦，化成力量，一心一德，誓争胜利为英灵。

    在可容纳数万人的广场上，周边还悬挂着许多挽幛和挽联。延安周围数十里的群众，天不亮就起身参加追悼会。10时许，载运美军兰奇上尉等4位机师遗体离延飞渝的两架专机，在空中盘旋一周志哀后向南飞去，悼念公祭活动随即开始。主祭人为朱德、刘少奇，陪祭人为林伯渠、贺龙、张云逸、黎玉、薄一波、邓子恢、李鼎铭、刘少白等。与会者全体脱帽肃立，礼炮连发24响，山鸣谷应。静默志哀时，哀乐声在肃穆的气氛中奏起，挽歌队唱着沉痛的挽歌。群众行列里，十班民间吹手，用唢呐和铜号吹奏着沉痛的哀乐。林伯渠向悼念者报告了空难烈士生平事迹后，朱德、张云逸以及工人运动代表朱宝庭、劳动英雄吴满有分别致词，遗属代表张越霞发言。

    12时05分，哀乐复起，裹覆着红色毡呢的灵柩缓缓移出灵堂，朱德、刘少奇亲随执绋。到场送灵的群众排队跟随灵后，整齐肃静，形成了长达五六里的队伍。13时30分，灵柩徐徐落入墓穴，中央领导同志及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林伯渠、李鼎铭纷纷轮流为每一烈士奠土，葬仪极尽哀荣。坟头上，树起了墓碑、木栏，周围栽植了松柏，为“四八”烈士建起了陵园。仪式结束后，悼念群众仍依依不忍离去……

    同日，延安 《解放日报》 特辟追悼“四八”被难烈士专刊，刊登了毛泽东的 《向四八被难烈士致哀》、朱德的 《完成死难者所遗下的事业》、刘少奇的 《痛悼我们的伟大的死者》 等中共领导人撰写的悼念文章，刊登了毛泽东的手迹“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朱德的手迹“为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而牺牲”、刘少奇的手迹“把给予我们伟大死者的悲痛，变为积极的力量，来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毛泽东主席在悼文中写道：“亲爱的战友们，不朽的英雄！数十年间你们为人民的事业做出了轰轰烈烈的工作，今天，你们为人民的事业而死，虽死犹荣！你们的死，是一个号召，它号召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将继承你们的遗志，继续奋斗，直到胜利，决不懈怠，决不退缩！”

    重庆的反响和各种悼念活动也是空前隆重

    空难后，首先向大后方读者披露此事的是重庆 《大公报》。该报11日在二版就刊有王若飞等人下落不明的消息：“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8日乘美军专机由渝飞延。至陕西附近上空时，无线电忽失联络，迄昨晚尚无消息，下落不明。美军曾派机四处寻觅，亦未发现踪迹。”引起读者的极大关注，人们纷纷到中共代表团驻地核实消息。

    4月13日，重庆各报纷纷刊登新华社的电讯，报道了王若飞等人空难的消息。重庆 《新华日报》 刊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联合具名的 《讣告》，正式向社会各界报告王若飞等遇难的消息：“本党中央委员王若飞同志、秦邦宪同志，新四军军长叶挺同志、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同志……于本月8日乘美机由重庆因公赴延，不幸因气候变化，方向迷失，在当日下午于山西兴县东南之黑茶山遇险机焚，与美军机师4人全体遇难。若飞诸同志正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实现，竭精殚思，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竟以飞机遇险，一时俱丧，不仅本党之重大损失，实亦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不幸。哀痛之情，匪可言宣，除另择期举行追悼外，特此讣告，即祈，矜鉴。”一时间，重庆中共代表团驻地成为山城关注的焦点，驻地周围的大街小巷车水马龙，中共代表团的同志轮流招待应接不暇的吊唁者。前往吊唁的有国民党和各党派以及社会知名人士孙科、张群、邵力子、谭平山、于右任、张澜、王云五、傅斯年、张西曼、郭沫若等数百人。

    4月15日，陪都重庆各界追悼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诸先生大会筹备会组成，并发布“启事”，宣布4月19日举行追悼大会。筹备会发起人共有119人，其中有孙科、张澜、陈立夫、张群、王宠惠、于右任、邹鲁、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等。重庆 《中央日报》、《新华日报》、 《大公报》 等均刊登了筹备会“启事”。

    4月19日上午9时，重庆各界追悼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诸先生大会在重庆青年馆举行。一清早，各党派负责人和各界群众从市区或郊区如潮水般向青年馆涌来。青年馆门口的街道上，竖立着两块蒙着白布的牌坊，横书“陪都各界追悼王秦叶邓黄诸先生大会”几个大字，在街道两旁的墙壁上，张贴着无数的挽联和挽诗。大会由李公朴先生主持，张澜主祭，孙科、邵力子、吴铁城、褚辅成、沈钧儒、陈铭枢、王云五、周恩来陪祭，孙科、周恩来、邵力子、罗隆基、王云五先后致悼词。孙科说：“王若飞、秦邦宪两先生到重庆来是为了促进和平民主团结。我们的见解虽有不同，但和平民主的事业是共同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在这个共同事业尚未完成之前先离去了，这使我们悲痛。但同时也使我们觉得加重了负担，我们后死者必须完成这个工作，才能安慰死者。”最后，由董必武致答词，感谢社会各界对烈士的悼念。

    在追悼會上，周恩来再次痛哭失声，流着泪报告了遇难诸烈士的生平事迹。同一天，周恩来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奋笔疾书写出题为 《四八烈士永垂不朽》 的文章，发表在4月19日的重庆《新华日报》 上。周恩来在文章中历数各位先烈为中国革命殚精竭虑、大公无私、前仆后继的伟大精神，动情地说：“抗战胜利后，若飞等同志为中国的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事业，努力奋斗，奔走呼号，从未息止。双十国共会谈纪要、政协五项决议、停战协定、整军方案，直至3月27日的东北停战协定，都有着若飞同志的共同筹划以及其他同志的后来参加，尤其近两月来，为保障人权，为保护政协五项决议，为坚持宪草修改原则，为反对破坏停战协定，若飞、博古两同志更站在斗争的前线，与一切破坏分子的反动阴谋做最坚强的搏斗。4月8日飞回延安，也正是为保护政协决议，坚持宪草修正原则而向我党中央报告和请示的，不幸竟遭大难。你们是为国奔波，为人民事业奋斗到最后一口气的。你们的功绩，在人民历史中，将永垂不朽！你们的精神，激励着千百万群众、党员跟随你们的奋斗目标，补上你们的岗位前进！”

    在重庆的各种悼念活动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联合具名在重庆 《新华日报》、《中央日报》 上刊登《鸣谢启事》：“此次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诸同志暨黄齐生先生等，因公返延，同机遇难。于消息未证实前，即承各界人士函电纷驰，关怀备至；迄凶耗传来以后，或辱临吊问，或文字赐唁；19日陪都各界举行追悼大会，复蒙恭亲致祭，并赐哀诔挽词花圈等物，以慰为国牺牲者之英灵，高谊隆情，不胜哀感！恩来等谨当承王秦诸同志之遗志，继续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奋斗到底，以答诸先生之盛意。祈以猬务羁身，不克踵谢，特此登报，藉伸谢悃。”

    历史铁证——真相大白于天下

    对于这一有些蹊跷、疑团重重的空难，中共有关方面及人员一直以来都未曾放过追查事情真相的努力。

    1951年6月，周恩来在接见叶挺将军的儿子叶正大时就曾说：“关于你爸爸的座机为什么会失事，过去说是飞机遇浓雾撞山失事，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机上的乘客全是我们的人，其中还有我们党的王若飞、秦邦宪、邓发那样的重要负责同志，当然还有你们的父亲叶挺同志。叶将军被国民党关了五年，可他一出狱就给党中央写信要重新入党。蒋介石是很生气的，老蒋是什么人，我跟他打交道时间很长，了解他的个性。他为排除异己，利用特务做手脚很容易的。当时，延安只下点小雨，飞机已到延安上空，我们在机场迎接的人们已听到飞机的声音了。为什么飞机一转眼就飞向黑茶山了，这不是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又是什么！”

    工夫不负有心人，苍天不负死难者。水落石出的一天终究会有的。

    1998年4月18日，香港 《大公报》 刊登了作者为顾逸之的一篇文章—— 《对“四八”坠机事件的回忆》。

    顾逸之，早年在周恩来、李克农的领导下工作，1946年暮春突发“四八”空难期间，他在晋绥公安总局工作。“四八空难”发生之后，他奉命到现场负责实地调查和后事处理。他给中央详细报告了事发现场的情况，在给党中央的书面报告中，他提出了一些难以解释的疑问：“其一，飞机确实是在黑茶山失事的，不是在空中坠毁的，因为飞机撞上黑茶山侧峰巨石上面的撞痕非常清楚明显，飞机是在撞山后才爆炸起火的。其二，从4月8日当天黑茶山地区天气情况的调查结果来看，那天飞机到黑茶山时，天上云雾很浓，驾驶人员很可能是在这种浓云密布、雨雪交加的天气中，因能见度太差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飞机再飞高一点，也不会撞上巨石了。其三，从我们对飞机出事现场的反复搜查结果来看，一直没有发现有人为制造爆炸的可疑迹象。其四，这架飞机本来是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才起飞来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飞行的，为什么飞到东北方向后，竟然飞到黄河以东的黑茶山来了呢？”

    接下来，顾逸之结合实地调查的真实情况进行合理分析说，当时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气并不很坏，美方的机长又是佩戴有“飞虎”臂章而操作老练的飞行员，不可能发生如此低级的失误。各方面的考察推断表明，必定是国民党特务在仪表上做了手脚，导致电讯中断，仪表失灵，迷失航向。

    现已在广州军区离休的叶正大将军，根据以上这一切事实的分析，凭他多年对导航系统的研究与周恩来的分析，作出了这样的判断：“第一，飞机从重庆出发到西安稍事加油后北飞延安，这中间有人登机检查，直到距延安30公里甘泉地区，一切飞行和地面无线电联系都正常。隆隆的飞机声延安机场都可以听见了。正在准备着陆之前，国民党特务做的手脚起作用了，使飞机不飞向延安，而‘竟飞到东北方向，甚至飞到黄河以东黑茶山。第二，当时延安在下小雨，黑茶山却是山上下雪，山下下雨。就是说，黑茶山的天气比延安的天气更不好，黑茶山只有2000多公尺高，而飞机是撞在黑茶山侧峰巨石上的，如果再飞的高一点，也不会撞在巨石上了。飞机可以飞6000多公尺高，却在2000多公尺高度撞山，显然是国民党特务利用检查飞机时，在高度仪与罗盘上做了手脚，飞机的高度表和罗盘失灵了。第三，在遗物中有一份关于迷失方向的电报稿，这就是说，当时飞机已意识到迷航，地面指挥也知道了飞机迷航。根据这三点分析，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国民党特务在西安飞机稍停加油时将简单的定时破坏装置装到了飞机的磁罗盘和压力高度表线路上，飞机飞向延安到达甘泉地区后，磁罗盘和高度表同时失灵，致使飞机迷失了航向的高度。”

    那么，“四八”空难的事实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当时亲自参加密谋的军统特务、已经隐居台湾多年的杜吉堂在临死之前，终于良心有所发现，鼓起勇气道明了真相，给自己这个知情者也是历史的罪人一个“死能瞑目”的灵魂慰藉，也给半个多世纪前深受其害而莫名其妙的遇难者以英灵的告慰，使他们可以真正瞑目了。

    在1945年国共两党共商国是的时候，国民党反动当局没有诚意，不僅在军事上破坏国共合作，而且在各个领域派了大量的特务破坏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作。

    1946年4月，中共将博古、叶挺等一些重要的人物从重庆送往延安，而这次转移却被国民党的军统特务盯上了。王平虎，是当时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安插在空军中的眼线，在他接到空军的通知之后，知道了乘坐飞机的有共产党举足轻重的人物，便马上电话通知了远在南京的顶头上司。

    军统的头目得知这一情报后，便直接找到当时在中美特别合作所的特工队队长杜吉堂。杜吉堂知道这次暗杀行动的重要性，其对象都是中共高级领导干部，因此也十分慎重。他找到其下属有关特务骨干，商议如何使这次行动做得既漂亮利落又不容易被察觉。其中有一位略懂飞机构造的特务出主意说：破坏飞机的飞行仪表，使飞机迷航，自然会坠落，岂不是万全之策。这个妙招立即赢得了这帮特务的一致赞赏。

    于是，这帮伸向中共要员的罪恶黑手，开始了他们的罪恶之旅。首先，他们找到在调度科任科长的王平虎，查到担任这次飞行任务的C—47运输机的飞行记录和档案材料，同时让王平虎安排人员在飞机飞行前的例行检查中做手脚。杜吉堂找到了其手下的懂得机修业务的特务杨耀武，让其假装成机修人员，混到检修的队伍里，在检修过程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了磁铁。

    4月8日上午，载有博古、叶挺等一些中共重要人物的飞机准时飞离了重庆。该飞机首先要飞到西安进行加油和休息。在重庆飞往西安的途中，天空下起了小雨，有着3000小时飞行时间的美国飞虎队飞行员觉察到稍许异样。

    在西安休息加油之后，飞机继续按照正常路线向延安方向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