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被誉为“五大书记”之一。他与其他四位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一样，在党内拥有极高的地位和影响力。任弼时在党的早期历史上是举足轻重的青年革命活动家，具有较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素养和革命斗争经验的积累，因此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任弼时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就参加革命，很快接受了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实践的熏陶。他于1921年5月，与刘少奇、肖劲光等人离开上海，绕道海参崴进入苏联，然后穿越西伯利亚到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他在莫斯科努力学习革命知识，而且因为俄语不错，还接替瞿秋白做过课堂的翻译。虽然任弼时不是东方大学的风云人物，但也是成绩最优秀的人之一，所以在1924年国共合作的时候，他被作为留苏的中国共产党的精英人才派遣回国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工作。

    任弼时是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培养和垂青的优秀干部。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内需要杰出领导人才时，任弼时成为重要的一员。选派任弼时回国的是青年共产国际。这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机构，和各国的青年组织建立上下级关系，然后指导各国的青年革命运动。共产国际可以理解成党组织，青年共产国际理解成共青团组织。而中国共青团的前身社会主义青年团，早在两年前就成为青年共产国际的支部，接受其领导。于是被其选派回国的任弼时，崛起速度非常快。1924年9月，任弼时刚回国两个月，便做了团中央宣传部的编辑，同时参与筹备团的“三大”，随后就在1925年1月的“三大”上，当选为团中央局的执行委员，成为领导人之一。再过半年，张太雷离任，任弼时接任团中央总书记，此时离他回国不到一年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表现了顶尖的工作能力。他执掌团工作以后，按照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努力做好共青团工作。他要求各地的团组织迅速发展团员。为了简化程序，任弼时亲自修改入团条件：诚实勇敢且服从纪律的工人，可以入团。为严格控制标准，他要求有活动能力且遵守纪律的学生，才能可以入团。每个团员至少还要介绍新团员一人。中国共青团运动的活动的广泛深入开展，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为党的五大召开创造了重要条件。

    任弼时作为团中央总书记参加了党的五大，为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积累了工作经验。党的五大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在武汉举行。这时候，4月27日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15天。在白色恐怖的险恶条件下，革命党人和革命群众面临屠杀，大革命面临严重考验。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需要任弼时这一批有理论、有能力、有胆识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挽救革命。任弼时是甘洒热血写春秋的共产党的英雄好汉。他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最高领导的双重身份参加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五大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礼堂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82人，代表着57967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出席了大会。任弼时是出席党的五大的重要代表的核心人员。他在非常秘密的状态下参加党的五大。作为全体党员的一个代表，他敢于抛头颅、洒热血，积极参加大会活动，为会议能够正确判断当前局势，回答和解决大家最为关注的如何从危急中挽救革命的问题，提供了胆识和智慧，并作出了独特贡献。

    任弼时积极参加了党的五大的各项议程，并向大会表示了热烈祝贺。他目睹和认真听取了大会所有的讲话和发言。开幕式上，陈独秀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会议开幕并致开幕词。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徐谦，英、法、美共产党的代表，以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也先后向大会致词祝贺。出席大会并致贺词的还有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农民协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少年先锋队的代表等。湖北总工会纠察队队长项英领了一支纠察队进会场行礼。

    4月29日起，为了安全起见，党的五大的正式会议继续在汉口黄陂会馆（原建筑已毁，现为汉口自治街 31号）举行。任弼时继续参加大会活动。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反而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任弼时对党内的错误思想是有自己的正确意见的，并有所保留的。

    大会代表们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会前，瞿秋白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会上他把该书发给大家，并作了系统发言。针对陈独秀报告关于统一战线上的错误，蔡和森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毛泽东批评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和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任弼时也在发言中不客气地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思想。

    在任弼时等大会代表的积极参与下，这次会议主要任务是审查和纠正党在国共合作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决定党的宣传工作和农民、青年、工人工作的方针。任弼时根据全国革命形势和青年工作的具体特点，提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该明确青年运动的发展趋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青年团的真正无产阶级青年的革命群众组织的性质，努力在工农群众中壮大队伍，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

    任弼时为党的五大作出了重大贡献。党的五大集中了他的远见卓识和智慧力量。他与党内熟悉马列主义的同志，根据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理论，明确提出了加强共产党组织建设、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等正确原则，特别是在党的建设上作出了细致的论述。会议经过认真的讨论，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等，并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不仅确立了党的组织原则，建立了较为严密的党的组织体系和工作制度，而且建立了党的监督检察制度，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这其中包含了任弼时的思想智慧的结晶。

    在毛泽东、任弼时等同志的坚持下，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因此，难以承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而真正结束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是在3个月后的八七会议上完成的。

    在任弼时的参与下，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等，选出了由包括任弼时在内的31名中央委员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14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党的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中央政治局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大会完成了全部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