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历史上，任弼时是唯一担任过团中央名誉主席的领导人。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是1920年于上海加入青年团，他辞世前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为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创刊27周年撰写的纪念文稿。他的革命经历表明，他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是中国青年运动和中国共青团组织优秀领导者。他为中国青年运动和中国的共青团组织的建设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在大革命时期的紧要关头，他领导共青团成功召开团的“四大”，并率领团中央领导层批判共产党内部的右倾错误，拥护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中国共产党抵抗国民党反动派起到中流砥柱作用。

    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任弼时为召开共青团“四大”贡献了智慧和力量。经过认真和积极的准备，在1927年5月10日至16日，任弼时在武汉主持召开了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0日下午1时，在武昌都府堤第一小学礼堂举行开幕典礼。大会总主席任弼时致开幕词。他在悲愤地回顾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白色恐怖情形以后，庄严宣告：我们的大会在最严重的局势下开幕，“我们的责任，至为重大”，“我们誓践踏死者的血迹向前战斗”，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打倒背叛革命的资产阶级”，“代表青年工农及一般被压迫青年的利益”，继续进行经济与政治斗争。大会于5月16日闭幕，任弼时当选为共青团团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连任团中央总书记。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团代会选举结果。大會通過的《宣言》宣告：“全體團員偕同一切被壓迫青年農工學生群眾在黨的指導之下，一致動員，在農村中努力推翻封建地主的政治經濟的統治，實施土地革命”，“尤應徹底反對中途背叛革命的蔣介石及其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力謀改進工人生活，為建立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主獨裁政府而奮斗”。《宣言》還指出：“今后學生活動的主要方針應是到群眾中去—到農村中去！到軍隊中去！”

    会后，任弼时根据大会精神，撰写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义》一文，发表在《中国青年》163、164期合刊上。

    他指出了大会召开的政治背景。他说，当大会开幕的时候，正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断然脱离民族革命联合战线，屠杀工农领袖和共产主义者，帝国主义积极准备武装干涉，经济封锁武汉，军阀向革命民众示威，绞死李守常等二十人的时期。换言之，就是帝国主义、军阀、反动资产阶级联合向革命民众进攻的时期。虽然大会的四周充满了反动的空气，会议时，每天得到各地电信，报告我们最勇敢忠实的同志被新旧军阀张作、张宗昌、蒋介石、李济深枪毙、腰斩、火烧的消息，但是这不独没有引起大会的恐慌心理，反而使各地代表在悲愤之后更加团集精神，解决各种重要议程。

    他指出，团的任务是应领导工农青年群众，参加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反抗背叛民族利益的资产阶级，努力促成工农及小资产阶级的亲密联合，实现其民主独裁的政权，发展农村土地革命，扩大无产阶级在军队中的影响，并建立工农自卫的武装，领导工农青年在工会、农协之内去做改良生活与待遇和反抗压迫势力的经济与政治斗争。

    他总结了团的“四大”召开的四个伟大意义：

    第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表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这最严重时期，聚集自己的力量，来估计过去革命的经验，按照现在革命的要求，规定今后斗争方针，为的是要继续完成已死同志未竟的事业，以答复新旧军阀的白色恐怖和帝国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武装干涉！

    第二个重要意义，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确定了中国革命的远景和团的工作新方针。这必定更能提高劳动民众为远大目的而积极奋斗的精神，促进国际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援助中国革命的努力。

    第三个重要意义，就是指明中国青年运动趋势，并且更加确定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性质，应当消除团内知识阶级的习性，而完全变成真正无产阶级青年的群众组织，努力在工农群众中去扩大自己的队伍与影响，由此而加重中国劳动青年和其先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革命中的责任与使命。

    第四个重要意义，是共青团领导青年为其本身利益而争斗，反对任何阶级调和和妥协的理论，尤其是要注意青年工人、学徒的经济斗争。

    团的“四大”召开后，以任弼时率领共青团中央的同志站到了正确立场上反对右倾错误，对陈独秀青年工作方面的一些问题和全局性的问题，如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和土地革命等，提出了旗帜鲜明的正确观点。以任弼時為總書記的中國共青團在中國革命處於低潮時期，沒有被國民黨右派的屠刀所嚇倒，仍然堅定不移地做中國共產黨的助手，決心跟著共產黨把中國革命進行到底。

    任弼时在党的多次会议上表明了共青团中央第一负责人的正确立场。6月9日，任弼时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再次建议中共中央采取正确的方针，公开发表宣言表明态度，应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陈独秀却认为“现阶段的问题既不是退却，也不是进攻”。6月15日，任弼时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坚持原则立场，又“一票反对”会议关于土地问题的错误决定。

    6月下旬，任弼时在当时共青团中央机关住址汉口协合里基督教青年会隔壁的一栋西式楼房里，主持团中央会议，通过了团中央给党中央的“政治意见书”。主要内容是：（一）赞成共产国际训令，领导农民起来没收大中地主、豪绅、祠堂、庙宇及反动派的土地，反对由国共两党委员会拟订办法经国民政府颁布执行的主张；（二）处理国共两党关系时，无产阶级应有独立的政策与主张，尤须信赖群众的力量，不应仅靠与上层领导谈判来解决一切问题；（三）积极执行共产国际武装工农的指示。当这份体现正确思想的“政治意见书”递交给党的总书记，这一次也没有被陈独秀接受。陈独秀看了不同意也罢，而且“大发雷霆，碎之于地”。 任弼时虽然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他仍然坚持他的正确观点。

    7月3日，任弼时出席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的扩大会议。会上，任弼时再次表现了为坚持真理而斗争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强烈要求宣读共青团“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又一次以粗暴的家长制作风严厉制止说：“青年根本没有权利提出政治决议案。”任弼时这种坚持真理、顽强不屈的原则性的杰出表现，得到了不久召开的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的充分肯定：“青年团以其中央委员会为代表证明自己最近期间在政治上的坚决性”，党中央的指导者“想闭住青年团的口，否认青年团有提出政治问题决议案之权。但是这并没有成功。”

    “八七”会议后，任弼时领导共青团中央积极响应会议精神，派出大量团的干部，放手发动广大团员，奋勇投入到各地工农武装暴动，为即将到来的中国革命的高潮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去争取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