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徐立贤所在的西北解放军第2军4师10团3营8连部分战士合影

1955年，徐立贤被中央军委授予大尉军衔

1958年，徐立贤夫妇与子女合影

1991年6月，徐立贤全家福留影

    老红军徐立贤，1917年9月出生在原河南省商城县和区竹下保（现安徽省金寨县吴家店镇飞机场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放牛，父母以租种地主家几亩薄田为生，7岁丧母，11岁时父亲病故，他成了一个孤儿，吃百家饭，穿百家衣。1924年开始，商南逐步建立了共产党组织，这些党组织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唤醒了广大穷苦百姓的反压迫、反剥削意识，徐立贤曾在家乡遇到一位教书先生，这位教书先生说，你为什么上不起学，就是社会太黑暗，穷人没有出路，指出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有光明。1929年大别山立夏节起义后，在商城斑竹园成立红11军32师，红32师成立后，很快打掉了商南地区的反动民团和豪绅，分田分地给穷苦百姓，建立商南革命根据地。1930年5月，在商城南溪，红32师改编为红1军第2师，影响更加巨大，并不断发展壮大，1931年1月，红1军与红15军在商城长江园合编为红4军，红4军英勇作战，打退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一次又一次的“清剿”和“围剿”，建立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失去父母的徐立贤整天穿梭在红军和游击队的队伍中，受到红军革命思想的深刻影响，亲眼目睹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当时徐家祠堂的徐立清、徐立义等多名亲人参加红军，在他们的影响下，1931年春，年仅14岁的徐立贤毅然报名参加了红军，成为连队最小的战士，走上了革命队伍，被部队首长称为“红小鬼”。由于家境贫寒，营养严重缺乏，因此身材单薄矮小，部队领导将他分配到红4军12师政治部当文印员，主要任务就是给部队传送文件、印刷公文，就这样，徐立贤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他回忆说：红12师师长周维炯智勇双全，在红军中威望很高，红12师战斗力很强。

    徐立贤参军后，把部队当家，主动完成首长交办的各项任务，积极做好文印工作，为及时传送公文和命令，时常穿梭在战场之中，冒着枪林弹雨，但他毫不害怕，还特别注意公文的保密。

    1931年11月7日，在黄安七里坪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下辖红4军、红25军。红四方面军成立后，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取得重大胜利。至1932年6月，红四方面军发展到4.5万余人。鄂豫皖根据地迅速扩大近4万平方公里，建立了3个道区苏维埃政权，在27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人口达350万，成为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国民党蒋介石，看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十分震惊，随于1932年6月底开始实施对鄂豫皖苏区更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对鄂豫皖投入的总兵力达30万人，寻找红军主力作战。根据地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但张国焘错误估计敌我双方力量，认为蒋介石只有“七个偏师”，盲目轻敌，又听不进不同意见，当时徐向前提出蒋介石的黄埔嫡系还未出现，不能掉以轻心，张国焘不以为然，思想麻痹，准备不足，导致错误的军事行动，命令红军硬碰硬地进攻，正中蒋介石圈套，红军浴血奋战，但力量悬殊，最终导致第四次反“围剿”失利。

    1932年9月，红四方面军不得不撤离鄂豫皖苏区。徐立贤随大部队越过平汉路、血战漫川关，越秦岭、走汉中、渡汉水，转战3000多里之后，于1932年12月，进入川北。红四方面军经过反“三路围攻”和“六路围攻”，取得巨大胜利，并建立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15000多人扩大到5个军，8万余人。徐立贤所的红12师改编为红9军，徐立贤依然在红9军政治部当文印员。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了配合中央红军行动，根据中央决定强渡嘉陵江，8万雄师浩浩荡荡西移，破坚壁，战强敌，挺进川西北，打破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嘉陵江战役和土门战役的重大胜利，控制了纵横300里的川西地区，红军发展到近10万人。6月，在四川懋功夹金山与红一方面军红军胜利会师。徐立贤由于在军部政治处当文印员，见过红四方面军的张国涛、徐向前等高级领导，也有幸见过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人。

    1935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统一领导指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陈昌浩任中革常委，同时成立了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为主体的前敌总指挥部。但张国焘不同意中央北上的决定。7月21日，中央在芦花召开会议，决定继续北上。此时，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已经封锁了松潘大道。8月3日，中央在沙窝举行会议，同意张国焘提出的分左右两路北上，为此中革军委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进军部署：以一方面军1、3军和四方面军4、30军组成右路军，由中央率领，向班佑、巴西开进；以一方面军5军、32军和四方面军9、31、33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向阿坝地区开进。由于张国焘的延拓丧失了经平武、松潘北上的机会。红军只能选择人不能走，鸟不能飞的草地北上。

    左路军在朱德、张国焘等率领下，由马塘、卓克基出发过草地向阿坝地区开进。

    9月初，张国焘到了阿坝后阴谋夺权分裂党中央，拒绝北上。9月17日，张国焘则率左路军南下第二次过雪山草地，再次走上一条漫漫的长征路。10月7日开始攻打绥靖、崇化县、丹巴县取得胜利后，于10月20日攻占懋功。10月24日，红军翻过夹金山，攻击宝兴、天全、芦山，红军南下十几天就占领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和懋功以南的川康地区。之后，张国焘提出东出川西平原，威逼成都，提出打到成都吃大米。百丈关是雅安通往成都的必经之地。刘湘已经掌握了红军的战略意图，从而把他逼至背水一战的绝境，刘湘开始拼命了。为了阻止红军进入川西平原，刘湘急调其主力王缵绪、唐式遵等部以及李家钰部7个军、3个独立师共85个团、9个独立营，总计20多万川军集结于名山及夹门关、太和场、石碑岗，在名山重镇百丈关与红军决一死战。11月18日开始红军与敌刘湘的部队在百丈关地区进行了7昼夜的战斗，消灭敌人1.5万余人，红军损失1万余人。红军主力百丈关决战受挫后，被迫撤出天全、芦山，西进懋功、丹巴、康定、甘孜一带，在转战中，红军战士虽英勇奋战，不怕流血牺牲，但敌人兵力众多，运输方便，地形熟悉，堡垒密布，炮火强大，致使红军屡遭损失，至甘孜后，部队由8万人，锐减至4万人，数万将士的鲜血洒满西北疆域。

    徐立贤一直跟随军部爬雪山、过草地，行军打仗，徐立贤回忆说，在行军路上要背机要文件和武器，由于三次过雪山、二次过草地，物资供应严重不足，吃过皮带、野菜、野草。在爬雪山时再难也不敢停下来，多次看到战友在身边倒下再也没有起来。他身上唯一御寒物是部队打仗时缴获敌人物资后配发的一条毛毯。据徐立贤说，行军时实在走不动了，老战士还背过他，帮他背行装、枪支，多半是拽着首长的马尾巴走过雪山、草地。

    1936年10月2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红四方面军仅剩3.8万余人。

    红军主力会师后，根据共产国际要求“打通国际路线”，为此中央制定了实施宁夏战役计划，命令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与红一方面军共同在宁夏等地接应苏联对中国红军的支援物资。

    红四方面军从25日开始陆续渡过黄河，先期渡过红30军、9军、5军及总指挥部，共21800余人。由于敌人的强力阻击，红4军、31军未能渡过黄河。

    渡过河的3个军，兵分两路，向黄河西岸的南北方向发展，红30军迅速占领了吴家川、景泰一线，控制了五佛寺黄河渡口，准备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河；红9军进占一条山以南锁罕堡、大拉牌一线；红5军驻守三角城一带。至此，红军占领一条山大部分村寨，为实施宁夏战役计划创造了有利条件。红军西渡黄河后取得节节胜利，使“二马”非常恐慌，派重兵增援，遭到了红军迎头痛击。一条山战斗是红军西渡黄河后同马家军的第一次大规模较量，结果以敌人的惨重失败而告终。由于绥远抗战爆发，阎锡山、傅作义等愿意抗日，苏联和共产国际将援助物资的地点由宁夏改为新疆，另外敌人以重兵阻断了红军主力同河西部队之间的联系，导致实施宁夏战役的基本条件丧失。因此11月11日，中央决定中止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命令西渡黄河的红四方面军组成西路军，执行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到新疆的国际通道任务。

    蒋介石为了消灭西路军，任命马步芳（原为国民党新编第二军军长）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统一指挥新2军及骑5师，对西渡红军作战。马步芳组织各部武装力量达18万人，马步青任骑5师师长，马步芳任新2军军长兼100师师长。马家军的中下级军官，完全以马氏兄弟为中心，由亲戚、同乡、旧部组成。“二马”在河西投入的总兵力远远超过红军。

    11月西路军连克古浪、永昌、山丹，包围凉州。徐立贤所在的红9军随即遭到马家军3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4个民团的围攻，经过9天8夜的激战，因寡不敌众，损失惨重，军长孙玉清负伤，大批指战员战死。根据中央决定，12月底，西路军再次领命西征，开始了艰苦悲壮的征程。徐向前元帅后来回忆说；“隆冬时节，冰天雪地，堕指裂肤。我军指战员，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冒着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苦寒气侯，长夜行军，真是艰苦至极。”

    这时，中革军委又电令西路军停止前进，在永昌、凉州建立根据地。马步芳趁机集中兵力向永、凉地区进攻，胡宗南的补充旅也向凉州地区开进，支援马家军。

    从12月22日起，西路军东起凉州四十里铺，西至山丹约300余里的地段上，与敌军展开了顽强战斗，部队减员到15000人，西路军经向中央请示同意后，再次向西开进。

    1937年1月，红5军攻占高台。1月上旬红9军进驻临泽沙河堡，总指挥部驻倪家营子。1月7日，中革军委电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肃建立根据地，于是西路军坚守临泽和高台，马家军数万人马猛扑过来。1月中旬，敌人猛攻高台县城，红5军孤军奋战，几乎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等以下3000余人大部牺牲。高台失守，敌军又攻临泽，激战3天，红军突围到倪家营子，红9军也撤离沙河堡，西路军10000余人，全部集结在倪家营子一带。

    当时西安形势危机，中央从1月16日起连续电令西路军东进，重新占领永昌、凉州。西路军收缩兵力准备东进。二马立即调集7万多人，猛攻倪家营子地区，双方展开了历时20多天的血战。敌人有补充，有后备力量，攻势不是减弱，而是不断加强。西路军与敌相反孤军血战，有耗无补，勉力支撑，处境越来越艰险。徐立贤所在的红9军已是全力以赴，前方战士牺牲了，人员不断倒下，部队首长组织后方各机关人员参战，已在军部政治处当班长的徐立贤和战友一起拿起枪参加阻击战，顽强抵御马匪的猛烈进攻。马匪骑兵冲破红军防线，红9军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几乎全军覆没。

    至3月14鈤，西路军仅剩3000余人，在石窝召开最后一次军政会议，余部分成3个支队，右支队由张荣率领向东行动，中支队由王树声率领就地打游击，李先念率领左支队进入祁连山打游击，再伺机进入新疆。徐立贤跟随左支队行动。

    4月24日，红军左支队由踏实出发，过破城子村、八龙墩、出十共山口，来到距安西县城南25里的十共村。为了取得给养，尽快进疆，左支队决定攻打安西县城。在攻打安西县城的战斗中，由于敌人火力强大，200余名西路军指战员英勇牺牲。

    4月26日，左支队800余人经过一夜急行军，凌晨到达安西县城西北地区的白敦子。部队抓紧生火做饭，结果水还未烧开，后面戈壁上烟尘滚滚，马步芳的步骑兵又接踵而至，来势凶猛。西路军全军撤到白敦子外围，依托有利地形，构成简易工事，对敌骑兵展开猛烈阻击。随着战士们的喊杀声，这200多敌人丢下几十具人马尸首，调转马头狼狈逃去。利用敌人被击退的空隙，部队且战且走，天快黑时转移到距白敦子50里的红柳园子。红柳园子虽小，却是西进新疆的必经之路。在这里左支队又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战，红军战士的子弹打光了，把仅有的一些手榴弹投向敌群，击退了敌骑多次冲锋，红军后卫部队在饶子健的率领下，掩护首长和其他同志向西北方向转移。西路军西征中的最后一战结束了，在这次战斗中，又有100多名左支队指战员长眠于戈壁滩上。尚有400余名指战员趁天黑分散突围，向星星峡奔去。在安西战役中100多名红军指战员被俘，其中徐立贤因战斗负伤被俘。

    解放后统计，西路军战死7000余人，被俘12000余人，被俘后惨遭杀害6000余人，回到家乡3000余人，经过营救回到延安4500余人，流落西北各地1000余人。西路军与马家军骑兵展开的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战歌。

    徐立贤被俘后，在甘肃关押一年多。1938年马步芳将在甘肃被俘的人员中挑选出400余人，全部为17—25岁之间的年轻战士押到青海省循化撒拉自治县外约二十几公里的赞卜乎（藏语，意为此地“险要、险峻”）村，开始了艰苦而漫长的苦役。

    西路军的到来使这片荒地有了人间的烟火，出现了新的村庄。从1939年到1946年，8年时间徐立贤和这些红军战友在此地从事伐木、垦荒、修路、建房等苦役。据徐立贤回忆，刚到集中营期间，马家军害怕红军战士逃跑，晚上脱光衣服，用绳子将红军战士连环捆绑，还是有战友冒死出逃，不是跌落悬崖或坠落黄河。还有就是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徐立贤也曾和战友一起出逃，由于不熟悉地形，被敌人抓回后备受酷刑。在马家军的刺刀和枪口下顽强挣扎做了8年苦役。尽管从事异常艰苦的劳动，马家军不顾红军战士的死活，没有任何后勤和物资给养，西路军战士们连衣服和鞋都没有，只能以羊皮代替衣服，任凭脚上流脓流血。每天食不果腹，吃糠咽菜。在令人绝望的环境中，在敌人的刺刀、枪口下，红军战士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和信仰，在修建清真寺时冒着生命危险把“五角星”、“镰刀”、“斧头”“工字、领章”等象征红军革命寓意的图案和文字刻入其中，烧制在砖瓦中，并放置在礼拜大殿正屋脊上和墙体上，历经风雨清洗，至今清晰可见、煜煜生辉。在房屋建造也巧妙暗喻红军的思想，西路军在村中共建造“5”个街道，每排6户和9户人家共30处民房，寓意西路军红5军、9军、30军，而民房的建造改变了撒拉族群众正房三间北房的习惯而将所有房屋一律建成西五房，这看似平常的举动却蕴含了特殊含义；五象征红五星，西代表西路军。他们虽然被俘，在做苦役，但他们对党的赤胆忠心没有变，他们的革命信念没有变。

    据徐立贤回忆，当年红军战士每天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饥寒交迫，衣不蔽体，受尽惨无人道的折磨，有的不堪忍受凌辱，跳入黄河含屈而死，先后有160余名红军战士在苦役中死于非命。

    几年来，西路军战士共开垦荒地1700多亩，修建巨型水车5架，学校1所，水磨3盘，油坊2处，清真寺1座等。解放后，为世代铭记、缅怀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奉献的西路军，根据撒拉族人民的共同心愿，青海省政府将赞卜乎村改名“红光村”，寓意为“红军精神，光照千秋”。

    1946年，在中共中央的营救下，马步芳迫于社会压力，释放了循化集中营的西路军红军。离开循化，徐立贤一无所有，四处流浪，但是他心中始终有一个目标，就是寻找红军，寻找革命队伍。从青海出发，辗转宁夏、甘肃等地，白天躲避敌军盘查，夜宿荒野，半年后到达陕西蟠龙镇，重新加入人民军队，被分配到第二野战军2纵队独4旅10团3营机枪连当战士。徐立贤随部队先后参加了青化砭、羊马河、庆阳、合水（陇东战役）等战役战斗。1948年，宜川战斗，所在10团被王震授予“宜川战斗第一功”称号。洛川、白水战斗，10团受到中央军委嘉奖。徐立贤信念坚定，不怕牺牲，作战勇敢，1947年10月，在延长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班长、排长、连长等职务，多次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多次获得嘉奖，多次负伤，身上多处留有弹痕和伤疤，经国家鉴定为二等甲级残废，1955年被中央军委授予大尉军衔。

    1949年2月，二纵改称为解放军第二军，独4旅改称为4师。同年秋天，中央决定一野挥师新疆，王震率领部队从甘肃玉门关出发，经哈密、吐鲁番、阿克苏等10余县境，行程5000里，历时44天到达喀什，清剿土匪和新疆国民党顽固势力，保障新疆的稳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由于工作需要，徐立贤转任莎车地区公安大队参谋长、民警大队副大队长等职。1958年，服从组织安排，转业到地方参加新疆公路建设事业。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徐立贤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方针，1980年，任新疆库尔勒公路总段党委书记（副厅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