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日子。想想199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的时候，我还和萧大鹏等几个部队上的老同志在一起参加天津市举办的各种纪念活动，座谈回忆长征路上的那些往事，而如今这些人大都不在了，令我感慨万千。“生死本是寻常事，唯有奋斗与君同。”我今年已经九十一岁高龄了，用老话讲，随时都可能去见马克思。但红军的长征精神作为我们党的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不能没，也没不得。它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一切困难，走向繁荣富强的根本保障。

    我是1930年在湖南桑植参加红军的，当时只有15岁。开始只知道红军是支为穷苦人翻身打天下的队伍，就跟上了。后来经过千百次战火的洗礼，我渐渐感到共产党的伟大，毛泽东主席的英明，使我们这支工农武装战胜千难万险走到今天。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和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很可能要改写。我这一辈子是坚信党、坚信共产主义的。我刚参加红军那会，我所在的红六军团正在湘赣苏区开展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当时，根据地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衣服是破衣烂衫，只在胳臂上或脖子上系个红布条标志你是红军。武器是梭镖大刀外带几个“汉阳造”。粮食根本不够吃，天天要到山里挖野菜，掺点南瓜煮成菜粥充饥。只有遇到打大仗的时候，才舍得吃点粗粮，所以，那时我们天天盼打仗。虽然生活艰苦，但战士的斗志始终很旺盛，因为他们知道为谁流血，为谁牺牲。1932年的夏天，我们在一个叫尖牛岬的山区执行掩护群众转移的任务，同2个团的乡团武装激战一整天，全连90多人打下来只剩20来人。黄昏清点人数，同志们都哭了。前来接应我们的一个首长当即决定吸收我们4个非党群众入党，我们就在阵地前宣誓：“誓死追随红军，不叛人民，不叛党，为牺牲的同志报仇，推翻地主政权。”

    1934年夏，我们军团在军团长萧克和政治委员任弼时同志率领下，向贵州一带挺进，当时上级通知我们是实施一次战役行动，目的是同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一路上，敌人围追堵截，几乎天天打仗，没有后方补给，部队伤亡很大，但没有一个当逃兵的孬种。直到第二年天气转暖，我们才知道要北上抗日。那时部队都是南方人，乡土观念重，不愿意离开湘赣苏区，但一听领导讲，北上抗日是为了打日本，救中国，大家还是愉快地服从了。北上时，我们在安顺场强度大渡河，河水暴涨，水流川急，我所在的军团直属队冒着敌人的炮火乘船强度时，我被炮浪掀进水里，是一个叫段春祥的副队长奋不顾身把我救了上来。后来我才知道，他为救我，胸部受了重伤，当时没条件抢救，过夹金山时牺牲了。过哈巴雪山时，每个行军编组是30几个人，以便互相掺扶和照应。由于长时间的行军和战斗，大家体力消耗都很大，翻山用了一头一夜。我们那个组有4个同志在翻山中牺牲了，炊事班中我的一个湖南老乡还没攀登到山顶，就被怒吼的山风刮到峡谷里去了。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同志遇难而没办法去救，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翻过雪山，接着就过松番草地，过草地前，部队稍稍休整了一下，备了一些油面青棵。可没想到草地走起来就没头，尽是沼泽泥潭，稍不留神，就会陷进去，非常难走，我们足足走了一个来月。粮食吃光了，就挖草根吃，由于前边的部队过的太多，连能吃的草根也挖不到了，只好吃皮带枪套，那时枪套都是真牛皮做的，煮一煮也很香。临出草地前，什么吃的都没了，连军团首长的马都给我们杀了，我们这些跟随首长的警卫人员捧着马肉，直掉眼泪。有几天，我得了疟疾，发烧打摆子，眼看就不行了，萧克将军亲自让人抬着我走，硬是把我抬出了草地。

    长征路上，我们不但同围追堵截的凶猛敌人做你死我活的斗争；还要同恶劣的甚至比敌人还要凶猛十倍百倍的艰苦得自然环境做斗争；同时在党和红军内部我们还惊心动魄地战胜了张国涛妄图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和企图。如今回忆长征，纪念长征，歌颂长征，就是要歌颂红军战士为劳苦大众打天下而不畏流血牺牲的无私奉献精神；就是要在发展商品经济的今天缅怀那些为了新中国的诞生而到下的千百万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就是要用这种红军壮举和长征精神激励后来人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新的长征。我做为当年亲历过长征并且在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的红军老战士，每每想起那段峥嵘岁月和那些长眠在雪山草地上的战友们，我就彻夜难眠。我唯有用“缅怀战友度余生，与时俱进夕阳红”的自勉诗句来鞭策自己，警示后人。

    注：我父亲已于2006年5月13日去世。此文是我帮助父亲整理的。刊载于天津日报2006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