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剿”的背景

    立夏节起义的胜利和红32师的建立，使得反动统治阶级一片惊慌，纷纷向蒋介石发电告急，要求派兵“进剿”红军。如逃亡到商城县城的商南士绅余建中等人、国民党固始县南区区长李显诒、国民党商城县指导委员会等纷纷急电蒋介石。有的跑到信阳，有的跑到南京，请求国民政府派兵“进剿”红军。蒋介石也感到大别山红军势力越来越大，并非地方民团能够对付。适逢他与桂系军阀战争得胜，其内部暂时处于稳定的局面，便命令湖北、河南、安徽3省边区军阀向鄂豫边区的红军“进剿”。从1929年6月到10月，连续发动了3次“会剿”。

    二、三次“会剿”

    1.“罗李会剿”：1929年6月26日，由湖北敌独立第四旅罗霖部2个团和夏斗寅第十三师补充团、河南李克邦暂编第二旅和光山反动红枪会数千人向鄂豫边区红军“会剿”，企图摧毁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其部署是：罗霖部向北，李克邦部向南，夏斗寅部南北接应。当时，红军兵力与敌相比虽然薄弱，且武器装备简陋、弹药缺乏，但与人民群众和地方赤卫军同仇敌忾，采取敌进我退、敌住我扰、避实击虚等战术，不断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特别是地方赤卫军“封锁消息，断敌粮道，打击敌人小股部队，入夜则土炮轰鸣、呐喊四起，彻夜不绝。敌军食不饱、睡不宁，疲困不堪，不两日即黯然退走……‘罗李会剿’遂被粉碎。”这次“会剿”除鄂东黄安、麻城、光山等部分地区受到不同程度损失外，商南地区基本没受到损失，还接收了42名湖北溃兵携带42支步枪投诚，河南李克邦部吴云山1个连起义，被编为红三十二师一〇〇团。

    2.“鄂豫会剿”：1929年8月，鄂、豫两省的夏斗寅、李克邦军阀各一部和皖西敌五十六师1个营，在罗田、麻城、商城、光山、罗山等县民团的配合下，对豫东南和鄂豫边红军进行第二次“会剿”，企图消灭红31、红32师，摧毁苏区。10日，夏斗寅第十三师三十九旅及其补充团及罗田、麻城民团由松子关、长岭关、铜锣关向北进攻豫东南苏区。红三十二师和地方赤卫军依托苏区山熟、路熟、人熟的有利条件，与分散冒进之敌周旋，英勇抗击，歼敌补充团一部后，红三十二师根据形势，被迫向外线转移，在麻城北部的八字门楼与徐向前领导的红三十一师汇合，配合当地的农民赤卫军开展游击战，歼灭了敌人很多小股部队和地方民团。在围歼敌新集据点时，连续作战4天，虽未攻克，但消灭了敌人不少有生力量。进攻商南的敌人发现红军主力在新集，9月12日，全力向新集扑去，可红军围攻部队早已撤出，敌人又扑了一次空。9月下旬，进犯之敌便各自退回，嚣张一时的“鄂豫会剿”宣告破产。

    3.“徐夏会剿”：1929年10月初，河南信阳之敌徐源泉第四十八师和湖北夏斗寅第十三师为主力对鄂豫边区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这次“会剿”先天就不足：一是前两次“会剿”均遭失败，敌人士气低落；二是蒋、冯、阎中原大战已经开场。作为蒋、冯仆从的徐、夏军阀不得不随时听其主子调遣，因而注定这次“会剿”又会失败。事实也正是如此。徐源泉兵力进入根据地没几天，即被蒋介石调往信阳,参加中原大战。夏斗寅1个团进入根据地，即遭红军和赤卫队迎头痛击。由于在前两次“围剿”中都吃了大亏，这次一开始又出师不利，见徐源泉兵力回调，怕当替死鬼，也溜回湖北去了。“徐夏会剿”胎死腹中。

    三、军民智慧

    1.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红军初创时期，兵力少、装备差，之所以能粉碎敌人的3次“会剿”,主要是红军能从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了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和广大人民群众、赤卫军密切配合，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在敌以强大的兵力疯狂向根据地“进剿”时，红军和赤卫军则采取敌进我退、敌东我西,与敌人绕圈子,疲劳敌人；敌人据地固守时,红军和赤卫军则在其周围昼夜袭扰；敌人分进合击时,红军就找空子打击敌人。趁机跳出包围圈,转移到敌人后方,打击敌人后卫部队,消灭地方民团；敌人进行“搜剿”“清乡”红军就掩护群众带着衣物、粮食、牲畜向深山老林等安全地方转移,并选择险要位置部署兵力打击敌人，拦截敌人后续部队；敌人行军时,群众冒充地主老财为其带路，红军和赤卫军适时阻击。如“徐夏会剿”时,敌人向挥旗山等方向寻找红三十二师主力作战，赤卫队员刘再如、徐立志化装成地主为敌带路，故意向长岭关方向走，刚到长岭关，即遭红军和赤卫军阻击，毙敌 30 多人。刘再如、徐立志趁机藏入密林溜走，使敌人不敢逗留，只得撤离苏区。

    2.密切联系党群、军群关系。1929年5月9日，在斑竹园举行建军大会后，在徐子清等的主持下，在文昌宫举行了工作会议，做出了很多深受老百姓拥护的决定，如：没收地主枪支弹药,扩充红军和农民自卫军武装力量；镇压少数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安定社会秩序；发动农民协会分地主豪绅的粮食等浮财，救济贫苦百姓，安定群众生活；宣布当年庄稼谁种谁收，不交租课，鼓励群众安心生产，秋后进行土地分配；过去官府所规定的苛捐杂税和贫苦农民所欠地主租课、高利贷，一律废除……中共商城临时县委成员和红三十二师师团负责人带领红军队伍，分赴各地宣传红军宗旨，收缴地主枪支。整个商南地区立即掀起了收缴地主枪支，扩大红军，打地主、分地主浮财的革命高潮。特别是废除苛捐杂税和租课、高利贷，当年庄稼谁种谁收，不交租课，秋后进行土地分配，解除了几千年来套在农民头上的枷锁。广大农民群众无不拍手叫好，纷纷开展拥军、参军活动，表示对党和红军的感激之情。

    打败商城县民团“进剿”后，广大群众自发地组织担架队、慰劳队，抬伤员、送饭菜运子弹，并在丁家埠设立临时医院，地方医务工作者主动献药献技，治疗伤员。妇女会组织妇女到前线慰问，帮助战士洗衣服。儿童团站岗放哨，盘查行人，侦察敌情，潜入敌人驻地贴标语、散传单。群众的广泛参与和无私支援，击败了各路进攻之敌，保卫了起义的胜利果实。

    敌人的大屠杀，并没有吓倒商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他们采取坚壁清野的办法，对付敌人清乡、抢掠；采取小股游击的办法，打击分散之敌；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疲劳敌人、调动敌人，寻机打击敌人；采取白天化装杀民团走狗，夜间“摸瓜”杀土豪劣绅。敌人对这些活动毫无办法，最后连吃粮也成了问题。

    “罗李会剿”后，中共信阳中心县委在发给商城县委指示信中明确指出：“红军是民众的军队，所以要教育红军指战员自觉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群众路线”。牢不可破的党群、军群关系是赢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3.坚持阶级路线。中共信阳中心县委坚持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主要动力是贫农，要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击豪绅地主及其反动武装，坚持执行对小商人和自耕农的正确政策保护他们的利益；农村中的革命政权是农协会的组织，应提高其对革命的指导力量；发展农民赤卫队，肃清反动势力，巩固赤色区域；组织经济委员会，统一管理群众所得到的经济利益，党不要任意动用,更不准谁得谁用。要有计划地发展工人运动,密切赤色和非赤色区域的联系，发展革命区域……”党的这些阶级路线,对党组织和红军建设,对开辟豫东南革命根据地,进行反“会剿”斗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4.瓦解敌人意志。反“会剿”斗争中，地方赤卫军“封锁消息，断敌粮道，打击敌人小股部队，入夜则土炮轰鸣、呐喊四起，彻夜不绝。敌军食不饱、睡不宁……”。红三十二师与商南党组织领导的赤卫军，横扫地方民团、“铲共”团、还乡团、编练队，镇压豪绅地主……在詹谷堂牺牲的南溪召开数千人参加的追悼大会，设灵堂祭奠死难烈士。会上,很多烈士家属控告敌人和豪绅地主杀害、摧残人民群众的罪行，当场处决了10多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周维炯的舅舅、曾任河南省某厅处长的漆芷洲随河南军阀回乡倒算，参与迫害红军家属，也被周维炯逮捕斩首。其他各地也都召开了类似的群众大会，控诉敌人的罪行，向敌人讨还血债，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这一系列的做法，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敌人意志的一种瓦解。夏斗寅第十三师一名叫叶蓬的团长向其上司报告鄂豫边区情况云：“民众完全赤化，小股军队到着境内，则红军、赤卫队与民众群起而攻，四面受敌；大部军队到着境内，或略事抵抗，数十里内逃窜一空，粮食、牲畜、衣物一并带走。军队每到一地，宿营无地，采买莫由，问路无人。驻屯，则所守之境土为空地，保护谁来？宣传，则所发之文告为虚纸，警劝谁去？清乡，则无户口可查；自卫，则无人可组；若云自首，其来归者绝无一人……”可见当时的敌人已成为惊弓之鸟，如困兽般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