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绍兴宝祐桥河沿的周家老台门百岁堂（今劳动路50号）是周恩来的祖居。

    百岁堂座北朝南，是一座明清风格的建筑。大门为竹丝台门，二门门额上方悬挂一副匾，曰“百岁寿母之门”。此匾乃清康熙三十七年（1690）周氏十一世祖周懋章寿94、夫人王氏寿百岁时浙江巡抚所授。隐门有门对一副，曰“莲溪绵世泽，沂国振家声”。“莲溪”指宋代理学创始人、“爱莲说”的作者周敦颐，周氏称自己为周敦颐的后人。“沂国”指周氏家族迁浙江绍兴始祖周茂，周家传说周茂元朝时被封“沂国公”。此一门对意在说明周氏的渊源。二进院有大厅一间，厅内正中再悬挂一副匾额，曰 “锡养堂”，这里是周氏族人的公堂，是他们举行家族祭典和议事的场所。（1）公元1939年3月，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视察工作，在返回重庆的途中，于3月28日抵达绍兴。3月29日周恩来在周氏族人的陪同下乘船去往乡下祭扫祖坟。祭扫结束后，周恩来一行人回到百岁堂。时周家族长周希农捧出百岁堂的《老八房祭簿》请他续谱，周恩来欣然提笔写下“恩来，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长孙，懋臣公长子，出继簪臣公为子，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以及两个弟弟恩溥、恩寿和几位堂兄弟的名字。第二天周氏族人又在百岁堂内宴请周恩来并与他合影留念。周恩来则应请给族人一一题字，鼓励大家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将抗战进行到底。

    百岁堂周宅始建于何时？

    1992年《绍兴党史通讯》第3·4期“周恩来祖居——百岁堂”一文中写到：“周家四世祖于明朝洪武年间始定居于永昌坊，并题名为锡养堂……，直沿传至今”。1997年绍兴市政协文史委所编《血脉情深忆总理》一书第8页写到周家四世祖周庆“明洪武辛酉（1381）年徙居永昌坊。永昌坊地当宝祐年间建的宝祐桥堍（今劳动路东首），氏以地名，故他们被称为宝祐桥周氏” 。1998年2月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周恩来家世》第99页写到“四世祖城居永昌坊（在百岁堂附近）。清康熙三十七年十世祖周懋章91岁、妻王氏百岁，浙江巡抚授‘百岁寿母之门’匾额，从此其居处就称百岁堂。”

    以上三篇文章均认为今百岁堂即是周氏四世祖周庆于明洪武辛酉年迁居入住的永昌坊周宅，笔者认为此一说法尚有可商榷之处。笔者近些年对周家祖先在绍兴的居住情况也做了一些考证，笔者发现，周恩来的祖先自元朝末年入住会稽县城之后，曾先后换过几次住处。笔者在这里将自己的考证结果向读者做逐一的介绍，以供大家参考和进一步研究。

    一、元末镜水里周宅

    现存于绍兴鲁迅纪念馆的《周氏破塘祖茔祭簿》（并《老八房祭簿》）是一份有关周氏家族历代祭祖活动的文件。根据这份祭簿所载，周氏家族迁徙绍兴的第一站应为“山阴柯峰亭之阳”。元朝末年，周氏四世祖周庆“避兵入城居会稽县镜水里”。

    镜水里位在何处？宋《嘉泰会稽志》中有比较明确的记载：“凤林乡在县东二里，管里三：西施里、镜水里、石亭里。”而到了明朝，“凤林乡”就改称为“第二十都”了。在明万历三年《会稽县志》的“坊里”一栏记载：“城外为都三十一，各都领图不一”，“第二十都领图二，宋元为凤林乡，领里三，曰西施、镜水、石童”（石童应为石亭，此处疑为笔误——笔者注）。又说：“凤林，华镇考古云在五云门外”。 我们通过明代将元代的“凤林乡”改称为“第二十都”这一史实，可知周庆“避兵入城”的时间应该是在元朝末年。据史料载：大约元末至正廿六年（1366）十一月，朱元璋的部队从杭州发兵进攻绍兴府，当时周庆的家位在绍兴府城西北30里的“山阴柯峰亭之阳”，正是大明军进攻绍兴的第一道关口。兵荒马乱之际，老百姓纷纷四下逃避，周庆一家也从绍兴西北的柯峰一带逃到了绍兴城东五云门外二里的凤林乡镜水里。

    如今，当年凤林乡的西施里、镜水里早已不复存在，但我们在绍兴环城东路以外不远处，还是可以寻到一座“西施山遗址”和一条“古水道”。“古水道”距五云门西南2公里左右，古时候属于镜湖（鉴湖）的一部分。那里应该就是周家先人们曾经居住过的镜水里了。

    二、明洪武年永昌坊周宅

    周庆一家人在镜水里居住的时间并不长，到了明“洪武辛酉（1381）”，周家便“徙居永昌坊”。

    永昌坊又位在何处？据民国十六年《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介绍：“旧永昌坊”位在老会稽县的“县西桥后街，日晖桥南”。笔者查看清光绪十九年（1893）《绍兴府城衢路图》与2000年《绍兴交通旅游图》，这个“县西桥后街，日晖桥南”的旧永昌坊，差不多是在今日绍兴市区鲁迅电影院一带，此处离宝祐桥河沿百岁堂至少还有200米的距离。所以说，永昌坊还不是百岁堂。

    周庆的长子、周氏五世祖周叔庄在永昌坊住了大约20年，据《周氏破塘祖茔祭薄》中“历代祖考妣”一章所记，待到明永乐初年，他就离开家乡，去往北京做了一名“粮长”，“永乐初选充北京顺天府大兴县第六箱万石长”。

    明永乐初年，明成祖朱棣决定将大明的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为了发展北京的经济贸易和文化、巩固中央政权，朝廷随即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移民工程。数以百万计的移民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有参加营建北京皇宫的大批工匠民丁，有来从事农业生产的山西、山东农民，还有浙江、江西、湖广等9省的殷实人家近4,000户落藉北京“附顺天府籍，充北京富户”。朝廷把这些“富户”安排在北京德胜门和安定门的城厢居住，鼓励他们从事商业贸易，繁荣市场。（2）与此同时又要求这些“富户” “仍应本籍徭役”。（3）    周叔庄就是在这样一个大时代的背景下来到了北京“充大兴县第六箱万石长”。

    明清时期的北京大兴县即今日北京的东城区。“第六箱”（厢）应是东城区安定门一带某个社区，“万石长”即“粮长”。明初，朱元璋为更有效地保证皇室的田赋收入，建立了粮长制度。他规定“把交田赋一万石左右的地方划分为一区，由政府指派该区土地最多、具有威望的地主一人担任粮长，负责为政府催收和解运田赋。”“征收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交实物，叫本色赋；一种是以白银铜钱来折纳，叫“折色赋”。朱元璋为了笼络这些粮长，给了他们诸多优惠，比如粮长可以参加乡村诉讼案件的会审和裁判；粮长如果犯罪可以用纳钱的办法来赎罪免刑，粮长一任就是几十年，甚至可以子孙相袭。故那时当上粮长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当上了如得美官。（4）周叔庄在京城内工作，他负责的地区“大兴县第六箱（厢）”多为商户和手艺人，故他所征收的赋税也应多为由铜钿拆纳的“折色赋”。

    周叔庄兄弟4人，他是老大。自他去往北京后又过了两年，他的四弟周颐经县府“荐辟” ，也离开家乡进京入太学读书了。周叔庄和周颐先后离开故乡，永昌坊的房子就应该归在周叔庄的二弟周叔敬、三弟周叔源及他们后人的名下了。（5）

    周叔庄一家定居在北京，他的儿子周宗后来接他的班“授大兴县第五箱（厢）万石长”。周叔庄和周宗去世后都归葬故乡，葬在绍兴的林家湾。
    （6）大概在周叔庄的孙子周富这一辈，周家人又返回了绍兴。

    三、山阴县富民坊周宅之存疑

    周家人为什么从北京返回绍兴,笔者认为原因有二：其一是来到北京的浙江富户由于不能习惯北京严寒干燥多风沙的气候,许多人因此生了病。加之朝廷对他们苛以重税,身处贫瘠的北方却要按富庶的浙江标准纳税,所以“日久多有逃跑者”。(7)其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周叔庄的孙子周富已经不再担任“万石长”了，这样一来，他可能认为回家乡去发展会更好一些。

    返回绍兴的“富户”们被家乡人统称为“富民”，这些“富民”上几辈在家乡的老房子早已更换了房主，他们自己似乎也被家乡的人看得有些陌生了。为了在祖宗的土地上一切重新开始，他们只有聚在一起，另找一处未开发的地盘重新建房。后来富民们聚居的那条巷子就被人们称作“富民坊”。“富民坊”位在老山阴县城内府河以西，井巷（锦巷）以东，从明万历《绍兴府志》之“旧越城图”、清光绪十九年（1893）《绍兴府城衢路图》一直到民国廿八年八月《绍兴城区地藉图册》中都明确标有“富民坊”一地。如今“富民坊”依然存在，在它的东面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便是绍兴大酒店和华联商厦。

    周叔庄的孙子周富回到绍兴后应该不会再回到永昌坊，比较大的可能就是和大多数回乡的“富户”一样住在山阴县富民坊。笔者试将这一问题略加论述，以备名位专家学者进一步研究考证。

    四、从宝祐桥河沿锡养堂到百岁堂周宅

    1、明正统年间宝祐桥河沿锡养堂周宅。

    笔者认为，宝祐桥河沿锡养堂周宅是周叔庄的四弟、前福建左布政使周颐所建。时间应该是在周颐担任福建左布政使的任期内。周颐是周家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他与其兄长周叔庄的后代又有着密不可分的缘份，故笔者要在这里专门介绍一下周颐。

    首先我们来看看官方的介绍，明万历三年《会稽县志》第十一卷“人物传”中说：“周颐，字养浩，其为人卓绝敏迈，读书日记数千言，游郡痒守李庆奇之。永乐初徙巨室丁壮实京师，颐以兄当行而母老，遂慨然上疏请自行，诏许之。已而入太学，卒业拜监察御史，屡决冤滞，明激扬，百僚震悚。迁山东参议，有声齐鲁间。佐遂安伯理戎事于山海关，劈画周委，边境以安。及调江西，平大盘剧寇，功尤著。英庙改元，以颐三朝名旧迁福建左布政使，至则建候官、怀安两县学，开江山、浦城道，至今便之。”

    《周氏破塘祖茔祭簿》也对周颐做过重点介绍：“养浩府君，讳颐，字养浩。由选贡授山西道监察御史，此山东布政使司左参议，以内艰服阕还朝，选江西布政使司左参议。功绩尤著，累官至福建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按：公孝悌于家，忠勤于国，功绩丕著，详载郡志有传”。

    根据以上两份履历的介绍，我们大体可以知道周颐年轻时品格端正，聪明好学。他在县学读书时，凡看过的书一日可以背记数千字，令县学训导（校长）大为赞叹。明永乐元年（1403）朝廷下诏从南方各省中经济条件较富裕人口又较多的家庭中抽调壮丁迁徙北京，周颐的大哥应调北迁。当时江南许多户人家不愿离开家乡，有的人还找种种借口逃避征迁。时年21岁的周颐则主动请缨上书朝廷，表示自愿随兄长北上京师为国分忧。朝廷特准之。不料他的母亲因病去世，他还需在家守孝三年。永乐四年（1406），24岁的周颐做为绍兴府“荐辟”名额进北京入太学读书。（8）卒业后授山西道监察御史。在任期间，周颐曾多次果断的处理沉积数年的冤案，打击邪恶，申张正义，一时间给当地官员带来极大的震憾。后周颐升调山东省布政使司左参议。大约永乐八年，明成祖派其爱将遂安伯陈志前往山海关处理辽东的骚乱，周颐做为部将随陈志同往边关。在那里他“劈画周委”协助陈志很快平定了山海关的局势，也展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于是他又被派任江西省布政使司右参议，前往江西参与平定盘踞多年的巨匪。（9）这以后,周颐可能进宫中在皇上身边服务了许多年,并且经历了永乐、洪熙、宣德三个朝代。《周氏破塘祖茔祭薄》中说他后来“以侍御晋方伯”，看来他很得皇上的信任。明正统元年（1436）英宗继位，周颐以“三朝名旧，升福建左布政使”（10）周颐在福建办学校修公路，造福一方惠及后人。

    明正统戊午年（1438）周颐因病从福建回到家乡休养。周颐在会稽县城宝祐桥河沿有一所宅院，这是一座由中、西、东三个院子连接而成的建筑，总面积近4000平米，大门开在中院，进大门后左右各有一个偏门通向东院和西院。中院的二进院有一座宽敞高大的公堂，公堂的正中墙上悬挂着一块匾额，曰 “锡养堂”。“锡”者，赐也，说明周颐此次回乡养病乃是由皇上特别关照与恩准的，而宅院很可能就是由皇上所赐。因为在古代中国，哪怕是相当极别的官员也未必买得起这么大的房子，但是象周颐这样在皇家服务过多年的四朝老臣，皇上倒是会恩赐一所宅第的。周家明清两朝十几代人，只有周颐受到过皇上如此特殊的恩典，所以笔者认为宝祐桥河沿锡养堂最早正是周颐的宅第。

    周颐回到家乡不久便去世了，享年55岁。周颐的棺木葬在绍兴城外黄枋岭（又叫黄棚岭）。其茔地颇具规模，占地面积有6亩7分，墓穴前竖有华表石碑，四周则松木复盖。与此同时他的事迹也被载入郡志。1980年以前一直居住在锡养堂的周思源告诉笔者:“小时候听爷爷说，过去县官进这条街都不能鸣锣敲鼓”。可见周颐当年在家乡的地位和威望非比寻常。

    那么周颐的锡养堂又与他的长兄周叔庄一家有什么关系呢？

    据《周氏破塘祖茔祭簿》所记，明嘉靖年间周家出了一件大事：周颐的五世玄孙周健二将绍兴郊区黄枋岭周颐的茔地卖给了邻县一个姓刘的富商。此事顿时在周氏家族中引起轩然大波。周颐是全体周氏家族的骄傲，周健二的行为等于污辱和背叛了整个家族。族长周顺、周黼等人立即以家族的名义上诉官府。按照大明的律法：崛坟卖祖属大逆不道的重罪，作孽者不但要服以重刑，本人的名字也将从族谱中除名。官府查办的结果是将周颐的茔地交还给周家，而崛坟卖祖的周健二则因此被判重刑。

    案件处理结束后，周氏族人开会商讨周颐茔地的善后问题。我们从周健二擅自出卖祖茔地一事，可以推断当时居住在绍兴的周颐后裔只有周健二一个人了。因为周健二没有子嗣，周颐的茔地便面临着仍旧无人照管的困难。于是经“合族公议，以南坡公（周錤）兼祧”。就是说将周叔庄的五世玄孙周錤过继给周颐做他的五世孙，以续香火以尽后人应尽的孝道。周錤为人诚实可靠，《周氏破塘祖茔祭簿》中说他“多才尚义，名誉日隆”，所以被长辈们选中承嗣周颐一房。周錤过继为周颐五世孙后，承袭祖荫，被授予“吏员、冠带散官”的身份。

    然而周錤却因此事而“为弟排陷”。究竟他被诬陷什么，现在已无从考证了。受到诬陷的周錤被发配到绍兴乡下，“屏迹山中不入城市”。周錤在山中耕地教书，过着艰苦的耕读生活，与此同时他信守承诺，尽心尽职地照看周颐的茔地，包括每年清明节的扫墓和年终的祭祖。许多年后周錤的儿子周廷孝为了“父遭冤配”而“徒步往省泣控大巡”，终使“沉冤招雪”，在周廷孝的努力下，周錤终于得到了平反。（11）周錤死后没有葬在自家的祖茔地林家湾，而是葬在了黄枋岭五世继祖周颐的坟墓旁边。周錤尽孝悌守承诺，他果然没有辜负周氏家族对他的信任和寄托。

    周錤的儿子周廷孝为周氏第十世祖。从他起一直到十九世祖（周恩来的祖父辈）近300年间，周氏后人自始至终遵照九世祖周錤的遗训，认真看守照管周颐的茔地.期间曾多次发生过外人“盗葬”或“砍伐荫木”等破坏行为,周家后人都会召开家族会议商讨解决办法和制订禁约。遇有破坏严重者，甚至诉诸官府“呈请究治”，或请官府出面“给印炤竖碑勒石”以保护茔地。这些事例在《周氏破塘祖茔祭簿》中均有所记录，证明着周錤的后人世世代代信守承诺，对五世继祖周颐竭尽孝悌的史实。

    周廷孝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去世，高寿九十，《周氏家训》中说他“积善昌后”，绍兴府也授予他“上寿乡宾”的名誉称号。

    而周颐的老宅锡养堂，周錤周廷孝父子生前都没有入住。

    2、清康熙年间从锡养堂到百岁堂周宅

    周廷孝有两个儿子，长子周懋文（字奈庵）次子周懋章（字奕庵）。明崇祯十五年（1642）周懋文考中进士。又过了两年，明朝亡。清顺治三年（1646）清王朝延用前朝进士，周懋文被任命山西大宁县知县。清康熙壬申年《大宁县志》“知县”一栏记载：“周懋文，字监三、浙江山阴人，副榜，顺治三年任”。一年后周懋文升调扬州府同知，清雍正十一年《扬州府志》卷十九“秩官”一栏所记“清军同知，周懋文，顺治四年任，山阴人”。

    我们从以上两则史料中可以发现，周懋文在两次任职时所填的藉贯都是“浙江山阴”，周懋文行四十九，他的家安在山阴县的塔山下，他这一支被族人称作“塔山下四九房”。故笔者认为周懋文并没有正式入嗣会稽县宝祐桥河沿锡养堂周颐一房。

    最终入住宝祐桥锡养堂的只有周懋文的弟弟周懋章。周懋章成了正式入嗣周颐一房的最后确定人。周懋章行五十，他这一支又被族人称作“宝祐桥五十房”，他的子孙后代在续家谱时也都会写明自己是五十房后人。如周恩来在1939年续写周氏家谱时就曾写道：“恩来，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

    周氏第十一世祖周懋章生于明万历廿七年（1599）11月。他一生没有做过官，却始终受到父亲和兄长的关照，是个有福之人。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周懋章在94岁高龄上无疾而终。（12）而他的夫人王氏则更加长寿，居然活到了100岁。中国人自古就有尊敬老人的优良传统，哪个县若出了一位老寿星，会被看成是当地的福气，地方长官都会亲自出面慰问。据清道光《会稽县志》记载：“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周懋章91岁（应为94岁，时已去世——笔者注）妻王氏百岁，浙江巡抚特赐‘百岁寿母之门’匾额庆贺”。（13）匾额被悬于周宅二门的上端。“百岁”象征着福与寿，从此“百岁堂”作为“锡养堂”的别名，被周家人代代口传了下来。几百年间，凡周懋章的后人都习惯称自己是“绍兴宝祐桥百岁堂周家”。如周恩来的六伯父周嵩尧在《周氏渊源考》中就写道：“今散布苏浙科名宦者，皆百岁堂一支之后裔也”。笔者在1950年代念小学时也听父亲周恩寿（同宇）说过：“咱们老家在绍兴的宝祐桥，那里有咱们周家的祠堂，叫‘百岁堂’”，又说：“鲁迅的周家和咱们周家不是一个祠堂。”

    五、清嘉庆年间出戤的石童坊瑞安庄周宅

    石童坊瑞安庄是周氏第十六世祖周文灏（字景商）的房产。从十一世祖周懋章到他这一代，时间又过了100多年，期间周家后人不断有迁出百岁堂者。石童坊瑞安庄乃是一间寿材店，大约由周文灏的祖父所购置，故又被族人称为“石童坊瑞安庄周老公堂”。该店铺后由周文灏的父亲周应麟继承掌管。

    瑞安庄位在何处？百岁堂周氏族人周思源对笔者说：“瑞安庄是一个店铺的名字，位置应该在瑞安桥堍（头）。”（14）笔者查民国廿八年《绍兴城区地藉图册》，乃知瑞安桥与宝祐桥其实同跨一条河，两桥之间仅隔着一座掇木桥。百岁堂周宅位在掇木桥堍，而瑞安庄则位在瑞安桥堍。故周思源又说：“两处房子离得很近，只相隔一两个门。”清朝时期，瑞安桥河沿和宝祐桥河沿都隶属于石童坊社区。（15）

    周文灏生于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出生时母亲鲁氏就因难产而死，12岁时又不幸遭遇父亲周应麟去世。周文灏是独生子，父亲留给他的只有这一间寿材店，由于他年少又不善经营，寿材店的生意一直不够景气，最终陷入了欠债破产的困境。无奈之下，周文灏决定将自家的房屋店铺典戤出去。对周文灏的困难，家族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在《周氏破塘祖茔祭簿》中有一份周氏家族对周文灏（景商）房屋出戤的合议，笔者现抄录如下：

    适有景商自已房屋出戤他姓，今各房合议，将景商房屋典戤公堂，当付典价钱壹佰参拾千文正，即命景商立典契一纸，交存房长兆丰房处。自典之后听凭公堂营业收花。今景商缺屋居住，情愿浼同各房出赁，公议每年收租钱拾壹千文，当立赁票一纸，交存老二房德成处，值年房收租凭立经折，两次交付，冬季付钱伍千文，次年拜扫时付钱陆千文，窃思较田租略胜，使值年房略为宽裕。自议之后，各无异言，俾将来各房有外归者，得能尽知，经终以服众心云尔。

    计开
    伏字号平屋六间、左右侧披一带，前后明堂两个，坐落石童坊，并照。
    嘉庆拾壹年拾贰月  日     
    立议族长  兆丰、德成     
    龙川、元埜     
    再溪、燕山     
    保之、景商     
    君烈、亦江     

    我们从以上的合同中可以了解到，为了帮助周文灏度过难关，族长周兆丰、周龙川（文灏的三叔周应熊）等人召集各房在百岁堂开会商议解决办法，最终决定将周文灏的房屋店铺出戤给周氏公堂，由公堂出面支付周文灏一笔典金，并同时允许他仍留住原房屋算是租用，每年只需交点租金便可。没有言明典戤期限，也就是说，只要周文灏的家境好转起来，什么时候都可以将房屋赎回。合同签订的时间是嘉庆十一年丙寅（1806）的十二月，此时已接近年关了。

    六、百岁堂西院诵芬堂周宅

    第一任房主周元棠

    周元棠，字笑岩，号海巢，周文灏的长子。他是周氏第十七世祖，周恩来的高祖。生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九月八日。嘉庆十一年（1806）他的父亲典戤房产时，他才只有16岁半（虚岁）。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就在父亲典戤房屋不久，即嘉庆十二年丁卯（1807）新年过后，周元棠经亲友介绍，前往山阴县漓渚村做了一名教儿童读书识字的蒙师（见周元棠《海巢书屋诗稿》中“丁卯壮月朔日（1807年农历八月初一）梦中得句续成一绝”一诗和“六峰即事”一诗之“六峰在山阴漓渚村读书处也”）。（16）

    清代，乡村的学塾，一般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会请老师到家中来给子弟上课，曰私塾；而村里穷人家的孩子们也会有村正（村长）或村中长老在寺庙等公共场地置一间简易的读书处，让他们来念书认字，称为义塾。私塾先生，一般多是秀才出身，16岁半（虚岁）的周元棠虽然聪明有才，会读书会写诗，是个小学霸，但他毕竟还不是秀才，所以他只能在村寺庙设的义塾中做一名教穷人家孩子念书认字的小蒙师。清朝的童子师（私塾先生）“岁脩不过数十金”（汪辉祖著《佐治药言》）小蒙师周元棠的脩金自然不能和真正的私塾先生相比，平日里也只能单身居住于寺庙中。但无论如何，他总算也能自食其力，替父亲减轻负担了（见“杂感”一诗之“封侯自古轻投笔，求富于今愧执鞭，兀坐南窗无一事，床头犹有买书钱”）。同时他还要加紧读书，准备参加县里的童试。

    在教书的日子里，周元棠还写下许多优美的诗词。他在这些诗词中描绘了绍兴乡村的花语鸟鸣，蟹舍鱼庄，春耕秋收，表达出自己对故乡的热爱与自豪。他显然受到过很好的教育，文学与历史的修养深厚扎实。他的文字却又是优美清新、活泼开朗，全没有咬文嚼字、墨守成规的八股气，使我们能够从中看到他那真诚豁达与乐观向上的品格。

    两年后，周元棠18（虚）岁了，这正是绍兴年轻人学习幕业的年龄。绍兴人家的子弟虽然也都热衷于科考，但他们大多还是要学习一份幕业，以多备一条生存之道。所以这一年，周元棠的父亲周文灏便安排他去拜师学幕。周元棠学幕的老师目前没有查到记录，但是按照绍兴人“从戚学幕”的习俗，这位老师很可能是周元棠的母亲鲁氏的娘家兄弟。老师的馆舍位在会稽县城东的都泗门，馆名曰“都泗书屋”（见“都泗书屋即事”一诗）。
绍兴人学习幕业的时间一般是三年，学习刑名幕的时间可能还要再长一些。为了学习方便，周元棠在老师的塾馆附近租了一蒋姓人家的房子，一住就是几年，直至幕业学成。而这几年，他的学费及租房的租金等费用应该都是由他的父亲周文灏为他支付的。

    在学习幕业的年月中，周元棠结识了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他们创办了“鉴若吟社”，一起登龙山、拜禹庙、游鉴湖，观海潮，他们联楹和韵、切磋诗词，有感而发，这正是周元棠诗作最丰的几年（见“庚午重九前一日，余二十出度。游兰亭，返棹已晚。”一诗）。许多年后，他的孙子周昂骏（周恩来的二祖父）将这些诗词编纂刻印成册，书名就叫《海巢书屋诗稿》。“海巢”乃周元棠的号。

    嘉庆十七年（1812）或十八年（1813），周元棠幕业学成。几年来，为了培养他，他的父亲于清贫的家境中始终想尽办法支持他、资助他。他深知父亲对他的期望。他也曾几次参加科考，但始终未得入泮。（见“留别鉴若吟社诸同人”一诗之“愧我无才夺锦袍, 年年怅望禹门高。”）如今他的父母已年迈体弱，两个弟弟还在读书，为了帮助父亲，早日挑起养家的重担，他决心外出工作。（见“自述”一诗之“椿树病且瘦, 萱帏发已苍。敢求升斗禄，拟欲游四方。”）他曾想过去做教师，他当过几年农村的蒙师，他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见“自述”一诗之“身或做飘萍，门总开桃李。”）但是教师的脩金远比不上做幕僚的幕脩。清朝著名幕僚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一书中提到：“为童子师，岁脩不过数十金。幕脩所入或数倍焉，或十数倍焉，未有不给于用者。”况且周元棠尚未入泮，而从事幕业，他却是科班出身。所以，尽管行幕的工作太枯燥太辛苦，周元棠最终还是选择了去从幕。（见“留别鉴若吟社诸同人”一诗之“芸窗匿迹空堆卷, 莲幕依人别奏刀。”）刑名师爷又叫“刀笔吏”，故周元棠学的应该是刑名幕。

    周元棠游幕的准确地点目前尚未查到，笔者认为他有可能曾经和他的朋友、即另一名绍兴师爷樊维城在江苏扬州坐馆，两个人后来便结了亲家。
周元棠从幕以后，家中的经济状况日渐好转，同时他也没有忘记继续参加科考。嘉庆二十三年（1817），他终于考中了秀才。以后他又去参加乡试，虽然未能中举，但成绩似乎也还不错。他的曾孙周昂骏、周嵩尧的中举资料中对他的介绍便是：“邑庠生。历科荐卷堂备”。

    这中间，周元棠的兴趣爱好也逐渐从文学诗词转向了“经济性理之学”。（17）“经济”是指经国济世；“性理”则是指程朱理学。

    有一件事长久地压在周元棠的心底，那便是自己无论如何也要攒下足够的钱，给父亲周文灏买下一座大房子，以慰藉父亲那曾经失去了房子的念念心痛。不幸的是，道光十二年（1832），在周元棠还没有将购房款备齐时，他的父亲却先离开了人世。第二年，他的母亲也随后去世了。这让周元棠非常痛苦，感到自己对不起操劳一生的父母。又过了几年，大约应在道光二十年（1840）左右，周元棠才终于将购房款攒够。他并没有赎回原瑞安庄的旧房，而是买下了宝祐桥河沿周氏家族百岁堂大宅的西侧院。这是一座占地约1243平米、共三进院、约15间房屋的大院子。周元棠给一进院的中堂起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堂名：“诵芬堂”。“芬”乃盛德之意，周元棠以此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感念他们对这个家、对儿孙们一辈子的操劳与恩德。与此同时，作为一名钻研“经济性理之学”的文人，“诵芬”一词应该还包括周元棠对朝廷二百年来国家无战事、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的感念。

    周元棠晚年因身体不好回到了家乡。这时他已经是一名富有经验的刑名大师爷。家族中的子弟闻名而纷纷前来向他学习幕业。他在家中所设的书馆即名曰“海巢书屋”。周恩来的堂弟周恩霔（周昂骏之孙）曾认为周元棠的长子周光勋是一名教书先生。他曾说：“到我曾祖父（周光勋）这一支，他完全是以教读为生，门弟子从学者的很不少。”（18）不过周光勋生前并未长住家乡，而是一名在扬州游幕的绍兴师爷。（2012年2月5日笔者采访樊建诚。）故笔者认为，周恩霔所提及的“门弟子从学者的很不少”之祖先，指的不应是周光勋而是海巢书屋的主人周元棠。

    周元棠有两个儿子，长子周光勋（号樵水）长大后学习幕业外出游幕。次子周光焘（字水心）也是一名绍兴师爷，他们学的都是钱谷幕。待到周元棠的晚年，他已经有了8个孙子。

    咸丰元年（1851），周元棠在家乡去世，享年61岁。一个月后，他的长子、33岁的周光勋也因病去世了。父子二人合葬于绍兴柯桥区平水镇的外凰狮子山。（19）

    周家一个月内连续失去两位家长，全家人万分悲痛。一家人的生活从此又陷入了困境。为了生存，周元棠的8个孙子先后都去学习了幕业。他们大多学的是钱谷幕，老师或应就是周光焘。在学成之后，周家兄弟8人便陆续前往江苏淮扬一带坐馆从幕。而他们的家眷大多还留在家乡。由于从幕的工作繁忙劳累和需要服从主官的安排，他们只有每逢过年和清明扫墓祭祖，才能回家乡与亲人团聚。不过逢有重大事件，他们还是要亲自处理的。笔者在此仅举一例：清同治四年（1865），周氏另一支族人周光亭将自己父亲的棺木偷葬在黄枋岭周家五世继祖、前福建左布政使周颐的茔地上，还毁坏了由十一世祖周懋文、周懋章所立的禁葬石碑。周元棠孙子周晋侯和周昂骏当时正在江苏清淮一带游幕，他们立即向淮安府起诉，并由淮安府移交绍兴府处理。不过考虑到周光亭同样是周氏族人，他们又向绍兴府申请暂缓开庭，庭外调解，对周光亭“反复劝说开导”，最终使周光亭迁走了自家棺木和赔还了禁碑，也使他免去了司法惩处。（20）

    第二任房主周昂骏

    光绪五年（1879）周光勋的两个儿子、已经担任了知县的老二周昂骏和老四周攀龙（周恩来的祖父）在江苏淮安驸马巷合典了一所房子。周昂骏所典的是东院，周攀龙典的是西院。典下房子后，周攀龙立即回到绍兴把自己的妻儿还有五弟周子庞、堂弟周骏聪（又名殿魁）、周骏发的家属一起接到淮安。于是诵芬堂便要人走院空了。那么空下来的诵芬堂将如何处理？

    周昂骏的三子周嵩尧生前曾对此事有过一个明确的交待。1952年7月13日（星期日）周恩来在北京西花厅为他的六伯父周嵩尧做八十大寿，时周嵩尧写下“即兴诗四首”。其中第二首的注释中写道：“百岁堂，吾家绍兴老宅之别名也”“因思祖遗分产（此处指诵芬堂—笔者注），吾父赎回，托少庭族叔管理多年”。由此看来，在周攀龙兄弟举家迁往淮安时，可能因为大家手头都比较紧，曾经打算卖掉诵芬堂，最后则由老二周昂骏将诵芬堂买下了。光绪五年时周昂骏已经做了好几任知县，兄弟中只有他有这个经济实力。不过诵芬堂虽然归在了周昂骏的名下，但周家兄弟们并没有分家，每当他们回乡扫墓祭祖或子弟们回乡参加县试乡试时，照例还会住在诵芬堂。

    《周恩来家世》一书第100页曾写道：“1878年周恩来的二祖父周昂骏和祖父周起魁（攀龙）在淮安驸马巷置房后，将此房（诵芬堂）卖给昂骏、起魁的堂弟周延春。”现在看来这个说法有误。

    周昂骏买下诵芬堂后没过两年便去世了，他的3个儿子都尚未成人，房子仍由他的族弟周绍庭代为管理。

    第三任房主周嵩尧（峋芝）

    我们先来看一份房屋租凭合同，时间是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月，该原件现保存在周嵩尧的孙子周华凯手中，原文如下：

    立租约人周涤初（延春）今租到
    峋芝本家侄台名下祖遗绍兴宝祐桥河沿百岁堂台门内老宅一所，计一门三节台门。内院一方、墙一道、厅屋三间、后院一方、楼屋二间、扶梯一道、小院石池一方、西面书房二间、吃饭间一间、厨房一间、各处墙垣门扇装修齐全，共押租洋壹百壹拾元。言明拾年为期不须月租。如拾年之内本人需住，即照数将押洋交出。如十年之外本人何时需住，于通知壹月内租户即须将屋让空，所有押租不再交还。恐后无凭立此存照。
    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五日立租约人周涤初
    中  人谢英裕
    王福矩

    通过这份租约，我们可以知道到1900年时诵芬堂的产权已经由周昂骏的名下转到其三子周嵩尧的名下了，并在这一年由周嵩尧租给了周延春。

    合同签订不久，周延春便将老母亲章氏接进了诵芬堂，他本人仍在淮安一带工作。不过那以后一段时间，居住在淮安的周家人但凡回到绍兴依然还是住在诵芬堂，笔者在此举几个例子：

    其一，周恩来幼时随祖母鲁氏回绍兴住诵芬堂。

    前面说过，周恩来的祖父辈始终遵照祖训，认真照管五世继祖周颐的茔地。为了有族人盗葬祖茔地一事,他们还打了好几年的官司。但是几位老兄弟常年在外游幕做官,忠孝无法两全时就委托自己的夫人每逢清明时节带着孩子们回乡扫墓.比如老二周昂骏的夫人郑氏生前几乎每年清明都要回绍兴扫墓.他们的三子周嵩尧曾撰文说:“止归谒祖茔者先妣,濒行而病,遗言有憾。”(21)郑氏身体较弱,多年的奔波把她累垮了,临终前她还在为自已不能再回乡尽孝而深感遗憾呢.那时的中国人“生死事小失节事大”。而老四周攀龙的夫人鲁氏本是绍兴皋埠人，离开家乡北上苏北原就舍不得，所以每年的回乡扫墓于她反倒成了美差。周恩来是她的长孙，自小生得聪明漂亮又十分懂事，3岁就会背诵唐诗，被鲁氏视为掌上明珠。鲁氏每次回乡都一定要把长孙带在身边，祖孙一行人就住在百岁堂的西院诵芬堂。

    关于这一点，周家族亲一直居住百岁堂东院的周尚麟1977年3月曾证实说，他9岁时（1911年——笔者注）就听祖父说过七哥（周恩来）“小时候跟着大人来过的。”（22）周尚麟1950年代迁出百岁堂。

    另外周恩来自己也曾有过回忆。1957年4月25日周恩来在杭州观看金华越剧团演出《孟丽君》后接见该剧演员时，曾对她们说：“我也是绍兴人，是你们的同乡呀。我的祖母喜欢看戏。过去越剧叫‘的笃班’，是吗？我小时候祖母带着我看过这出“孟丽君”，它以前叫‘华丽缘’。你们演得很好。”（23）1949年10月越剧演员袁彐芬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其间周恩来约见过袁彐芬，向她了解越剧的发展情况，并对袁说：“绍兴大班我也会哼哼，唱一句给你听听，叫绍兴高调。”接着兴致勃勃地唱了两句。（24）1950年7、8月周恩来接见上海越剧团范瑞娟、傅全香等人时，对她们说：“我在年纪小的时候就看过‘的笃班’，是在绍兴看的，我还小呢，我还记得两名话：可恨山主太不良，强逼民女罪难当。”说得大家都笑起来了。（25）

    周恩来自小对越剧，绍剧有如此深刻的记忆，不能不说与住在诵芬堂有直接的关系。原来百岁堂的后墙外叫学士街，街上居住着不少唱戏的人家，如著名的绍剧表演艺术家六龄童就与百岁堂“邻里相居”（26）两家仅隔30米远。这些艺人们经常在家中练功吊嗓子，或者去庙社前搭台“唱书”，老百姓看庙台戏不用买票十分方便。周家族亲周思源说：小时候每天都能听到后街传来艺人们吊嗓子的声音。鲁氏性格活泼尤爱听戏。在淮安她听不到大小班的演唱颇感寂寞，故每次回到百岁堂住下，只要听见房后有丝弦唱腔响起就立刻拉着孙子跑出去听戏。尤其是逢到四月十四土地公公过生日，邻居乡亲们前往土谷祠烧香拜佛，庙里也张灯结彩，请来大小唱班轮番演出。优美的唱腔，华丽的服饰，鲁氏恨不得场场不落，过足了看戏的瘾，与此同时也把她的嗜好传给了带在身边的孙子。应该说正是儿时的这段经历启蒙了周恩来对戏剧的终身热爱。

    笔者在这里顺便提一下，鲁氏回乡不仅有祭祖的任务，她在娘家皋埠镇西鲁村还有一份放贷出去的钱款和几亩田产需要照料。那是当年她出嫁时父亲鲁登四送给她的陪嫁，平时由她的大嫂平氏代为管理。后来她的两个儿子周贻赓、周贻能（周恩来的父亲，更名劭纲，字懋臣）回绍兴学习幕业以及她带孙子回家扫幕的费用便都由这笔收入中支出了。（27）

    不过回乡祭祖带给幼年周恩来深刻印象的并不仅有唱腔优美的戏曲和随祖母回西鲁村舅公家玩耍的快乐，更有那占地庞大场面壮观礼仪繁琐的扫墓祭祖活动。60年后周恩来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座谈会上还批判说：“绍兴统治阶级的人都是很保守的，那个坟可以找到十代以上，那是吓死人。”195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为改革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旧习俗，曾共同签名，决定死后实行火葬。周恩来还多次要求绍兴县政府将他家的祖坟“平掉深埋”，“把坟地交集体耕种。”他说：“中国有六、七亿人口，只有十六亿亩耕地，平均一人二亩三分地”，绍兴则“人均只有七分地。”“土地问题一定要解决”。“我们不能让死人向活人争地。”[](28) 1977年9月，邓颖超遵照周恩来生前的遗嘱，委托居住杭州的本家弟周毓燕刘淑媛夫妇前往绍兴外凰山，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终于完成了平祖坟的工作。而周恩来自己则把骨灰撒在了祖国的山河大地。

    鲁氏去世的时间目前还没有找到相关的文字证据。笔者认为应该在1904年的夏天，即鲁氏从绍兴扫墓回淮安以后。因为这一年的秋天周恩来的母亲万氏便带着他和两个弟弟搬到清江浦外婆家去住了。而如果鲁氏尚在，万氏是绝不会带着孩子们离开驸马巷的。这一年周恩来6岁。

    其二，周恩来儿时随父亲周劭纲回绍兴住诵芬堂。

    1、鲁学海的回忆：1939年3月周恩来回绍兴借祭扫祖茔而开展抗日动员工作，其间他专程去了一趟皋埠西鲁村拜访表叔鲁觉侯。那一年绍兴地区发生粮荒，鲁觉侯在浙江省民食调配委员会工作，周恩来想和表兄了解一下解决的办法。不巧鲁觉侯外出办事，只有表姐鲁凤林和表兄鲁学海在家。据鲁学海回忆，周恩来首先自我介绍了姓名，与鲁家的亲戚关系，然后说明此次特来拜访表叔，又顺便问起几位旧日伙伴的近况，并在老屋四处环视一周说道：“旧居依然老样子，我还有印象。”事后鲁学海向父亲了解周恩来与鲁家的关系，鲁觉侯说：“恩来的父亲是我父亲的门生，曾经相随学幕。”“恩来童年时，年年随他父亲来我家拜年走亲。”（29）

    2、周尔鎏的回忆：2008年3月28日笔者的堂兄周尔鎏对笔者回忆：“1905年我爷爷（周昂骏次子、周恩来二伯父周龢鼐）在河南巡抚陈夔龙府上做幕僚时结婚了，婚后爷爷带奶奶回绍兴祭祖，向列祖列宗汇报家门增添新人之喜。奶奶说祖坟在绍兴郊区一座山上，山名叫‘挂壁灯’（即外凰山的俗名——笔者注），她是乘着轿子上去的。奶奶说那一次七爷爷（周恩来之父周劭纲）也跟去了，还带了七爸（周恩来）。奶奶说‘那年恩来满7周岁，头发剪成盆形。’”盆形即倒扣盆形，绍兴人称“童花发”。笔者的表姐王足说她父亲王贶甫（前绍兴副市长、周恩来的表弟）儿时也留这种发型。

    周恩来随他的父亲和二伯父回绍兴时就住在诵芬堂。那时诵芬堂的产权仍在他六伯父周嵩尧名下。

    第四任房主周延春及其后人

    现在我们再翻过来看看周嵩尧和周延春的租约，租约中十分明确地提到了房屋租赁期限“言明拾年为期”“如十年之外本人何时需住于通知壹月内租户即须将房屋让空，所有押租不再交还。”也就是说10年租约期满后，房子自然就应该归还给房主周嵩尧。租约中还提到押金数额“共押租洋壹佰壹拾元”。也就是说1900年周延春付给周嵩尧的110元是租金而不是购房款。待10年租期满后，如果周延春想把房子彻底买下，应该和周嵩尧再签一份购房合同，再补交一笔购房款。周延春是否和周嵩尧签订过这样一份购房合同？笔者至今尚未看到有关的文字凭证。不过笔者看到在民国廿八年（1939）《绍兴城区地藉图册》中“绍兴县县中都第一图地藉表”上，地号为2715和2720的百岁堂西院（即诵芬堂）业主已经是周延春之子周云峰了。周云峰和他的家人在百岁堂西院一直住到新中国建国之后，直到1998年绍兴市政府扩建周恩来纪念馆，周云峰的家人才由政府安排迁居出去。由此看来，百岁堂西院的第四任房主应该是周延春的后人周云峰。

    不过第三任房主周嵩尧生前却对这个事实持有不同的看法。周嵩尧在1952年8月8日所做“即兴诗四首”的注释中是这样写的：“本家涤初（延春），桑立兄（周绍庭之子——笔者注）窘迫，以银币百元诱典，逼予列名。未几予入漕署，迭信撤赎，彼与其子衡峰屡次延宕，庚戌（1910）予因公回绍，彼父子避往他省，将屋封锁，去信无复。民国后，在县税契据为已有。”

    事实经过究竟是怎样的？不得而知。笔者在此仅留一置疑，尚待今后的考证。

    七、1949年建国后百岁堂的演变

    百岁堂中院的公堂自古以来始终为周氏家族共有。

    待到民国廿八年（1939），在贺扬灵主编的《绍兴城区地藉图册》中，地号为2715和2720的百岁堂西院业主是周云峰。而地号为2713、2714的百岁堂中院和地号为2711-1、2711-2、2711-3的百岁堂东院，业主皆为周希农。周希农当年是周氏家族的族长。周希农一家住中院，东院则住着周文炳、周金麟、周尚麟等族人。

    1949年新中国建国之初，百岁堂周家族人多失业在家，生活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