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民族矛盾的上升使国共两党二度合作，处于“蜜月期”之中[ 夏衍著：《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83页。]，1938年初国民政府进行了部门改组，在原军事委员会下设置多个战时部门，恢复了政治部编制指导战时一些必要训练等，其中第三厅的存在也将国共两党的合作推至高潮。原本蒋介石并非有意让共产党介入，他遵循的始终是溶共政策，然而中共不断地派出人员与国民政府进行谈判、提出大量意见，使得蒋介石只得邀请周恩来加入以示合作的诚意，他料想不到的是周恩来正是利用了第三厅具备的文化宣传作用，将其建设成为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动员各界人士参加抗日的政治文化宣传机构。

    1938年4月1日，第三厅在武汉正式成立，通过周恩来从中奔波协调，郭沫若任厅长，阳翰笙任主任秘书，其下设三个处，聚集了众多文艺界爱国人士，自此第三厅打开了抗日的新局面，被称作中共在国统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强堡垒”[ 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4），《新文学史料》1981年8月22日。]，通过第三厅开展了大量的文艺运动，比如在当月就开展武汉地区的抗战宣传周活动，从4月7日到13日间拟定了不同的节日给群众进行文化扫盲与战时政策宣传比如宣讲日、美术日、电影日等等，在当时都是十分新颖且适当的宣传方法，尤其是在台儿庄大捷之际，武汉三镇都纷纷行动起来，第三厅组织了火炬大游行，引起了抗日救亡的巨大反响。

    周恩来还组织了宣讲小组到武汉各地区进行文艺表演与宣讲，他也与郭沫若等文学界名人到各地演讲，这些活动既激发了人民群众学习文化的兴趣，开阔了眼界，又使他们自觉接受了这些战时信息，提高了凝聚力，振奋了人心。除了精神方面的活动外，周恩来等人还策划了以各个重要抗战日期为主的活动比如为期三日七七献金活动，汉口的街上到处挂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横幅，各个行业的人们汇聚在一起，不光有政府要员、军人，还有车夫、小贩等等，武汉的献金活动也带动了其他城市，这些钱款后被用来采购药材并送至各个前线战区，极大鼓舞前线战士奋勇杀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抗日救亡的小高潮，这种情况可以说“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在世界历史上也少有”[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著，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第84页。]。在会战时期第三厅还专门组织人民群众为战士们缝制夏冬季的衣服，并为他们寄送慰问品等，还组织表演节目等文艺宣传活动前往前线为部队送温暖，不仅仅是在前线，他们也组织对军人的家属的慰问演出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戏剧的宣传，由于第三厅富有成效的工作吸引越来越多的文化人士，在文化各方面都开辟的新思路，1938年重庆话剧界组织演出了内容为反间谍斗争的戏剧《全民总动员》，聚集了众多学者、教授、演员等行业人士，大家因为抗战的共同意志鼓足干劲演戏，第三厅的戏剧组织活动不仅利于当时战时宣传，也为周恩来、阳翰笙等人在1941年成立的中华剧艺社提供了一定经验。

    从上述史实来看，第三厅在周恩来等人领导下，不仅具备超前的政治文化宣传方式，而且也有着明确的政治立场，将文化界爱国人士都召集在抗日统一战线之中，把握抗日救国的现实特点，带动文艺创作的立足点从为数不多的城市向全国各地拓展，第三厅着实是在“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及抗战文艺工作中发挥了组织领导作用”[ 毛磊、王功安著：《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1988年，第421页。]，而其背后的主推人就是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