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但它依然牢固地留在当年我一个中学生记忆里：1964年初，那时收音机和学校广播喇叭里，忽然接连不断地在广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那时候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著名播音员夏青那铿锵有力的声音。到底我们与“老大哥”苏联之间发生了什么？在这之前，我们最好的农产品，比如花生、苹果，包括养的猪、牛，都要送给老大哥嘛！怎么一夜间开始论战了？

    真实原因并不知道许多，但可以知道的是，我们中学的时政课老师关于苏联问题，就此成为必讲的内容。直到后来，随着年龄增长，读了更多的书，才知道这就是载入历史的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反击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以一个政党的名义在国际上的一次公开大论战。

    这场论战，不仅关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国际地位，而且也关乎中国共产党此后的政治走向。它的巨大的影响，一直决定和影响着中国的今天。今天党中央号召我们学习党史，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上，这是极其重大的永远绕不过去的一段里程碑意义的话题。今天我们重新学习这段历史，对于我们理解当下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有着极其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

    弄清这段历史，就必须了解关于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

    “九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从最早溯源，起源于1956年的苏共20大。

    1956年2月14日，苏共20大在莫斯科召开。这次会议本来那天已经闭幕，可闭幕的当天深夜，代表们准备第二天离开莫斯科了，却又被突然召集到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赫鲁晓夫将斯大林的错误无限扩大化，由此全苏联开始了对斯大林的全面批判运动。从此，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便发生了重大变化，东欧多个社会主义国家一系列事件接连发生。

    到了1961年苏共召开22大时，赫鲁晓夫再次掀起批判斯大林的狂潮，就这期间，大会特别决定，将斯大林的遗体迁出列宁墓，与此同时，全苏各地开始拆毁斯大林雕像和纪念碑的情况大量发生。由赫鲁晓夫发起的否定斯大林的狂潮，一步步进入高潮，最后终于发展到了全盘否定斯大林时期党和国家的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

    毛泽东主席此前曾经预测，如果苏共丢了斯大林这把刀子，将有亡党亡国之忧。后来的历史证明了毛泽东主席的这个论断无比正确。

    苏联在20世纪八十年代末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很多，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开始于赫鲁晓夫在借助否定斯大林的同时，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全盘否定了苏联的革命历史。正是这个20大和22大，为埋葬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培养了一大批掘墓人。当然这要单独长篇论述。

    在苏共召开22大以后，苏共否定社会主义的狂潮形成高峰。1963年6月，中共中央派出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两党会谈。这本来是两党内部就理论分歧进行交流和辩论，可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却突然公开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用报纸舆论进行反击。这是将两党理论上的重大分歧公诸于世界。于是，在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下，这场理论大论战宣布开始，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背叛。今天，我们看关于九评文章的记载，都标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字样，因为这是一场国际论战。对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表述得很明确：“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上，“九评”的发表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因为这是一个政党代表一个国家进行的国际理论论战。这九篇理论文章，不仅公开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也明确划清了中国共产党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鲜明界限。对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是一次教育，对党的理论队伍是一次全面的锻炼。我们不可忽略的是，就在我们与苏共论战的同时，我们党内确实有一些呼应赫鲁晓夫搞“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声音同样存在。因此，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国内外严峻斗争形势下一场关乎党的前途命运的论战。

    中苏作为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两个最大的国家，之所以产生理论分歧，最初的原因起源于苏共20大。

    “九评”论战发生的原因，是在苏共20大前后，苏联想与美国合作而损害中国利益。就是这个20大，苏联确立了对美政策的总目标，即减少对抗、寻求妥协、争取局势缓和、实行和平共处，为和平竞赛创造国际环境。在这样一个苏美合作的总目标下，苏联对中国采取一系列打压限制措施，比如逼债、撤走专家等等都接连发生。当我炮击金门和中印边界反击战时，苏联毫不掩饰地要限制中国在本国主权范围内按自己愿望处理内政问题的权力，加之它又不断向中国头号敌人摇橄榄枝，这引起中国党和政府的极大警惕。这期间，苏联以大国自居，向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号施令已成常态，激起社会主义阵营的不满。比如关于与我国的长波电台事件、联合舰队事件、布加勒斯特会议围攻事件，等等，其根本原因在于苏共赫鲁晓夫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对待中国的不平等态度，正如邓小平后来说的，中国人感受到了极大屈辱。这种屈辱最终导致理论大论战。

    论战是由苏联先发起的，到了中国共产党“九评”开始，即转守为攻。从1963年9月6日开始，到1964年7月14日结束，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撰写了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指名道姓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从此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空，我们抛弃了天条，必须走我们自己的道路。

    毛泽东主席这句话，应该是憋在心里数十年的话。几十年来，毛主席为了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线，经历了多少磨难。他数次被迫下台，数次受到所谓共产国际影响的迫害，但是始终为了“走自己的路”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长征开始，不是因为没了电台，没了共产国际的瞎指挥，或许就没有遵义会议的历史性重大转折。延安时期，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首先完成《论持久战》的理论指导。但也就在这个时候，王明这个所谓学霸带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回国了，他指手画脚，不可一世，给党的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毛泽东与这些人的斗争，都有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影子。任何一个国家，国家利益都是第一位的。中国共产党人清楚看见，当抗战的关键时刻，苏联往重庆输送飞机大炮，而往延安输送的是马列主义。当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苏联给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是“划江而治”。中国人民看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为了要回东北中长铁路的主权，在莫斯科与斯大林的谈判是何等艰难。等到建国了，为了不再被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人随意忽悠我们的党，毛泽东终于有机会认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了。但是恰恰就在这时，赫鲁晓夫出现了。这个借助反斯大林的旗号，企图搞什么苏美联合、出卖社会主义阵营的修正主义头子，成为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对手。所以必须从理论上战胜赫鲁晓夫，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首要任务。这就是“九评”的重大历史意义。

    应该说，中苏两党的论战，已经根本不是什么一般利益的争论，而是重大理论原则和路线之争。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并进而否定列宁。最重要的是在1961年的22大上，赫鲁晓夫提出了一整套的背叛马列主义、背叛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所谓“新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要搞“全民国家”“全民党”。这个大会的纲领居然公开提出这样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已经变成为全民国家。”而马克思主义最为基本的理论告诉我们，这个社会只要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全民国家。

    赫鲁晓夫这个“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理论，给苏联共产党带来的直接恶果是，广大苏联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错误认为，苏联整个社会已经不存在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因此也就不存在阶级斗争。既然阶级斗争不存在了，那么也就不存在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应有的警惕性。在这样的一种理论指导下，苏联的道路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与社会主义完全背道而驰。

    “九评”之后不久，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但是“九评”的伟大历史意义还不在这里，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里程碑。

    为什么？因为在这之前的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与洋教条、与那些号称懂得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斗争，比如王明、比如所谓“28个半”，他们长期诋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认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直至全国解放，苏联的影子一直存在。而经过“九评”几场大是大非的辩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作为号称世界社会主义头号大国的苏联，已经完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走的是完全另外一条道路。所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探索，从此完全是一种新的局面。今天的实践也已经证明，从“九评”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完全是具有中国自己特点的崭新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诞生初期，当时叫响的口号就是“走俄国人的道路”。准确地说，我们党遵义会议前的活动轨迹，都多少打着共产国际的印记，但是一次次的失败，巨大牺牲的教训，证明几个莫斯科归来只会背课本的学生，不可能看得上山沟里的毛泽东，然而他们又把毛泽东精心创造的山沟根据地糟蹋得一塌糊涂，而后被迫长征。直到遵义会议后，局面才发生了大改观。尽管苏联代表的共产国际“把飞机大炮送到重庆，把马列主义送到延安”，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还是把共产国际作为上级。到了解放战争，当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自己的努力，获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胜利时，斯大林才不得不说，苏共在认识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有错误。如果说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理论自立的标志。但自立不代表独立，直到苏共出了个赫鲁晓夫，才迫使中国共产党必须实行理论独立。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亲自领导完成的“九评”，是中国共产党理论独立的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里程碑。从这一天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理论独立自强的新时代。此后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的理论，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生产力的理论，防止和平演变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的理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国际斗争理论等等，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独立创造。可以说，“九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强的庄重声明。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假设，如果没有“九评”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彻底剥离，如果听任赫鲁晓夫的瞎指挥烂指挥，如果我们照猫画虎走了苏联那样一条路，我们绑在了苏联的战车上，我们今天该是怎样一种局面。

    怎样一种局面，就是苏联俄罗斯的局面。

    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很多很多，但其中不可忽略的至为重要的一条，那就是他们自我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基。他们笃信的“全民国家”“全民党”，他们笃信的“无产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不存在的观点，把苏联一个两千万党员的大党和一个拥有世界最广阔领土的大国送上了不归路。

    1941年，当德军突进到莫斯科只有几十公里时，正逢十月革命24周年纪念日，而莫斯科红场的阅兵在敌人炮火下照样进行，苏联军民一边接受检阅，一边走向战场。最终以牺牲300万苏共党员的代价，部队以视死如归的雄壮气势反攻进入德国，攻克柏林。1946年，苏联完成了第四个五年计划。1949年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50年苏联的工业已经恢复到战前水平，工农业总产值比战前增长百分之73。但是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当经过赫鲁晓夫改旗易帜之后，最终走向远离社会主义的不归路。再经过戈尔巴乔夫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之后，最后亡党亡国。让我们倍加遗憾和痛心的是，当这个政党的党产被强行占领，当党的领导者们被逮捕拘押的时候，苏共党员和社会群众竟然没有人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党。苏共党的领导者从总部大楼走出时，得到的是两边围观者的唾沫。

    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由兴到衰的历史给中国人民上了最为生动的一课。这一课，可谓惊心动魄，它将永久写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与苏共进行的这次理论大论战，更是我们党值得珍视的一段光荣史，它同样惊心动魄，荡气回肠。我们老一辈领袖们像打大仗一样运筹帷幄、决战决胜的宏谋远虑，在与世界大国交战无所畏惧的决胜意志，都是我们值得研究的重要史实。今天，历史虽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但是，与我们当年理论论战时的同样的问题，在今天我们的国家同样存在。比如一些所谓社会公知们叫嚣的“三权分立”理论、“全民国家”理论、“军队国家化”理论、还有被一些教授学者们鼓吹的什么“普世价值”理论，这些与当年赫鲁晓夫鼓吹的“全民国家”“全民党”，什么“阶级已经不存在”理论，等等，如出一辙。他们在配合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手法，几乎没有多少不同。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他们在与帝国主义势力里应外合上，更加直接，更加露骨，更加大胆，更加不知廉耻。

    近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是我们数十年历史上少有的触目惊心的事件。比如，有人可以面对我们在边境保卫战中牺牲的英雄，进行无端的污蔑和诋毁；有人在国家对英雄进行表彰的当天，可以肆无忌惮地辱骂英烈；有人长期从事造谣生事，对我党和政府领导的抗疫作战进行污蔑和指责；有人利用教授学者的合法身份，发表反党反政府的公开言论；更有甚者，有人为屠杀我们数千万同胞的日本帝国主义涂脂抹粉，评功摆好；有的人不以当汉奸为耻，反以为荣。总之，一个时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远远超出了社会的承受力。有的人借助社会言论相对自由宽松的情况，公开挑战法律底线，骂领袖、骂我们的党，已经到了没有底线的疯狂程度。很多老同志说，即使当年右派向党进攻时，也不敢如此猖狂。这一切，都需要我们的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们认真读一读当年的“九评”，这是一个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捍卫理想信仰的坚定不移的决心，这是在意识形态斗争领域我们党表现的寸步不让的意志体现。今天，各种阵营的表现非常清晰。我们需要振奋军心，绝不可把意识形态领域的事当成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