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四方面军编制序列里,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全部由妇女组成,但巾帼不让须眉,她们与男同志并肩战斗,为部队和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支队伍就是红四方面军供给部妇女工兵营。
一、顺应需要 组建工兵营
妇女工兵营的前身是供给部女工厂。该工厂是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后,在没收军阀田颂尧、刘存厚的工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工人主要来源于在川北参加红军的女同志。
红四方面军到达川陕之前,四川军阀统治剥削极其严重,加上很多男人染上抽鸦片的恶习,因此,劳动重担过多地压到了妇女身上。她们不仅要担负着沉重的劳动,而且没有人身自由,受压迫最深,对翻身解放的要求也最追切。红军入川后,翻身妇女大批报名参加红军,一部分分配到供给部女工厂当工人。女工厂的任务主要是缝军衣、打草鞋,有时还要运送粮食弹药等。
1933年秋,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从女工厂中抽出部分人员,组建供给部妇女工兵营,由林月琴任营长。男同志除留一个管理排长外,其余全部调走,所有伙夫、马夫、号兵等,全部由女同志担任,可以说是清一色的“娘子军”。之所以取名“工兵营”,是因为她们既当工人又是兵。
妇女工兵营组建不久,正赶上反“六路围剿”,要猛烈扩大红军。工兵营根据上级安排,组成宣传队,分散到各个村寨扩红,自身兵力不也断扩大,很快扩充到近五百人,编足了三个连。
二、严格训练 建设“娘子军”
部队扩大后,第一个面临的就是干部问题。当时,各方面都非常缺干部,显然不可能请上级配备,只能从新同志中挑选。怎样挑选呢?经林月琴等研究,决定在各班开展“我为什么当红军”大讨论,很快发现并选拔了一批出身贫苦、表现积极、反应灵敏、有一定的组织能力的同志,分别当上班、排干部。
随着红军不断取胜,缴获越来越多,工兵营的武器也逐渐配齐,战士们背小马枪,干部则佩带驳壳枪。
怎样将这支“娘子军”建设成名副其实的部队呢?第一步,便是将新同志的长发和辫子剪掉。因为打仗难免负伤,如果头部负伤,头发就会成为累赘,所以必须把长发剪掉。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剪头发说简单,可真剪时,有的女兵还哭了鼻子,有的舍不得自己的辫子,便偷偷将剪下的辫子藏进包里。
第二步,便是进行军事训练。每天将红旗插上驻地周边的山头,由干部领着大家练爬山,开展争红旗竞赛。刚开始,女兵们叽叽喳喳,一喊口令就笑个不停。经过严格训练,军容军纪迅速改观。时间不长,队伍便锻炼出来了,站起队来一条线,走起路来一阵风,唱起歌来整齐干脆。夜间紧急行动,几分钟内便能集合好队伍,打好背包出发。
第三步,抓文化学习。妇女工兵营的干部战士文化程度普遍很低,除了林月琴等几个营干部外,绝大多数人不识字。因此,营里对学习抓得很紧,开展“识五”活动,要求每个同志每天识五个字,做到会认、会讲、会写、会用。大家先从自己的姓名学起,然后学习“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既认了字,又学习了政治常识,实现一举两得。
三、积极主动 全力抓生产
妇女工兵营除了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以外,主要任务便是为部队制作衣帽鞋袜。当时,红四方面军的条件十分艰苦,干部战士们穿的是“三合一”式衣服。所谓“三合一”,就是春秋天是夹衣,冬天絮上棉花就成了棉衣,夏天把棉花一拉、里子一拆,又成了单衣。无论干部战士,一人只有一套衣服,一年四季不离身。
制作衣帽鞋袜说起来容易,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困难太多了。首先,没有机器和原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此,林月琴等积极想办法。只要部队在前方打了胜仗,便第一时间赶到,抢运布匹棉花。没有缝纫机,就手工制作。巧的是,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发起宣汉战役,占领了军阀刘存厚的军工厂,缴获棉布二十万匹、棉衣两万多套,还有制作被服的机器几十台。林月琴闻讯后喜出望外,带着队伍昼夜不停,将物资转运到通江。有了原料和机器,她们如虎添翼,效率大大提高,一天能做出几百套成衣。
原料问题暂时解决了,可还有一个问题摆在面前。由于缺乏染料,部队的军装颜色不够统一,影响到军容军貌。为了统一军服颜色,工兵营决定自己动手染布。没有染料,她们就土法上马搞试验,用黄泥、草木灰及树根、树皮、树籽等熬水,终于染出了灰布和黄布。至于帽微、领章,则用鸡冠花熬水染出红布。纽扣不好解决,就用布包上麻钱代替。
大家的干劲非常大,各班排开展革命竞赛,不分日夜比着干,你一天纳出五双鞋底,我就要纳上十双。妇女工兵营日夜不停,制做了大批衣服和鞋、袜、帽等,源源不断地运到前方。到嘉陵江战役前,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基本都能穿上四季衣服。
四、历尽磨难 踏上长征路
1935年初,妇女工兵营随红四方面军总部转移到旺苍坝。随后,来了个“搬家式”长征。这一下,可苦了妇女工兵营。她们除了要背个人的行李,还要背工厂的物资机器,干部们还得帮供给部背贵重物资。每人平均负重五十多斤,在枪林弹雨中渡过嘉陵江,经阆中到剑阁。这一带全是崇山峻岭、陡壁悬崖,加上阴雨连绵,路滑如油,稍不小心,就会掉下悬崖,摔得粉身碎骨。她们贴着石崖,手牵着手,一步一步艰难行走。
工兵营转移到达江油、中坝时,根据上级命令,在那里休整三天。她们立即架起机器,一面筹粮,一面赶做军衣。三天以后,部队向北川转移。途中,不少人拉肚子。由于当时缺医少药,许多人病得走不动路,慢慢掉了队。
一天下午,工兵营文化教员杨文局、二连指导员熊朝喜等,还有十几位掉队的战士,和队伍拉开了很长距离。当她们穿过一个山沟时,突然发现山坡上有一百多敌人。他们虽是败兵,但人多势众,而十几位女同志都是病号,又窝在山沟里,形势十分不利。敌人发现了她们,一面嚷着“抓活的”,一面向山下冲来。
这时,大家也顾不得肚子疼了,拼命抢占山头,开枪朝敌人射击。恰好掉队的有名号兵,熊朝喜急中生智,命令号兵吹起调兵号,敌人以为附近有红军援军,吓得急忙后退,她们乘机冲了过去,经过一阵猛跑,终于赶上部队,摆脱了险境。
1935年6月,工兵营随红四方面军总部经茂县、理番到达懋功,与中央红军会师。接着,随左路军北上,到达阿坝。这是第一次过草地。由于张国焘违背毛儿盖会议决议,擅自率左路军南下,她们又不得不调头二过草地。这时,粮食越来越少,即使搞到一点粮食,也只是青稞麦,吃了以后胀肚,拉不出大便,真是吃尽苦头。后来,连青稞麦也找不到了,只能吃一点灰灰菜。由于工兵营行军序列靠后,前面的部队将嫩叶摘光了,她们只好摘梗子吃。很多同志肚里无食,连冻带病,一个接一个牺牲在长征路上。
1936年3月,工兵营从丹巴向西转移,翻越风雪弥漫的党岭山。长征路上,几过雪山草地,女同志由于生理原因,碰到的困难比男同志更大。且不说一张卫生纸也找不到,到后来,由于又累又饿又冻,加上风吹雨淋,绝大多数得了妇女病。大家一个个象风干的桔子皮,又黄又瘦,衣服扯成一条条破布。不过,精神仍然饱满,坚韧不拔地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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