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凤，又名金凤。原名蒋励君，1928年6月1日生于江苏省宜兴县。解放前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和北平清华大学，在解放战争时期多次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是颇有传奇色彩的中共地下党员。1947年入党，1948年去解放区，分配到人民日报当记者。她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记者，是新中国新闻界第一批授予高级记者职称和第一批享受政府津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写了几百万字的新闻作品。已版《友谊的花朵》《时代的眼睛》《在中国大地上》《历史的瞬间》《风起青萍末》《邓颖超传》《伟人之初》等作品集，《邓颖超传》曾获国家图书奖。
记者除写公开报道，还有写“内参”（或“内部情况”）的任务。“内参”有时能起到比公开报道更好的效果。但写“内参”有一定风险，“内参”往往反映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容易得罪领导。以往年代，政治运动频繁。“运动”一来，记者写的“内参”常常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不少记者因此被打成“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新华社有七位分社社长因写“内参”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我在《人民日报》社当记者多年，也写了一些“内参”，付出了惨重代价。
写“内参”反映“大跃进”中的浮夸风
1958年初，中央在南宁召开会议，毛泽东讲了“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重要讲话，批评了周恩来、陈云同志1957年“反冒进”是犯了“右倾”错误，“离右派只有50米了！”各地闻风而动，吹起“大跃进”的号角，在全国刮起浮夸风。
1958年《人民日报》撤销各省记者站，我到农村部当评论员，有时也下乡做点调查研究。全国第一颗“高产卫星”是河南省辉县岈山乡上万亩小麦“亩产小麦3000多斤”，《人民日报》发在一版头条。我多年跑农村，知道全国小麦最高产量是青海一块几亩大的“试验田”，亩产不到3000斤。怎么可能上万亩土地平均亩产3000斤呢？我表示怀疑，立刻有人劝我：“小心，别当观潮派！”
我不服气，自告奋勇下乡调查。这年七八月间，冒着酷暑来到河北省定县。定县有位全国农业劳模马宝山，我认识。他见到我，神秘地对我说，要让我看看他将要放的“白薯卫星”。
只见一亩地面积，往下深挖15丈，堆满小白薯。往上堆起15丈的小土山，里面也统统是小白薯，这就是他要放的“亩产白薯100万斤”的“高产卫星”。估计他实际上也填充了十几万斤小白薯！
我吃惊地说：“这就是你所说的特大卫星？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弄虚作假吗？”马宝山不高兴了，拉长了脸：“人家能将十几亩的水稻并在一起，我为啥不能将白薯堆成小山？！”
我说：“老马呀，你昏了头了，这样做有啥好处？你是让人家参观，让记者来拍照，替你宣传吧。我告诉你，我决不写一个字。”两人不欢而散，我马上坐车回北京，写了一个“内部情况”，被领导扣下了。他说：“你这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到时候要倒霉的。”他这是好心保护我，他有充分的经验。我说：“明明是弄虚作假，这叫什么‘放卫星’啊？”他苦笑着说：“这是‘大跃进’的浪潮，势不可挡。我们不报道也就算了，说他弄虚作假，有人会不高兴的。”
过些日子，报上又登出河南鲁山县大炼钢铁、大放钢铁“卫星”的消息，农村部让我去采访。
记得是9月下旬到了鲁山，县委书记热情地接待我，说全县正做准备，准备10月1日放一颗“日产一万吨钢铁”的“卫星”，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喜。我去过鞍山钢铁公司，这是中国最大的钢铁基地，有二十万职工（鲁山县只有15万人，绝大部分是农民），全年钢铁产量300万吨，还不到一天一万吨。小小的农业县鲁山，要放“日产一万吨钢铁”的“卫星”，岂非天方夜谭？
我到了鲁山县的一个公社，只见公社书记头上扎了块白毛巾，正头疼。他愁眉苦脸地对我说：“老王同志，县里布置要我10月1日放‘2000吨钢铁卫星’，我愁得生病了。别说2000吨，我200吨也放不出来呀！”他陪我到了炼铁工地，只见用泥土垒成的小土炉，炉火熊熊，烧的是山上砍来的木材，炉中原料是各家各户收来的废铁器加焦炭，炼出来的是“烧结铁”，还不如原来的废铁。有的炉直接炼矿石，炼出的是比烧结铁还差的“铁疙瘩”。许多农民背着矿石疲倦地走来，有的走着、走着在山路上睡着了。我看了堆在一起的矿石，估计也不过几十吨。我问农民：“你们知道一吨是多少斤？”他们回答：“估摸是一斤吧。”真是可笑，连一吨是多少也不知道，怎能大炼钢铁？国务院工业部有一位女干部也来到鲁山，我们一起数了数土高炉，有二三十个吧。估计连200吨也炼不出来，何况炼出的是废品“烧结铁”！她说，她回北京要向工业部长高扬同志汇报，她希望我也写个“内参”，证实她的汇报。
我回县委招待所马上写了个“内参”，寄给《人民日报》工商部主任张沛同志，请他转给国务院工业部长高扬同志。后来听说，毛主席认为高扬同志“右倾”，一气之下撤销了工业部。在此以前，他已撤销了邓子恢当部长的中央农村部。我这“内参”估计命运不佳，说不定当了高扬同志“右倾”的“罪证”！
写“内参”揭露河北省假劳模
1964年夏天，我到了河北省当时的省会天津。省委宣传部长翟向东同志向我推荐了一个“河北遵化县西下营大队3000亩亩产粮食600斤”的高产典型。当时河北农田一般亩产二三百斤，亩产600斤算得高产了。他又介绍西下营党支部书记王佐民是全国农业劳模和复员军人模范，希望我能报道王佐民。
冒着7月酷暑，我赶到遵化县西下营大队，见到王佐民。他三十多岁，看上去很干练，也善谈。当时，林彪正推动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语录已印了上亿册。王佐民告诉我，他正是通过组织村民和民兵学习主席著作，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改造低产田而获得亩产粮食600斤的成绩。他安排我住在一名军属家里，又派来一名背着照相机的宣传员陪我采访。照相机在今天中国已很普遍，在60年代农村，可是个稀罕物。小伙子带我看了展览室。墙上几百幅照片都是王佐民的工作照：他正在学《毛选》，他带领支部学《毛选》，他带领全村农民学《毛选》，他带领社员深翻土地、密植，他上天津、北京开会，戴大红花当劳模等等，全是小伙子的“杰作”。他又抱来两大本剪报，全是宣传王佐民的。这么突出地宣传自己的劳模，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不免对他心生疑虑。
王佐民陪我看庄稼。我们沿着公路，看了几块玉米地，确实长得不错。他说，至少可打600斤。我请他回大队，让我自己随便看看，他不高兴地走了。我离开公路，转入田间小道，面前大片玉米长得稀稀拉拉，每亩大约只能打二三百斤。这样看来，全大队3000亩地怎能亩产600斤呢？
我在社员家吃派饭，一天换一家，问了好几家社员，去年庄稼收多少？亩产多少？他们齐声回答：不清楚，问王书记去！
社员吃的并不好，每天两稀一干，喝玉米糊糊和吃玉米饼。孩子都长得瘦瘦的，三顿菜都是咸菜加大葱，这不像亩产600斤的生活水平。
我问六十多岁的房东大娘，更问不出什么。我只好用老办法了。我让老会计把1957年建社到1963年的账本统统给我找来。老会计抱来二十几本。1957年西下营大队由十几个高级社合并而成，要从高级社查起，相当费事。我不会打算盘，当时又无计算器，只好用笔算，一连算了两天，算得我头昏脑涨。
两天后，发现问题了。原来1957年西下营大队的粮食总产量，竟超过1963年好几万斤！可是，1957年亩产只有300斤，1963年怎么变成600斤呢？真是怪事，除非耕地面积缩小了。
我算了兴修水利和社员建房面积，只少了一二百亩。总耕地面积和1957年差不多，为何总产量少了，亩产却增加了一倍？这是不可能的！
我明白了，王佐民用的是少报耕地面积，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办法。那么，他少报多少呢？总耕地4000多亩，他竟敢少报2000亩！这样，2000亩耕地亩产从300斤跃升到600斤！反正，上级谁也不会核查大队总耕地面积，也不会核查1957年和1963年的总产量，要的就是亩产，比的也是亩产。
我到王佐民家中去了。他不住在村里，单独一家住在村外。这是一座灰色围墙围起的院落，孤单单矗立在田野间，引人注目。进了围墙，是一亩大面积的院子，种了豆角、西红柿、洋白菜等等，还种了半亩玉米，当中还打了口洋井。整整齐齐五间双砖落地大瓦房。王佐民不在家，他媳妇出来招待。只见她上身穿了件格子纺绸衬衫，下身穿一条黑纺绸裤。这种打扮，农村少见，倒像解放前的“少奶奶”。她又是让座，又是敬茶，很会应酬。我见她手上和王佐民一样，戴着块梅花牌手表，这在农村妇女中也少见。屋中还有位十八九岁青年姑娘，抱着个两三岁的孩子，另一个六七岁孩子在地上玩。
我对她说：“你有两个孩子，又要做饭、种自留地，怕是不能出工啦。”她笑容满面，得意地说：“从打嫁过来，我没下过地。自留地也是社员帮着种的。佐民不让我下地。生了两个孩子，家务更忙。这不，小的孩子还靠这姑娘帮忙。”她用手一指：“这是大队出纳，每天过来帮我照看孩子。快过来见见记者，可是从北京来的大记者哟。”
姑娘脸红了，朝我点点头，慌慌张张抱着孩子出去了。我打量一下房子，很新，问她：“这房子啥时盖的呀？”
“盖了不到三年，不怕你见笑，土里土气，离村又远，不大方便。”
我算了一下，大约是1961年盖的，那可是三年困难时期。
我回到住地，上房东大娘屋去了，我说：“我到王书记家去了，五间大瓦房，加上自留地，一亩多吧，比一般社员自留地大多了。房子好气派呀。”
房东大娘重重叹了口气说：“可不是好气派，原来还要气派。房子和围墙，全抹上红色，远远望去，就像座庙。听说上级来了，说太显眼，这才改成灰色。”
“盖这房，花费不小吧，又是三年困难时期。”
大娘又重重叹了口气：“那阵子还吃食堂，都吃不饱。大伙还得去帮着盖房，老婆子我还去搬过砖。听说，这盖房的钱”，她猛地停住：“哎呀，可不敢瞎说。”
我看她有顾虑，耐心开导她：“大娘，我在这屋也住了好几天了，你还信不过我？”
“是呀，是呀”，大娘忙说：“老王同志，大娘我自然信得过你。看你大热天老远从京城来到这里，住到我家，只喝我老婆子一口水。可你早上帮我扫院子，又帮我挑满一缸水。白天忙一天，晚上熬夜帮我们查账。你为啥呀，不就为我们社员好吗！大娘我信得过你。”
我趁热打铁问：“大娘，您说说，王书记这盖房的钱，从哪里来的？那时一天挣10工分，也不过几毛钱吧。”
大娘又叹气，低声说：“听说，听说，他是挪用了上级给我们修水利时让社员搬家时的补助款。还有，发给困难户的救济款。我是听老会计说的，他是我家表叔。”
我听得生气，不由大声说：“那社员为啥不上公社、上县里告他？”
大娘见我声音大了，她急了，忙摆手，低声说：“小声些，小声说。王书记成天上县里，上省里，还上北京开会哩，受表扬哩，是劳模哩，谁敢告他？不要命啦？”
我也重重叹了口气。
第二天，我对王佐民摊了牌。我要求他召开大队支委会。在支委会上，我说：“我查了你们大队从高级社到去年的账。发现你们大队1963年的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还少几万斤。”
支委会惊呆了，王佐民也很吃惊，连忙说：“耕地少了嘛。”
“少多少亩？”我紧着问。王佐民慌了，吞吞吐吐地说：“可能少了几百亩吧。”
我笑笑说：“我查了账，1957年十几个高级社耕地总面积约4000亩，亩产300斤，总产量120万斤。1963年你们大队报粮食亩产600斤，但总产量只有110多万斤。除非，你们耕地少2000亩，只剩2000亩。亩产600斤，这总产才合得上110多万斤。这六七年，你们大队耕地竟少了一半吗？”
王佐民脸红了，口齿不清了：“这不可能，不可能！”
“账在那里呢，到底怎么回事，你自己清楚。”
王佐民站起来，急着说：“我找老会计查查，这些账，都是他做的。”
当天晚上，我写了“内参”，揭露王佐民采取少报耕地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虚假手法，骗取亩产600斤（实际仍为亩产300斤）的劳模荣誉。他还侵吞了水利款、困难补助款盖房，又让出纳当他家保姆，让会计、出纳一人当，账目自然混乱不堪，随便捏造了。
报社登了我写的“内参”，将“内参”寄给中共河北省委。省委很重视，派出工作组，进驻西下营大队。情况比我反映的还严重，他还打击报复反映真实情况的社员，不让人家出工，一家人几乎饿死。王佐民被撤职，同时撤销劳模称号，把房屋退赔出来做了大队部。他和老婆都下地劳动了。不然，他家吃什么呢？
“文革”中写了三份“内参”，惨遭坐牢五年之灾
写“内参”如只涉及基层，问题不大。如果涉及省以上，便有很大麻烦。
“文革”中我写了三份涉及中央文革和空军的“内参”，竟坐牢五年之久。
1967年1月，上海《解放日报》开始被“造反派”夺权。接着，在“中央文革”支持下，上海市委也被夺权。中央文革推波助澜，全国各省委、省政府及中央部委，除国防部和外交部外，统统被“造反派”夺权。从中央到各地党政部门都被夺权，工农业生产没人管了，全国经济几近瘫痪，形势十分严峻。
文革期间群众组织武斗的场面
正是春耕时分，我到了京郊怀柔县。一位已靠边站主管农业的副县长来看我，自我介绍他爱人在《人民日报》群工部工作，他算《人民日报》家属，向我反映：“春耕季节快到了，从县委、公社到大队都被夺权。生产没人管，地种不了，今年老百姓吃什么？全国人民吃什么？”他忧心忡忡地说。
我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扭转这危险局势？”
他低声说：“我们几个副职，包括副县长、农业局、林业局、粮食局、水利局的副局长和供销社副主任，在一起商量，准备成立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抓全县的农业生产。同时，公社、大队也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组’，生产便可以一抓到底。可是，我们怕造反派说我们反夺权。老王同志，你看怎么办？”
我连忙说：“这主意太好了，造反派那里，我去说。”
我和刚成立的县革委会主任一说，他们同意了。马上解放一批副职干部，成立了全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和公社、大队一级的“抓革命、促生产小组”。怀柔的春耕生产自上而下有人抓了，春耕生产有序地开展起来。全县老百姓都很高兴。
我回到报社，写了“内参”，直报中央。周总理看到了，十分高兴，马上送毛主席。毛主席批示：“《人民日报》立即见报。”
第二天，《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发表了“怀柔县解放一批干部，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春耕生产顺利进行”的消息。用的是我写的“内参”原文，一字未改，连新闻导语也没有改。各地闻风而动，解放了一批干部，纷纷成立工、农、商业的“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工农商业生产能正常进行，避免了经济崩溃的局面。
全国干部、群众都高兴，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总理更高兴。一心搞乱天下、妄图乱中夺权的江青大不高兴了，指责总理“用生产压革命”。她追查这个鬼主意哪里来的，《人民日报》的消息是谁写的？姚文元说是报社记者王金凤写的“内参”，主席看了让《人民日报》发。江青大怒，记下了这笔账。
1967年2月，我到武汉采访。正赶上当地造反派驱赶大批工人、劳模、工会干部戴高帽子游街。我数了数，竟有6000多顶高帽子。最惨的是武汉重型机器厂的劳模马学礼，头上竟压了顶铁帽子。还有不少女工被剃了阴阳头，手里拿着稻草。“造反派”说她们上北京告状是保皇派想“捞根稻草”。一下火车便被揪来游街。六千顶高帽子游街真是浩浩荡荡、“蔚为壮观”，两旁有外国人在照相。
我看了气愤不过，提笔写了第二个“内参”，大意是“‘文化大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工人包括劳模竟遭高帽子游街，敌我不分！”
这一“内参”周总理也看到了，由“中央文革”下令，不准让工人、劳模再戴高帽子游街，还解放了大批工人和工会干部。
第二个“内参”也起了作用，我自问尽了中央党报记者的职责。
写第三份“内参”，大祸临头了！
1967年秋天，我到上海采访。上海解放了一批干部，我召开座谈会，编发了一个版。又专访了原杨浦区委书记、产业工人出身的张金标，写了长篇通讯，后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一版。这时，驻上海的空四军宣传处长来看我，请我参加空四军召开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会。当时，这样的会很多，很难见报，我不想去。不料，那位处长出语惊人，说他们学习主席著作有新发展：“要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天空。”
我问：“什么意思？”
回答是：“我们要用主席语录指挥飞行（即指挥飞行和飞行员回答时，必须先讲一句语录）。”
我听了大吃一惊。当时打电话，有人先念一句语录，如“为人民服务”、“斗私批修”等，然后再讲电话内容。这已经耽误时间，如果指挥飞行，指挥员和飞行员都先念语录，再说飞行术语，飞机飞行速度极高，指挥术语一句很短，如加上语录，飞行员反应不过来，非出飞行事故不可，弄不好机毁人亡。我内心非常反感这种“极左”的做法，可又不能公开反对。只派了一名年轻记者去参加会议，也没写什么报道。
1968年1月，军委空军召开空军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会议，请《人民日报》记者参加。说参加者每人将发一套精装毛选和100个毛主席纪念章。我听了很生气。我知道当时有句话：“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学空军”。其实，空军一直“很左”。他们动用大批国防器材铝甚至黄金、白银制作纪念章，有的纪念章比银元还大，有的人甚至把纪念章别在胸前的肉里……江青送几个芒果给空军，说是毛主席送的，有的政委头顶芒果，站在火车里几小时送到基层供起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我忍不住，提笔写了第三个“内参”，向中央反映空军学习主席著作庸俗化，竟要用语录指挥飞行，弄不好将发生重大事故；空军动用大量国防器材制作纪念章，不合勤俭建军原则；空军有骄、娇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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