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川西北革命根据地（也称川西北苏区），是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转战途中在川西高原上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根据地的建立，为红一、四方面军实现会师，中央红军先行北上和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及后来共同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陕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川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用生命和鲜血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凯歌，所形成的极为宝贵的革命精神、优良传统和作风，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增添了光辉。

    关键词：革命根据地  川西北  苏区精神

    中国革命老根据地简称革命老区或老区，是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四川境内先后创建了10个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且创建时间早，牺牲人数多，历史贡献大。据统计，四川先后有30余万人参加红军，32万人参加游击队，其中，英勇捐躯26.5万人。

    狭义上的川西北苏区，仅指“松理茂赤区”，包括松潘、理番（今理县）、汶川、懋功（今小金）。广义上的川西北，指今天的阿坝州、雅安市、甘孜州及绵阳市的部分地区（江油、北川、平武）。红军长征时期，南下的红四方面军还相继建立了康巴革命根据地和川康边革命根据地。

    据此，笔者认为，川西北苏区包括阿坝州（13个革命老区县）、甘孜州（7个革命老区县）、雅安市（9个革命老区县）、绵阳市（北川、江油、平武3个革命老区县）及成都市（邛崃、大邑2个革命老区县）。

    一、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全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牵动着全国红军的命运。当时的川陕苏区位于连接西南和西北地区的桥梁地带，是全国仅存的且具有威慑能力的根据地，对正在向云贵川边和川西北转战的中央红军，无疑具有重要的策应作用。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央红军一旦被敌人消灭，红四方面军的命运可想而知。全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打破敌人的川陕会剿部署，是红四方面军这一时期战略行动方针。

    1935年1月，红四方面军接收到中央红军发来的一个电报，要求派出一个师南下接应，中央红军当时的处境可想而知。红四方面军领导层立即开会研究，认为去一个师无异于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最后决定，仍然执行“川陕甘计划”，先拿下广元和昭化，控制嘉陵江两岸川陕交界的咽喉要地，进可图川西平原、甘南、陕南，也伺机策应中央红军和徐海东的红25军，于是有了后来的强渡嘉陵江、血战剑门关等战役战斗以及后来的懋功会师。

    随着战局的发展变化，川陕甘战略计划未能实现。1935年4月，见到前方徐向前渡江后推进很顺利，张国焘就在后面搬了家，撤出了川陕根据地。

    5月初，中央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继续北上，准备在川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主力集中在涪江地区，就地休补，发动群众，筹粮扩红。在江油附近召开的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张国焘讲撤出川陕根据地，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北上。两军会合后，要在川西北创造根据地，赤化川、康、陕、甘、青等省。为打破蒋介石的合围部署，方面军下一步应首先占领北川、茂县、理县、松潘一带地区，背靠西康，作立脚点。

    西向岷江地区，建立川西北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实现两个方面军的胜利会师，成了动员和鼓舞部队的巨大动力。嘉陵江渡江战役后，红四方面军通过中坝战役，控制了涪江两岸大片地区。

    二、 创建“松理茂赤区”，为接应中央红军创造条件

    “创建川西北苏区根据地”，曾经一度是红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长征中的共同战略行动目标。

    1935年1月遵义会议期间，刘伯承、聂荣臻同志就曾建议“打过长江去，去川西北建立根据地”。遵义会议后，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4月下旬起，红四方面军西进的先头部队由李先念指挥三十军所部、四军一部，进占川西北地区的松潘南部、茂县东部地区，并开始向川军二十八军所称的“屯区后方”前沿阵地发起攻击。

    在此期间，红四方面军总部曾先后在江油和北川治城附近召开两次高级干部会议，确定西进岷江上游民族地区，策应中央红军入川的方针，拟定了“开展与巩固松理茂赤区”的计划。

    5月1日，旨在进占“松理懋茂汶屯区”、突破川军土门封锁线的土门激战正式打响。15日，红四方面军占领了“屯殖办署”驻地茂县县城凤仪镇。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等党政机关相继移驻这里。至此，创建松理茂赤区（即川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开始得到实施。

    红四方面军粉碎土门封锁线，来势勇猛，进攻神速。驻茂县城里的“屯殖督办署”、“屯军”及“茂县国民政府”的大小官员闻风丧胆，逃之夭夭。而早在土门要隘还未失手的5月13日，“茂县国民政府”县长李仁辅早已逃亡汶川县龙溪场（解放后划给灌县）。

    5月15日，红军攻克土门要隘。当晚，南路部队进驻茂县城里后，缴获敌人来不及带走的枪械2500余支。红军进驻茂县城后，即兵分南、北、西三路，进占全县，继续挺进岷江流域，建立起松理茂赤区，又称“川西北新苏区”或“川西北苏区根据地”。

    期间，南路红军进抵汶川雁门关；北路红军进入松坪沟、叠溪海子和镇坪关；西路红军挺进曲谷、黑水。不久，在红四方面军占领的川西北地区形成了以茂县（随后转移至理番杂谷脑、卓克基）为中心，控制面积约三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万的赤色区域。

    红四方面军占领茂县后，发出了《进取松理茂的意义和我们当前的战斗任务》的指示。政治委员陈昌浩也发表了题为《克服一切困难，百倍坚决战斗，争取更大胜利！》的文章，就“开展与巩固松理茂赤区”的重要意义作了阐述。

    红军在松理茂赤区内组建有省、县、区、乡、村五级革命政权。川陕省委在松理茂赤区内组建了茂县、汶川、理番、懋功、松潘5个县委，若干个区委。此外，川陕省委还辖有北川县委。军事方面，红军在赤区内组建了省军区、独立师、番民自卫军、县游击队等军事机构和民族革命武装。川陕省苏维埃政府（1935年7月改称川康省革命委员会）茂县、汶川、理番、懋功、松潘5个县级苏维埃政府。此外，还辖有茂县回民苏维埃政府、北川县苏维埃政府。

    松理茂赤区的建立，为迎接中央红军在川西北地区实现两大主力会师，从军事屏障、政权建设、组织动员人力和后勤补给、交通运输等方面，都创造了及其有利的必备条件。

    红四方面军从各方面做好迎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准备，并派出一部前出至懋功地区寻找和迎接中央红军。6月12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北面达维会师。至6月中旬，已形成北起松潘镇江关，东连北川，东南达岷江左岸板桥沟、右岸卧龙河，南抵夹金山，西至鹧鸪山的川西北革命根据地。

    三、川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巩固和扩大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10余万工农红军控制了松潘以南、北川以西、夹金山以北、大金川以东的15000余平方公里地区。中共中央根据整个局势和红军所处的战略位置，改变了会师前执行的“创建川西北新苏区”的战略方针，提出了“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主张。

    两军会师后，红军既处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之中，又处于雪山草地的恶劣自然环境，面临着内部意见存在严重分歧的严竣形势。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为了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在6月至9月不到3个月时间内，召开多次会议以统一全党、全军的认识，研究解决许多重大的、实际的问题。

    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北上建立以甘南为中心的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总方针，为红一、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深入发展革命运动，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规定：“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6月17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和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复电中央，提出了西移作战方案，要一方面军沿大金川北打阿坝，四方面军转进松潘以西，相继夺取甘肃、青海、新疆，建立根据地。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川西北红色区域迅速向西及向北发展。6月16日，红九军一部占领崇化（今金川县安宁镇），6月下旬，红一、四方面军相继占领马塘、刷经寺、梭磨、松岗、党坝等地。

    从7月中旬起，为执行中央北上方针，红军集中主力实施松潘战役，先后放弃茂县以东和懋功、理番及松潘部分地区。8月，根据毛儿盖会议的决定，红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开始向洮河流域行进。 8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红4军、红30军，随右路军在毛泽东等率领下开始向草地进军，于8月27日到达草地尽头的班佑地区。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其余各部在红军总部率领下，陆续到达阿坝地区。

    1935年10月初，南下后的红四方面军发起绥崇丹懋战役，不仅收复了达维、懋功、抚边、崇化，又进驻绰斯甲（今金川县观音桥、周山等地）、绥靖（今金川县）、丹巴，控制了北起阿坝，南至大炮山，东抵巴郎山，西止杜柯河的广大地区，在大渡河上游形成了以绥靖为中心的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红四方面军实施天芦名雅邛大战役，以及后来转进康北和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提供了巩固的后方基地。

    1935年7月至1936年7月，红军长征在川西高原中部的康巴地区所属的丹巴、泰宁（1937年改称乾宁县）、道孚、炉霍、甘孜、瞻化（今新龙县）、雅江及金汤（属于康定县）等地建立了康巴革命根据地。1936年4月，在道孚建立中共川康省委，专门领导康巴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各项建设工作。

    1935年11月至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从川西高原上的阿坝南下并转战川康边（今雅安一带），创建了川康边革命根据地。这个根据地系青衣江流域之夹金山以南、二郎山以东、川西平原以西、大相岭以北，即雅属地区的苏维埃区域，主要包括天全、宝兴、芦山、太平（包括今芦山县的太平、大川、宝盛、双石，大邑县的横山岗、尖山子和邛崃市的夹关、天台山、火井、油炸等地）、雅安、荥经、汉源、名山。

    期间，相继成立了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苏维埃政府，傅钟任省委书记。省委机关设有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等部门，朱明任组织部长，汪季川任宣传部长，王泉媛任妇女部长。熊国炳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省苏维埃政府设军区指挥部、革命法庭、保卫局、工农银行、财委会、粮食总局、内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土地委员会、交通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劳工委员会、工农监察委员会等机构。之后，红四方面军先后在天全、芦山、宝兴、太平、雅安、荥经等县以及名山县部分地区建立了6个县苏维埃政府、20个区苏维埃政府、78个乡苏维埃政府和324个村苏维埃。

    1936年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开始实施康（定）道（孚）炉（霍）战役，红军分三路向道孚、炉霍、甘孜转移。至4月上旬，红军控制了东起懋功、西至甘孜、北连草地的大片地区。红四方面军由于南下、西进，往返于雪山、草地和连续作战，减员很大，由南下时的45个团8万多人减至28个团4万余人。到达康北地区后，部队进行了休整。全军整编为5个军（第4、5、9、30、31、32军），19个师及直属妇女独立团，全军共4万多人。

    1936年6月底，在红四方面军的迎接下，红二、红六军团先后抵达甘孜地区。7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后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县城城郊举行了会师大会。

    1936年7月上旬，红二、红四方面军开始北上。红四方面军组成左、中、右3个纵队，分别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北进。8月5日，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后从包座地区出发继续北上，离开四川进入甘南。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的长征结束。

    四、川西北根据地的建设和贡献

    川西北苏区是红军长征史和川西北少数民族革命斗争史上的光辉篇章，是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川西北各族人民流血牺牲、英勇奋斗的产物。

    纵观红四方面军战史，川西北革命根据地可以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前期以茂县为中心，中期以理番县杂谷脑为中心，后期以绥靖（金川）为中心。以茂县为中心的川西北苏区，首次为中国共产党输入了藏羌血液，给川西北带来了一场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从而将这里的藏、羌、回、汉各族人民推入了中国革命的滚滚洪流。

    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由机会主义发展到分裂党、分裂红军，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最后又称为可耻的叛徒。对此，历史早已作出了明确的结论。

    以茂县为中心的川西北苏区诞生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夕，延续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之后，这就不可避免地留有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痕迹。

    红军长征在四川阿坝期间，张国焘的逃跑、分裂是他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而广大红军指战员及革命群众的流血牺牲和英勇奋斗，则是为了共产主义的实现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张国焘的错误而否定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川西北各族人民为建立和巩固苏区而进行的艰苦卓绝斗争。

    事实上，在张国焘1938年脱党之前，与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斗争仍是党内斗争。广大红军指战员们建立和巩固川西北苏区的实践，虽然受到张国焘错误的影响，但在各个主要方面仍体现了中共中央当时的政策和主张。

    主力红军离开根据地实行战略退却，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准备新的反攻。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茂县为中心的川西北苏区的建立，就是局部失败转向胜利的开始。川西北苏区的建立，首先实现了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之后又实现了红二、四方面军的会师，让红军获得了长征以来最长时间的休整。

    革命斗争在川西北的迅速崛起，红色政权和地方革命武装的产生，赤区的创建，这一系列行动均体现出红军在战略退却中的进攻。

    在川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初创与巩固、发展的各个时期，党和红军都将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各级政权、民族革命军队、群团机构以及经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等，作为重要任务，纳入议事日程，以便能予有效的组织动员各族群众，大力支持红军并使赤区得以巩固和发展。

    1.党的组织建设。川西北赤区内曾组建有川陕、川康和大金省委（又称金川省委），其下曾一度设有川西道和绰斯甲道委。先后辖有：松潘、茂县、汶川、理番、懋功、绥靖、崇化、抚边8个县委和茂县西一特区、黑水特一区以及卓克基、党坝、阿坝、绰斯甲6个相当县级的特区委员会。各县委特委之下设有区委，有的乡还设有党支部。在建立健全组织机构的同时，还曾进行了培养发展党员的工作。主要是在地方政权、军事部门及革命党、团机构中个别发展。再有，是通过举办各种训练班，吸收穷苦番民中有觉悟的先进分子入党。仅大金川的党坝、绥靖、崇化等地，就曾先后发展党员500余人。

    各县、特区和区、乡普遍组建有共青团、童子团、劳动妇女协会、劳动工会。后来，还在大小金川流域组建了格勒得沙革命党、革命青年团和番民联合会、番民姐妹团以及喇嘛教改进会等群团组织。

    2.政权建设。川西北苏区在创建、巩固与发展阶段，在加强各级革命政权建设的同时，特别注意从民族地区的事迹出发，提出了“番夷羌回成立自己的政府，由番夷羌回各民族中的劳苦大众掌管政权”，“回番民族自动起来，成立自己的联合会、自治区及苏维埃政府”的主张。

    在赤区的政权建设方面，大体经历了不完全相同的三个时期。一是初创时期，川陕省苏维埃在重要交通沿线的汉羌、汉藏交错居住、阶级分化明显的地区，组建工农兵联合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初期，如松潘、茂县、汶川、理番、懋功、崇化县苏维埃政府。在茂县西一特区和卓克基、党坝特区以及黑水特一区组建了由劳动苏维埃向番民革命政府过渡的民族革命政权；二是稍后在岷江以西、民族聚居地组建阿坝特区劳动苏维埃并向番族革命政府过渡；三是后期在大小金川流域地带组建具有着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因素的格勒得沙革命政府，如绥靖、崇化、绰斯甲、党坝、卓克基、抚边、懋功等县格勒得沙革命政府。番族人民革命政府和格勒得沙革命政府的组建，是我国苏维埃运动史上，创建民族革命政权的最初尝试。

    3.地方民族革命军队建设。川西北苏区在加强地方军队的建设中，特备注意民族人民革命军队的建设。赤区内除主力红军部队外，先后曾组建有川陕、川康、大金（又称金川）省军区，负责领导、训练、指挥独立师和各县独立营（亦称游击大队）的行动。县以下的区、乡，设有连、排的两级建制。在民族聚居的特区，组建有番民自卫军和格勒得沙革命军。川陕省军区时期，还曾在理番收编了起义的屯兵，组建了独立第一师，后编入红军主力部队，番号撤销；另在黑水特一区组建有番族人民自卫军一个独立营。川康省军区时期，曾由卓克基警备区组建了番（藏）民骑兵连，后来又组建了格勒得沙革命军和金川独立一师、二师（又称藏民独立师）和回民独立连。二次北上时，藏族革命武装混合编组为番族人民自卫军第一路，随右纵队北上。藏、羌回民族革命武装的组建，既是开创了我国少数民族革命武装斗争发展史上的先例，也为人民军队建设史增添了绚丽夺目的光彩华章。

    4.经济建设。川西北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主要是以废除封建地主经济，没收军阀、官僚资本，解放生产力，恢复赤区生产，促进经济发展，力争自给，粉碎敌军经济封锁为基本特征。主要是：土地革命的实施过程中，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因社会政治、经济、民族情况等不同，都有所区别。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封建地主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农村，实施工农兵联合专政的区域，土地革命的基本内容是没收发财人的土地财产，分给各族劳苦民众。在具体政策中规定：“凡豪绅地主的土地，富农的好土地及家产、庙宇，通通要归雇工和不够吃穿的穷人分享，中农土地不动，参加红军的分好土地，富农分坏地，地主一寸土地不分”。再一种类型是封建土司制度仍在沿袭或仍有较深影响，社会经济制度基本上是处于封建领主经济阶段，属于组建民族革命政权的地区。实施土地革命的基本内容是对“所有帝国主义教堂、国民党官吏、收款委员，汉官的土地、牲畜、房屋、财产一律没收来，分给回番民众”，还提出“对回番民发财人，开始不能随便没收和征发，如经过大多数穷苦回、番民众自己斗争，要求没收征发时，我们将赞助与保护之”。第三种类型是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侵吞华北，党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转示中共金川省委后，在上述第二种类型的地区，土地革命的基本内容由“谁种谁收”所代替。中共金川省委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对土地革命的政策进行了调整，规定：“在革命地区内的大头人、大喇嘛的财产不没收，并允许他们与百姓平分土地，以联合他们”。后来的土地革命的内容，则基本上由“谁种谁收”所取代。土地革命的实施，激发了穷苦农奴（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各级党、政的组织、动员下，普遍采取应急措施，抢种、补种、复种粮食作物，多养牲畜、多种蔬菜，使赤区的农牧业，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为了保证军事行动之需，川西北赤区还大力发展了熬盐、制硝、军火、修械、粮食加工、制药、制革、被服等工业生产，加强了修桥、架索、筑路、造船等交通建设。商贸方南各地开办了“国家商店”、“合作社”，并开辟了“贸易市场”。

    此外，在宣传、文教、卫生方面，川西北苏区各地相继开办有回民、番民学校，举办军事、青年、妇女等各类干部培训班。同时，还通过红军大学和党校、卫校，以提高赤区干部群众的政治、文化、业务素质，培养各类亟需人才。

    五、红军离开川西北苏区后的残酷斗争

    （一）反动派的残酷镇压

    中国工农红军撤离川西北地区后，国民党军政人员、地方武装势力很快恢复其原来的社会制度和统治，在今阿坝州、甘孜州、雅安市及绵阳市北川、平武等地域内发出严厉的训令、条例、办法，采取种种残酷的手段清洗、屠杀留散红军、苏维埃革命政府的干部、积极分子和群众，对老百姓横征暴敛，强行摊派名目繁多的捐税。为严厉规束民众言行、消除红军影响，反动派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手段。

    1935年8月10日，红三十军尚在汶川簇头的39名红军遭混入苏维埃任村秘书的王某勾结当地恶势力豪绅突然袭击，全部罹难。汶川龙溪东门口的偏桥，是汶川通理番要隘。汶川团防局在此设伏。红军转移后，一些分散留置群众家中的伤病员归队途经此地时被埋伏的团防局所害，遇害者多达四五十名。在团防局设卡的半月之内，红军留散人员100余名遇害。9月，四方面军四军和三十军经过黑水南下时，在部队后的160余名体弱伤残人员在扎窝寨遭地方武装袭击，仅9人死里逃生。

    1936年7月，红军撤离绥靖，红军医院将200余名红军伤病员托交绰斯甲县格勒得沙政府主席甲尔格・捷克生在当地民众中安置护理。反动土司武装返回后，杀害了保护红军伤病员的甲尔格・捷克生等人，将100余名红军伤病员迫害致死，有少数红军被交给了占领绥靖的国民党川军四十五军。8月，二、四方面军在求吉寺将一些伤病员留置寺院。部队离开后的第3天，一伙国民党军与地方武装冲进寺院，将20余名红军伤病员当场杀害，寺院霎时变为屠场。

    曾给红军带路并任区苏维埃主席的茂县李明远，在红军转移后，被地方恶势力头子区团总逮捕，并用铁丝穿透双肩吊打，李明远宁死不屈大声怒斥，最后在三元桥被凌迟处死。河西村何思敬曾任区苏维埃秘书，茂县西区团总等勾结川军旅长李青廷将何思敬逮捕，施以酷刑。何思敬至死不屈，与其弟何思茂同时遇害。东一区三合团团总康大鹏杀害红军留散人员200余人。曾任乡苏维埃主席、委员和为红军带过路的傅书年、冯子清、谷学明、谷学洪、谷学龙、谷开科、康侯氏等7人亦被康大鹏杀害。神溪乡苏维埃主席文汝昌，委员冯盛才，三龙卡芋村苏维埃主席陈万顺，游击队长陈通云等均被地方恶势力所害。汶川麻邑村苏维埃干部朱双双一家5口，有4人被杀。芤山村苏维埃主席陈光华一家就有12人被杀或迫害致死。在黑水，为红军办过事的苦瓜寨泽拉珠一家5口全部被杀。陆军寨乡苏维埃主席达尔甲夫妇被砍死。马尔康卓克基乡土地委员安波来三宝被锥戳、刀割致死。草登乡苏维埃委员让央等2人被杀于河边。金川末末扎乡苏维埃主席（何娃）全家被杀，何妻已有身孕，被团丁拦腰砍断致使胎儿滚落，惨不忍睹。在松潘，曾当过苏维埃主席的兰万全，委员张启云、杨益成在镇江关被杀，给红军帯过路的杨国华和其母被枪杀。平定关苏维埃委员王文忠被砍死。理番县苏维埃主席邓会同在薛城被砍头，蒲溪乡苏维埃成员10余人遇害，几乎所有的苏维埃主席均被杀害。懋功60余名苏维埃成员、游击队员被杀。在川西北根据地被国民党、地方恶势力杀害的苏维埃、革命政府等地方政权成员、游击队员、群众积极分子及其家属达数百人。还有许多人员被迫离乡背井，流落异乡。其中，仅灌县（今都江堰市）群众就收留了8名流落失散女红军战士。

    （二）各族群众保护革命文物

    红军离开川西北地区后，在境内留下了许多曾经住过的寨房和使用过的器物，书写、錾刻的标语，颁发书写的文告等物品。当年国民党及各级地方政府当局，严令群众限期铲除红军标语，交出红军的各类宣传品和遗留下的物品等等，以“消除赤匪流毒”。

    珍藏保护红军文物1935年7月，红九军驻理番下孟屯时，羌民秦全山在为红军办事中与驻军张连长结下友情，结为“老庚”。张连长离別时送给他一面袖珍中共党旗。国民党地方势力清查红军遗留物品时秦全山躲藏深山，后悄悄返家将党旗藏于神龛上香炉灰中。20世纪60年代，秦全山临终前对其子秦文玉讲了红军赠旗经过和藏放地点，1983年，秦文玉将党旗献给了中共理县党史办公室。

    1935年10月，绥靖张二姐一家5口身染重病，红军住到她家后，一位指导员立即找来军医治疗，张二姐一家很快恢复健康。为报红军恩情，张二姐将小儿子“拜寄”给指导员作干儿子，取名“红安”，指导员请银匠打了对手镯送给红安。红军走后，张二姐家为躲避迫害流落异乡，生活艰难，为求生计也未变卖红军赠的银手镯。解放后，张二姐重返故里，1959年她将银手镯献给了人民政府（现存重庆市博物馆）。

    红九军医院医生邱世权在离开茂县土门时，把红军卫校编写的《救急法》《最新创伤疗法》《实用外科药物学》《内科看护法》《简明绷带学》等5本医学书留给了黄金湾的陈之铭。陈家祖孙三代不顾国民党地方势力的追查，将书珍藏下来，解放后陈家将这套书献给了茂县人民政府。
20世纪50年代，国家有关部门在州境内进行了3次较大规模的“革命文物”征集活动，收集到经境内各族民众珍藏、保护下来的红军遗留的枪、弹、钱币、红旗、文告、证明、军号以及各种器皿、用具数百件。

    保护红军标语红军长征在阿坝州内留下了大量的文告、标语。红军走后，国民党政府三令五申，限期铲除、涂毁，以清除红军对民众的影响。各族民众对此虚与应付，采取各种办法予以保护。许多红军当年留下的标语至今仍字迹清晰。

    金川县勒乌乡王家院子曾是绥靖二区苏维埃政府驻地，院内正房檐下有幅隶书“坚决创造苏区”的标语，每字1米见方。红军走后，国民党县长多次派人去铲除这幅标语，群众都设法保护下来。保长、团丁去察看时，群众与之周旋,以钱疏通其向县长呈报已铲除。后来群众一起动手用麦杆把标语堆掩起来才得以保存。

    在黑水瓦钵梁子地区，红军留下了许多落款“西路军司令部”的石刻标语。红军走后，群众怕标语被国民党政府破坏就用柴草遮盖起来，至今仍幅幅清晰，字字完整。

    （三）各族人民坚持斗争反抗压迫

    昔日红军的广泛深入宣传，使阿坝州境内各族民众的觉悟得到提高，也掌握了一些与国民党及地方恶势力斗争的方法。红军北上后，各族民众继续坚持了与地方恶势力的斗争。

    1936年7月，红军离开马尔康等地区，白湾石广东的藏族百姓为对付地方势力建起了“石广东格甲大睦”（意为石广东穷人协会），与头人等开展了有组织的斗争。协会制定了反对土司的土地制度，反对高利贷盘剥、欺压百姓，苛捐杂税等为宗旨的会规。入会者必须是科巴、娃子等下层百姓。协会还制定了集中行动听命令，重要问题开会决定等纪律和规定。全寨62户中49户参加了协会。协会推举拉马塔・罗尔伍为协会主席。在协会领导下，会员对头人的压迫予以反抗，对头人的经济剥削予以抵制，引起了当地上层人的极大仇视。当地上层人以乡邻等关系动摇瓦解协会未能奏效。后买通协会副主席茸头・乓乓制造混乱，离间协会内部团结，使协会丧失战斗力，致使主席拉马塔・罗尔伍遇害。后虽推选了新任主席，但协会组织已涣散，1939年4月，协会遭瓦解。

    红军到达茂县后，苏家坪团首孙正寅畏罪潜逃。当地苏维埃政府应羌民要求镇压了其作恶多端的儿子孙万志。红军撤离后，孙正寅还乡组织“铲共义勇队”杀害了苏维埃干部和游击队长。孙正寅横行乡里，拉壮丁，催捐派款，敲诈勒索，激怒了黑虎内五寨的羌民。羌民暗中商议集合80余人，1938年2月19日各持刀枪等武器突然将孙宅包围，当场将孙正寅及其子孙万鹏打死。

    理番中古子（今茂县中村）团首、地主陈丫伍、陈阳春弟兄于红军走后还乡，抢走陈让吞的耕牛，打死陈儿甲。中秋节他强令各户羌民送交半边猪、一坛咂酒、100斤柴、5只野味等物，使穷苦羌民无法承受。陈苦木知就与寨内穷人商议，大家喝血酒订立同盟，拟定了除恶霸的计划。1935年9月12日，趁中秋夜，陈让吞、陈苦木知、陈乔佩长、陈曾登甲等分头带领中古子、黑家四寨80余名穷苦羌民包围了陈丫伍的宅院，冲入住宅，先后将陈丫伍、陈阳春兄弟两户7口杀死。陈曾登甲、陈乔佩长主持将陈氏兄弟财产分与13寨羌民。

    六、“川西北苏区精神”的形成

    川西北苏区的创建，为古老的藏羌民族历史，揭开了崭新的篇章。羌族聚居区域内全民族赤化的实现，藏族分布区域中革命根据地的建成，使人们从封建社会初期的农（牧）奴制束缚中，大步跨入抗日、反蒋、救国、谋求民族和自身解放的崭新征程；精神世界由世代沿袭笃信的神灵观、自然崇拜，开始为崇高的革命理想而献身所取代。

    川西北苏区的创建与巩固、发展，使从根据地形成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优良传统和作风——“川西北苏区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勇往直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在仅有20多万人口的赤区内，组织动员群众每天出动约5000多人次，从各个方面大力支援红军，使红军部队的后勤运输、给养补给得到相应保障。赤区内有5000余名各族优秀子弟参加了红军主力部队北上。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多数参加西路军，牺牲较大。还有不少为红军充任向导、通司（翻译）或运送粮秣供应途中，因敌机轰炸，枪炮袭击为革命献身。至于参加地方政权、革命武装人员，在配合红军行动中或红军转移撤离后遇害者达数千人。藏族喇嘛、绰斯甲特区格勒得沙革命政府主席甲尔各·捷克生和羌族土司、松潘县番民游击大队长安登榜等投身革命的民族、宗教界上层。以后，许多藏羌回汉各族优秀儿女积极踊跃红军主力部队，他们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硝烟烈火。新中国成立后，幸存尖子啊的仅占当年参加红军人数的百分之一左右，各族优秀儿女为中华民族解放大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理番（今理县）参加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干部姓名可考者235人，全县各族群众380人参加红军（其中在长征时和长征后失踪及牺牲的369人）。其中，有母、女、子4人同时参军北上的。杨金莲（藏名板登卓）参军时59岁，小儿子12岁，大女儿姜秀英22岁，小女儿姜萍14岁，随军北上到达延安。

    川西北境内路途险阻，地域辽阔，物资运距遥远，运输队的工作十分艰辛。茂县约有上万人次和2000余牲口为红军运输。理县藏族红军战士胡宗林所在的运粮队依靠“三子”（脚夹子、背夹子、拐靶子）共过了5次雪山，往返就是10次。加上第一次翻越夹金山，理县藏族红军战士胡宗林竟然翻越了12次，创造了长征途中的奇迹。

    二是无私的奉献精神。川西北苏区先后总辖面积仅约6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20万，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际，承担着支援12万之众的红军战斗、生活的重任。当时，赤区人均有粮不足150公斤，人均有畜约两头。在如此严峻情况下，红军在地方县、区、乡、村各级革命政权1.2万余名干部和地方革命武装1.5万余人的大力配合下，发动组织藏羌各族民众，先后支援红军粮食1000余万公斤，以牛马为主的各类牲畜20余万头，食盐2万余公斤，猪膘、干牛肉、酥油、菜油约150万斤，还有大量的蔬菜等。赤区每天还出动男女劳力5万余人次，为红军筹集、加工、制作、运送粮食、肉、油和蔬菜等物资；各地还设置有接待站，为过往红军安排食宿、背水、砍柴、熬茶、煮饭；协助红军砍伐竹木、制篾、架索、修路、造船、编筏、筑路、熬硝、制盐和硝皮、洗毛、纺线、制衣等。游击队、自卫军则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侦察、搜山、肃反。还有许多民众为红军采集野生药材。百丈关战役期间，名山县出动1500多人为红军当向导带路，抬担架救护伤员，设置警戒线监视敌人，挖战壕运送弹药。

    在羌族聚居区，各级苏维埃政权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同时开展了为红军打粮筹粮工作。地主、土豪、劣绅的开仓、开窑予以没收，老百姓家筹集的粮食，就用川陕苏维埃发行的银元、铜元、纸币、布币等购买。在藏族聚居区，红军筹粮筹畜，得到了藏族民众的支持。在黑水地区，藏民联合售粮给红军。大小瓜子寨及赤不苏沿河的17座水磨房日夜为红军磨面。卓克基、懋功、马尔康一带的藏民、苏维埃政权的成员们为红军筹集了大量的粮食、牛羊。红军经过川西北地区，各族人民先后支援的马、羊、猪等各类牲畜总头数达20万余头，粮食约2000多万斤。红军南下天芦宝后，天全县人均向红军提供粮食近60公斤，全县人民为红军支援粮食160万公斤（其中，为过境的中央红军筹粮10万公斤左右），芦山县为红军支援粮食170万斤（其中，为过境的中央红军筹粮20万公斤），名山县群众支援红军8万余斤、肥猪200余头，茶叶若干。甚至连人口不足3万的宝兴县也为准备翻越大雪山的中央红军筹集棉被20床、猪肉7000斤，支援红军后方医院。

    红军在川西北地区，首先遇到的是与少数民族的语言障碍问题。他们请了能讲汉语的当地少数民族人士担任通司（翻译）和向导的工作。通过与红军的接触，增进了了解，藏羌民众主动为红军作宣传、想办法、出主意，有的后来参加了红军。天宝、杨东生、苏新和藏族姑娘姜秀英、姜平姐妹等都是由给红军当翻译而参加红军的。羌族土司安登榜不但给红军当翻译，还参加了若干次战斗直至捐躯。黑水藏族通司九十三曾亲自到深山密林中将红军的主张翻译给受蒙蔽而躲藏的藏民，动员他们返家，还帮助红军完成了在当地的筹粮任务。红军请翻译将宣传布告、传单、标语分别译写成藏、回文字，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和政治主张，配合红军宣传和动员川西北各族人民群众，对红军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红军长途转战，减员多，需补充。在各级地方政权的领导下，根据地的扩红（扩充红军）运动广泛开展。红军到达川西北地区后，宣传发动群众，各族人民的觉悟不断提高。红军召开游击队、少先队、儿童团等各种形式的会议进行扩红宣传，也采取个别动员的形式开展扩红工作。红四方军在茂县发布了《参加红军十大好处》。随着根据地的建立和扩红宣传的不断深入，一批青壮年（主要是苏维埃干部和游击队员）首先报名参军。参加红军的人员大多是贫苦农民。1936年4月，绥靖、党坝、绰斯甲、观音桥一带的扩红工作中，在地方党政军组织的支持协助下，红五军超额完成了总部下达的扩红300名的任务。

    据不完全统计，1935年5月至1936年8月，在今阿坝州境域内参加红军的人数就达5500人以上。金川县约有2000人随红军北上；茂县2000人（茂县第一高等小学就有100余人）；理番县380人（其中藏族185人、羌族157人）；汶川县135人；小金县300人；马尔康100余人（其中党坝一带就有72人）；黑水瓦钵梁子、维古一带50人；松潘县南部地区近100人；北川县3000余人，其中红军烈士有1099人。雅安市参加红军的有5000余人，随军北上抗日的有4000余人，其中，仅有7万人的荥经县约800人参加红军，芦山县有1330多人参加红军，雅安县（今雨城区）1300多人参加红军，宝兴县有90余人参加少年模范团，约200人参加红军。红军大部队没有到过的灌县，也有大约20人参加红军，解放后幸存者只有3人(李振财、尹安澜、杨明光）。此外，名山县还培养苏维埃政权骨干120余人，游击队员、少先队员和儿童团250余人，镇压20多个土豪恶霸，没收黄谷683640斤、铜元11筐、银圆3000余元。

    1935年5月，茂县蒿坪农民李明远为土门战役的红军作向导，带先头部队翻山越岭迂回到赤土坡，突然袭击，消灭了国民党守军。別应寨康纪李，带红军绕过雁门关天险，袭取七盘沟，截断国民党守军退路，使红军赢得了雁门战斗胜利。7月，红军到达芦花，家住二古鲁的石匠常生，为红军北进毛儿盖当通司、向导。下打古的八旬老翁阿帮给红军带路，由几个红军用自制的滑杆抬着他引路，越过打古山，到达毛儿盖。8月下旬，毛儿盖寺院的和尚能周、扎栋巴为红军带路，穿越了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到达了班佑，战胜了草地险阻。有了各族群众的大力支援，使红军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困死、饿死、冻死”红军在雪山草地的阴谋。

    三是坚定的革命信仰和革命气节。红军逐渐收缩阵地和北上离境后，国民党军队及地方反动势力向赤区人民发起了疯狂镇压和反扑，颁发了一系列“铲共”“清乡”反动措施。一时间，所谓“搜剿”“缉拿”“逮杀”“登记”等白色恐怖接踵而来。凡参加过各级苏维埃、游击队以及群团组织或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支援过红军的各族群众，都被冠以“赤匪”“统匪”等罪名横加迫害。

    当年，红军一离境，尾追的国民党川军第二十一军、二十八军和四十五军各一部进入理番县“清剿”。理番县各级官吏豪绅四处设卡，搜杀掉队红军和伤病员。蒲溪乡被杀害的苏维埃干部有10多人，被吊打后世故的有五六十人。有的全家被杀，有的被乱石乱棒击杀，有的被摔崖丢河，有的被折磨致死。全县的县、区、乡、村苏维埃主席、赤卫军干部和一些土地委员、妇女委员等都被杀害。农历八月初二，杂谷脑袁文利带领川军一姓潘的团长率部驻朴头乡一颗印，搜捕掉队红军，将8名女红军战士押至杂谷脑枪杀后扔尸河中。袁文利自称杀死红军伤病员30名至40名，天天去杂谷脑码头报功邀赏。给红军办过事的老人、儿童均被杀害。理番县各级官吏和豪绅对“亲共”群众抢夺财产，罚款罚粮，拉猪拉羊，敲诈勒索，以致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薛城区长王真伯处死苏维埃干部，并罚其家属2斗至3斗粮食。凡参加过游击队的人都罚6个至12个银元。罗山寨刘宗武家无法交纳罚款，其母被逼背着小孩跳茅坑自杀。在红军北上之后，境内民众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掉队红军归队，有的掩埋被杀害红军的遗体，有的收养红军留下的孩子，有的收留掉队的红军战士并认作家人，掩护他们在当地落户、安家。薛城秦金山一直珍藏着红军赠送的一面党旗，许多民众珍藏着红军用过的苏维埃钱币。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川西北各族儿女拒不向恶势力屈服，他们心向共产党，日夜思念红军，以坚定的革命信念，与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作英勇顽强的斗争。1936年7月1日，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临别前，朱德挥笔在红缎上为五世格达活佛写下“红军朋友 藏人领袖”的题词，还将自己的八角军帽和一副望远镜赠送给五世格达活佛。五世格达活佛送给红军总司令的则是一首诗歌，表达了他想念红军、歌颂红军之情。朱德感动地向五世格达活佛许下诺言：“少则5年，多则15年，我们一定会回来。”格达活佛把朱德的嘱托铭记在心，他冒着风险将230多名红军伤病员保护起来，并用藏药精心为他们治病疗伤。

    四是敢于拼搏、英勇奋战、不胜不休的战斗精神。藏羌各族人民一旦掌握了抗日救国、翻身求解放的革命真理，便为之进行英勇拼搏。1935年5月6日，松潘县南路“剿匪”前敌副总指挥岳峰高督率所部及北川县团防队，进袭北川赤区走马岭。当地羌民游击队动员组织各族贫苦民众，将来犯之敌重重包围，使用土枪、土炮、大刀、长矛，与拥有步枪、机枪的敌军展开搏斗，狠狠击退了敌人。同年6月1日，茂县南区游击队走出牛圈沟、南天门，主动进袭彭县西山守军阵地，击毙和重伤守敌7名，调动和打乱了川军五路军范绍增部周绍轩旅的部署，游击队无一人伤亡，最后凯旋而归。为了阻止红军西渡，“川敌”把威州索桥作为攻取和破坏的主要目标，但因红军派出大量兵力守御着板桥关、尖山麻地垭口一带，敌人不能进至威州，就派飞机轰炸索桥，7月5日中午，索桥被炸断。为了保证继续渡江，红军在当地人民群众的帮助下用了7天时间，再次把桥修复，保障了红四方面军主力全部渡过岷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