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宋敬彩，是革命烈士子女，也是有着53年党龄的中共党员。在我不满一周岁时，父亲宋中田就在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河北省深泽县被日本鬼子残忍地杀害了。

    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等一系列指示下，不少媒体传播着新中国第一大案的审判长——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建国初的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宋志毅的英勇事迹和高风亮节，而宋志毅就是我的五爷爷。正是我们的父辈与无数先烈的浴血奋战，用赤子之心精忠报国，才换来祖国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的幸福安宁！

    《庄子》云“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打下江山不易，守住江山更难！新时代的要求，促使我有责任、有义务将革命前辈的事迹和精神传承下去……

    我的祖籍是冀中平原中部的河北省深泽县。上世纪初的中国，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劳苦大众反压迫求解放的斗争此起彼伏。我的祖辈、父辈们都英勇地参加了革命斗争。

    在我的祖父一代中，家中排行老四和老五的同胞兄弟俩革命精神最强。老四名叫宋半绩，老五名叫宋立春（后改名为宋志毅）。这两位长辈从小就有志向，十多岁时就积极参加了当地的农民革命斗争。我的爷爷宋半绩担任村农会主任，组织减租减息、反“割头税”和罢工罢市斗争；我的五爷爷宋志毅在全家节衣缩食下被勉强供着读书就学，二十岁入党，几个月后又动员和介绍我爷爷也入了党。

    当时，苏俄十月革命成功不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带来了科学、民主的新思想。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组织北方的先进青年和知识分子开始传播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同时还派共产主义小组的同志赴保定地区宣传发动革命。邻近北京和保定的深泽县的进步青年们也深受影响。从1922年夏开始，我的两位爷爷就经常结伴到北京大学一带听取革命家的演讲，收集革命文化资料带回家学习，红色基因在年轻的他们心里埋下了一颗为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而奋斗的种子。

    我的五爷爷宋志毅，由于从小爱学习，有了中师文化，思想进步更快，于1925年就被刚成立的保定党组织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深泽全县被吸收的第一位党员，几个月后又协助上级吸收我爷爷宋半绩加入党组织。第二年春，五爷爷就协助党组织创建了全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并被批准担任村支书，成为全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书记之一。我的爷爷宋半绩虽然没有上过学，但他经常向五爷爷和村里识字的先生请教，加之多年潜心钻研祖上受赠的医书，后来也认识了不少字，在五爷爷的引领和教育下，在革命思潮的感染下，心中刻上了深深的“红色烙印”。后来，爷爷以行医为名，走遍十里八乡，四处传播穷人翻身的革命道理，还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口腔医生”。爷爷宋半绩入党后，很快就成为中共深泽县党组织的秘密交通员，他以医生身份作掩护，积极协助弟弟宋志毅开展党的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爷爷是村农会主任，为了顺利完成任务，他想了不少办法，有时把党的情报藏在食物里、缝在衣服里，有时化妆成小商贩或行医的，挑着担子在各条线路上来回传递情报。在紧急情况下的口头情报，他能及时一字不漏地记下，并传递到位。数次遇到敌人岗哨，都因他机智应对才转危为安。

    1934年春，由于中共保属特委巡视员范诚训叛变投敌，深泽县的党组织又一次遭到大破坏。敌人根据叛徒出卖的线索，逮捕了中共深泽县委的李锡智、张喜泉、何福林。李锡智被捕后，供出了范文兴、李清翰及南营村的王振铎、北冶庄头村的孙智水是共产党员。五爷爷宋志毅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通知王、孙二人转移，使他们成功脱离了险境。同时，还委托我爷爷宋半绩去做李锡智的转化工作。

    我爷爷接受任务后，让我奶奶做了一锅菜团子，用篮子装好，把情报藏在自己经常戴着的一顶毡帽沿里，直奔关押李锡智、范文兴、李清翰的监狱。

    爷爷巧妙地与看守周旋，躲过了检查，与李锡智、范文兴、李清翰见了面。他趁敌人不注意，对范文兴使了个眼色，用手指了指自己头上的那顶毡帽。范文兴立即心领神会，机智地说：“四哥，你这顶帽子不错呀，让我瞧瞧。”，爷爷顺势把帽子递给了范文兴。范文兴很麻利地取出情报，把帽子又还给了我爷爷，然后说：“什么时候你再来，也帮我买一顶。”

    我爷爷走后，范文兴把情报给了李锡智。李锡智终于翻供，说自己是屈打成招，胡说八道。敌人无法定李、范二人的罪，只好将他们无罪释放。

    在日寇大肆侵入中华大地，同胞遭受蹂躏的战争阴云下，我爷爷宋半绩受中共深泽县委党组织委托，继续担任我党地下交通员。他冒着自己和家人受到坐牢甚至被杀的危险，装扮成普通老百姓，在日伪军的严密封锁下，在寒光闪闪的刺刀下往返，传递党的重要情报，总是胆大心细地妥善藏好党的重要文件，一次次圆满完成任务，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表彰。

    当时，我爷爷负责的交通站是深泽县委进行情报信息联系互通的主要交通站，每逢上级党组织派来指导工作的领导，我的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都竭尽自家所长，照顾好上级党组织派来工作的同志的吃、住、行，并辅助他们做好秘密宣传发动工作。

    我奶奶何秀举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村妇女协会主任。由于敌人实行经济封锁，我奶奶响应中共深泽县委号召，挨家挨户作动员，让百姓多织布支援前线。她经常走家串户，发动全村妇女做军衣、军鞋、背包，绣上“英勇杀敌”、“抗战到底”等字样，战士们深受鼓舞。有伤员住到村里，奶奶就立即组织妇救会员协助后方医院护理伤病员，喂水喂饭、包扎伤口、洗血衣。为了广泛开展宣传抗日救亡活动，奶奶组织成立宣传队，动员村里的青年人参加八路军，参加抗日游击队，并带头把自己唯一的儿子——宋中田送到县大队加入抗日队伍。

    我的父亲宋中田，在父辈们的言传身教下，从小就立志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革命者！他七岁那年，上了村里的学堂，先生是一位比较开明的人士，在给学生们上课时，经常讲爱国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他幼小的心灵受到熏陶，小小年纪就参加革命，加入了村里的儿童团，与小伙伴们站岗、放哨、查路条，观察敌情。每逢党的秘密联络站开会，年仅七八岁的宋中田就在外面机警地望风报信。

    有一次，县委的交通员被敌人抓去了，有一封信件必须马上送出去，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我的两位爷爷决定让我的父亲宋中田去完成这个任务。他们把情报卷成细卷，缝在了他衣服的补丁里，并让他重复了三遍送信地址和联络暗号，确信孩子记住后才放他出门。

    我的父亲很聪明，他把地址和暗号牢牢地记在心里，一路上蹦蹦跳跳，像一个玩耍的孩子。在快到达目的地时，突然遇到几个敌人正在搜查过往行人，对每个人都要强行搜身。父亲见旁边有个臭水沟，就假装在水沟边玩，弄了一身泥水，一边走一边哭，敌人也没搜身就让他过去了。就这样，小小年纪的父亲就凭着机智和勇敢，出色地完成了送信任务。

    1937年，侵华日军在宛平城外卢沟桥悍然发动了“七七事变”，拉开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暴行，使少年宋中田恨透了这帮人面兽心的强盗，他幼小的心灵燃起民族仇恨的烈火。高小毕业后，他果断放弃了升中学机会，毅然决然地参加革命，并在15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沉重的抗争，和父辈们并肩加入反侵略的战斗。我的父亲担任了村青救会主任、县民兵大队分支队长，他一方面组织青年们在夜间进行对日伪军的破袭战，割电线、拔电线杆、破坏公路、袭扰敌人炮楼据点等活动，另一方面还领导着抗日儿童团配合妇救会进行站岗、放哨、查路条等活动。夜间放哨巡逻是青救会的主要任务，我父亲领导的青救会和县里的抗日军民一起，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我军战士、伤员和地下党人，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有多少中国青年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日洪流之中，战斗在抗战最前线。正所谓“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我的父亲宋中田就是这样一位视死如归、宁死不屈、舍生取义的热血青年。

    由于环境残酷，父亲曾两次被捕，第一次是敌人逼迫他承认自己是中共党员，并让他供出他的同志，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被打得昏死过去六次。为了保守党的机密，保护党的组织，他凭借着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和信念，咬紧牙关，拒不承认敌人的指控！在地下党组织的营救下，父亲才虎口脱险。

    第二次被捕，是父亲同他的何姓战友从县大队开会回村布置抗战工作。当天晚上开会前，他俩从井里把藏的手枪捞出来擦拭，做好开会前的准备。姓何的战友走后，为了安全起见，母亲抱着我出院观察四周的情况，天上的月光朦朦胧胧的，院子四周也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母亲回来告诉父亲说：“快去开会吧，没有情况。”。但父亲刚一出院门，就听到杀气腾腾的喊声：“站住！”，七八个鬼子一窝蜂地围上来，父亲迅即掏出枪抵抗，这才发现枪膛里没有子弹，不知何时子弹已经被姓何的战友带走了，父亲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捕。

    日本鬼子对我父亲进行了严刑拷打，企图撬开他的嘴，让他供出党的秘密。但父亲一口咬定：“我不是共产党员，也不知道游击队的枪支藏在哪儿，这枪是我捡来的。”，敌人从他嘴里得不到党的半点机密，恼羞成怒，强行将周围四五个村的老百姓赶到深泽县西固罗村的广场上，要杀人示众。我的爷爷宋半绩和地下党的负责人也混在群众当中。地下党负责人对爷爷说：“老宋，这次没法营救了。”，尽管爷爷的心里在滴血，但他还是斩钉截铁地说：“要革命就会有牺牲，不流血革命哪能成功！请组织放心，我能顶住！”

    要行刑了，刽子手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命我父亲跪下。面对敌人的屠刀，他毫不畏惧，拒绝跪下。面对生死，面对敌人，面对父老乡亲，他想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但为了党的机密，为了保护自己的同志，他只能把对党的无限忠诚深深地埋在心里。敌人像发疯一样，把刺刀直插进了父亲的胸膛，他踉踉跄跄倒下了。但这位铁骨铮铮的汉子，硬是忍着剧痛从血泊中顽强的又站起。穷凶极恶的日寇更加恼羞成怒，接连又刺出第二刀，第三刀……

    我的父亲宋中田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腔的仇恨，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家国的无限眷恋英勇牺牲了。在场的上千名乡亲，包括我的爷爷在内，亲眼目睹了这位二十岁的中共党员、抗日骨干壮烈地惨死在万恶的侵略者屠刀下！年轻的共产党人的一腔热血染红了冀中平原的高天厚土，英雄的壮举进一步点燃了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抗日怒火。

    日本鬼子撤走后，几位好心的乡亲把父亲的遗体抬到了爷爷奶奶家。父亲的身躯被日本强盗刺过的伤口还在不停的流血，鲜血染红了他身下的大地。看到自己曾生龙活虎的儿子如今的惨状，爷爷和奶奶强忍着眼泪，在他们心中，只有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这国恨家仇一定要报！这血债一定要用血来偿还！

    爷爷和奶奶用清水擦洗着父亲的伤口，用棉花堵住父亲仍在流出鲜血的伤口，深情地说：“孩子，你是为党为人民牺牲的，值得！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把你的遗孤抚养成人，我们全家老小都会为你报仇雪恨！”我的父亲虽然牺牲了，但他的英雄事迹和可歌可泣的壮举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广为传颂，激励着父老乡亲、抗日将士们踏着烈士的鲜血顽强抗争！

    新中国成立后，开展了肃清反革命运动，河北省深泽县在全县召开了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罪行的万人大会。当时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共十人，其中就有出卖我父亲宋中田，给日本鬼子通风报信的还乡团头子张大汉。我的奶奶是唯一一个代表全县军烈属发言的代表。我当时虽然只是个10岁的孩子，但在先辈们的教育下，从小对日寇汉奸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当听说要处决出卖父亲的汉奸时，坚决要求和奶奶一起去会场，我要亲眼看着枪毙张大汉这个汉奸卖国贼！临出发前，奶奶和我一人拿了一把菜刀，准备亲手杀了张大汉，为父亲报仇！

    奶奶领着我走上讲台，对张大汉的反革命罪行进行了字字血、声声泪的控诉！一时间，无比愤慨的民众群情激奋，“枪毙张大汉，为宋中田烈士报仇！”的呼声此起彼伏。奶奶在台上发言后，对主持大会的政府人员说：“我有一个要求，为国家节省一颗子弹，我们祖孙俩要亲手砍了这个大汉奸，为我儿子报仇！”，那位同志安慰奶奶说：“大娘，不劳您费劲亲自动手，您和孙女就站在最前排，亲眼看着这个汉奸的罪恶下场！”。

    张大汉行刑时被排在第四个，前面的三个汉奸都是一枪毙命，只有张大汉，一枪没有被打死，他中枪后倒在血泊里不停抽搐，执行枪决的同志看他垂死挣扎已到极限，又对他后脑开了一枪，才结束了这个十恶不赦的大汉奸的命！

    公审大会结束后，我扶着奶奶回到家中，快步跑到卧病在床的爷爷面前说：“爷爷，政府为咱报仇了，出卖父亲的汉奸张大汉被处决了！”，爷爷听了，激动地从病床上撑着坐起来，说：“中田，你听到了吗，咱们的国恨家仇报了，你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我的爷爷宋半绩由于长期奔波劳碌，饮食不规律，患了严重的胃疼病，农村医疗条件落后，也没得到及时医治。直到解放后，五爷爷宋志毅把他接到省会保定大医院全面检查，才发现是患上了胃癌且已经到了晚期。五爷爷安排他住院做了手术，但还是没有挽留住他的生命，于1952年春病逝。

    爷爷在世时，常常为我讲述五爷爷宋志毅的英雄事迹。在革命处于低潮、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的1929年，五爷爷奉命担任中共深泽县委书记、中共博野县长兼县武装大队长、博蠡中心县委领导成员兼深泽县委书记。他参加领导了著名的“博蠡”一带的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了工农红军队伍，协助吕正操将军建立大片的冀中抗日根据地，组织当地军民有力配合了野战八路军的“百团大战”。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1943年，五爷爷奉命担任中共安新县长兼县武装大队长，坚持在白洋淀地区坚持抗日斗争三年，组织率领军民和白洋淀雁翎队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指挥战斗数十场，英勇事迹被当地百姓广泛传颂，大家称他为夺日伪性命的“宋阎王”。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任中共冀中分区行署专员、地委副书记，领导土改、改善民生，针锋相对地与国民党展开政治和军事斗争，巩固扩大解放区，包围了抗战胜利果实。在平津战役中，宋志毅应华北司令员杨成武面邀，组织各县收集人尿做炸药，挖通天津城外地道，保证了杨部野战军顺利攻下天津外围城，为解放天津、取得平津战役的全胜做出杰出贡献。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1年5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任命书，五爷爷宋志毅担任了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兼党组书记。一个多月后，他就接到中共河北省委交办的审理新中国第一大案——刘青山、张子善大贪腐案。中央和华北局以及省政府还决定宋志毅担任该案的审判长和特别法庭庭长。根据法律认定的刘、张二人严重犯罪事实，在全国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投机倒把的“三反”运动和“勒紧裤腰带支援抗美援朝”的严峻形势下，经毛泽东主席亲自下令执行死刑。五爷爷亲自在万人宣判大会宣读审判书，全国、全世界都为之震撼！使建国之初的河北全省乃至全国形成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社会风气！五爷爷宋志毅执法如山的人民法官形象永远定格在新中国法制史册上。

    爷爷去世后，家里失去了顶梁柱，我和妈妈、奶奶一起艰难地生活。五爷爷在担任河北省法院院长的百忙工作中，更加惦记我的生活照料问题。因为我是烈士子女，国家承担了我和奶奶的生活费用，为减轻国家负担，同时让我受到良好的教育，五爷爷抽时间特意回乡要把我接走。他对我奶奶说：“四嫂，我的亲侄子为革命牺牲了，赡养你和培养孙女敬彩的任务应该由我来承担，你就放心吧！”。

    五爷爷把我接到河北省会天津后，班主任老师得知我是烈士子女，主动要给我申请头等助学金，我把此事告诉了五爷爷，他说：“孩子，这个助学金咱坚决不能要，不能再给国家添负担……”。其实五爷爷的负担是很重的，除了家里人口多以外，他还抚养了好几个烈士子女，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时常接济老区来的贫困朋友。他身居要职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也深深地影响了我，我永远忘不了五爷爷对我无微不至的抚养和谆谆教诲。

    1961年11月，妈妈从五爷爷宋志毅家中将我接到北京上学。在京生活后，五爷爷还不断地写信鼓励我，嘱咐我：“要不忘国恨家仇，好好上学，提高本领，传承你父亲等革命先烈的遗志，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长大后要报效祖国……”。五爷爷立党为公的高贵品质也影响了我的一生，我立志做他那样的共产党员。

    我没有辜负革命先辈们对我的期望，参加工作不久的1969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市六十八中当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后来担任了学校的政教处主任、工会主席。我的老公高嗣福，原在李大钊之子李葆华担任行长的中国人民银行做行领导秘书，后来担任中国工商银行总行的国际部主要负责人。我的家庭幸福美满，这都是用先辈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所以，我时刻提醒自己，我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一定要继承先烈的遗志，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几十年来，我一直勤勤恳恳地工作在教育战线上，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作者。

    在担任学校政教主任和工会主席期间，每一届评高级职称我都是评委，很多领导和同事劝我说：“宋老师，以你的条件，早就够高职资格了，为什么不报名呢？”，我回答说：“革命前辈们为革命牺牲了他们的宝贵生命，作为革命烈士的后代，我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党和国家已经给了我很多，我不该只考虑个人利益，还是把升高职的机会让给一线工作的老师吧！”。认认真真做事，堂堂正正做人，这是我做人的标准。我们学校有300多名教职员工，每当他们遇到评职称、换岗位或者家庭遇到困难时，我都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找他们谈心，帮助他们排忧解难。大家都说：“别看宋老师是急脾气，说话风风火火的，但她没有一点私心，总是把大家伙儿的事情放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