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刘英群的认识是很戏剧性的,他沒介绍自己是谁,上来就说,河南有个知青,做大了红薯产业,从种到收,从深加工到研发,打通了各个环节,应该说是当今红薯产业第一人。建议我去采访这个人。
“先生是哪位”记者问?
他这才介绍自己是到延安种红薯的检查官刘英群。引得大家一笑。他还顺着自己的思路介绍说:“他不以盈利为目的,是红薯事业的引领者,谁要做红薯产业,只要找到蒋旭,就算找对人了,也可以把产业做大,从秧苗的供给到种植技术,到销售渠道,到深加工,他可以全程服务。”听刘英群这样说,看他对蒋旭的推崇溢于言表,不由得引起了记者采访蒋旭的欲望。
几经周折,趁他来北京考察薯制品加工企业的机会,记者在北京新侨饭店终于见到了蒋旭。由于都有知青经历,像老朋友似的一见如故,一谈就是三个多小时。
多彩的知青生活,与红薯结缘
蒋旭说:他出身教师世家,祖辈从祖父、父亲、母亲,都是当老师的。但他从小就跟农业结下不解之缘,上学时班里选课代表,他当选的是农业课代表。那个年代,农业劳作是非常艰苦的,大家都希望能够结束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而蒋旭放弃了父亲病故,可以接班留城的有利条件,毅然决然下到农村,开始了三年的知青下乡岁月,而这段岁月让蒋旭学到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农业种植技术,夯实了自己的内功,这是他最快乐的人生时光。
1973年高中毕业后,蒋旭到了周口地区的太康县板桥青年农场。这是一个有 400亩地的小型农场,全班同学都去了,他被选为棉花组组长。
他在棉花的种植过程中,还研究棉花的病虫害防治,棉花秧苗上有青虫,棉蛉虫、蚜虫等。他当时养了一群鸡,有十几只,白天他把鸡放到棉花地里吃虫子,晚上他一打口哨,鸡群就回到看庄稼的小窝棚里过夜,别人的地里有虫,他的地里没有,棉花上的虫全让鸡吃了,这样保住棉花的产量、质量,鸡有那么多虫子吃,它们也高兴。他搞的是棉花的生物防冶。到春节回郑州时,还可以给家里带上几只自己养的鸡,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最终他管理棉田亩产皮棉达到205斤,当时他在县里很有名,都来参观他的棉田。他还作为知青代表,到各地去介绍、传授种棉花的经验。
蒋旭跟红薯结缘,是在他当棉花组组长的时候,他在棉花地里挖了一个一米见方的土堆,上了两筐草木灰只种了一棵红薯苗,经过经心管理,施肥,除草,浇水,眼看着土壤渐渐的穹起来了,心想底下肯定结了大红薯,忍不住扒开土壤看看,看到有六、七个大的,还有一些小的,看后,他把小的掰下来,又埋上土,共留了6块红薯,最后收获时只剩了5块,还丢了一个。最大的一个13斤,最小一块9斤。统共收了56斤,一棵红薯收获56斤,这在当时也算奇迹了,可以说放了卫星,造成很大的影响,这都是科学种田的结果,也充分展现自己种田的天分。
后知情时代的传奇经历——从优等兵、厂长到下岗工人
采访蒋旭,听他讲自己的故事,觉得他是一个做什么事都非常认真的人,都要做到极致。以他60年的人生阅历,工、农、兵、学、商他全涉足过,而且是干什么事都要干好它的人。
蒋旭说,认准了的事情,就坚持做到底,直到有所收获。事实上,很多人实现不了自己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就是少了一种坚持和非要把事情干到底的精神,他们往往浅尝辄止,因此眼睁睁失去了可能到手的成功。很多事情的成功取决于踏平坎坷地坚持和毅力。看准了的事情,如果没有百折不挠的坚持,绝难取得成功。看准的事情就不屈不挠地坚持干下去直至成功,才是智者的唯一选择。每一个人都明白所有梦想的实现都需要努力,然而,很多人之所以没有实现心中的梦想,就在于多了空想、犹豫,少了努力坚持。
蒋旭当知青种了三年棉花后,又去当兵,从新兵连到十项全能,从文艺到体育,从司务长到文艺创作,他件件都拿得起放得下,是个人见人夸的好兵。
1980年,他从部队转业到郑州市当起了工人,在玻璃厂从技术工作起,到车间成本核算员,从团支书到车间党支部书记,26岁就进入了科级干部的行列,当上了物资管理科长和人事科长。他认为这都是在部队培养的工作能力。
后来先后在郑州冶金工具厂,民族乐器厂、第二麻纺厂等三个单位当过党支部书记。1995年,他又被调到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的开元实业有限公司,担任其下属的水泥制品厂厂长。
天有不测风云。1996年,水泥制品厂实行改制,大部分员工被分流安置,身为厂长的蒋旭也被“分流”到管委会下属的一个绿化工程公司搞绿化。谁知,1998年,绿化工程公司又被管委会公用事业局绿化办公室接管了。由于1998年开发区管委会领导班子变动以及复杂的人事关系,他彻底成了一名没有工作、没有工资、没有社保的“三无人员”,至今只有档案关系还在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令他郁闷的是,1998年底,妻子所在的单位改制,妻子也待岗回家了。
下岗了,怎么办?
要么当上访专业户讨个说法,要么自己闯出一条生路证明给人看,靠自己的能力挣饭吃。
回归自然 重操红薯“旧业”
在回答记者提问:“你为什么又去种红薯了呢?”
蒋旭说:“也是机缘巧合”,就在下岗这年年底,蒋旭的表哥从河南省荥阳市陈沟村来郑州办事,得知他的情况后,开玩笑说:“表弟,我们村有一块40亩的荒地对外承包,你干脆到农村去种地吧!”当农民种地,蒋旭想都没有想过!可表哥这么一说,不禁令他想起了自己早年上山下乡当知青时垦荒种地种出56斤大红薯的情景。
此后的一天,蒋旭走在郑州的大街上,发现大街小巷有不少人在烤红薯卖,他心想:红薯是一种天然的保健食品,在抗癌食品中名列首位,怪不得城里人这么喜欢吃!经过慎重的考虑,蒋旭最终决定去农村种红薯。
2000年春节刚过,蒋旭就开始筹钱、选种……一切准备就绪后,他果断地离开郑州,来到表哥家所在的陈沟村,拿出自己的8000多元,又向亲朋好友借来几万,以每年8000元承包费一次签了30年,开始种植红薯。
蒋旭从城里跑到农村种红薯,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不仅城里的朋友不理解他,就连许多村民也十分纳闷:我们千方百计往城里跑,可他为何要跑到农村来呢?他在城里当厂长,是不是犯了什么事?再说,红薯在农村根本不值钱,他的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呀?
蒋旭没有理会这些风言风语,他相信自己的眼光,继续埋头种红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2000年10月,蒋旭的红薯获得了大丰收,3亩地竟然产了6000多公斤红薯。然而,他还没有高兴多久,村民的话就应验了:他把红薯运进城后,居然买者寥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蒋旭带着他的“问题红薯”,专程去请教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的有关专家。专家观察并品尝了他的红薯后,说:“你这红薯都是传统品种,因连年种植,感染了病毒而出现退化,早已失去了种植的价值。”蒋旭心里一惊,没想到小小红薯居然还有这么多讲究。但他意外地获得一条信息:农科院植物脱毒研究开发中心正在研制一种脱毒红薯,即染上病毒的红薯经过一系列的高科技手段除掉了病毒,这种红薯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外观美观、口感好,只是由于成本高而没有普及。顿时,蒋旭眼前一亮,当即决定:种脱毒红薯!
说干就干!蒋旭将已经收成的红薯低价处理后,马上找亲戚朋友借了5000元,购买了1万株脱毒红薯苗,并请农民兄弟栽种在他租种的荒地里。
2001年10月,蒋旭的脱毒红薯终于成熟了,产量不仅每亩比过去多了1200公斤,而且,薯型美观,口感特别好。许多村民知道后,不禁对他刮目相看,称赞道:“厂长种的红薯,跟一般人种的就是不一样啊!”
红薯出“彩”,带富一方百姓
蒋旭的脱毒红薯种植成功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将这些品种优良的红薯推销出去。2001年11月的一天,他带着新鲜的红薯来到郑州一家超市推销。超市的负责人看了他的脱毒红薯后,要求按市场价每公斤0.4元进货。可蒋旭认为自己的红薯不是一般的红薯,要求每公斤不能低于0.8元。结果超市不欢而散。
出师不利,蒋旭垂头丧气地拎着红薯打算回家,但在经过郑州思达超市时,他心有不甘,打算再试一次。没想到,思达超市的经理听完他的介绍后,很感兴趣,说:“如果零散上货,肯定卖不出好价钱。你能不能将红薯包装一下,那样价格就好商量了。”蒋旭欣然同意。之后,那位经理又提出了一个条件:签下订单后不能断货!蒋旭听完这话,先是一愣,随即喜出望外。然而,转念一想,他又为难了,因为他当时只有9000多公斤红薯,根本无法保证长期供货,万一断了货,岂不失去了诚信?因此,他暂时婉拒了那位经理的要求。
就在这时,蒋旭得知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又从日本引进了黑色和黄色两种红薯。他突然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脱毒红薯有红色的,如果加上黄色、黑色和白色的红薯,不就成了“彩色红薯”吗?红薯本来就很好吃,如果再从视觉效果上加强一些,那多么引人注目呀!
当时,正值红薯出土的季节,蒋旭开始在红薯的颜色上做文章。为此,他又借了2万元钱,先从农科院引进了一些高价黑色红薯;后来,打听到山东济南、烟台和山西太原等地也生产脱毒红薯,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去收购。2002年1月中旬,他终于收集到了黑色、紫红、白色、黄色和红色等5种不同颜色的红薯。这些彩色红薯放在一起五彩缤纷,好看极了!
为了能成功地使这些彩色红薯打入郑州市场,蒋旭绞尽脑汁,想着怎么包装红薯,才更加吸引人们的眼球。就在他为此发愁的时候,一个村民拿着装桃子的纸箱来找他买彩色红薯,打算在过年时把这些红薯当作礼品送给城里的亲戚。看着村民手里印有鲜红的桃子图案的纸箱,他深受启发:何不给彩色红薯做“嫁衣”,把它当水果一样卖呢?而且,春节不少单位都要给职工发福利,这岂不又是一个推销彩色红薯的好机会吗?
送走这位村民后,蒋旭连晚饭都没顾上吃,就开始埋头设计彩色红薯的包装箱。两个小时后,他设计出了一个能装下5公斤红薯的包装箱。眼看年关将至,他带着设计图纸和红薯照片,连夜找印刷厂做包装箱。第二天上午8点,3000多个色泽鲜亮、印有彩色红薯照片和“河南荥阳”字样的包装箱就制成了。
2002年春节前夕,蒋旭带着6箱彩色红薯样品来到郑州。他先来到一个效益好的单位,直接找到该单位的领导,跟他商谈给职工办福利的事情。刚开始,那位领导听说是红薯,不禁皱起了眉头。可等蒋旭打开箱子,把彩色红薯呈现在他面前时,那位领导顿时惊呆了:“红薯怎么有这么多颜色呀?”蒋旭还没有来得及回答,那位领导又指着黑色红薯问:“这个红薯不是坏了吧,怎么是黑色的呢?”蒋旭笑了笑,说“这不是坏红薯!就像黑米黑豆一样,红薯也有黑色的。这是彩色红薯中的贵族!”说着,他拿起一个黑色红薯递给那位领导品尝。那位领导只吃了一口,马上就笑容满面,连连称赞道:“好吃!好吃!你这红薯跟大街上卖的确实不一样”之后,该单位爽快地以每箱28元的价格订了200箱,作为春节期间发给职工的福利。蒋旭一算,每公斤红薯卖到了5.6元钱,比普通水果的价格还要高!
拿到第一笔订单后,蒋旭不敢懈怠,又连续走访了好几家效益好的单位,结果都大受欢迎,生意很快都谈成了。而令他更为惊喜的是,他从郑州刚回到陈沟村,板凳还没坐热,就有人一路“追踪”来了。几天后,河南安阳一家私营企业的老板也几经辗转,找到了蒋旭,说要定购1000箱彩色红薯,作为职工春节的福利,连价格都没谈,就将预付货款打到蒋旭的账户上了!
顾客的口碑就是无形的广告。一传十,十传百,蒋旭的3000多箱彩色红薯不到一个月就脱手了。这些凝结着蒋旭心血的彩色红薯,不仅让他偿还了所有的借款,而且让他赚到了第一桶金!村民对他这个城里来的“下岗厂长”佩服极了,纷纷来找他取“红薯经”。
以责任为己任,做大做强红薯产业
2003年中央七套《致富经》栏目组采访了蒋旭,并制作了专题片“红薯当成水果卖”,开启了彩色红薯热潮;同时,各地来访取经的人越来越多。
在跟各地来访的红薯从业者沟通的过程中,蒋旭发现,品种落后、病毒退化、病虫害严重的问题不仅仅是自己曾经面临的问题,也是影响全国红薯生产的最大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脱毒技术来解决的。
植物脱毒技术是国际上成熟的、非常有效的技术,我国马铃薯产业由于采用了国际先进的脱毒技术已经取得巨大进步;虽然薯类产业是我国的优势作物,占了全世界种植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但是整个红薯产业还很落后,脱毒技术一直没有在生产中大面积应用。
看清这个问题后,蒋旭做出了一个让大家瞠目结舌的决定,义务推广脱毒红薯种植技术。
从2005年开始,蒋旭踏上了义务推广脱毒红薯之路。一晃已十多年,行程50余万公里,开废了3部新车,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最长单程一天行程1200公里,早上从郑州出发晚上到四川乐山;最险路程从湖南吉首走209国道,到湖北恩施咸丰,400多公里走了14个小时,夜间穿行在荒无人迹的悬崖边上,白天行驶在蜿蜒曲折的陕北丘陵。披星戴月地奔波,无论是秋风寒冬,烈日炎炎,风雨无阻!只为了满足广大农户、专业合作社及社会群体对脱毒红薯知识的渴求,蒋旭义无反顾的做着无偿技术服务和推广工作。
记得有一位2005结识的叫郭建山南阳社旗人,他轻微半身不遂,但左手灵巧,走路平稳,思维、话语清晰。当时他只是种5亩红薯,原本是一个小农户,靠种5亩地养家为生,认识蒋旭后,先是引种了几亩脱毒红薯,通过蒋旭的技术指导,他所种植的红薯亩产都翻番,逐渐生活步入了小康水平,在村里被评为有为青年。
经过几年的学习和积累,郭建山想着扩大种植规模。2008年深秋他用自己的所有积蓄,又凭着多年的诚信向朋友亲戚借了不少钱在村里承包了200亩土地,准备大干一番。可是,当他交完土地承包费后发现家里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建设育苗大棚还需几万元怎么办呢?无奈之下,他又想起了蒋旭,就硬着头皮背着半布袋红薯连夜搭乘班车赶往郑州。
来到蒋旭家属院门口时已清晨了,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通讯录,拨通了蒋旭的电话,只听见电话那头传来慈祥,暖心的问候:建山啊?这么早?有事吗?蒋旭问。“我现在您家楼下,来给您送红薯咧!”建山答道。“外面那么冷,快来家里坐吧……”,蒋旭看着建山一脸愁苦,问道:坐一夜的车来找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建山压抑了满腹的愁苦顷刻倒出:蒋老师您是活菩萨,为了能在村里有点出息,我想把红薯事业做大做强……这次您再帮帮我吧!建山道出了来的事由,蒋老师当时也是一脸的为难,经过与家人商量,最终把家里仅有的一张定期存款取了出来,在没有打借条的情况下把钱借给了满怀希望和寄托的郭建山。
多少年过去了,在蒋旭全面的支持下,郭建山已不再是一个平凡农民,家里盖了漂亮的小洋楼,开办了村里最大的红薯深加工企业,直接带动了上千家农户种植红薯,解决了几千人的就业问题及生活需要。
濮阳清丰农业专业合作社裴利勇,和几个二十多岁,从来没有摸过锄把的问题青年,整天在村里不找事就算是谢天谢地了,父母亲为他们操碎了心。2006年一次与蒋老师的偶遇,一通不沾边的话题:小红薯能做大文章,引起了裴利勇和他岳父的注意力。这是蒋旭费尽心血,也是蒋旭建成的第一个脱毒红薯种植合作社。在那5年里,蒋旭把一帮问题青年引入正轨,因为小小红薯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裴利勇的身份也闪变成为了当地的创业明星。目前,在清丰不但建有几十亩以红薯为深加工产品的生产企业基地,在新疆还建有近万吨的红薯淀粉生产线,影响了当地7、8千亩的种植面积。
新乡延津农业专业合作社的韩法良,是个在红薯种植路上摸爬滚打了数年的农民,尝尽苦涩,太多的弯路与挫折使他面临破产,走投无路的情景下找到了蒋旭,含泪诉说。寄一线希望恳请蒋老师能给予种植技术的帮扶来扭转眼前局面。韩法良在蒋旭的技术指导下,带动了万亩脱毒红薯,红薯产量是原来的一倍还多,品质优良,薯块均匀,口感也超乎寻常。他的红薯在周边市场卖得红红火火。2012年基地还通过新乡市商会组织,使脱毒红薯走出了国门---迪拜。同年南非总统的大公子和该国农业部领导来访问他的基地,并达成合作意向,韩法良在绝望中获得了重生。
江苏美阳公司位于江苏泗洪县双沟镇,公司流转土地2万亩,投资上亿元,自建了景观林苗木生产基地,但是林木的生长周期长,短期没有收益,导致资金链紧张。他们慕名找到了蒋旭,想着能不能在林间套种红薯。蒋旭经过认真考察,对林地的土质、坡度、灌溉条件,以及当地的气候等因素有了充分了解,然后帮助公司制定了以淀粉和粉条加工为主的经营方向,然后蒋旭从种苗到技术进行了全面的指导,当年就喜获丰收,给公司全体人员带来了信心。
2013年,公司投资建成日产600吨红薯淀粉及相关产品的生产线,并于当年投产,产品通过直销、网上销售等方式,销往北京、上海、苏南等大型企业及商超,当年实现产值7000多万元,利润1500多万元。
为了继续提高种植和加工效益,2014年美阳公司以蒋旭为核心,成立了脱毒种苗扩繁及推广中心,目标是将产量继续提高,打造国内首个万亩万吨淀粉示范方,也就是要平均1亩地产出的红薯可以加工出1吨淀粉,这是红薯产业在21世纪的“卫星”。
2013年,山西高平前和煤业公司。因这些年煤矿企业不景气,该煤矿是国有企业,向来都是挖掘地下能源,为契合国家政策,积极改制转三产,想在地上部分做点文章。企业通过郑州的朋友引荐与蒋旭结识,邀请他参与公司对脱毒红薯的种植规划及技术推广指导。2014年公司新建了以红薯为主导的大型深加工项目,直接带动几千亩的红薯种植面积,解决了当地近万名老百姓的就业问题。
以上几个故事仅仅是蒋旭扶持的众多公司和基地的一个缩影,多年以来,蒋旭已经在国内十几个省市帮扶建立了上百个种植基地,影响面积已达到几十万亩,培训人数也已超过万人。
从大家不知脱毒为何物,到非脱毒种苗不种,蒋旭利用十余年的时间默默地推广红薯脱毒及配套种植技术,也为我国整个红薯产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放眼整个红薯界,像这样十年如一日的奔波付出,只有蒋旭一人,真的可以称为最接地气的专家,红薯产业第一人。
满怀激情 不断努力 红薯梦在继续
转眼十几年过去了,蒋旭也已年近花甲,从一个下岗工人转变成为享誉大江南北的脱毒红薯专家,成为一个于社会有用的人才,可以帮助千家万户薯农种田致富,能帮助企业创造财富的人。这一路走来,也算是略有成就,但在他心中还有一个愿望,就是让中国的红薯走向世界。
跟新西兰华人议员王小选的结识,为实现这一愿望开了个好头。
由于王小选也有让中国食品进入西方国家的梦想,在三年前开始尝试将中国生产的红薯脆片推广到新西兰和澳洲,但是由于产品及品种选育等相关问题一直不是非常理想,口感、颜色、形状等都不尽完美。
后来,王小选亚洲区负责人找到了蒋旭,他就为其提供了多个供试品种,并最终找到了一个几乎接近完美的加工品种。王小选先生通过亚洲区负责人了解了蒋旭的能力和事迹,于是在2015年6月专程从新西兰赶到国内,拜谢蒋旭,并共商国内红薯产业发展及出口海外的大计;蒋旭陪同王小选考察了自己扶持的5家企业和基地,展示了国内红薯生产加工领域的现状,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最终双方一致同意,充分发挥双方在海外销售及国内生产加工两个领域的各自优势,将中国红薯产业的优势无限放大,在海外打造中国红薯食品这一王牌。
现在的蒋旭已是红薯行业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专家,他服务的企业、合作社、加工企业和种植大户已经遍布全国红薯主产区。正像刘英群所说他不以盈利为目的,是红薯事业的引领者,从秧苗的供给到种植技术,到销售渠道,到深加工,他在为全国的薯农提供全面的服务。现在,无论是哪个基地的人员,见了蒋旭都会尊称“蒋老师”,这是发自内心的尊重,不仅仅是因为其高超的红薯技术,更是因为其十几年如一日的默默耕耘,无私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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