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你认识马波吗?很多人会说不认识,可一说到老鬼和《血色黄昏》,知道的人一定很多,尤其在知青里,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老鬼是马波的笔名,《血色黄昏》是他的成名之作。他还著有《血与铁》、《母亲杨沫》、《烈火中的青春》、《胡开明》等著作。
听说《烈火中的青春》写的是1972年5月5日,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宝日格斯台牧场发生大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5师43团4连的69位战士冲进火海灭火,壮烈牺牲的事迹,不由得引起记者很大的兴趣。在北京铁道部宿舍的家中,马波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个不高,戴一副眼镜,长得比他哥哥马青更像他妈妈杨沫。
马波说:我也是媒体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82年大学毕业先后在文化艺术出版社、法制日报社干编辑工作。他这样一说拉近了和记者的距离。接着开门见山讲起了1972发生在内蒙锡林郭勒盟的那场大火。
37年前,那69个凝固的青春
1972年5月5日清晨,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四十三团二连驻地东约5公里处,执行采石任务的该连六班战士杨树声、杜根村将4日烧剩的炉灰倒在蒙古包外的防火坑内,因灰热,坑内有枯草,中午11时40分,死灰复燃,引起草原着火。六班战士虽奋力扑救,有的同志用身体滚扑,但因位于风口,风力达7级以上,未能扑灭,火势迅速向东蔓延。
驻地位于火势东南方的四连,12时30分发现火情,指导员何龙光和副指导员杜恒昌带队一路进入1059高地脚下时,南侧烈火突然袭来,加之风大草深,风向突变,旋风烈火将部队包围。在这紧急关头,指导员何龙光下令撤退,但为时已晚。有的同志看到他的手势,迅速撤离,多数走在前面的同志却已身陷火海。副指导员杜恒昌和三班长胡国利等部分同志经奋力拼搏,冲了出来,进入麦地,但见到还有同志留在火海,又奋不顾身返回去抢救战友,结果一去不复返。整个过程仅半个小时,身陷大火中的兵团战士66名壮烈牺牲,负重伤16名,轻伤11名,其中3名重伤员抢救治疗无效,共有69名同志在烈火中英勇献身。
火灾发生后,国务院、中央军委、北京军区、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军区都非常重视。遵照自治区党委关于“要做好善后工作”的指示,四十三团于5月7日在团部西侧掩埋了烈士遗体,16日召开了全团追悼大会。牺牲的69名同志被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授予革命烈士称号,并拨款筹建了烈士陵园。
与此同时,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和五师组成了专门的善后工作班子,做好烈士家属的安抚工作,按国家优抚标准发放了烈士证和抚恤金。69名烈士中,有北京知青1名、唐山知青9名、赤峰知青9名、锡林浩特知青12名、集宁知青18名、呼和浩特知青20名。
下决心 为烈士树碑立传
40年前,曾有千千万万城市青年投身到上山下乡的洪流中,其中涌现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1972年5月5日发生在内蒙古草原的救火事件,仅仅是知识青年为国捐躯的一个缩影。尽管教训惨重,但兵团战士们一往无前、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却永远值得尊敬。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震撼内蒙古大草原的青春之歌!完全应该给他们树碑立传。
2005年夏马波再次来到烈士陵园,看见荒芜残破、荒草丛生,纪念碑残破,铁门锈迹斑斑,围墙也到了,既无人看管,更无人修缮,牛羊啃食其间。人迹罕至,还看到陵园里还埋进了不相干人的墓碑和不明身份的死者,感到这些烈士似乎已被世人遗忘。心情沉重,决心动笔为他们著书。 把他们的家庭、简历、照片等搞一个集汇,让人们永远记住他们,他们是为保护集体的草场,为人们的利益而死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他们的死重于泰山。
马波讲了他为了写这本书所付出的艰辛, 时隔30多年,寻找69位烈士亲属和战友谈何容易,有的家里已经没有亲属了,有的父母已经去世,只剩下兄弟姐妹,有的烈士只有小时的照片,有的这一生中根本就没照过照片。他为了找这些烈士的亲属,在北京、到唐山、赤峰、锡林浩特、集宁和呼和浩特。自费驱车近万里,一个个采访了烈士的家属,收集了他们生前的资料和照片。这期间得到了赤峰《红山晚报》和呼和浩特晚报的支持,听说我是在为这69位烈士写书,都热情的在报纸发了消息。
写书这件事被锡林郭勒盟宣传部知道后,不但在出书的资金上给予了全额资助,还联系政府部门出资修缮了烈士园林,让民政厅责成不是烈士的墓地迁出烈士公墓。在修缮烈士陵园的过程中,有兵团战友的热心帮助、正义呐喊和无私资助。一些知青战友和内蒙的一些老板捐资捐物,为人们祭拜烈士英灵提供了方便和环境,现在成了到锡盟必去之地和青少年革命教育基地。
六十九位烈士四十周年隆重的祭奠活动
陵园竣工之际,马波、丁新民等战友组织了隆重的祭奠仪式。
2012年7月26日,草原上万里无云,一群当年在草原上生活过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老军垦战士从四面八方涌向锡盟西乌旗宝日格斯台烈士陵园,赶来参加烈士陵园雕像落成仪式,同时缅怀战友。这次活动得到了西乌旗政府的大力支持。旗政府拨款10万元接待这些知青。
次日早晨来到烈士陵园。碑座前面挂起了黑布。路上开裂的砖头都重新换好。很多烈士家属都自己开车到来。
5点半,呼和浩特市新华广场西南角静静地停着一辆大巴车,等候着这座城市里将要赶赴锡林郭勒草原“探亲”的人们。与此同时,分布在北京市、赤峰市、唐山市、锡林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集宁区相约的人们,也分别乘车奔向西乌旗宝日格斯台烈士陵园。他们要去锡林郭勒草原参加一个特殊的聚会,看望他们的亲人。
大约8点45分左右,浩浩荡荡的车队开了过来。组织者租了婚庆礼仪公司的音响设备。在草原上播放着一个又一个当年的革命歌曲,都是豪情满怀的旋律。
有的烈士家属早早赶来,如敖登的弟弟那仁满都拉、齐远平的姐姐齐岚平、张国顺的母亲及弟弟张国安、唐亚志的妹妹唐亚茹等等,也有的兵团战友,如东方路桥老总丁新民推掉了其他活动,千里迢迢到茫茫草原凭吊牺牲同志。
听听亲人的呼声:
“我最后一次来看宝立了!”
大巴车上,在这群面带戚色的人们中间,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和他身边相随的小男孩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也是这支特殊的旅行者队伍中年龄最大和最小的组合。
“我是烈士舒宝立的叔叔舒松山,今年整80岁了,一辈子干中医。今年是内蒙古建设兵团成立40周年,一个知青协会通知烈士家属说,要组织我们去锡盟西乌旗宝日格斯台烈士陵园参加为69名兵团烈士塑雕像的纪念活动。唉,我那可怜的侄儿他父母先后都去世了,家里什么人也没了,只有我这个年迈的叔叔了。这不,老伴儿和儿子不放心,派10岁的小孙子跟着我。”旁边的小男孩歪起头调皮地说:“奶奶说了要听我的话!”
80岁的舒松山老人身子骨很硬朗,思维敏捷,说起自己在37年前锡盟大火中被烧死的侄儿舒宝立仍然唏嘘不已:“宝立中等个儿,1米75左右,文文静静,爱看书很有毅力,学习相当不错,在呼市二中初中毕业。因他的父亲在傅作义的部队当过文书,还干过电台工作,‘文革’中被打成特务和历史反革命,这孩子也成了‘黑五类’,备受歧视。他上二中时老挨打,经常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却从不让父母知道。但他特别仁义,别人有困难,总会热情帮助。我看着这孩子长大,想把家传的中医正骨技术传给他,可他非要去当兵。他母亲去世后,宝立才回来一趟,他牺牲比母亲可能也就晚半年吧。那年月,孩子们都年轻,没有一点救火知识,哪里知道鸟语花香的草原还能杀死人?他们有的是一颗上进的心,宝立牺牲时才22岁啊!”
舒宝立牺牲后,被内蒙古建设兵团授予二等功,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父亲的特务帽子才彻底摘掉,变为烈士家属。悠悠37年逝去了,很多过去的记忆都已遗忘,牺牲者的面孔也渐渐模糊,可舒宝立的战友们还清楚地记得,四连班长舒宝立讲话办事相当成熟公正,干活踏实,特会抹墙,抹得又光又平。
站在舒宝立的墓前,舒松山老人用特意带来的家庭摄像机把陵园、墓碑和周围的一切纳入镜头,又让小孙子恭恭敬敬地给从未见过面的“大爷”摆上祭品。“我老了,这也是最后一次来看宝立了,以后想他的时候就看看这录像吧。”
“母亲后悔女儿连糖块都没吃就走了”
清晨6点不到,53岁的云萍就推着一辆旧自行车,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把3个弟弟和13岁的侄子送上了停在新华广场西南角的大巴车上,并不厌其烦地再三嘱咐弟弟们,眼眶湿湿的。
“憨厚善良的大姐去世37周年了,二姐云萍还是忘不了她,她俩相差3岁,感情好。”呼和浩特烈士云金平的大弟云瑞成说。“母亲很可怜,含辛茹苦抚养大的18岁大女儿去兵团下乡一年零一个月,就一去不复返了!母亲深受刺激,极度悲伤,从此就落下了糊涂的病根,那时,小弟弟年仅3岁……”云瑞成说,母亲生前常说大姐是苦水里泡大的孩子,全家就数她勤快能干,替母亲分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左邻右舍都羡慕母亲生了个好女儿。
云萍从小就佩服姐姐:“大姐不仅孝顺,还有着一颗善良的心。她个子高,有力气,上学时一下雨,西河沿水特别深,她常常背同学过河,同学问她累不累,她笑笑摇摇头。学校组织支农劳动,她特能吃苦;号召学雷锋做好事,每逢节假日,大姐就去呼市七中附近的福利院照顾那些残疾孤儿,给他们洗衣服、剪指甲等。有那么两年,她每天都去福利院帮忙,家里有好吃的东西她就给那里的孤儿们带去。临去兵团时,她把母亲买给她的衣服全留了下来送给了妹妹。大姐走的时候,母亲跟我一起到火车站去送她,母亲想买点糖块给她在路上吃,大姐说啥也不让买,说吃了晕车,其实她是怕母亲花钱啊。出事后,母亲特别后悔,说女儿连糖块都没吃就走了……”
二弟云贵忠说:“大姐在兵团是机械班班长,她人高马大,性格内向、要强,干活不惜力,被战友们叫作‘大云’。别的战士两人抬一根椽子,她一个人扛一根。在兵团耳朵冻得直流黄水,她也不说什么。救火那天,她头天夜里上夜班本该休息,却冲了上去。”
在兵团战友的记忆中,云金平虽然普普通通,却有着一颗纯洁善良的心。而今,曾经年幼的3个弟弟都已成家立业,而永远18岁的云金平却被无情的岁月模糊了那憨厚的青春面容。
98岁的母亲仍精心保留着女儿用过的物品
“我们要去给二妹扫墓的事情一直瞒着已98岁的老母亲,怕她受刺激。母亲对这事似知非知,突然会偶尔说一声:‘锡盟那个地方好远啊!’得知我们今天要走,她昨晚整整坐了一夜。”吴淑琴烈士的姐姐吴淑贤说,37年前,妹妹的死讯传来后,母亲哭瞎了双眼,她的那个在邻里街坊以孝顺、精干、善良闻名的二女儿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都没来得及见最后一面!
吴淑贤说:“妹妹淑琴身材较高,皮肤较白,不胖不瘦。我们家乡是北京,父亲后来支援边疆来到呼市第四毛纺厂当工人。父母都是满族,祖上曾是贵族,到父亲这一代已经衰落为普通平民。妹妹受父母影响很大,特别喜欢文学,看了不少小说,还喜欢歌唱。她特别要强,什么都学,小小年纪就会裁衣服,还会手工做衣服。不管谁求织个手套、帽子、围巾,她都有求必应,尽快赶着织出来。她爱干净,会做饭,自理能力很强。她喜欢当兵,就报了名。到兵团后,她努力工作,天天写日记,写学习心得。救火那天,她脚上还有冻疮,行走不便,中午饭都没来得及吃,她是班长,干啥总要冲在前。”
“直到现在,淑琴用过的口 杯、牙刷、肥皂盒、梳子、线团等,母亲都精心保留着。我当时就在距妹妹兵团所在地西乌旗不远的东乌旗工作,我是遇难兵团战士中第一个到达出事地点的家属。我经常梦见妹妹,出事前两天还梦见她——好多人在找她,不知道她去哪里了,最后好像找到了。心里担心第二天我还给她写信,告诉她如果遇到着了火要逆着火跑,嘱咐她注意安全。可是信寄出去第三天她就出事了。赤那个现场太惨了!妹妹几乎都认不出来了,她那天来了例假,一搬尸体,地上和下体全是血。妹妹被授予二等功,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烈士家属;中间老人为胡国利的母亲
81岁的父亲嘱托俩女儿替他给儿子多烧些纸
“是父亲首先看到有关兵团烈士纪念活动启示的,81岁的父亲老泪纵横,急着催我们姐妹去报名,一定要参加这个活动。原本他也要一起去看看长眠在那里的儿子,但临走时腿疼病犯了走不了路,这不,今天起了个大早,还是忍着痛坚持把我们姐妹送上车,嘱托我们替他给弟弟多烧些纸。”徐克俭烈士的姐姐徐澈梅说。
“弟弟出事时我也在巴盟兵团当战士。那天,连长突然给我安排了探亲假,让我回家,一下火车就看到了去接我的父亲,才知道家里出事了。弟弟出事后,对母亲打击太大了,她不吃不喝,常常后半夜起来神思恍惚,独自跑到外面去,那么大的一个儿子,一下就没了不久,母亲头发就白了,多年来一直病病歪歪。当时小妹 妹才五六岁,根本记不得哥哥的模样 了,但母亲时不时犯病那近乎疯癫的情形,却让她刻骨铭心。”陷入回忆的徐澈梅说。
“弟弟徐克俭1968年就读于呼市第二中学,多次被评为五好学生,他1971年4月12日参加内蒙古建设兵团第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副班长。他1972年5月5日牺牲时才18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弟弟身高1.76米,比较瘦,因为表现好,他在学校就入了团,是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去了兵团的。弟弟在兵团工作努力,积极肯干,为人正直,他喜欢画画,并擅长雕刻,如果不出事,他或许能成为一名艺术家。”
尹国茹:不入党就不回家
在赤峰烈士尹国茹的墓碑两侧,各摆放着两个小花圈,碑座上摆放着她唯一的一张满脸稚嫩的小学时的照片,西瓜、苹果、桔子、香蕉等各种水果堆得满满当当,还有两瓶啤酒。“小时候家里穷,连棒子面都常常吃不上,哪能吃上这些东西!可怜的孩子,那年她才18岁啊!”想起这些,家里人心里好苦。
尹国茹家有6个孩子,她排行老大,她很小就开始帮助家里干活儿,搂柴、溜土豆、挖药材、做饭,照顾弟弟妹妹,还把家里的被褥洗得干干净净。“文革”中父母挨整被开除公职没有经济来源,生活异常艰难。因为出身不好不让升学,她瞒着家里报名去了兵团。体检时怕通不过,她在裤兜里装了块铁,因为没有钱,尹国茹离家去兵团时连个照片都没有,只留下这张小学时的照片。
尹国茹到兵团后给家里写过不少信,她惦念家,却从不说在兵团的苦。战友们回忆,尹国茹工作上特拚命,后来她的腿受凉了总疼,连里就让她当会计。那时,作为连队会计的尹国茹本来可以不去救火,可这个好强的姑娘不肯放弃任何一次重大紧急任务,果断地冲了上去,身上还挂着办公室的钥匙。
母亲是18岁入的党,尹国茹离家时对母亲说:“我们比试比试,不入党就不回来。”因为父母长年挨整,子女受连累太多了,尹国茹渴望在政治上翻身,解决组织问题,体体面面地回来。牺牲后她被授予二等功,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好强的尹国茹终于如愿以偿,没有落在母亲后面,却为此付出了18岁的年轻生命……
李春侠:怀揣4个葱头到了兵团
西乌旗雄伟的尖儿山前有一片绿草地,37年前,69名年轻的生命就在此处戛然而止,其中就有这位清秀的姑娘李春侠。
李春侠的小弟还记得姐姐走时的情景:背个军用书包,里面放着4个洋葱头。她表现好,去兵团没几天就当上了副班长,当年的4月5日清明节那天还入了团。一个月后,姐姐就在大火中牺牲了。她每月仅5元钱津贴,去兵团生活了8个月,共有津贴40元钱,其中还给家里寄过20元钱。整理遗物时,在她棉袄里还发现了5元钱。
李春侠的姐姐说:“家里6个孩子,妹妹排行老二,全家于1960年从辽宁省台安县来到集宁,加上奶奶9口人,就靠父亲一个人每月的41元钱过日子,生活极其困难。妹妹连初中也没上,小学毕业就在家干活,看孩子,当临时工。那时,我们常常吃不上饭,每天一毛钱菜钱,买一大堆最便宜的烂菜叶。平常根本吃不上肉,只有大年三十才能吃顿猪肉酸菜馅的饺子。那时,我们几乎没吃过点心,家里孩子最盼望的好吃的是炸馒头片。我们穿的衣服都是旧的,打着补丁。有一次,妹妹帮助别人看孩子,人家送了她一条旧裤子,这才算是有了条体面一点的裤子。妹妹在家总让着别人,肯干活儿,平常不爱说话。”
李春侠临去兵团前,由于家里穷没啥好东西给她路上当干粮,她就带了4个葱头——既可当下饭的菜,又可当水果。那葱头汁甜,味道浓,还便宜,一个足顶一碗菜、几个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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