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1942年5月2日至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举行。大会的最后一天，摄影师提出到室外拍合影，毛泽东欣然同意。于是一张在文艺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珍贵合影诞生了。光影见史，大合影以真实可信的视觉艺术，让观者在感动、震撼的同时，又不禁追问：这张大合影是谁拍摄的？为什么是“大肚子”形状？拍摄大合影时还有什么趣事？本文追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大合影背后的故事。

    吴印咸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留下永恒记忆

    在中共党史文献书籍和各地的展馆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大合影是绝对占有重要地位的。观者的常见熟知烙刻了这张广为传播的“正片”。其实，不仅有这张“正片”，还有在当时未发表的“废片”。但“废片”没有废掉，而是很好地保留了下来，瞬间的定格，充盈了红色经典史实。

    常见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大合影这张“正片”，是由吴印咸拍摄的。

    吴印咸，江苏省沭阳县人，1919年考入刘海粟主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开始接受正规的绘画基本训练。在校期间，吴印咸用三块银元买了一台勃朗尼方匣式旧照相机，开始自学摄影。1927年，吴印咸到上海谋生，先后在艺海布景公司绘制舞台布景和照相室布景，在红灯照相馆任摄影师，并在天一影片公司担任布景师工作。他首次接触电影这门新兴艺术便爱上了它，当然，业余摄影创作也在继续。1934年，吴印咸拍摄图片《田螺》，获得瑞士摄影沙龙荣誉奖。1935年，应夏衍之邀，拍摄由许幸之执导的剧情电影《风云儿女》，这是吴印咸电影摄影处女作。

吴咸印拍摄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大合影”

正面近景照

    1938年秋，吴印咸来到了中国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古城延安。在延安，他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空气新鲜，阳光灿烂。他看到了黄土地涌动着一股股生机、希望和力量。尽管从大上海到黄土高原，在物质生活上有极大落差，但却让人的精神世界得到彻底解放。吴印咸以欢快的笔触写信给老友许幸之：这里实在值得人们兴奋，到处充溢着新气象。

    火热的生活，带来冲天的干劲。1942 年，吴印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自己的生命与中国革命事业紧紧联系起来，和共产主义事业紧紧联系起来。他以摄影机和照相机为武器，拍摄延安，拍摄共产党人的伟大事业，拍摄军民一家人的亲情……

    1942年5月，吴印咸作为延安电影团的负责人兼摄影师，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会上，他聆听了毛主席的教导，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提高了文艺理论和政策水平。

    因为延安杨家岭中央办公厅礼堂的会场面积较小、室内光线很暗，与会人员较多，在这样的室内环境难以拍摄出好的作品。而这次会议又意义重大，如何留下经典作品，为党的历史、文艺史留下“可观”的记忆？吴印咸在经过实地测试后，觉得到室外更能拍出满意的合影。于是，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欣然同意。

    散会后，毛主席亲自招呼大家到外面照相。主席先坐下，同志们很快围在了周围。在当时，没有转机，也没有广角镜头，吴印咸根据当时的情况，先从侧方拍了一张，这是测试照。随后，吴印咸从正面依次拍了三张，在洗照片时，将三张底片连接起来，便洗印出人们熟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大合影。这张合影照，是记录这次会议唯一的一张照片。

    说“唯一”，有人提出疑义：不是一张，应是好几张。的确，经多方面信息汇总，当时至少拍了4张：第一张是正面照，第二张是从左侧前方拍的；第三张是从右侧前方拍的；第四张是正面近景，这张照片上只有毛泽东等十几个人。

    有人说正面近景照是大合影照片的局部截图。其实不是，因为从照片的对比上看，这一局部照片上，毛泽东右手位置与大合影的位置是不同的。另外，田方背后的人，在大合影里是被田方遮挡了左半边脸的，而在局部照片里，是遮挡了下半张脸。

    吴印咸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留下了经典，为中共党史留下了永恒的记忆，为中国摄影史留下了永恒的瞬间。这是我们讲的“正片”“大片”的精彩。

    拍摄照片时的精彩花絮

    事实上，在拍摄这张大合影时，还有很多精彩的花絮。

    在吴印咸对好焦，正要按下快门时，突然，一条狗闯入了镜头。毛主席看到后，立马站起来，轰赶这条狗，并对康生喊：“康生，快管好你的狗！”浓浓的湘音把参加合照的人都逗笑了。

“突发状况”时拍摄下的照片

    把狗轰走后，吴印咸再次聚焦镜头，准备按下快门。不想这时又发生了状况：坐在第一排的刘白羽是个大个子，身体较重，小马扎撑不住他的份量，只听“咔嚓”一声，小马扎被压塌了，刘白羽仰面朝天摔在地上。

    这些稍纵即逝的“花絮”，被另一位红色摄影师郑景康抓拍了下来。

    郑景康是我国摄影界少见的全才，是中国纪实摄影的奠基人。他是郑观应之子，广东中山人，1904年生，1920入上海商业专科学校就读。由于喜爱艺术，1923年，郑景康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在学校期间，他不仅系统学习了绘画的基本理论和技法知识，还学习了摄影这门新兴的艺术。1930年春，郑景康离开上海到了香港，开设“景康摄影室”，专门从事人像摄影，从而为以后的摄影艺术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32年，郑景康回到内地，从他的人像摄影室走进了社会生活和自然领域。他利用4年时间，先后游历了广东、上海、北平、天津等地，其作品在《良友》《时代》等刊物发表。1936年，郑景康再度去香港，从事摄影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身在香港的郑景康决心回到内地参加抗战。1940年12月的一天，郑景康在重庆八路军办理处张颖、徐冰帮助下，在曾家岩的“周公馆”见到了周恩来和叶剑英，聆听了周总理的亲切勉励：用相机记录真实，记录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记录永传历史的视觉档案。

    1941年1月， 郑景康搭乘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汽车，到达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开始了他革命道路的新里程。由于会摄影，他留在了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成了一名专职摄影师。

    火热的革命生活，勇毅向前的品性，让郑景康充分利用摄影手段“歌颂人民，揭露敌人”，为创建中共的新闻摄影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从1942年起，他在延安开办摄影训练班，培养了大批革命的摄影工作者。也正是由于郑景康的摄影业务出色，他作为摄影界的代表，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在会议期间举办了摄影展。

    开会的第一天，毛主席步入会场，和与会者打招呼。在与郑景康握手时，郑景康激动地说：“我是照相的，叫郑景康。”在毛主席身边的延安鲁艺副院长周扬补充说：“他是从重庆国民党总统府来的摄影师，曾给蒋介石照过相。”毛主席握了握郑景康的手，微笑着说：“以后要多为人民照相。”

    座谈会期间，郑景康在暗房制作放大了数十张反映延安火热生活和军事题材的摄影作品。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萧向荣亲自到暗房帮助郑景康策划和选择照片，并为影展题名《抗日初期之一角》。郑景康举办的个人摄影展，无疑为座谈会增添了色彩。

拍摄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测试时的侧面照

    5月7日，《解放日报》报道了关于影展的消息，标题为《景康影展将在作家俱乐部举行》。影展最初是在军人俱乐部展出，后来先后移到作家俱乐部、杨家岭展出。这次影展受到了延安军民和文艺界的热烈欢迎。任弼时、贺龙是影展的第一批观众。

    毛主席在一个晚上由警卫员提着马灯陪同，前来观看，观展时，对一些作品发表了评论。可惜那天夜里郑景康不在，当时在场的美术家张仃、诗人艾青后来转告郑景康，毛主席认为这些照片的最大特点是“能够抓住动态”。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时拍摄大合照时，擅长抓拍的郑景康在“外围”“捕捉”了可成为历史独特记忆的瞬间。

    话剧演员田方很想挨着毛主席坐，于是“抢占先机”，坐在了毛主席的左边，张悟真见田方抢了好位置，便急忙坐在了毛主席右边。没有事先准备的随机地或坐或站，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即时产生的良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