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①，强调“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②。在培育良好家风方面，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周恩来十分重视家风建设。他没有亲生孩子，但周家是一个大家庭，像普通家庭一样，也有生老病死、就业上学等问题。怎样对待这些问题，建设什么样的家风，是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时时在考虑并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下面，我们就来看周恩来是如何培育良好家风的。

    一、舌尖上不浪费，生活中要艰朴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他强调，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并指出“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令人痛心！”③。

    在餐饮不浪费上，周恩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据周恩来的秘书纪东回忆，周总理一日三餐极为简单和节俭，常常是两菜一汤。爱吃的荤菜有如家乡菜红烧狮子头、 浙江的红烧肘子等，蔬菜有烩干丝、煨土豆等, 鸡蛋也是他爱吃的。有时不能保证正常按时用餐，就用保温杯装点稀粥喝。西花厅的餐具中有一只独耳锅，虽然只有一个耳把好拿，但是周总理竟用了几十年。周总理到基层调研时常常和大家一起在大食堂吃饭。
    1959年5月28日，周恩来视察南开大学时在学生食堂买饭就餐，1966年7月28日，周恩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参加学生座谈会后，与同学们在一个桌上就餐，并自付餐费。由于多加了一碗菜汤，他还额外交了5分钱，请食堂无论如何也要收这碗汤钱，食堂在已经开好的收据上进行了改动，把5分钱给加上去。

    周总理吃饭从不丢掉一粒米饭，有时不注意掉了，便拣起来吃。他吃完饭，也总是倒点开水在碗里喝下去，不浪费一粒米、一片菜叶。吃剩下的菜，要服务员留下，下顿饭给他吃。有一次，中央首长在某地开会，总理吃饭时由于右手不方便，掉了几粒米饭，立即拣起来吃了。服务员们见了感动得掉了泪，想到自己平时大手大脚的浪费行为，很惭愧，决心向总理学习。还有一次，周总理在天津招待所吃早点，喝了一小碗豆浆，吃了半套煎饼果子。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理对服务员说:“请你把我早上剩的那半套煎饼果子拿给我吃。”服务员告诉总理说：“早已处理了。”周总理教育服务员，要注意节约，不要浪费。总理还对服务员说，给沏茶不要喝一次就倒掉，一天换一次茶叶就行。周总理珍惜的何止是一粒米一粒粮啊，而是我们党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光荣传统！

    不仅舌尖上不浪费，其它生活上周恩来也是艰苦朴素。他穿衣简朴，穿过的中山装上面能看到很多小的破洞，他还他那个时代的普通人一样穿戴假领子。周总理20年只穿过两双皮鞋。一双是1954年去日内瓦时买的，穿了6年，换了两次底。另一双是1963年底，借出访亚非欧十四国机会，经总理同意做了一双新皮鞋。以后这两双皮鞋轮流着穿。后来1974年初，总理病重系鞋带实在不方便，大家才又说服他做了一双松紧口的皮鞋。他住宿简陋，为简单修缮西花厅而在国务院会议上作了多次检讨。他出行简单，经常乘坐的是国产红旗轿车。周恩来教育晚辈也要艰苦朴素。一条自己穿过的旧呢裤，给侄儿周尔辉穿了好多年，破了补，补了破，实在不能补了，打个“反”，改成一条小裤子，给侄孙又穿上。他说：“一条裤子穿了三代人，这应该成为我们周家的传统！”

    虽然周恩来是总理，但他过着平民化的生活。习近平多次讲到，好的家风要传承，在培育良好家风方面，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做出了榜样。④在物质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应该保持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好传统。

    二、纪律挺在前面，带头遵守纪律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我们要：“真正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拿起纪律这把戒尺，既要奔向高标准，以人格力量凝聚党心民心;又要守住底线，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决不越雷池一步。”⑤

    周恩来对党忠诚、严守党的保密纪律。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建党初期也没在一起工作，所以相互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党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五四运动时相识相知相恋，他们在通信中也从不涉及党的机密，只谈理想和情感。直到1924年9月，周恩来自欧洲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他们才知道对方都是共产党员。1925年8月，两人结婚后经常相互提醒，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1926年冬，党中央决定周恩来去上海，组织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而邓颖超仍留在广州。行前，周恩来对去上海的任务守口如瓶。直到1927年3月22日，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取得胜利，邓颖超才知道起义是由周恩来领导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了开国总理。自1949年9月起，一直在中南海西花厅工作和居住了26年。他的办公室同时是一个小型会议室和保密室，除了工作需要，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入。邓颖超也是一样。这间办公室和保险柜的钥匙他始终带在身上，睡觉时压在枕头下，有外出任务时，才把钥匙密封好交给邓颖超保管。每次回来的时候，见到邓颖超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钥匙取回来。据邓颖超秘书赵炜回忆：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获得成功。直到当晚10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这则新闻公报，邓颖超才知道此事。此前周恩来向主管负责人说：这次试验，全体工程技术人员都要绝对注意保守国家机密，只准参加试验的人员知道，不能告诉其他同志，包括自己的家属和亲友。他特别强调：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她说。

    周恩来和邓颖超他们终身为党的事业奋斗，至死对党的秘密守口如瓶。周恩来逝世前，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回答：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他们知道最后的诀别即将到来，却都把不该对方知道的秘密埋藏在各自心里。

    周恩来严格遵守党小组会议制度。1935年6月底，红军到达两河口地区，党组织进行改选，警卫员魏国禄当选周恩来同志所在党小组的组长。有一次，周恩来同志问魏国禄为什么很长时间不开党小组会议，魏国禄回答说，党小组会议开过了，看到首长忙，就没有通知。周恩来同志用平常少见的严肃态度批评说，那怎么能行？我是党员，应当过组织生活。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个党性问题。

    周恩来教育侄儿严格执行党的决议。侄儿周尔均入党后给周恩来夫妇写信，收到信后，周恩来让邓颖超回信，在信中提出了“三个必须”，体现着周恩来夫妇对晚辈的严格要求。他们勉励周尔均要加强党性锻炼，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不断地为“党员的八条标准”而奋斗。信中说的党员八条标准，指的是1951年刘少奇归纳提出的“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经过整理和修改，被写进当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成为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对党员的基本要求。

    这封信给了周尔均巨大的鼓舞和鞭策，成为他日后践行入党誓言的座右铭。

    三、公私分明，不许干政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党员干部“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决不允许他们擅权干政、谋取私利，不得纵容他们影响政策制定和人事安排、干预日常工作运行。”⑥

    周恩来公私分明。一次，周总理要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他乘车由中南海西花厅去北京饭店理发，再去人民大会堂。从北京饭店理完发之后，他就提醒司机说：“从西花厅到饭店算私事，从这里到人民大会堂才是公事，你不要搞错了。私人用车都记帐入册，月底从工资中一并扣除车费，绝不能占公家一分钱便宜。”

    在中国封建政治中，无论是外戚专权，还是隋唐以前，官员任用讲究出身、门第，实际上就是在权力分配中过分强调血缘、亲情关系，这种政治制度直接产生了社会腐化和对政治秩序具有极大干扰作用的家族门阀，严重影响到社会进步和政治清明。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当然不能在国家权力分配时讲究亲情关系。

    由于家规，周秉德不敢将范长江的事传话给周恩来。周秉德曾说，在家里周总理只谈家庭，不谈子辈们的工作，更不谈他的工作。他的工作肯定不会跟侄辈们谈。她们不能在伯父伯母这里解决家庭以外的任何事情。有些人想让他们偷着带信，那是不可以的，让周恩来来解决什么问题，不行。比如说，文革初期，周秉德的姑父是范长江，范长江当时关在牛棚，他的夫人叫沈谱，是周秉德的姑姑，找周秉德。范长江、沈谱他们两个人都是在重庆抗日时就在总理手下工作的，沈谱说：“秉德给总理带个信吧。长江一直在他手下工作，他怎么可能是黑帮呢？”怎么还关在牛棚呢？她的信都写好了给周秉德，周秉德不敢带。她知道，在伯伯的面前她不可以做任何用他的权力来解决问题的事情，绝对不可以的。

    至于范长江呢，1970年10月23日，早晨起来，河南五七干校的监管人员突然发现范长江不见了，忙和负责监管他的人一起查找。在范长江经常劳动的菜地边的井中，发现了范长江的尸体，当时已经浮在水面上了。据目击者称，干校的人找来几个人，把范长江的尸体用塑料布裹着，草草掩埋了。范长江的死，是怎么逃过专门监管他的人而投井的，没有留下任何记录。1978年12月27日，范长江平反大会暨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

    周恩来曾多次说过：“我是国家的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⑦周恩来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身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管理着一个“大家”，他始终把自己当做是人民的勤务员，他以身作则，从自身做起，从小家做起，决不让亲属之事影响“大家”。周恩来还曾有一段话，他说：“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 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⑧周恩来对亲人的爱，首先就是他对晚辈们要求严格，要求的严格也是一种爱，因为他觉得只有要求严格了，晚辈们才能够健康地成长，才能够正常地成长，才能够有在社会上独立去生活、工作的能力。

    四、劳动光荣，勤劳最美

    习总书记指出：“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各级领导干部要“教育他们（指子女）树立遵纪守法、艰苦朴素、自食其力的良好观念，明白见利忘义、贪赃枉法都是不道德的事情，要为全社会做表率。”⑨

    自食其力就是凭劳动养活自己。周恩来鼓励亲属要做普通劳动者。周总理终其一生，始终热切地期望和要求晚辈要根据国家的需要做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要他们做最普通的人：要当工人、当农民、当教师、要下基层。

    1958年，国家开始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周恩来鼓励侄子周荣庆也到基层锻炼，并送他一句话作为勉励：“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⑩这句话，形象地表达了周恩来对晚辈成长道路的基本要求。

    1950年8月25日，周恩来在北京西花厅家中接见了表哥万叙生。万叙生家中日渐贫困后，曾当银行仓库管理员。日寇占领扬州后，就带全家下乡逃难。解放后生活不成问题了，就打算过个安闲的晚年。周恩来鼓励他：“过去，你不给日本人干事，是爱国的，很好。现在干工作，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人民服务。按你的年龄，还可以为人民干15年！”周恩来还说：“凡是有益于人民群众的事，不计较职位，不计较报酬，这就叫为人民服务。”听了周总理的话，万叙生回扬州后便投入到了街道居委会的各项工作。他被选为琼花居民委员会主任，做过人民法院陪审员、银行协储员，税务所协税员，红十字会的办事员。凡是有益于群众的事，他都热心地去干。1946年2月，万叙生在扫雪的时候突然昏倒,被抢救后，一苏醒过来，就给表弟写信，信中说：“翔宇表弟：至为遗憾的是，你要我为人民服务15年，我才工作了13年……”不久，这位老人就离开了人间。

    周恩来劝晚辈按照国家需要选择自己的职业。1961年，周恩来的侄子周秉钧适逢高中毕业，当时他学习成绩很好，准备考清华大学，同时还参加了空军选拔飞行员的考核和体检。周恩来建议他做后一种选择。周恩来的建议是根据国家大局需要提出来的。当时，国内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央研究决定，为了保证农业生产劳动力，减轻城市商品粮的供应，只在城市征兵，不到农村征后。周恩来支持周秉德报考北京师范学校，因为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而教育力量还很薄弱。周恩来支持周秉宜考工艺美术学院，因为当时我们国家出口商品的装潢还很落后，直接影响了外汇收入，国家很缺乏这方面的设计人员。

    周恩来教育晚辈劳动光荣、勤劳最美的同时，要求晚辈不要因为与周恩来的关系而炫耀自己。他曾多次谆谆教导晚辈：“……要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要有自信力和自信心，要不靠关系自奋起，做人生之路的开拓者。”他还特别叮嘱晚辈：“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都不许扛总理亲属的牌子，不要炫耀自己，以谋私利。”⑪所以，在周恩来的侄子辈以及第三代的登记表里，都找不到与周恩来的“关系”。周恩来不许晚辈用与他的合影去无形中炫耀他们自己。邓在军在央视工作这么多年，在总理去世前，没有人知道她是周恩来的侄媳。中央TV是在邓在军请假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才知道这层关系。

    五、自己不贪不贿，也不许亲属特殊化

    习总书记要求党员干部“不能有权力上、地位上的优越感。无论公事私事，都要坚持党性原则，都要加强自我约束，鼓励和欢迎下级和身边工作人员监督，不折不扣执行党的纪律和规矩。对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发现问题及时提醒、坚决纠正。”⑫我们党员干部不仅自己要不贪不贿，同时要防止亲属特殊化。

    周恩来自己不贪不贿。他谢绝他人赠送《龙门二十品》。1973年10月14日，周总理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到洛阳龙门石窟参观访问。在参观途中，周总理见到有《龙门二十品》拓本出售，时任洛阳市市委书记的赵玉轩提出送给总理一套，总理批评他说：“国家的财产怎么能送人！”总理便问身旁外交部的同志带没带足钱，当得知没带足钱时，总理便最终放弃了购买。周恩来游园看戏一定自己买门票。1963年2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无锡游园时，亲自清点随同人数并购买公园门票。周总理看戏一定也自己买票，他虽然只看一段折子戏，但要买全场的票，这一场是一块钱，他要交一块钱，不但他买，跟着他去的身边同志，票也是他买。从周总理在洛阳拒收馈赠的《龙门二十品》拓本以及周恩来进公园自己买票、看戏自己买票这些小事上，足以看出周总理的高尚品德。

    周恩来不许亲属搞特殊化。周恩来有一个侄儿周秉和，按照城市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的政策，到延安插队，周恩来和邓颖超对他下乡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关心和帮助，在家里分别专为他做了送行饭。周秉和插队两年左右时，部队到他们所在的地区征兵，周秉和参加了应征。结果，周秉和作为延安枣园村唯一体检合格的青年，被部队录取了，来到了新疆军区一个很艰苦的高山哨所服役。周秉和高高兴兴地写信告诉周恩来和邓颖超，但是，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周恩来却动员他脱下军装，还是回到农村，去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周恩来要求高干子弟不能做“八旗子弟”。1953 年 5 月，周恩来视察以干部子弟为主的北京 101中学时，对同学们说：“你们是革命干部的子弟，你们的父兄为了人民流过血、立过功，但是功劳不能记在你们的账上。你们没有为人民做过事，有什么功？你们如果特殊化，人民是不会答应的。”周恩来率先垂范，要求自己的晚辈们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养活家人。他的侄孙女周国盛在原石家庄国棉一厂上班，周国盛父亲周华宝牺牲于抗美援朝，周国盛是周家大家庭中第一个“产业工人”。她的选择令周恩来十分欣慰。周恩来不仅不许亲属特殊化，还进一步严格要求亲属。对于妻子邓颖超，他没有在政府里安排她担任部长，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多次在任职、调级等问题上尽量“压低”她。对周恩来这“绝情”的做法，邓颖超则视作一种严格的家风。她毫无怨言地说：“恩来这样做，我很理解。”

    周恩来反对利用亲情关系攀大树。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姨表妹陈绣云写信想托周恩来找一份工作。邓颖超回信希望她到地方政府申请就业登记，并嘱她不要提及与周恩来的关系。陈绣云拿着信找到华东局民主妇女联合会，妇联把她介绍到松江县人民政府，安排她在县文教科做扫盲等“社教”工作。陈绣云自恃其表哥是一国总理，不肯下乡。当地领导就把她调到松江县印刷厂做统计工作，而她又不愿好好干。周恩来接报后大为震怒，明确指示要开除陈绣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