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北调源头地湖北省老河口市、谷城、丹江口交界处码头,依然静静地存在着,沃野和湖水包围着付家寨码头沧桑古老的面孔,记录了一个红军长征共产党亘古悠远的史话。
一
若时光倒回去几十年的老河口市、谷城、丹江口(光化、谷城、均县)交界处付家寨码头,是一条几千米长的古老集镇,横卧于汉江东岸,一条水泥路贯通整个街心,路两边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新农 村楼房,鳞次栉比,显得格外富丽堂华。
“你出的题,答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几册、第几章、第几节。你要我们照书抄,办不到,人家版权所有,我们不敢抄。”1924年春,在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爆发了一场震惊鄂北的学生运动,史称二师学潮。领头人都是付家寨的左觉农,1916年,就读于武昌高师附小。1919年,考入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潮的导火线是由左觉农在课堂上反对无能教师而点燃的。
那时的左觉农,深受二师任教我党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家肖楚女革命新思想影响,导演一场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潮后,被校方开除,结束了学生生活,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4年,左觉农到了武汉。由舅舅袁书堂(我党早起革命家)推荐,在汉阳警察局谋了个抄抄写写的文牍差事。当时武汉正值大革命的前夕,革命空气相当浓厚。很多国民党左派、革命志士和共产党人聚集武汉,鼓动群众,宣传革命,以推动北伐。左觉农深受影响,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大革命的洪流中。
1925年8月,在汉阳兵工厂子弟学校,经张善元、张善夫介绍,左觉农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年底,左觉农和李实、庄开熙、杨开国四人结伴从武汉回到光化。1926年春,左觉农在襄阳县张湾转为共产党员。
1925年8月,在汉阳兵工厂子弟学校,经张善元、张善夫介绍,左觉农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年底,左觉农和李实、庄开熙、杨开国四人结伴从武汉回到光化。1926年春,左觉农在襄阳县张湾转为共产党员。
二
岁月的长河,静静地在付家寨码头流淌。这一块块的鹅卵石,便记载了左觉农和三县市的故事。
1927年9月,左觉农入党后,受中共襄阳特支的委派回到光化,担任光化县党的通讯员。当时,光化还没有党的组织,左觉农根据党的指示,开始着手党组织的筹建工作。此时,光化县立模范女子学校设在老河口四官殿,左觉农的大舅父袁理堂任该校校长,姨母袁友松在该校当教员,进步人士张荫远、李瀚等也在这里任教。他认为这里基础较好,便以该校为基地进行党建工作。他借舅父、姨母的关系,在女子学校当了教员,利用教学之便,在师生中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马列主义,提高广大师生的民族自信心,秘密进行党组织活动。先后发展了张荫远等一批共产党员,为建立光化共产党组织创造了条件。左觉农回到光化,在傅家寨一带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他利用红枪会、大刀会等民间组织,领导农民反对苛捐杂税,秘密组建革命武装。
左觉农在教学实践中,坚持教书教人,使学生树立革命人生观、劳动观和群众观。他指导学校宣传队的工作,对宣传队员们说:“要善于向老百姓宣传革命道理,使老百姓了解我们的政策,这样我们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使革命获得胜利”。他还殷切希望宣传队员在实际工作中锻炼自己,把自己培养成革命的宣传家。宣传队员在实际斗争中,学用结合,迅速成长。左觉农借助这种有利条件,秘密进行建党活动,积极发展党员。左觉农亲自主持了第一批党员的入党宣誓:“牺牲个人,严守秘密,坚持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并在宣誓大会上向新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在发展13名党员的基础上,成立了光化县第一个党支部,左觉农被推选为支部书记。这是党在鄂北地区建立的早期支部之一。从此,光化有了党的组织。光化县的革命斗争,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时,老河口地区的共产党员都以学校为掩护,进行教育群众、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工作。有些地方的党组织还制定了“以学校为机关,以党员教师为骨干,向农村发展党员”的工作方针,并相继成立了袁冲支部、程家岗支部、郭冲支部、杜家庄支部等,为党组织进一步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党员的增加,为加强领导,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建立了中共北乡区委,区委书记是杜仲安。左觉农也经常到袁冲,指导区委工作。从此,北乡袁冲成了鄂北革命活动中心。1928年9月,由于国民党“清乡”加剧,中共鄂北特委活动异常艰难。为了加强对均(县)、光(化)、谷(城)三县工作的领导,特委指示在光化北乡秘密成立了均光谷三县联席会,书记李实,左觉农出任委员。11月,特委解体后,三县联席会继续活动,代行特委职权,加强与鄂北各地党组织的联系与恢复重建工作。
三
如今,中外游客们穿行在付家寨码头上,或轻或重的脚印,重叠着时代的印痕,寻找着左觉农高尚品与自己心中的梦想。
1929年冬,左觉农受党的派遣辗转到上海,经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陈谭秋批准,在上海从事地下印刷发行工作。“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上海成了白色恐怖的中心,敌人千方百计破坏党的机关,捕杀共产党人,印刷发行工作极为艰险。但是,左觉农毫不畏惧,他面对反动派的屠刀没有退缩,始终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总是亲自动手,把党的文件、宣传品送到读者手中,从未失误。
1933年,印刷厂遭到敌人破坏,左觉农不幸被捕,关押在苏州监狱里。在审讯室里,他堪称革命的硬骨头,电刑也好,老虎凳也好,什么酷刑都受了。他在狱中只承认自己是一个普通工人,始终未暴露身份,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而获释。随后,党组织派左觉农到江西中央苏区,被分配在中央组织部工作。
1935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从1934年10月16日红军在江西渡过于都河,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到陕北,历时两整年,行程二万五千里,期间经过无数次激烈的战斗,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路上行军一共368天,其它时间大多都在战斗中度过。据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统计:红军一共爬过了18条山脉,其中5条终年冰雪覆盖,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城市,通过了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突破10个地方军阀组织的包围,此外还躲过追击的中央军,平均走365华里才休整一次,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一支大军及它的辎重要在一个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以说近乎奇迹!
左觉民跟随中央红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紧跟党中央强渡湘江、赤水,巧渡金沙江,爬过皑皑雪山,涉过茫茫草地,历尽千辛万苦,胜利到达陕北,成为一名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共产党人。长征胜利后,他又在甘肃和中央党校工作。
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位经受长征洗礼的老战士,毅然服从党的派遣,奔赴抗日前线。左觉农以中共湖北省委特派员兼训练班教员身份到襄阳,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发展党员,恢复和重建党组织。左觉农在“棉业改进所训练班”时,总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他认为施教与从政一样,上行下效。所谓教育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而不从。”教师如果是人格高尚、学识渊博者,以自己的一贯善行示范,就可以带动学生同臻至善;反之,则会上梁不正下梁歪。他总是抓住时机,大力宣传抗日救亡,讲解抗日形势和当前的任务,教育青年投身到伟大的洪流中去。训练班结束后,大部分学员都成了共产党员,党组织把他们分配到襄郧各县当指导员或会计,以利用合法地位做群众工作,开展抗日救亡斗争。为了重建党组织,左觉农先后找到了杜仲安、赵歧国、余益庵等老党员接上了党的关系。从此,鄂北地区的党组织开始逐步恢复并得到发展。
1938年9月的一天,几个荷枪实弹的宪警,突然闯进左觉农的住处。他们翻箱倒柜,四处搜查。由于左觉农早有防范,反动宪警一无所获,最后把左觉农带走,关进拘留所。
李实得知左觉农被捕的消息,迅速报告了第十八集团军驻汉办事处的董必武同志。董必武致电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左供职鄂阳合作办事处已阅数月,有何嫌疑被捕?请饬县查明,依法办理为荷。”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加之宪警突击搜查,查无实证。在党组织的多方营救下,左觉农终于被释放。此后左觉农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缉捕,就化名夏忠武。
1939年,豫南、鄂东、鄂中党委撤销,统一成立鄂豫边区党委。郑位三任书记,陈少敏任副书记,左觉农为宣传部长。当时的《七七报》成为鄂豫边区党委机关报。左觉农除负责搞好整个边区党委的宣传工作,对《七七报》也倾注了大量心血,先后出版了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演讲稿和《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发行范围南跨长江,东越大别山,北抵信阳,西过汉水,影响很大。《七七报》在左党农的直接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抗战时期鄂豫边区党委的喉舌,是这个革命根据地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报纸。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它像一把钢刀插在敌人的心脏。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为抢夺胜利果实,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疯狂向解放区进攻。
1946年6月,我中原部队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左觉农突围后辗转到山东,经华东局分配到辽宁通化,辽宁省委任命左觉农为四地委书记。当时这个地区战斗频繁,斗争残酷,所辖四个县只剩下一个两万人口的靖宇县,其余几个县都被国民党占领了。敌强我弱,只有跟敌人周旋。1947年春,东北战场我军揭开了反攻的序幕,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至1948年秋,东北即将全境解放。党的工作重点是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工业战线急需干部。左觉农被调到黑龙江鹤岗煤矿局任第二局长,不久任局长、党委书记。
1949年3月,左觉农的病情更加恶化。1949年6月10日,左觉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永远离开了我们。6月12日,鹤岗矿务局为左觉农举行了追悼会,东北局由李富春主祭,朱理治,陈郁等同志参加了追悼会。左觉农同志逝世的噩耗飞过关塞,越过江河,传到湖北,人民不胜悲痛。7月26日,《长江日报》同时发表了李先念、郑绍文、刘子厚、李实等同志的纪念文章,回忆左觉农一生的革命历程,并作了高度评价。李先念在《纪念夏忠武同志》一文中写道:“在长期党的锻炼中,忠武同志一贯忠于党的事业,始终服从党的组织,没有从个人出发的权力地位思想,具有坦白直率,艰苦朴素,认真负责的高尚品质。”并称赞他“是革命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的可贵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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