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我国四川自贡，盛产井盐，这可是推动全国各地，以及各省相关行业兴起与发展的主要因素。旧时，川盐一半以上的产量来自四川自贡井盐。但受自然地理条件限制，却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要依靠水路运输。而那时的四川交通极为落后，各盐场的盐只能用本地小橹船装至邓关提载，再用大木船从沱江转运到泸县至重庆，然后分别转运各省销岸。

    但沿河一带险滩恶水，盐船多是超载，极易发生事故。所以，国内外保险公司认定四川自然条件太差，盐运风险又极大，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拒保盐载水险。尽管四川自贡井盐生产及运输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与盐运安全相关的保险业务，却始终没有出现。

    据自贡、泸州、宜宾等盐产地及四川盐业部门反映，官盐以税收“提款自保”，商盐随盐“带征商本税”收取积累基金的制度始于清代，时间为1879年，提议人为贵州平远人、洋务运动的重要成员，四川盐运总督丁宝桢。在道光、咸丰以来，四川盐政废坏，岸区倒悬，私盐泛滥，税课亏损，积弊重重。因丁宝桢升任四川盐运总督后，针对当时盐政积弊，实行官运商销制度，一直持续上世纪三十年代。

    曾在1916年，四川盐务机关就盐船失事，如何免税补配盐斤事宜请示了北京盐务署指出：“查川盐失没皆在运赴扬子江之时，盐船在途中失事所致，而商人则要求相当之数免税补配。考其失事情形，无一不关乎地理。扬子江上游，石滩漩涡比比皆是，险阻既多，驾驰不良，船舶失事，多为常事。顾为该商等计允宜自筹补救之方，籍保商人利益。向则以其损失非保险之法所能保也，今纵令其补配，然所失已是无抵偿。故凡盐船失事大都出于意料之外，并不关于商人及船户等不慎之所由来。既有此情故分所与远使佥以为，如有盐船失事，欲救补配，必须由当时该商及所派之押运人或船户，先行禀报近处地方官暨盐官等，再由彼双方详细查明确有其事，然后详报运使，由运使函知分所再行详请钧核，方足以示限制而昭核实等情。”

    经北京盐务署函复基本同意，修订处为“盐船失事，应觅与盐务无关之人以作证明，以免弄虚作假”。所以，盐船失事主要是政府通过免税补配盐斤的办法来解决。

    如图：江面满载井盐商船，曾日复一日的冒险于千帆竞发。

    要说川盐历史，仅两次“黄金时代”是在光绪年间太平天国运动和民国年间的抗日战争时期。这着实离不开曾历任四川盐运总督光绪年间丁宝桢，以及民国抗战初期四川省主席王缵绪将军。也正是由于这俩位任上大力推行政策实施，乃促成川盐进入到辉煌年代。原川盐主要依靠水运实现出口，一千年来形成川鄂、川黔、川湘、川滇古盐道，促进四川、湖北、贵州、湖南、云南、陕西之间经济往来和交融。

    而全国盛产食盐省份，主要产自川南自贡、富顺和荣县一带；由于川江滩多水急，路途险峻，仅邓井至泸州沿河一带，就有大小滩险67处。因水运运输成本低于其他陆路运销，但风险极高，经常发生事故，其盐商损失极为惨重，据统计每年运出盐量5302载，途中受损77.4载，平均损失为百分之1.4。从重庆至宜昌平均损失则高达百分之十左右，所以各地盐商均有保险的迫切需要。可外商洋行及保险公司怡和、太古、安利、美亚等都拒保，中国民族保险公司也是不愿承保。

    所以，民国盐务管理局仍沿用清制，随盐带征商本税收基金，一旦运盐船只翻船、沉船、进水等。盐运商人或者船主就得到所运盐斤的相应补偿。

    自从1929年，国民政府任命驻守重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师长王缵绪为财政部四川盐运使兼四川盐运缉私局长。国贫落后的大西南地区灾情泛滥，王缵绪一上任就面临最棘手的是川江盐运，已在重庆长江岸边大量积压了2000余载（花盐每载450包，每包260斤；巴盐每载600包，每包210斤）。导致盐运、销商大量资金占压造成自贡井商、灶商食盐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可幸运的是，遇到时任川盐运使王缵绪，他为官生涯勇于担当、清廉刚正，一生都致力于爱民、救国。在面对重庆江岸积盐重大难题，他深入调查民情病症，整饬吏治，积极推行盐政改革；为推动全省脱贫，抢修都江堰水利工程，兴办洋务抵御外侮，因政绩卓著，造福桑梓，而深得民心。

    于1930年王缵绪改变了这种被动局面，经他召集各军及产运销商等共同商议，决议招募多数认商，并规定章程，分配岸区，酌定销额，施行一种减产疏销的盐务政策。而这一政策对四川自贡盐场影响很大，以致力于金融和工商业的大力发展。

    此时，王缵绪在重庆、自贡等地大力提倡创办盐业公会，其行动直接促成重庆盐业公会改组，以及推动重庆盐业银行成立。他在其位时，必用人才，先任曾子唯（速成军校同学）重庆川盐裕商银行董事长，后更名为重庆盐业银行行长。

    为了拓展业务及维护盐商利益，王缵绪提议自办保险业，并在重庆、自流井设立盐业公会保险部，承保富荣盐场至各口岸引盐。与此同时，却在贫穷最落后的背景之下，四川自己的盐运保险就此应运而生，后来发展成中国近代盐运保险主要集中于四川一带，而自贡就是在王缵绪的大力督促下，所创办最早的四川盐运保险机构。

    并且在他的努力及大力支持下，川盐生产与发展市场急速扩大，资本也大量向自贡盐场集中。川盐银行保险部曾先后在自流井、邓关、合川、涪陵、万县、合江、江津等地盐岸，都设立了保险部与办事处。其中，川盐银行自流井分行保险部于1932年9月设立于三圣桥（现自贡解放路），重点开展自贡地区的盐运保险业务。其所有川江盐运保险开办前。王缵绪并要求严格制定盐运保险章程，保障盐商的正常经营，与解除盐船船户后顾之忧，这对大西南地区老百姓生活，都起到了保障性的作用。

    为此，王缵绪曾促使自贡商会另选职员负责筹备改组商会（前身叫行帮），并提出成立自贡同业公会组织，以遵照国民政府新颁《商会法》及《工商同业公会法》促使自贡成立了井、灶、行、垣及商帮19个同业公会。这此公会是在王缵绪管制内，不但组织建全，并按其要求制定出详细的同业公会章程。如：1930年10月21日自贡市笕商同业公会所定立的章程，它包括总则、会员及职员、会期、会金、惩罚、附则六章共十五条。其最重要是这些条款中，对“宗旨”、“组织”、“会员之权利”、“职员之权责”都有极为详尽的文字规定。如章程要求：“凡本市笕商皆得入会为本会会员，每笕各摊派代表三至五人出席。”而成立公会组织有：自贡市东场灶商炭业同业公会、自贡市东场井商同业公会、自贡市西场井商同业公会、自贡市西场灶商引盐同业公会、自贡市笕商同业公会、自贡市行商引盐业同业公会、自贡市炭商业同业公会、自贡市自流井炭巴盐业同业公会、自贡市自流井区火花盐工业同业公会、自贡市东场灶商炭盐业同业公会、自贡市东场票盐同业公会、自贡市西场票盐灶商同业公会、自贡市运盐商业同业公会、自贡市药材同业公会、自贡市脚当同业公会、自贡市钱业同业公会、高硐炭业同业公会、自贡市苏广绸缎同业公会等。

    于1930年12月30日，在富顺、荣县两县政府及国民党自贡市党务指导委员会代表监视下，由各同业公会及商店会员举定代表进行选举，选出主席郭梦芝（灶商），另有常务委员4人，执委10人，候补执委5人，监委7人，候补监委3人，同时还设文牍1人，书记2人，会计1人，庶务1人，收款1人，收发员1人，录事2人，商会会址设在自流井新街的井神祠。

    定本会受除名之处分及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为会员：“褫夺公权者；有反革命者、受破产之宣告尚未复权者；无行为能力者；有精神病者。”可见当时不是每一个经营笕业的商人都是可以加入同业公会。再比如，其中关于“会员之权利”就明确规定：“会员代表有选举及被选举权；会员代表有建议权、表决权；会员如确有受压迫、冤屈情事者有请本会援助之权利；会员与会员之间如发生争执时，有请求本会排解处之权利；会员有关于商事上之行为得请求本会陈诉政府或官厅之权利。”这充分说明，凡是加入了同业公会的笕商，其自身经营权益，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所保障。

    正因国民政府新《商会法》、《工商业同业公会法》颁发后，经重庆盐业公会经改组，曾子唯担任主席，李鑫五为副主席。在自贡所新组建的同业公会中，“许多作为银行家、钱庄、票号代表的组织已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熊佐周、罗华垓、侯策名、胡铁华、李云湘、诸子言、倪敬先、颜宪阳、颜心畲等一大批，新兴盐业的企业家们当选为组织代表。

    自王缵绪就任以来，促成四川保险行业以盐运水险为主要险种之一，其官民运商、船户都以保险作为商税资本唯一的保障。经他严格要求盐运水险的保险期，从装货、查验、放行之时开始至到达目的口岸，起陆卸货堆存7天内都属有效保险期。责令范围在全程途内发生搁浅、碰撞、沉没、着火焚毁造成的损失外，对停泊、转载、起陆卸货堆存的损失，即有合理的期限规定。

    尽管自贡井盐一直都是名满天下，到民国中期时大多数自贡盐商，可都还没有想到兴办一家自己的银行。而王缵绪任上，他面对另一大难题是，经营盐业工商从产地购进与途中运输，到抵岸销售，需要三套本钱从中周转。虽然新盐商每月认销100载，但新盐商缺乏资金周转已无可经营。经曾子唯专程到王缵绪府上述说自贡厂商的意见和请求。王经了解井盐场商正常生产与实际金融问题，以供各井灶商们资金周转不足借贷困扰。他召集新旧盐商共56家在重庆南山开会，并决定创办“重庆盐业银行”，纾解新盐商资金短缺困境，以从根本上解决盐商深感资金周转的大难题。于是，在王缵绪带动下，先给取名为“裕商银行”，经过多方筹备与报批，为重庆盐业银行，经通过开会研究决定以股本额200万元，实收50万元实施。并公推负责人王缵绪，董事曾子唯，副董李鑫五，经理何鼎臣，副经理白少玉。

    于1930年9月1日重庆盐业银行（简称川盐银行），在重庆新街口总行正式挂牌开业，即真正开启有组织的盐载保险业务。这可是四川自贡盐业公会自办保险的首家银行。正如《重庆金融》编著（1991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一书介绍：“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规定，要有两个以上已注册的银钱业合并始能组成一个新银行”。就是这一个条件，就很难达到了，可见民国时期开办银行条件极高。而为自贡盐商们成功兴办银行绝非小事。这功不可末的重大贡献，却要追源于四川盐运使兼四川盐运缉私局长王缵绪将军。

    后至1932年6月，重庆盐业银行又向国民党政府申请注册，经批复又改称“重庆川盐银行”。自该行成立为独家经营盐载保险业，新接管盐业公会保险部移交盐载保险费结余10余万元，入股和约集新股共凑足80万元。如下是原川盐银行大楼旧址，今重庆饭店。

    同年7月4日，重庆川盐银行正式开业。董事长吴受彤，经理吴说岩、陈丽生、谭备三，实行董事长制。吴受彤担任董事长，业务趋向四川省盐业，定位是侧重为盐业服务的专业银行。

    由于银行股本仍认定为200万元。所差之数，经吴受彤与盐商商议，最初按每月认销的每载盐收100元，不久改收400元作为入股的股本来补足。为支持本项事业发展，作为盐运主管的王缵绪本人曾入股8万元，以解资金不足困惑。

    从1932年至1940年，盐载保险主要由川盐银行保险部一家独办。于1933年9月，在沙湾设了中国银行自贡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贡经理处；又于1935年在三圣桥聚兴诚银行设了兴华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流井办事处；同年川盐银行保险部在各盐岸，设立查验机构9个和滩务站4个，与重庆银行合办盐载保险等业务。此后，太平、宝丰、丰盛以及代理保险业务的白理、华兴、安达生、三井等洋行也进入重庆保险市场。曾在《重庆川盐银行始末》书中介绍到，川盐银行接办盐载保险业务采取的经营管理措施：“并在沿江著名的险滩等地方，加强了舵工和救护红船等组织与设备，这就大大减少了水险的损失。当时收取保险费的标准，是按路程远近计算的。以花盐为例，由邓井关到泸州每载为100元，到合江为130元，到江津为140元，到重庆为160元，到万县为240元。”其一文介绍：“合办的主要原因是楚岸即轮运，保险费较轻。以每月200载盐计算，如果没有较大赔偿支出，全年可获得纯利二三十万元。”于是，张筱坡、曾俊臣等厂商兼运商，于1935年暗中约集自贡厂商在重庆银行总经理潘昌猷私宅开会，商议另组盐载保险机构。吴受彤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建议潘昌猷与川盐银行协议合办保险业务，利润均分，经双方达成合作协议。相关费率规章均由川盐银行保险部自行规定，各盐商也全数向其投保，所以经济效益比较稳定。每年实际运量在5000载左右，保险金额按开办时币值计算约十几亿元。保险费率由千分之几达至千分之二十，每年可收入保费近200万元。仅用两年多的时间收回股本，还均有不少的经济效益。

    抗战前该行业务以盐业为主，营业种类包括经收各种存款、经办同业间各种放款及贴现、经办盐斤抵押借款等项、办理各埠汇兑、保管关于盐业机关团体财产及证据、代理关于盐业机关及团体的收付。并在上海、成都、自流井设立分行，又在江津、合江、泸县、内江、嘉定、涪陵、合川、江北设立办事处。此后该行分别投资于盐业、洋灰、电力、制革、地产等行业。直到抗战初期，由王缵绪当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时，国民政府对盐业进行统购统销，该行业务经营逐渐与一般商业银行无异。

    在艰苦卓绝的中日战争时期，我国长期处在战乱的动荡之中，经济十分萧条。而四川作为战时陪都及抗战大后方，其沦陷地区保险公司机构与人员都纷纷迁来本省。因川盐是自贡大宗商品之交易，盐载水运保险更是自贡保险业的一项主要业务，这自然是引起官商对保险公司互相争夺。那时来自贡设立保险分支机构，可以说是保险业的一种潮流。

    据史料记载：从1930年到1948年都延用的是王缵绪所制定的保险章程，乃自贡围绕井盐产业保险险种有：“木船盐运水上保险”、“火灾保险”、“简易人寿保险”、“保申团体人寿保险”、“养老保险”、“运钞运银保险”共六大类。为了防患未然，当时王缵绪责令保险机构除了“在江河著名的险滩地方要增加舵工、导航红船，对河床险滩暗礁投资疏淘，设立航标导航”外，还在沿江重要口岸设置了查验站，并对保险盐船的坚固程度，舵手、水手的熟练程度，根据水情限制装载数量，服从滩师指挥等制定了一整套的查验制度。凡保险的船支要经查验站签署合格才承担保险责任，一旦盐船失吉，经查勘属实，则及时赔偿。

    那时，自贡的盐载运输水险几乎由川盐银行自流井保险部本着预防为主的方针，保险部采取了很多积极有效的工作措施，曾派专人调查统计出邓关至泸县沿河一带有大小滩槽67处。在对这些滩口的水势深浅、洪水与枯水季节行船情况，以及整修滩堰的时间、费用等全面了解后，川盐银行保险部专门设有滩务员、验船员，并在滩口选雇熟悉该处水性精于放船的舵工放滩，以增大盐船安全系数同时，王缵绪为了适应盐业经济发展的需要,盐载保险及川盐银行办理盐载保险业务等,并采取了各种加强安全管理。为此他又推出一系列有利于盐业保险发展的政策与措施，使盐载保险业蒸蒸日上不说，更为川盐银行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其一是规定川盐银行的经营方针是扶持发展盐业，重点是经营盐载保险业务。其二是为扩大川盐银行的影响，广泛设置业务机构。其三是广泛招聘专业人才，尤其是熟悉盐业装载、运输、销售的人才和金融、保险、防灾防损的人才。四是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防灾防损措施。川盐银行保险部在沿江设立查验站、看滩管事，在险滩代放船只，引导盐船行驶，完善救助手段等。

    自抗战爆发，沿海海盐产区相继沦陷，四川自然成为全国盐产中心。时任抗战时期的省主席王缵绪以井盐生产快速发展,即保证了大后方鄂、湘、黔、滇、陕、甘、西康和四川八省的军需民食,又大大充裕了抗战财政,为抗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同年9月，在他领导下的自贡商会各同业公会，并向抗日前线将士捐赠背心4.5万件，另捐寒衣费6万元。

    在国败家亡时，川省主席王缵绪把全川打造为全国内地产盐大省,所产食盐除供给四川各地外,还远销贵州，云南，湖南，湖北等省。因川盐外运皆走水路，盐船重载，时有发生，盐商损失惨重。王缵绪令盐运总署组织载盐船舵工实行领取“撑证”办法，由邓关领江公会办舵工培训班，经费则由保险部负担，经过鉴定合格者有140人。此外，每年的枯水季节，川盐银行都要拿出相当费用，采取“冬季预淘，春季全淘”办法，对以上滩口等进行全面清理。

    自古以来，自贡井盐多依靠釜溪河至邓井关入沱江，进长江，溯赤水，转乌江、入嘉陵江，取道永宁河，远销川、滇、黔、湘、鄂等省。然而这些井盐外运，却有着繁复“证明单”上的“运照”、“单号”等手续办理，以及相关严格审查环节。据记载，自流井至邓井关一段的釜溪河，每年约有300多万担的自贡井盐被运入沱江，进长江。这些盐大多在被称之为“盐港”的张家沱集结，待“圆载”，即装满每五只（一单）停靠在这里的“歪脑壳”橹船后形成编队出发。但正式出发前，每一单盐船要经过王爷庙到达关外盐务管理当局特设的挚验处，履行一系列报批手续，并缴纳相应的税款后，取得专门的的运盐准单和运照，则依令出航。盐船到达邓井关，待又一次对盐运手续进行查验后，再换长船进入沱江……。

    曾经作为自贡水运起点的张家沱盐码头，“既是釜溪河岸的井盐生产地，又是釜溪河水运盐道的盐斤集结地，同时还是自流井盐场井盐陆路运输的始发地”。它不但见证和记录了昔日自流井最繁华、最热闹的盐及盐业生产所需物资的交易盛况，而且，还因为其附近所遗存的灶房、井架、柜房、盐垣、盐店盐铺，以及挑盐、运盐的石板路等，使之成为了自贡珍贵的井盐文化遗产。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釜溪河上现今保存完好的“金子凼”、“沿滩”、“邓井关”等三个船闸，它们都是建造于抗战时期，是王缵绪专门为自贡井盐的“增产赶运”所建。修闸前的釜溪河每年夏秋两季，洪水时期可以直航，自贡至邓井关的盐船日内即可到达。但是一到冬春两季，水枯流断，要穿插起滩路运三至五处，用人抬盐包下船，装上板车，行一段路程后，再抬到船上航运。这样反复折腾，航行时间要从一天延长到十天半个月以上。为解决这一困难，曾特请天津迁往四川相关工程队测量，由工程师徐世达设计在釜溪河共建三座船闸。由省主席王缵绪与财政部孔祥熙交设向美国贷款3000万美元，使滏溪河航道得到彻底改善。每次橹船往返缩短为10天，全年通航吨位已达到20多万吨，这充分满足战时赶运盐、煤的需要。

    据史料记载：抗战初期的省主席王缵绪曾多年主管盐业，于此他更加促进了自贡井盐产量的快速增长，据统计：1938年高达457万担，比1937年328万担增加百分之39；至1940年已达到526万担。更值得一提的是，竟管在战火纷飞时期，王缵绪却对全川盐业的生产与发展及抗战“增产赶运”等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与贡献。

    回顾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重庆盐业公会自办盐载保险和盐商到洋行和外资保险公司办理盐载保险；盐商向肇事之轮船公司要求赔偿；官盐以税收“提款自保”、商盐随盐“带征商本税”收取积累基金制度是同时进行的。只是向肇事之轮船公司要求赔偿和政府通过免税补配盐斤的这种从清代就形成的制度占据主流而已。

    直到1930年民国时期，才有了王缵绪创办的首家重庆盐业银行成立，其组织行业开展盐载保险，又逐渐有了盐联产物14家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在自贡开展盐运诸多保险业务等，这种局面即有了飞跃的发展。则重庆盐业银行改为重庆川盐银行和保险“四联总处”的诞生都与川江盐运保险密不可分。

    今回顾川盐历史，曾经川盐银行呈请川康盐务管理局转军事机关和四川省政府通告：邓关、泸县河道枯水时滩口狭窄，上下船只应互相避让、以维盐运安全；还呈请交通部颁发川江重载木船上下船行规则及奖惩条例；又请富顺、泸县政府发出布告、禁止沿河一带淘取沙金，以免淤塞妨碍运输。又于1935年邮政储金会业保险处自贡办事处在正街（现解放路）开业；至1939年11月，沙湾中央银行信托局内设了中央信托局产物保险处，自贡分处。此时，为抵抗日军入川，而省主席王缵绪请缨出川作战。

    于1941年7月，中国农民银行成立信托处时内部增设的保险科（地址待考）。1942年，川盐银行保险部就支付淘滩费用50万元，占当年保险费收入的百分之2.9。同年，由中央信托局产物保险处、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组成的川江盐运水险联合办事处自贡办事组，简称“三联”保险公司在正街41号开业；中国、中央、太平洋、中农盐运保险联合管理处自贡办事处，简称“四联”的保险公司在铁岩路（现中华路）96号挂牌开业。1943年12月8日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贡经理处成立，地址在自贡的交通银行内；这年裕国产物保险公司自贡分公司在长生街（现三八巷）60号开业。1944年，实行特保后，川盐、裕国、四联三家查验站合并，在重庆中正路181号成立查验总管理处并增添设备和站点。1945年前，四明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众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就在自贡开展盐载押汇水险业务。至1945年7月该部更名为川盐物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金总额为1亿元，周转金40万元。川盐银行信汇单：

    今由上海资深藏家归家麟先生藏有自贡裕商银行票据。这枚是“六副全炘灶”开出的五百壹拾贰万元的现金支票。如图：支票为竖式，票额正中花弧里是由中文和英文“裕商银行”等文字组成的银行标识。支票上印有“支票编号”、“帐号”、“凭票祈付”、“裕商银行验付”等蓝色字样。从右至左钤有“私营企业存款”、“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贡市支行贡井分理处”、“六副全炘灶”等戳记。该裕商银行之川盐银行现金支票却印证着那段盐运保险业的最辉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