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读多了也让人头痛，有时侯读着读着就读出问题来了。

    我的一位朋友，起初为了查找手中的一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图2）地名——“瑞京”，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词典》（档案出版社1993年12月版），《伟大的预演》（知识出版社2000年7月版），《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共和国之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领导机构概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5月版），《中央苏区简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1月版）等书籍。发现除语序和表述略有不同外，一致的定义均是：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从此首都“瑞金”更名为“瑞京”。让人感觉好像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把“北平”更名为“北京”一样。

    可是当他翻阅《红色中华》报时，却发现最早出现“瑞京”两字的竟然是第80期（1933年5月17日）头版（图1）。该版《反对国民党残暴的白色恐怖！》一文中报道说：“由于工农红军的伟大胜利，帝国主义国民党在每次惨败中，总是动员一切力量，对苏区工农和红军作绝望的进攻。十三日上午国民党派了六架飞机往博生轰炸，十五日又派飞机三架飞来瑞京，乱丢炸弹......”。

图1：《红色中华》第80期（1933年5月17日）头版

    《红色中华》的这个记载让他感到很纳闷。如果真的像上述权威著作所说的，“一苏大”会后“瑞金”就更名为“瑞京”，怎么可能在事后一年多时间才出现在《红色中华》报上呢？《红色中华》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以后又改为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该报从周刊逐渐办成了三日刊直至双日刊，发行量最大时，每期近四万份。为首都更名事件不可能不在自己的机关报上刊登。

    另外，《红色中华》报从1933年5月17日至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的1934年10月10日，这段时间经常还出现“瑞金”与“瑞京”混用现象。同一篇文章前面说“瑞金”，后面说“瑞京”。给人的印象是写什么都行，说那个名字都可以。

    带着这些问题，他开始“较劲”了。花了很多时间，找了非常多的苏区史料，无论是“一苏大”、“二苏大”通过的宪法大纲，还是两次大会后发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文告，都没有将瑞金更名为“瑞京”的记录。其他县的行政区划变更都由人民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如人民委员会于1933年7月22日通过划分行政区域决议，增设了洛口、龙岗、杨殷、彭湃、赤水、长胜、西江、门岭、泉上、代英、兆征、太雷、康都等县，并在《红色中华》第104期予以公布。公略县、博生县、明光县等其他县的设置也一样，都是通过中央政府决定更名的。偏偏瑞金更名为“瑞京”没有会议文件。也就是说现有史料找不到更名的出处，或者说找不到更名的根据，不知道具体哪年哪月开始更名的。后来他又访问了几个研究瑞金历史的老专家，也无果而终。

    按理，瑞金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县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更名为“瑞京”是非常重大的事件。“瑞京”两个字后来周恩来同志也曾经应用过，他在为叶坪红军烈士纪念塔题词时的落款就是：“一九三四年列宁逝世日周恩来于瑞京”。这么大的事都不知道怎么来的，查找不到相关文件记载。那么多专家、学者在著书立说时是怎么编出来的？凭什么说“一苏大”开完，红色首都瑞金就更名为“瑞京”了？瑞金更名为“瑞京”究竟具体什么时候？“瑞京”究竟是瑞金的“又名”还是“别称”？“瑞金”与“瑞京”为什么可以混用？时间都过去九十多年了，还没有一个权威部门作出负责任地解释，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这是读书读出问题的一个故事。

图2    瑞京县使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

    读书读出问题来的第二个故事是关于“二苏大”召开的时间。

    2015年元旦前夕，我有幸收藏到一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第一号》布告残件（图3），与第一号布告残件一起的还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第27号查田运动布告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1932年1月印制的军用战术地图残片。

图3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第一号》布告局部

    这张布告原件的真假不用怀疑。此种布告在江西省于都县档案馆也有一张原件。该布告刊登在1934年2月12日的《红色中华》第148期（图4）头版头条上。

    从布告原件和刊登在《红色中华》报上的布告原文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召开的时间是1934年1月21日。从历史依据角度看，这两件文物是“二苏大”开幕时间的“铁证”，足以让人深信无疑。所以，我在2021年在向文物出版社送去《红色文献——中央苏区文书资料品鉴》书稿时，阐述“二苏大”召开的日期是“1934年1月21日”。不曾想，出版社的编辑非常认真，打电话给我说，“二苏大”召开的日期不对，应该是“1934年1月22日”。我当时百思不得其想，还与编辑同志进行了一番争论，并且将这两张图片（图3、图4）发给了他，意在佐证。想想当初真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样子，直言不讳。出版社的编辑也毫不相让，坚持说“二苏大”召开的日期是1934年1月22日。

图4     第184期《红色中华》局部

    这次轮到我“较劲”了。我再次翻阅《红色中华》报，找到了最早报道“二苏大”召开消息的是1934年1月19日出版的第145期。该报第二版右上角有一则题为《在第二次全苏大会前面》（图5）的报道。报道说：“伟大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经过几个月来的准备，将于本月22日举行开幕了。各个苏区的代表大部均已到达中央。计有湘赣、湘鄂赣、闽浙赣、满州、四川、山东、河南、广东东江、南雄等地代表。此外尚有韩国、台湾等少数民族的代表，来参加大会，共计代表约两千余人云。”

    《红色中华》报为配合“二苏大”，做好大会的宣传报道工作，从1934年1月22日开始到2月3日出了7期的大会特刊。第一期是1月22日，说明大会开幕的时间是22日。

    由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赣州市委党史研究室、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共同主编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86-1292页），收录了“二苏大”毛泽东的开幕词、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给后方伤病战士电、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给东北人民革命军及义勇军电等，注明的时间均是1月22日。

    由余伯流、何友良主编的《中国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版第769页）称：“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第二次全苏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

    由王国本主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辞典》（学苑出版社 1993年12月版第87页）称：“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又称‘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1934年1月22日到2月1日在江西瑞金沙洲坝召开。”

    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共同主编的。在其第二卷第一编“中央组织机构”的第二节“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临时中央政府”中，提到：“1932年1月22日，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700多名，列席代表约1500名（该书第142页）。”这应该是最权威的单位作出最权威的解释了。

    从上述资料看，“二苏大”应该是1934年1月22日召开的。布告极有可能是在制作过程中，工作人员的一时疏忽，把22日错误写成21日了。而《红色中华》报在刊登这个布告全文时又不好更改，只好照葫芦画瓢。因此成为两件有时间错误的原件。

    由此看来，文物原件也并非就一定是历史的“铁证”。

图5    《红色中华》第14期报道

    读书读出问题来的第三个故事是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的时间。

    我是专门收藏与研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货币的，在叙述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的时间时，总爱引用《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罗华素、廖平之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6月版）书中的结论，即国家银行是在1932年2月1日成立的。

    从理论上说，《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是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丛书，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组织专家学者编写，其中包括中央档案馆等部门的参与配合，史料肯定是最充分，所作的结论也应该是最有权威性的。

    支撑国家银行2月1日成立的史料，有一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总行第一年度全年全体总结算书》（图6）。该结算书的封面下方落款时间写的就是“公历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从法律角度看，这就是“铁证”，无可辩驳。

图6   国家银行总行第一年度全年全体总结算书

    可当我再读其他相关著作，包括一些权威著作，越看越让我头痛。

    如由李敏、孔令华主编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词典》（档案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03页）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932年3月成立，行长毛泽民，设瑞金叶坪，后迁梅岗下陂子梁氏厅下，受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领导。”

    由王国本主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辞典》（学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01页），在“国家银行”词条里的解释是：“国家银行于1932年3月正式开业，总行先设在江西瑞金叶平，后迁至沙洲坝。”

    毛泽民女儿毛远志及外孙曹耘耕，花费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走遍中国大江南北收集毛泽民轶闻、考证毛泽民活动史料，然后交由国防大学图书馆副研究员曹宏及著名作家周燕进行补充编辑，书名为《寻踪毛泽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1月版），全书四十多万字。在此书的第146页提到说：“1932年3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正式成立。”

    由朱天红、逸 晚著的《毛泽民传》（华龄出版社 1996年7月版第105页）说：“1932年3月，第一个劳苦群众自己的国家银行成立了，这第一个国家银行的第一任行长就是毛泽民。”

    百度百科搜索“曹菊如”词条，在“人物生平”中是这样介绍的：“1932年，初调至瑞金，协助毛泽民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建立国家总金库，整顿税收，统一财政等。3月国家银行正式营业，先后担任会计科科长、稽核处处长、国库处处长、业务处处长，以及党小组长、党支部干事、党支部书记。”

    非常耐人寻味的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主编的大型画册《毛泽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12月版），参加编辑或者提供资料的有中央档案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武汉市档案馆、长沙市档案馆、中共一大纪念馆、天津历史博物馆、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湖南省党史研究室、福建省党史研究室等46个单位。在前面谈到国家银行组织结构时说：“1932年2月，国家银行开始营业时只有行长、会计、记账员、出纳员、兑换兼杂务共5人的规模（第46页）”。但在后面的毛泽民年表（第111页）部分，却又说：“1932年（36岁）——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宣布成立，当时只有毛泽民、曹菊如、文英、钱希均等五名工作人员”。前面说国家银行是2月成立的，后面说是3月，前后不一的叙述让人感到无所适从，尤其是这种存在争论的敏感话题。

图7   中国人民银行编的《毛泽民》画册

    究竟谁说的比较有道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具体什么时间成立，真的非常需要认真探讨一番。

    从当时的客观实际情况分析，曹菊如到达瑞金协助毛泽民筹建国家银行的时间是1932年1月初。筹建国家银行是一无所有白手起家，人员的组织、开办经费的筹措、办公场所的选择、银行各项制度的起草、各种表格材料的印制等等，只有5个人一个月那么短的时间恐怕是不够的。说是2月1日成立开业应该不太现实。

    从曹菊如1977年的回忆看，在《曹菊如文稿》（中国金融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12页）中是这样描述的：“毛泽民行长为人热情，工作积极，活动能力很强。虽然我们过去都没有干过银行工作，但在他的领导下，我和从闽西工农银行带来的两个会打算盘、会写洋码字的青年人，按照书本上学的一点东西，摸索着进行筹备，工作进行的顺利、迅速，约两个月的时间，各种账簿单据都印好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开张营业。”

    曹菊如在这里虽然没有明说国家银行是3月开业的，但很显然“约两个月”，指的就是3月才开业，并非2月就开业了。

    2022年11月7日，我再次拜访了93岁高龄的叶冠先生，他一生从事金融工作，是1950年最早筹建福建省龙岩地区金融机构的人。他找到了1978年1月由瑞金编印的《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斗争史资料摘编》（图8），标注为“绝密”，编号是0000136号的内部资料。其中在第19页至20页，摘录了曹菊如1977年的回忆原话：“约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各种账簿单据已印好，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就开始营业了。”这里说得比《曹菊如文稿》更加清楚。

图8

    综上所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1932年3月成立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之所以有的书上说是2月成立，主要就是依据那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总行第一年度全年全体总结算书》。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那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总行第一年度全年全体总结算书》也与“二苏大”布告情况相似，错写日期了，把落款时间实际上是“三月”错误写成“二月”了，少写了一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