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收藏研究苏区货币的人都知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最初只有五名工作人员，二十万资本金，堪称世界上最小的国家央行。

    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最初由五个人开始的说法，最早来源于原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曹菊如的回忆。

图1    年轻时的曹菊如同志

    曹菊如，1901年5月生于福建省龙岩县(今龙岩市)红坊乡南阳村。1923年冬出国到南洋当店员谋生。1930年8月回龙岩参加革命，任闽西总工会秘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参与筹建闽西工农银行，被任命为闽西工农银行委员会委员。11月任闽西工农银行会计科科长，后兼总务科科长及营业科科长，并任闽西工农银行党支部书记、中共闽西苏维埃政府总支部干事会组织干事。1932年初调至瑞金，协助毛泽民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建立国家总金库，整顿税收，统一财政等。先后担任会计科科长、稽核处处长、国库处处长、业务处处长，以及党小组长、党支部干事、党支部书记等。参加了长征。此后，曾经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副行长、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厅长、银行行长,东北银行总经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行长。

    曹菊如同志是革命根据地银行会计的始祖，是红色金融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曹菊如文稿》（中国金融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12-13页）中说：“一九三二年中央政府在叶坪，我和毛泽民同志在这里筹建国家银行。我们借用一家农民的房子，楼上楼下共一个小厅和四个房间。楼下小厅作营业室，一个房间作库房，楼上三个房间，一间是毛泽民行长的办公室兼卧室，另外两间和房外走廊是男女工作人员的宿舍。

    毛泽民同志为人热情、工作积极，活动能力很强。虽然我们过去都没干过银行，但在他的领导下，我和从闽西工农银行带来的两个会打算盘、写洋码子的年轻人，按照书本上学的一点东西，摸索着进行筹备。工作进行得顺利、迅速。约两个月的时间，各种帐簿单据都印好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开张营业。这时总行全部工作人员只有五个人。其中行长一人，记帐员一人，出纳一人，帮助出纳兑换和管杂务的一人，再加上我。过了一些时候，又调来三个十几岁的小孩子，他们都很聪明，工作学习积极，很快就学会了会计工作，后来都成为骨干，起了很大的作用。”

    曹菊如在回忆中只说到国家银行筹建最初是五个人，具体这五个人是谁？尤其是他带去会打算盘、写洋码子的两个年轻人叫什么名字？这里找不到具体的答案。

    我们翻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舒龙、凌步机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346页），对于国家银行成立之初五个人情况是这样叙述的：“成立之初，工作人员只有5个人：行长毛泽民；业务处长曹菊如；会计钱希钧；出纳1人；勤务员1人兼管兑换，协助出纳工作。”

    非常遗憾的是，这里只有三个人的具体名字与职务，另外两个只有职务而没有名字。

图2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

    在网上搜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词条，可以看到如下叙述：“1931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民受命筹建国家银行，筹划印刷、发行国家货币，但临时中央政府既不提供场地，也不配备设施，只给了他五个编制。毛泽民知难而进，经过精挑细选确定了出纳、会计、记账和勤务等职员，随后又在叶坪村谢氏宗祠附近租借了一幢简易民房，几张桌子、几把算盘一摆，国家银行开始运转。与此同时，中央造币厂也在原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的基础上扩建成立，人员、机器陆续到位。行长毛泽民，会计科科长曹菊如，业务科科长赖永烈，总务科科长莫均涛，会计钱希均。”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这里说的最初五个人是指毛泽民、曹菊如、赖永烈、莫均涛与钱希均。

    我不知道词条是怎样产生的，也不知道词条内容由什么部门审核，更不知道词条有没有权威性、法定性。就算词条没有权威性、法定性，只是属于参考资料性质，但它的影响却是非常广泛的。网上搜索，凡是描述国家银行创建过程的文章，大部分都是采用上述五个人之说，包括一些银行权威人士主编的著作。

    其实，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最初的五个人之中，毛泽民、曹菊如、钱希均三个人是没有争议的，一致公认的。但对于赖永烈和莫均涛两个人，就很值得商榷了。

    我们先来看看“业务科长赖永烈”的情况。我查了非常多的苏区金融史料，在红色金融史上根本就找不到叫赖永烈的这个人。在红色金融史上只有一个叫赖祖烈的同志。赖祖烈是福建永定县人，是红色金融初创时期的革命先驱。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5月红军解放永定县后，任永定县苏维埃政府（开始叫革命委员会）财政部长。毛泽东、朱德来永定时，负责安排驻地和住房。1929年10月筹建太平、湖雷等区的信用合作社，并发行了纸币，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发行纸币的先河。1930年11月，赖祖烈参与创建闽西工农银行，身兼营业科长和秘书。1932年5月，闽西工农银行行长阮山调中央教育部工作，赖祖烈接任行长。1933年9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福建省分行行长李六如调任国家银行副行长后，赖祖烈接替李六如担任福建分行行长兼金库主任。

    毛泽民在筹建国家银行时，因缺乏金融人才，首先想到的是到闽西工农银行调人，开始时想把曹菊如和赖祖烈一起调过去。后来考虑到闽西工农银行是我党创办的第一个股份制银行，必须继续坚持下去，还得要有骨干人员。所以，只把时任会计科科长的曹菊如和会打算盘会写洋码字的另外两个年轻人，调给了毛泽民去筹建国家银行，赖祖烈仍然留在闽西工农银行工作。

    史料证实，赖祖烈并没有参与国家银行的筹建工作。

    词条中之所以有“业务科长赖永烈”这个说法，有可能是作者由于不熟悉赖祖烈同志，把赖祖烈错写成赖永烈，产生一字之差。网上搜索关于国家银行创建情况的许多描述，都说到赖永烈是永定县农民银行创始人，而实际上永定县最早创建信用合作社是赖祖烈，并非是赖永烈。福建省永定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本就没有建立过什么“农民银行”，只建立过“信用合作社”。显然，说“赖永烈是永定县农民银行创始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图3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壹圆纸币  

    另一个是词条中的“总务科科长莫均涛”。

    网上搜索资料显示：莫均涛，出身店员，12岁辍学做童工。曾经是汉口铸造厂翻砂工，当过英资银行信件传递员，红军战士。

    根据钟才伦主编《红色金融丰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111-113页）记载，在国家银行筹建期间，为了国家银行业务发展的需要，负责筹建的同志，很快在毛泽民领导下举办了一期培训班，招收了50 名学员。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5岁，最大的也只有19岁。培训班由毛泽民、曹菊如等亲自上课，时间是三个月。第一期培训班结业之后，国家银行一下子留下了莫均涛、吕汉勋、刘建棠、章水柏、张达远五位同志。

    从上述情况看，莫均涛到国家银行工作的时间至少也是1932年3月底以后的事，因为曹菊如同志最早到瑞金的时间是1932年1月1日。只有曹菊如同志到任了，培训班才有可能开办，等到莫均涛三个月培训结束，已经是1932年3月底了。所以，莫均涛并非是最初的五个人之一。 

    其实，莫均涛所任职务是不是总务科科长，也非常值得探讨。根据曹菊如1977年回忆（《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308页）：“总行的组织机构，是随着业务发展而逐渐扩大的，到一九三二年冬，达到最后规模。行长之下设业务、总务两处。业务处下设营业科、会计科、出纳科。总务处下设管理科、文书科。还有券务科，管理新印票子的收发、打号码。总金库成立后，增设金库会计科。除管理科和点成批票子和打号码部分外，其余各科都集中在一个新建的办公厅，工作打成一片。”这里说的是总务处，不是“总务科”，总务处还下辖了管理科、文书科。当然这是一九三二年冬，达到最大规模的情况。

    根据1932年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核准颁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中“国家银行组织系统表”显示，总行设立保管科、出纳科、营业科、发行科、总务科、会计科、国库科7个科（《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312页）。这些内设科室是什么时候设立的，没有史料记载。按当时情况分析，最早也应该是1932年2月国家银行正式成立时设立。可以肯定，不是曹菊如所说刚开始那五个人时候设立的。

    所以，莫均涛任总务科科长的事让人摸不着头脑。即便莫均涛确实任总务科科长，也不可能是曹菊如所说的那五个人之一。原因很简单，曹菊如说的非常清楚：“这时总行全部工作人员只有五个人。其中行长一人，记帐员一人，出纳一人，帮助出纳兑换和管杂务的一人，再加上我。”。那时候还没有设立“科”这种机构。

    那么，曹菊如所说的五个人之中还有两位是究竟是谁呢？《红色金融丰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90-92页）有这样两段记载：“1932年元旦，苏区人民沉浸在新年的喜庆之中，曹菊如带着两位年轻人，挑着简单的行李，从凌晨四点出发，翻山越岭步行到瑞金。走的满头大汗的三人到达叶坪时，已是午后一点多了。他们在国家银行放下行李后，向行长毛泽民报到了。曹菊如把一高一矮两位年轻人介绍给行长，高个子叫邱冬生，矮个子叫彭天喜。两人在行长面前显得有些腼腆，据曹菊如介绍，这两位年轻人在闽西工农银行工作半年多了，脑子好使，记账、珠算样样在行。”“国家银行很快就各司其职，作了如下人事安排：行长毛泽民，会计兼核算曹菊如，出纳钱希均，记账员邱冬生，兑换兼勤杂彭天喜……。”

    从上述记载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筹建时最初的五个人是毛泽民、曹菊如、钱希均、邱冬生和彭天喜。

    但是，《红色金融丰碑》并非是一本正规的史料专著，而是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纪实作品。所以，此书的副标题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纪实”，其中某些情景作过艺术化处理，看起来有点像小说。书中又没有标注邱冬生和彭天喜两个人的名字出于何处历史文献记载，不免让人对这五个人的描述产生一丝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