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受邀去参加一个兵棋推演活动，中间休息以及午餐晚餐闲聊时，听到了关于上个世纪一个上海中产阶级小伙子的人生故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专门花时间写了这篇小文章，把他的故事扼要地记下来，分享给大家。

    话说，本故事的主人公姓杨，名朝汉，1921年出生在一个上海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有个笔名叫羊枣，曾经在清华就读，因1919年五四运动而被开除，后毕业于交通大学上海学校，在1920-30年代成为知名科普专栏作家和时事评论人，又经营电影院等事业，在上海法租界的霞飞路置办了洋房一栋，那栋洋房如果留到现在，市值好几个亿。羊枣先生21岁喜得爱子，取乳名“灵佑”，以免夭折的厄运。咱们故事的主角杨朝汉同学就在这样一个“上中产”知识分子家庭中成长，父母给他的教育是非常西式的：从小读英文版的政治经济学大部头著作，了解当时非常前沿的科技知识；高度重视体育训练，短跑全校第一名；每天洗冷水澡，过冬从来都是下身只穿西式短裤。

    到了杨潮汉十六岁的时候，抗战爆发，他的父亲也已经开始担任一个新职务：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接替此前不幸去世的上一任部长鲁迅先生。从此，他就发现自己的父亲把很多精力用来接待江浙沪地区的知识分子和年轻人，许多进步青年听了他父亲的鼓动之后，就去了延安参加革命和抗日。他在旁边听得多了，也想去延安。他父亲说延安物资匮乏，你现在还小，跑去做不了啥贡献而只能给那边添负担，还是先安心上大学，掌握了扎实的科学知识才能为抗日战争做更大的贡献。但是这位叛逆的高中生小杨同学听不进去，跑去参加了张劲夫主持的抗战民众训练班，又参加了于伶主办的抗日救亡演剧队，当年底便投笔从戎，沿江而上跑到了湖北黄安七里坪参加新四军，次年正式加入中共。

    在当时的新四军里，小学毕业能识字识数那就是文化人，而他这样的从国际大都市来的高中生，那已经是妥妥的知识分子了，所以就给安排了个宣教股长的岗位。也许是因为他父亲在社会上的名气和党内的地位，也许是因为新四军里人才实在稀缺，他从宣教股长起步，一路干到了新四军二师四旅十一团三营政治教导员。满脸稚气的他成了营级干部，革命多年的老同志们多少有点瞧不起他。但是在一场硬仗中，他用实力和战绩证明了自己。一营二营先后攻打敌军的某个阵地，敌军深沟高垒加上机枪火力组合，新四军的前两次进攻都铩羽而归。轮到三营上的时候，他初生牛犊不怕虎，身先士卒往前冲，带着战士直接跳进敌人的防步兵壕里。等到日军发现时，双方已经离得太近，敌人就扔了一排手榴弹到壕沟里面；小杨教导员带头捡起冒烟的手榴弹反扔回去，战士们如法炮制，结果己方一个人都没有死，反而用敌人的手榴弹把敌人炸了个人仰马翻。活着的敌人舍弃阵地逃窜，他发现之后带头追敌。这时候，大冬天只穿短裤的短跑冠军的体能优势就充分发挥出来了，对方的机枪手负重跑得慢，被他在田埂上生擒活捉，并缴获稀缺装备轻机枪一挺。

    上海来的白面书生一战成名，此后继续屡立奇功，有勇有谋武力值爆表，很快就成了新四军里的传奇英雄，并引来了本故事女主龚唯懿同志的关注。龚家本是安徽著名的大地主，家里除了有良田万顷，还有武装城堡一座，养着百十条枪的家族武装力量以自保。但家里早已加入了中共的四叔，竟做出了一个严重违背自身阶级利益的决定，不但把新四军总部搬到了自己家的堡垒中，还带动家族里的晚辈年轻人纷纷投入共产党这边参战抗日。有文化有容貌有身材更有艺术天赋的龚唯懿因此就成了新四军文艺宣传队的“四大名旦”之一，被许多中高级干部追求，她却鄙视攀高枝的选择，自己心仪着战斗英雄。一次慰问演出中，她得知台下前排的那个帅哥就是传说中威名赫赫的战斗英雄杨朝汉，不禁芳心暗许。而小帅哥也一眼就看上了她，演出后主动给她送了一本从上海家里带出来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中夹了一张纸条，上书“我要与你展开革命立功的竞赛”。从此双方鸿雁往来不断，浪漫而朴素的革命爱情不断升温，女孩甚至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杨潮汉乳名“灵佑”的谐音“林佑”。

    然而，好事多磨。随着大量城市女青年加入中共队伍，当时便出现了一种风气，四十多岁的中年老革命纷纷迎娶青春靓丽有文化的革命女青年。新四军里有中高层干部看中了女主，于是就想动用权力先把这对革命鸳鸯拆散，再徐图横刀夺爱之谋。杨朝汉同志不久就被任命为新四军二师北上干部预备团政治处副主任，赶往东北争夺日军投降后的战略真空地区。女主意识到其中玄机之后，跟直接领导大吵了一架，自己跑到山东蒙阴见新四军军长陈毅同志，自称“羊枣烈士（于1945年被捕，1946年1月于杭州英勇就义）未过门的儿媳妇”，陈毅同志得知来意之后，安排她跟另一位中共领导人的夫人一起乔装打扮前往东北，与各自的夫君汇合。林佑扮成了一个富家小姐，而领导人夫人反而扮成她的仆妇，乘坐中共地下党经营的小轮渡，从烟台渡海辗转来到共产党辽吉军区总部。当时的情况是国民党对共产党大举进攻。林佑到达的时候，首长正在忙着连夜烧文件，杨朝汉正在前线激战掩护总部撤退。当时兵荒马乱，战线一日三变，把电话摇通是很靠运气的。那一晚，林佑帮首长烧文件，首长则帮林佑摇电话，到了凌晨才摇通。首长电话里命令杨朝汉回来见未婚妻，并批准二人结婚。而当杨朝汉赶来的时候，居然还带了两辆刚刚缴获的装甲车，用装甲车载着首长撤离到了安全区域。

    伴随新婚燕尔的是一项艰巨任务：收编改造东蒙草原上的民族骑兵武装。本故事的男主杨朝汉担任内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第二师十一团政委，女主林佑担任哲里木盟政府秘书科长兼清算反霸工作组长，另配工作助手和警卫员各1人。军区首长预料这项任务的凶险：“如果你们牺牲了，我给你们立4块碑! ”当时共产党收编的蒙古族骑兵一共有12个团。国共内战的初期，由于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和共产党军队的战略撤退，蒙族骑兵高层密谋了大规模的叛变，把共产党所派的团政委和他们的警卫员们都杀害，裹挟着蒙族骑兵投向国民党。

    唯独到了十一团这边，蒙族的团长却发现自己招呼不动同为蒙族的骑兵部队了。为什么呢？25岁的老革命杨朝汉政委，因为家学渊源而从小熟读马恩列斯毛的原著，深知发动阶级斗争和把支部建到连队的重要性。他一到任，就秘密发展基层党员，并撤掉了各个连的连长指导员，替换为政治上可靠的秘密党员。团里有一位牧主出身的排长，得知共产党将自家牧场分给了穷苦牧民，赶回家鞭打穷苦牧民。女主立即派民兵把他捆起来押解到团里，男主马上组织了全团的公审大会，将那位排长当众撤职，并向全团上下强化了共产党的人民立场、经济政策和组织纪律。这一下就赢得了出身底层的绝大部分蒙古族战士们的爱戴和支持，阶级认同迅速取代了民族认同，十一团的政治底色得以改造。夫妻二人的这一系列动作，不但在骑兵部队上层策划的叛变中救了他们自己的命，而且也为即将诞生的共和国保留下了一支骨干骑兵部队，以至于后来新中国内蒙各军分区将领许多都是男主的老部下。解放后，女主创建中国科技大学电子工程系，任党总支书记、系副主任，在饥荒时期她经常把学生们带到家里来改善伙食，因为他们家经常有草原上送来的牛羊肉。

    1948年，国共内战进入下半场，共产党军队转入战略大反攻。27岁的杨朝汉任东北野战军七纵队十九师五十五团政委，率部参加保康、通辽、四平、锦州、天津、广州等战役，一路南征，恰逢他的大儿子出生，取名为杨南征。解放战争中，杨朝汉先后创造“运动战的政治工作”、 “三看三评”、“改造连队军人委员会”、“合同立功运动”等政治工作经验，并被东北军区推广，荣立大功一次。其中尤其值得一说的是他创立的合同立功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军队规模迅速扩大，新入伍的士兵除了农民之外，还有很多国民党那边俘虏改造过来的“解放战士”。刚加入共产党军队的青年农民和“解放战士”们，绝大多数并没有那么高的革命理想，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要活下去，其次关心的是让自己家里人吃饱饭。所以，要想释放出他们的战斗力，后方就搞土改和政治宣传工作，在军队里则推出了非常系统的军功荣誉和物质激励体系，比如烈士抚恤金可以一次获得5000斤高粱米，地方政府会替你把孩子培养成人，给老人养老送终，土地代耕代种代收。这些非常具体的兑付承诺之所以不用钱而用粮食计价，是为了让人在乱世中不用担心通胀的稀释作用。但是，杨朝汉政委在工作中仔细观察一线官兵的作战行为，发现这些激励措施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实战效果。通过与基层官兵的深入坦诚交流，他意识到这些激励体系并没有成为闭环，没有真正对战场上的战士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实质性的激励作用。战士们都知道立大功可以受大奖，但是在混乱而残酷的战场上，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整的情况，战士们觉得自己即便冒了巨大的生命风险杀敌立功，评功的时候主要还是看排长、连长所掌握的情况以及人际关系。而且，每一次攻坚的胜利，都是由五个“工种”先后协调配合的结果：先是机枪手用火力把敌人的火力压制住，掩护爆破手前进到敌方的铁丝网或者碉堡那里去引爆，再然后是突击队从爆破口向里推进……五个环节缺一不可。打进对方指挥部活捉对方最高指挥官的，通常是大功一件。但是之所以有人能取得这样的大功，首先是因为外围被打开缺口，防御圈被层层突破，而所有的因果链条可以追溯到第一个机枪手愿意冒着被狙杀的风险站出来压制住敌方防御火力。这就好比一个人吃到第十个烧饼才感到饱，他不应觉得前边九个烧饼都白吃了一样。功劳的分配，激励的落实，必须环环相扣地细化到最初的机枪手火力压制环节。

    针对这种情况，杨朝汉政委在他的团里推出了一系列制度创新：首先，每个班里都搞了基层民主，战士们用向不同碗里扔豆子的方式，选出自己最信任的班长，然后团里给这位被选出来的新班长发一面“帅”旗。这种方式选出来的班长，往往不是老革命，反而有可能是在国共两军中几进几出的“解放战士”。（因为共产党宽待俘虏，愿意解甲归田的人领了路费就可以回家，结果还没到家就又被国民党抓壮丁，然后可能再次被俘虏。）这种人在政治上显然不太可靠，在共产党军队内部属于边缘人，但是他们在两边都待过，熟知双方的作战体制与装备，战术技术好，因此，在事关生死的问题上，班里战士们反而可能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和前途拜托给这类出身兵游子的新“大帅”。

    其次，所谓的“立功合同”，不是战士与领导签合同，而是不同分工的战士之间分别签合同。机枪手跟爆破手之间签合同，爆破手跟突击手之间签合同，以此类推。最危险的工种其实是机枪手，因为要压制住对方的火力点，自己就必须冒头，否则就是低头盲扫，打中打不中纯看运气；而一旦机枪手冒头扫射以精准压制对方主要火力，那么对方的狙击手就有机可乘。那种把AK47高举过头顶向对方阵地乱突突的作战场景在现代非洲战争中屡见不鲜，可能就是因为缺少类似于立功合同这样的体制机制来改变和塑造战士的行为。机枪手有了合同保障，他就敢于更频繁地站出来压制住对方主要火力，因为他知道一旦自己牺牲，会有爆破手站出来给他报功；爆破手有了合同保障，他就敢于冲出去舍身炸碉堡，因为他知道后道工序的突击手会给他报功；以此类推，层层签订合同，大家的利益和风险充分地挂钩，奖励机制的落实有了充分的保障。如同现代风险资本的私募股权基金的游戏规则一样，责任、风险和收益之间真正匹配起来，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动员效果。杨朝汉的制度创新把这些刚刚从农村里靠宣传和土改动员出来的青年农民变成了斗志十足、乐于冒险、敢于胜利、不怕牺牲的革命战士。

    1952年初，31岁的杨朝汉赴朝参战，任志愿军五十四军一三零师副政委，与师长共同运用“合同立功运动”的经验，在金城反击战役中，突破美、李军防线，保证了友邻部队顺利反击。1955年他升任师政委，领导部队整顿“四大作风”，使该师各项工作一直处于领先地位。1959年春，38岁的他奉命率部赴西藏平叛。至此，他二十多年南征北战的戎马生涯才正式宣告结束。

    讲到这里，你是不是以为咱们的英雄男主的故事就到此结束了？接下去的反右和文革中，作为党内知识分子的他是不是该倒霉了？如果命运这样安排，虽然也很正常，但是那样的故事就不值得专门著书立传了，毕竟在革命年代，英雄人物实在太多了，一个英勇善战的师政委只不过黄浦江里一个稍大一点的浪花而已。命运给杨朝汉同志编排的“离大谱”的人生轨迹，之所以令我觉得比今天的网络爽文更精彩，是因为此前的故事都不过是铺垫而已，咱们男主人生的最高光时刻从1959年才开始到来，此后的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事关国运的贡献。

    二战之后，导弹与核武器是大国手中的王炸。依靠中苏之间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我们从老大哥那里弄来了导弹样品；钱学森同志回国之后，给我们带来关于导弹的最先进的科学知识，但是从有样品和科学知识，到自己把它逆向工程仿造出来，再到最终另辟蹊径自立门户之间，还有一个巨大的鸿沟，那就是大规模的科研组织和复杂工程实施的问题。留美派，留苏派和本土派科研人员之间的研发意见大不相同，谁都想表达自己的主张，但谁也说服不了谁。钱老带着一大帮科学家在阜成路的大院里弄了三年，乱哄哄难有实质性进展。

    钱老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就向中央提出了新需求，要求派一位得力干将来协助工作，担起研发队伍的大管家之责，做好导弹研发体系的参谋长工作。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同志，作为当年男主的启蒙老师和直接首长，向中央推荐了刚从西藏平叛因高原反应送京抢救过来的杨朝汉，认为此人既有组织管理的才能，又有科学知识的基础，并且肯动脑爱学习办法多。于是，杨朝汉同志便成为了国防部五院的大管家和钱学森的亲密助手。他大刀阔斧地组建了相关科研管理队伍，分为作战、情报、计划、科研等八个部门。把谁主张谁签字，错了受罚、成功受奖写入管理条例中，自下而上层层责任落实到技术指挥员身上，从此无人再敢乱主张，让人想起“合同立功”的战场效用。钱老后来总结说：我们的系统工程技术源自解放军打仗的办法，说的就是这种责任制思维。

    从此人们经常看到大院里晚饭后他陪钱老散步聊天的身影。每周日，最顶级的导弹科学家们在钱学森家的客厅里开神仙会，大家搞头脑风暴讨论各种思路和方案，杨朝汉自己拿个本子坐在角落里记录；然后每周一早上他把周末的讨论分解为各种具体任务，布置给八个部门的负责人；周六傍晚大家向他汇报工作进展和试验结果，然后他在周日早上把这些信息反馈给聚在钱学森客厅里的科学家们。如此一来，整个研发队伍变得井然有序，工作效率大大提升。

    从1959年到1965年，是中国导弹与航天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东风一，东风二，东风三，东风四，东风五，中国的导弹家族芝麻开花节节高。杨朝汉在工作中创设的导弹和航天器研发的大量工作原则和方法，比如“型号设计师制度”，“技术、行政两条指挥线制度”，“归零分析”，等等，至今仍然是中国航天研发部门的基本准则。考虑到他的工作思想和工作方法的战略敏感性，我在这里就不再详述了，相信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员都非常清楚其中的奥妙与价值。

    文革开始后，他和其他位高权重的老革命一样都受到了冲击，因为别人的造谣和诬告而被关进了牛棚。但是，由于他的工作太重要，周总理点名要他尽快回复工作，因此在1971年他就回到了工作岗位，尽管到了1979年他才被正式平反。在此期间，他参与了宇航学会的筹建工作，并担任第一任秘书长。1981年夏，调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咨询工作部部长。在罹患癌症的最后两年里，他除了完成科协的大量文字工作之外，还整理了父亲羊枣的遗作，出版了《羊枣政治军事评论选集》，撰写了革命回忆录6万余字，1983年4月3日逝世于北京。而她的夫人林佑同志为他生育了四个孩子，老太太继续在阜成路的航天大院里独自生活了35年，一直到2018年逝世。

    共产党人出来闹革命，需要考虑家乡亲戚朋友的安全，所以都会取一个假名，而许多人的假名用惯了反而成为后来的日常用名。正如其他革命者一样，杨朝汉是他的本名，当年参加新四军的时候，他给自己取了一个耿青的名字，结果航天系统都知道有耿青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名是杨朝汉。人们更难以想象的是，1930年代上海那个笔名羊枣真名杨潮的科普作家，写了那么多关于前沿科技和世界政治与经济的评论文章，却真的培养出一个如此优秀的孩子，最终成为了中国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实际操盘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