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下来坚持在中国南方八省15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依托当地群众的支持和掩护，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和因地巧妙的斗争策略，同敌人进行周旋，从而渡过了种种难关，使红军游击队得以保存，并有所发展，最终以国民党“清剿”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中央达成的协议，除琼崖红军游击队外，其他14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先后下山，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成为大江两岸抗日前线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重大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党史军史；南方游击战；改编新四军；功勋卓著

    一、引言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下来坚持在中国南方八省15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依托当地群众的支持和掩护，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和因地巧妙的斗争策略，同敌人进行周旋，从而渡过了种种难关，使红军游击队得以保存，并有所发展，最终以国民党“清剿”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中央达成的协议，除琼崖红军游击队外，其他14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先后下山，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这些改编后的新四军，成为大江两岸抗日前线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重大的历史意义。

    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指1934年秋至1937年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后，坚持在中国南方八省15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同持续清剿的国民党军进行的游击战争。1934年8月至11月，红6军团（总指挥萧克、政委王震）、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军第25军（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先后撤离湘赣苏区、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后，留在长江南北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河南和广东八省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闽中、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鄂豫皖边、鄂豫边和琼崖等15个地区，独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不但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在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而且为土地革命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为华中、华南地区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保存了骨干力量。

    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的艰险阶段（1934年秋～1935年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以项英为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留在根据地的部队有红24师、独立团及地方游击队约1.6万余人，加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共3万余人。中共中央赋予他们的任务是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扰乱敌人的进攻，准备将来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反攻，恢复和扩大中央根据地。

    红军游击队开始在反“清剿”时，没有及时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迅速实行战略转变开展游击战争，而是继续打阵地战，致使许多地区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受到严重打击。1934年11月底，陈毅在苏区中央分局召开的会议上，提出全面转入游击战争的意见得到了采纳，随即把武装力量退到江西宁都南部整顿，做好突围的准备。特别是1935年2月5日和13日，中共中央先后两次电示苏区中央分局：为适应游击战争的环境，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部队要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的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游击队应紧密的联系群众，为群众切身利益斗争”；使游击队在群众中站稳脚跟，取得给养；要缩小或取消庞大的机关，负责同志随游击队行动，把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恢复党的组织和地方武装；做好瓦解敌军的工作。从此，红军游击队才有了明确的正确方向。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最终不但都坚持了下来，而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完成了战略转变。

    以游击战促进发展巩固的艰苦阶段（1935年春～1936年冬）

    1935年3月底，苏区中央分局的项英、陈毅与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赣南少共省委书记陈丕显一起率领约300人，先后到达赣粤边地区，同以李乐天为书记、杨尚奎为副书记的赣粤边特委和赣粤边军分区率领的游击队会合。他们采取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高潮的方针，在以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地区，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中央分局还派赖昌祚到瑞金任特委书记，领导闽赣边地区的游击战争；派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率红24师一部去闽西与张鼎丞部会合，坚持斗争。与此同时，黄道领导的闽北地区，叶飞领导的闽东地区，黄会聪领导的闽粤边地区，关英、唐在刚领导的皖浙赣地区，粟裕、刘英领导的浙南地区，方维夏、蔡会文领导的湘南地区，陈寿昌、徐彦刚、傅秋涛、严图阁领导的湘鄂赣地区，彭辉明、谭余保领导的湘赣地区，高敬亭领导的鄂豫皖边地区，王于洁、刘突军领导的闽中地区，张新江、王国华领导的鄂豫边地区，冯白驹领导的琼崖地区等，都严格按照中央要求，紧紧依靠当地群众，积极开展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游击斗争。由于采取相应的斗争策略和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及广大游击指战员的英勇奋斗，从而渡过了种种难关，使红军游击队得以保存，并有所发展。

    坚持开展游击战争，以保存、巩固、发展红军、游击队和游击区，使国民党当局感到震惊和不安。国民党当局采取频繁的军事“清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等手段，企图把红军、游击队困死饿死，斩尽杀绝。在那极其险恶的环境里，红军和游击队指战员立场坚定，斗志昂扬，同甘苦，共患难，在当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和因地巧妙的斗争策略，同敌人进行周旋。他们经常出没于崇山峻岭和密林茅草之间，昼伏夜行，风餐露宿，艰苦备尝，英勇奋斗。他们在没有基本给养和通讯器材的情况下，甚至有时在失去中央联系时只能各自独立战斗，这是最艰苦、最困难的斗争阶段。

    从游击战争到国共合作的艰巨阶段（1936年冬～1937年冬）

    1936年冬至1937年冬，特别是全国抗战爆发后，为各游击区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执行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实现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在这个时期，红军游击队一方面和国民党推行的“北和南剿”作斗争，不断粉碎了国民党军和保安团队的清剿；一方面又以民族利益为重，同当地国民党军政当局进行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和平谈判。

    但此时此刻，蒋介石虽然同共产党进行着和平谈判，但是其骨子里对共产党领导的南方各游击区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仍念念不忘地进行着疯狂“清剿”。有鉴于此，各红军和游击队在对国民党军队的继续“清剿”进行有力反击的同时，在谈判桌上同国民党军政当局进行着针锋相对有理有节的政治斗争，迫使国民党军队不得已逐步停止进攻。至此，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最终以国民党“清剿”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三、新四军

    1937年10月，根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中央达成的协议，除琼崖红军游击队外（琼崖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于1938年12月改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队），其他14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先后下山，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以下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支队，共10329人。这些改编后的新四军，成为大江两岸抗日前线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由国共对立到合作的战略转变阶段（1937年7月～10月）

    1937年7月底8月初，在赣粤边区油山一带领导革命军民进行游击战争的项英、陈毅等人，从香港出版的报刊上和通过缴获的敌军资料等途径，先后得知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的消息，看到了毛泽东于当年5月7日写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文章。8月8日，项英、陈毅在大余召开的赣粤边区党的干部会议上，重点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经过反复讨论，大家对由“反蒋”转变为“联蒋”，由“内战”转变为抗日，在思想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会后并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名义发表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宣言》，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对游击区“围剿”，准许抗日自由，实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与此同时，项英还把《宣言》寄给了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及有关上层人士。

    随后，在浙南，粟裕、刘英等领导从邹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中得知新的时局和党的方针、政策后，马上组织学习和宣传，对内给指战员上形势课，进行思想教育；对外发表宣言和公开信，说明斗争形势，宣传我党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鲜明而又及时地表明立场和态度。在闽西南游击区，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人从香港、汕头的报纸中得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后，立即决定在闽西积极活动，以推动国民党抗战，推动全国的抗日高潮，并印刷了大批标语、口号以及《告粤军书》《告群众书》等文件，广为散发。同年10月，中共皖赣特委获悉项英、陈毅发表的《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后，发出《告皖赣同胞书》，重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统一了思想和步调。从此，南方八省游击区的红军游击指战员，开始了由国共对立的国内革命战争向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战争的历史性战略转变。

    以共同抗日为目标的艰苦谈判阶段（1937年9月～11月）

    当时中央明确指示：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可以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未确实谈判好以前，部队可以自动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或抗日游击队名义进行独立的活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谈判好以后，即“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这为南方各游击区的谈判指明了前进方向。经过南方各游击区同国民党地方当局以共同抗日为目标的艰苦谈判成功，标志着南方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就此结束，红军游击队纷纷出山，改编为抗日武装，为新四军的组建奠定了基础。

    1937年9月11日，陈毅由大余县县长彭育英陪同到达赣州，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保安处参谋长熊滨，第四行政区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副司令马葆珩，第46师政治部主任及赣南的县长，在赣州举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国民党报纸却诬蔑谈判为“油山共匪投诚”，陈毅义正词严提出抗议，迫使当局转变态度。赣州谈判终见成果，双方就停止进剿、集中点编、经费给养、干部委用、部队整训等问题，达成九项协议。同年11月，中共皖赣特委委派江天辉为代表与国民党地方政府谈判，达成以下协议：准许游击队派人联络各地红军人员；撤退驻军，停止向根据地的进攻；解除移民并村的封锁线，恢复群众的生产自由；释放全部政治犯；游击队停止打土豪，部队的供给由国民党负责解决。还有项英在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秘书长刘体乾、保安处长廖士翘、参谋处长熊滨等人举行会谈。双方就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共同商定：一、在南昌期间，项、陈以中共苏区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致南方各游击队的公开信，信由各该地驻军转递，俾得迅速集中；二、项英返余后，即派员前往各游击区转达意旨；三、当局政府必须采取措施，防止不良分子对游击区域的报复行为，以免阻碍游击队集中改编等。项、陈以中共苏区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要求各地红军游击队迅速集中，听候点编。不久，国民党当局下令撤走了部署在游击区周围的军队，释放了包括方志敏妻子缪敏在内的一批政治犯；项英宣布了在南昌月宫饭店设立中共苏区中央分局联络各地红军游击队的总接洽处，由陈毅负责联络、洽谈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谈判改编等事宜。

    从着手组建新四军军部的架构阶段（1937年10月～1938年1月）

    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势下，国民党对中共在南方的革命力量心怀仇恨，仍时刻不忘要除掉这些革命支点，采取“北和南剿”的方针，企图彻底剿灭南方红军游击队。在“清剿”未达到目的后，又想以抗日之名收缴瓦解红军游击队。1937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宁代表博古、叶剑英等，在南京同国民党代表何应钦、张冲等谈判，初议将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一个新的军，在南方举起抗日旗帜。10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博古、叶剑英、董必武等，同意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为一个军的建议。10月3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将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集中五分之三改编为一个军，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陈毅或刘英为参谋长，反对国民党插入任何人。以4个月为清理时间，任何游击队、游击区均须党中央派人亲去传达，然后集中。

    1937年11月12日，叶挺从延安到达武汉，在汉口太和街26号，一边就红军和游击队改编后的具体编制、活动范围等问题与何应钦反复磋商，一边以新四军军部名义招募工作人员。从11月起，中共中央从陕甘宁边区机关、部队中陆续抽调张云逸、袁国平、李一氓、周子昆、赖传珠、陈少敏、李坚真、涂振农、钟平、邓振询、谢华一、郭潜、罗梓铭、何绪荣、危秀英等100多名干部（其中多为江西籍人），经过中央党校短期训练后派往南方工作，解决了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干部不足的问题。12月23日，项英率赖传珠、李子芳、李志高、汤光恢等一批派往新四军工作的干部抵汉口。12月25日，项英从延安带来的干部和叶挺动员来参军的医务、后勤人员齐聚一堂，举行新四军干部会议，标志着新四军军部的组建完成。会上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分别作了关于形势、任务和部队编组的讲话，号召大家团结奋斗，抗战到底。12月28日，毛泽东复电批准了关于新四军编为四个支队和干部配备的具体方案。1938年1月6月，新四军军部从汉口移抵南昌市三眼井高升巷原张勋公馆内挂牌，对外宣布新四军军部正式成立。

    将改编的新四军开赴抗日战场阶段（1938年1月～3月）

    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成立之后，军部主要领导分赴各游击区及时传达中央指示，切实做好部队集中改编工作，把由各红军游击队改名的“抗日义勇军”等抗日武装改编为新四军，组建新四军的四个支队。从1938年1月中旬起，项英、曾山、陈毅、黄道、张云逸、赖传珠等先后到湘赣边、赣粤边、闽浙边等地区，向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指战员深入宣传国内外形势，并就国共合作、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问题作了广泛动员。当时，有些游击队干部、战士对改编不理解，认为改编是向国民党“投降”，尤其是对“头戴国民党帽徽”“身穿国民党军服”意见最大。面对这些思想问题，项英等领导耐心细致地做说服教育工作，明确指出：国共合作、下山改编是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不是投降国民党。虽然我们换了名称、帽徽和军服，但我们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项英等领导还分别与各块游击区党组织负责人商量决定了部队集中编组及开赴前线事宜。

    经各方的共同努力，到1938年3月，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在点多面广高度分散和交通通信非常不便的情况下，排除万难，艰苦努力，胜利完成了人员下山、集中改编为新四军的艰巨任务。至此，这支诞生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留在南方八省进行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改编的队伍，经过长达三年游击战争考验的人民子弟兵，虽隶属于国民党军队战斗序列，但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便离开了边区根据地奔赴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

    改编后的新四军抗日屡建奇功阶段（1938年3月～1945年9月）

    改编后的新四军各支队陆续向皖南、皖中集中。1938年3～4月，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先后到达安徽省歙县岩寺地区，第四支队进至安徽省霍山县流波地区。同时新四军军部由南昌进驻岩寺（同年8月，移驻泾县云岭）。4月，第四支队进抵皖中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5月12日取得蒋家河口战斗的胜利。6月17日取得韦岗战斗的胜利。6～7月，第一、第二支队相继进入江南敌后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和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第三支队在策应第一、第二支队挺进苏南后，即进抵皖南抗日前线，展开对敌作战。经过八年全国抗战，新四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发展到31万余人，民兵、人民自卫武装发展到96万余人，共歼灭日伪军31.7万余人，同时付出了伤亡8.9万余人的代价，建立了地跨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等省的华中抗日根据地，为坚持和发展华东人民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