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陈毅元帅诞辰120周年，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老战士及服务团后代格外怀念陈老总。这是因为1937年参加淞沪抗战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随国军罗卓英部撤到南昌之后，服务团里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与上级党团组织已无法取得联系，庆幸的是遇到了在南昌组建新四军的陈毅同志，陈毅帮她们接上了组织关系，并指示在战地服务团中建立了由新四军军部直接领导的中共党支部。自此，战地服务团就有了坚实的组织依靠。

1997年部分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团员在陈毅雕像前合影。前排由左至右：施贞、里路、禾光、胡瑞英、曹自刚、林曼萍、柳秀娟、李平、秦秋谷、张定堡等。

    1937年“8•13”淞沪抗战打响后，数十万抗日军队集结到东战场。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开始形成。9月26日，中国妇女慰劳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会长何香凝派其政治秘书胡兰畦到第十八军慰问，并应军长罗卓英的请求，派胡兰畦为其组织一个战地服务团。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里有一批女工学员是地下党、团组织教育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共产党员任秀棠听说胡兰畦要组建服务团的信息后，立即请示了夜校地下党支部书记、夜校老师陈维清，并积极报名参加。共青团员胡瑞英时任共青团临时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曾经历过被捕坐牢的考验、参与发起和领导过1936年底上海日商纱厂的大罢工，她也立即将胡兰畦在夜校招收服务团员的消息报告了临时团省委书记陈国栋。经批准后，她不仅自己报名参加服务团，还协助夜校老师挑选了一批思想进步、工作积极、有坚定爱国救亡决心的师生。

    服务团最后确定了包括9名女工学员，1名夜校老师的10名成员。其中1名共产党员、有7名共青团员。因服务团员以女工为主，故服务团起名为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胡兰畦任团长。

首批出征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团员。从左到右是李惠英、李亚芬、龚琦玮、柳秀娟、秦秋谷、胡兰畦、胡瑞英、任秀棠、郑惠珍、张定堡、金敏玉

    出征前，陈国栋指示胡瑞英，服务团随国民党部队行动，组织关系待有适当机会再接转。

    1937年10月5日，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出征到国民党嫡系第十八军战地服务。数天后，胡兰畦又去女工夜校补招了8名服务团团员，其中有3名共青团员。

    1937年12月战地服务团随军撤退到南昌，恰逢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在南昌招编。一天，团长胡兰畦在给流亡学生作报告时，陈毅特地来看望分别十年的胡兰畦。胡兰畦亦请陈毅给服务团讲解抗战形势，介绍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战况。胡瑞英和任秀棠见到陈毅非常高兴，分别找机会跟陈毅说有重要事情报告。陈毅就约她们去月宫饭店见面。胡瑞英和任秀棠都约郑惠珍一起陪同，于是三人一起去见了陈毅同志。这时，任秀棠亮出了其共产党员身份，胡瑞英也把她单线联系的10名共青团员名单报给了陈毅，请求接转组织关系，并提出希望到新四军服务团去工作。

    过了几天，新四军通过电台与上海党团组织取得了联系，确认了服务团党团员名单。陈毅通知胡、任、郑三人，党组织已经批准了服务团的共青团员全部转为共产党员，决定在服务团中建立党支部，并提名由胡瑞英担任支部书记，任秀棠、郑惠珍分别担任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陈毅还特别交待，服务团党支部直接受新四军党组织领导，且根据秘密工作的原则，一般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他还针对大家想转到新四军的愿望，鼓励她们要安心在友军工作，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

任秀棠               胡瑞英                郑里明

    1938年初，罗卓英晋升为19集团军总司令，服务团随总部进驻安徽歙县棠樾村。3月的一天，胡瑞英等3名支委特地绕到离驻地10里之外的新四军军部岩寺，向陈毅同志汇报支部工作。在约好的六角亭里，她们还意外地见到了专门等候在那里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政委项英同志。项英同志和陈毅同志鼓励她们要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友军中坚持工作。同时还指示党支部一定要注意安全。任秀棠把服务团党员节衣缩食省下的200多元钱双手捧给陈毅交党费。

项英                         陈毅

    1938年8月间，服务团随军进驻武昌。根据陈毅指示，胡瑞英、任秀棠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接上关系。邓颖超同志鼓励她们说，服务团的岗位就是抗战的前线，还专程去旅馆看望了全体服务团员，鼓励大家要战胜一切困难，为实现抗战胜利而坚决奋斗。武汉八办的钱瑛大姐还为服务团推荐了尹峰、周文南、郭立言三位十五六岁的民先队员，并特批她们转为了共产党员。

    1939年1月，战地服务团调防到南昌。服务团党支部共有16共产党员。他们是胡瑞英、任秀棠、郑惠珍（郑里明）、李慧英、金敏玉（里路）、李亚芬（里希）、张定堡（张小珉）、龚琦玮、霍和凤、李建华、李平、尹卜驹（尹峰）、郭立言、周文南，以及经新四军办事处黄道同志批准的新党员王浩良（禾光）、秦秋谷。

    5月23日，黄道同志在在铅山县被国民党特务暗害了。服务团党支部与上级党组织暂时中断了联系。

黄道

    1940年春，党支部派任秀棠借探望生病弟弟为名，到桂林去找八路军办事处汇报情况。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对任秀棠说：你来得正好，本来我们也想要通知你们撤出国民党部队的。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也派人到服务团，传达了要服务团党员带积极分子撤离国民党部队的指示。

    党支部于是决定在战地服务团成立三周年后，以集体请假探亲的名义撤离十九集团军。之前，尹峰因治病先行撤退，史明、杨琦、万映平三人转道重庆赴山西抗敌演剧二队。1940年10月中旬，党支部率领服务团党员、积极分子20余人撤离罗部，先后到达桂林八路军办事处集合。由于国民党对延安严密封锁，经八路军办事处夏之栩同志和服务团党支部一起研究，决定郑惠珍等大部分党员和积极分子去皖南新四军，胡瑞英、任秀棠、陈兰湘、尹卜驹等四同志去延安，而且她们必须是分头行动，先到重庆再去延安。

战地服务团团员1940年11月撤到桂林后的合影。由左至右，前排柳秀娟、霍和凤、王浩良、卢漱芬、王瑜洁、李亚芬、郭立言，中排胡瑞英、徐咏春、朱淑芳、秦秋谷、任秀棠、龚琦玮、李惠英，后排张定堡、杨丽川、郑惠珍、陈兰湘、施桢、张荻秋、金敏玉和音乐教员朱莘薏。

    胡瑞英从桂林到达重庆红岩村后，又跟随朝鲜义勇军，经过艰难险阻到达太行山，再转到延安，行程达一年之久。在延安中央党校五部的整风运动中，胡瑞英被人怀疑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许多人根本不相信她是由陈毅介绍转党的，对其进行“车轮战”审讯，甚至将其五花大绑。后来，还是陈毅、邓颖超等到延安参加七大，才证明了胡瑞英的地下党员的身份。

    在文革中，服务团在国民党队伍的事情又被折腾了出来，许多团员都受到了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

    “四人帮”倒台后，支部委员胡瑞英、任秀棠、郑里明写信向中央组织部报告服务团的情况，中央组织部特于1979年3月9日发文明确指出：“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是一个抗日的进步组织，1937年10月到1940年11月期间所做的工作是革命工作”。

    服务团的团员们终于扬眉吐气了。1997年服务团成立60周年之际，由童小鹏题词、叶飞作序、尹峰主编、服务团员们撰写的《青春在战火中》一书出版，并在上海市妇联和上海市女青年会召开了纪念服务团成立60周年的座谈会。

服务团员在上海市妇联举办的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60周年纪念会上合影。从左至右：胡瑞英、张定堡、里路、禾光、秦秋谷、林曼萍、李平、郭立言、施贞、尹峰、曹自刚、柳秀娟。

    服务团员们还特别到上海外滩陈毅像前合影留念。她们无限怀念陈老总，感恩陈老总护佑了服务团员们的政治生命。

    在服务团成立75周年之际，2012年5月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召开了“纪念全面抗战暨淞沪抗战爆发 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出征75周年座谈会”。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会长陈昊苏同志代表新四军研究会讲话。当年正是陈昊苏的父亲陈毅同志代表新四军党组织批准了服务团的共青团员全部转为共产党员，并指示服务团成立一个秘密的地下党支部，在友军中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并直接接受新四军军部的领导。

    2017年纪念服务团成立80周年之际，有几个知名网站出现了把服务团在南岳游击干训班的照片污蔑成是日本人的照片。北京市检察院对有关网站和自媒体人员进行了训诫，责令他们认错、道歉。

图为参加南岳游击干训班的团员从左至右前排：周文南、王浩良（禾光）、金敏玉（里路）、中排徐咏春、任秀棠、张定堡、李惠英、后排秦秋谷、施桢、郑惠珍（郑里明）、陈兰湘、李平。

    至今，服务团健在的老战士还有105岁的禾光老妈妈和98岁的尹峰老妈妈。

战地服务团团员禾光

战地服务团团员尹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