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陈公博、周佛海
1、陈公博
1892年,陈公博出身于一个官宦之家,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1920年10月20日,他联络同学和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创办了以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的《广东群报》,由他任主编。在出席中共“一大”之后,回到广州。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陈公博还写文章“拥陈反孙”,受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批评。中共中央决定给予留党查看处分。陈公博干脆宣布脱离共产党,最终他被开除党籍。1922年,陈公博在汪精卫的资助下前往美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1924年,他完成了那篇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虽然那时他早已脱离中国共产党,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提出种种质疑,不过,他在他的硕士论文中,倒是写下了一段颇有见地的关于中国未来前途的话:
“一句话,远东古老的土地上现在充满了激进主义。如果在中国的压迫不停止,那么大概在不远的将来,一个中国的新制度就要麻烦历史学家在世界历史上增加一页,来叙述苏维埃主义的进一步胜利。”
陈公博:中共“一大”广东代表
他参与过建立中国共产党,又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因此他能说出这样预见中国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话。然而,恰恰又因为他背离中国共产党,背离马克思学说,因此他后来走过的人生之路,则是逆着他自己所说过的历史发展趋势而行。
1925年4月,陈公博结束了在美国的留学生涯,回到广州,立即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重视,随后,他加入了国民党。担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党部书记长、北伐军总司令部政务局长。
1927年之后,他紧紧追随汪精卫。当汪精卫1932年出任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时,他出任实业部长。1939年,汪精卫叛国投敌,陈公博与他狼狈为奸,担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前线溃败之惨状,让陈公博大为恐慌,他向蒋介石和汪精卫建议“军事既难解决,还是走外交的途径吧。”
1940年,汪伪国民政府成立,陈公博担任立法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市长。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病逝。离世前,他指定陈公博为继承人。这样,陈公博便成为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成为继汪精卫之后的头号汉奸。
陈公博在面临覆灭之际,亡命日本,但在全国人民严惩汉奸的呼声中,被押回国。1946年4月5日下午,陈公博在苏州受到公审,起诉书列举了他十大罪状,包括“缔结密约,辱国丧权;收编伪军,祸国殃民”等。6月3日上午,在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对陈公博执行枪决。
陈公博(1892年10月19日-1946年6月3日)
2、周佛海
1917年初夏,周佛海东渡日本,进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周佛海在日本学习时,开始信仰共产主义。1921年7月,他出席中共“一大”,成为唯一从境外赶回来参会的海外“一大”代表。
1922年3月,周佛海考入东京都帝国大学,此时周佛海动摇了信仰,逐渐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1924年9月正式脱党并获批准。周佛海一脱党,就走向了反共的道路。他开始追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借助于戴的力荐,得到蒋介石的垂青,1927年,他担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1931年后,又历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
在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后,周佛海又日渐与汪精卫接近,成为汪精卫叛国投敌的主要策划者,暗中与日本侵略者勾结,进行谋求“和平”的勾当。1940年3月30日,周佛海出任汪伪财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等要职。
周佛海:中共“一大”旅日代表
周佛海此人,精于政治投机。1944年,眼看日本大势已去,汪伪政权危在旦夕,他又与蒋介石暗中联系,表示愿为重庆方面“效劳”,气得他的“老朋友”陈公博骂他“卖友求荣”。1945年8月20日,周佛海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周佛海兴高采烈,一下子从大汉奸摇身一变,变成国民党大员。
但周佛海毕竟早已是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才当了一个月的“总队司令”,在强烈的舆论谴责下,不得不由戴笠出面,把他暂且软禁于重庆,后又移交南京监狱。在陈公博被枪决之后,周佛海也被推上历史审判台。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周佛海不服,请律师辩护,声称他当年为重庆方面做了大量“地下工作”。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发布《准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认为周佛海确实为重庆方面做过“贡献”。周佛海终于保住了性命。不过,他刚松了一口气,却因心脏病日益严重,1948年2月28日,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终年51岁。
陈公博和周佛海可以说是抗日战争时期继汪精卫之后的第二、三号大汉奸。如果说,陈公博是汪精卫的左膀,周佛海则就是汪精卫的右臂。他们二人走过了相似的道路,即共产党---国民党---大汉奸。
何谓汉奸?背叛祖国、出卖国家利益的人。笔者认为,陈公博与周佛海比张国焘走得更远。如果说张国焘主要是叛党,而陈公博、周佛海则主要是卖国。
周佛海(1897年5月29日-1948年2月28日)
陈公博和周佛海的人生经历和结局告诉我们:面对恶势力,投降变成了他们心中的“曲线救国”。在他们眼里,也许只有跪着妥协,才能获得侵略者的宽恕。关于日本人收买汉奸的手段,英国侨民科尔斯基感到惊讶:“他们就像到市场采购物品那样随便和容易,发现合适的目标后,就想法接近猎物,赤裸裸地用金钱勾引。”汪精卫资助陈公博去美国留学,周佛海被国民党和汪伪政权的高官厚禄所吸引便是明证。
抗日战争期间,移居马来西亚的商人陈嘉庚向重庆国民政府提议:“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这个提议由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被邹韬奋称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原本能够青史留名,流芳百世,最后却导致众人唾弃,遗臭万年。这说明如果带着投机心理入党,不加强党性修养与锻炼,背叛初心与使命,必然导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全面蜕变。
追寻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的迥异人生,正如鲁迅先生精辟指出的那样:“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落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纯粹、愈精锐了。”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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