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古往今来，蜿蜒盘旋的黄河在奔腾不息中，孕育着沿岸文明，更孕育着灿烂的华夏文明。

    也许正是黄河哺育着这里的人们伟大而坚韧的品格，以至于每到一处，当听闻着伟人的点点滴滴故事后，脑海里总不由地要涌起黄河之水澎湃汹涌般的热烈和激情，总觉得它已经成为伟人留个后人的一种化身、一个记录的符号。

    黄河自府谷墙头起流入陕西境内，之后便一路南下，流经神木、佳县、吴堡、绥德、清涧。绥德素有“天下名州”“秦汉名邦”“陕北旱码头”之美誉。除了黄河，境内还汇聚无定河、大理河、淮宁河、义合河等。

    1943年初，中共中央西北局为加强北线工作，决定将在陕甘宁边区南大门（关中）工作富有成效的习仲勋调至北大门（绥德）主持工作（任绥德地委书记兼警备区政委）。

    绥德分区地处陕西北部，北拒国民党榆林统治区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北线屏障，东濒黄河与晋绥边区隔河相邻，南接延属分区与党中央及边区政府唇齿相依，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绥德是边区最大一个分区，政治情况比较复杂……”赴任前，毛泽东对习仲勋深切的话语即是一种鼓励，也是一份嘱托。当时情况来看，绥德分区政治形势比较复杂，全国抗战爆发以来，这里也和关中分区一样是陕甘宁边区反磨擦斗争的前哨阵地。1939年秋，国民党派反共专家何绍南到绥德地区自设专员公署。何绍南是一个极其顽固的反动派，曾被毛主席斥责为“磨擦专员”，为达到其独霸绥德，截断陕甘宁边区与其他敌后抗日游击队联系的目的，处处与我党、我军为敌，多次挑起事端，大肆破坏我军在群众中的形象，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绥德是刚从国民党何绍南反动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新区，没有经过土地革命，形势比较复杂，在毛泽东亲自接见和热情地鼓励下，习仲勋再一次临危受命，前往边区“北大门”。

    近水知鱼性，靠山识鸟音。刚到不久，习仲勋就多次带领地委、专署干部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寻求绥德地区发展农业生产的新路子。带领工作人员下乡考察，调查农村租佃关系、移民安置、发放农贷、农技推广、妇女纺织和改造二流子等问题，并修订了经济建设计划。

    春寒料峭，习仲勋带着调查组的同志一行顶着寒风，沿着崎岖的山道来到了郝家桥村。在这里，促成了绥德大生产方法政策的诞生，按户制定生产计划，组织生产变工互助，重视工副业产业，提倡劳动竞赛，定期检查总结和适时召开劳动模范工作者会以及发展教育事业，教育与文化艺术运动相结合，寓教于乐，办冬学和识字班，改造二流子，把绥德的大生产运动搞得热火朝天，促进了党中央的大生产运动方针在绥德地区顺利开展，推进了绥德地区乃至整个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的胜利。

    这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有一段“忙里偷闲闹冬学”的故事。著名作家欧阳山在他的小说中讲述过一出深受边区群众喜爱的小戏《夫妻识字》，其剧情讲述的是：一对年轻夫妇，他们开荒生产以外，还希望认识几个字，扫除自己头上那顶文盲的悲惨帽子。

    都说文艺作品要源于生活，那么《夫妻识字》这出小戏，也是源于现实生活吗？

    是的！她来源于子洲县周家圪崂的冬学运动：有一对夫妻，他们白天努力生产，晚上又双双到冬学课堂识字，回家后每人占一块家里的门板练字，互教互学，夫妻比赛。

    在周家圪崂,为了能更有效地识字，大多数的群众每人都做了一个木制的小沙盘认真练字，又方便又节省。为了不耽误劳动，村里运输队员赶脚，就把领到的生字贴在驴鞍上，对着驴鞍上的识字牌，沿途识字、唱歌；村里的放羊娃早上到冬学领生字，白天在山上边放羊边识字，晚上又到冬学学习。绥德文工团还据此创作了《上冬学》剧本。

    为什么在全民忙于抗战，在如火如荼的大生产运动中，他们“忙里偷闲闹冬学”？

    大办冬学，正是习仲勋为了解决绥德地区群众文化水平偏低的历史“病痛”，“为抗日战争和边区人民服务”，因地制宜极力提倡的一项重大举措。仅1943年一年里，全区就办起冬学905所，参加学习的人数达70715人。其中322个乡办起冬学644所，50个区，每区平均一所，使冬学成为普及文化知识的重要阵地，为边区文化教育造就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爷台山位于陕西省淳化县东24公里处，距咸阳市、西安市均百公里左右。“爷台”之名源自古代庙宇神祗而来，当地称谓诸神均尊称“爷”，“爷台”即神台。

    这一带山势雄伟，峰峦叠翠，松柏郁郁。爷台山主峰在乔山山脉的南端，海拔1313米，它与周围地貌构成了黄土高原少见的自然景观。这是国民党军进攻边区和八路军保卫边区必争的军事要地。1945年7月21日，国民党军暂编第59师、骑兵第2师等部，分别由淳化、方里镇、土桥等地向爷台山等地发动进攻。八路军关中分区保安纵队、警一旅及新四旅一部英勇自卫，顽强固守，战至23日，阵地屹立不动。这时，国民党军预备第三师也投入进攻，在严峻的形势下，习仲勋与张宗逊一起组织指挥作战坚守了七天，硬是打退了敌人猛烈的进攻。

    在新开辟的“爷台山战地主题公园”，看着当年使用过的枪械、子弹和炮弹，看到历史图片和战斗经过，昔日的炮火犹在耳边响起，英雄们不怕流血、不怕牺牲，英勇战斗的身影仿佛还历历在目。

    当日本天皇以广播“终战诏书”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时8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习仲勋和所有抗日军民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

    1936年到1945年间，习仲勋在关中、绥德地区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巩固和发展“三三制”政权做出了很大成绩，领导大生产运动，被毛泽东称赞为“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延安时期的“一位模范地委书记”。

    1945年10月30日傍晚，有着“九边重镇”之称的榆林古城外，两名身着灰色八路军军装、束皮带、扎绑腿的同志，策马疾驰到城门下猛地一勒马缰，胯下坐骑顿时人立而起硬生生止住了冲势，几声长啸冲破了古城的寂静，也惊醒了正酣睡着的守城哨兵。

    他们是共产党边区代表曹力如、刘文蔚奉西北局习仲勋书记命令，特意前来与国民党方面洽谈边境问题。

    其实，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是按照习仲勋的部署要与国民党驻军的胡希仲取得联系，相机策动国名党二十二军副军长兼陕北保安指挥官胡景通举行反蒋起义。

    1946年10月13日这夜，西北局机关院子里一间屋子的灯光一直亮着，在这段紧张艰险的岁月里，习仲勋几乎是西北局最忙碌、最辛苦的人了，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布置检查，他往往睡得最晚，起得最早。

    从1945年底调任西北局书记到1946年10月近一年的时间里，习仲勋为策反胡景铎率部发动起义，多次召开研究讨论部署起义的西北局常委扩大会议，并四次派人进入榆横地区，三次给胡景铎和胡希仲写信。

    “胜利了！起义军胜利了!全面胜利了!”国民党榆林保安指挥部保安九团官兵和二十二军八十六师新编十一旅，共5000余人，在胡景铎将军率领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毛泽东在接见胡景铎时，亲切地握住他的手说：“景铎同志，你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下邓宝珊的船，上习仲勋的船，你选择这个道路是很正确的。你们的革命行动给西北的旧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榆林的塞上，黄沙吹掩着断瓦，夕阳斜照着残垣，寂寞的古城横山波罗堡，因为历史厚重的承载而不落寞。小土堆上的牧人摇曳着手中的铜铃，召唤着羊群回圈，召唤着平静、安详、回归。当年胡景铎将军所率领的五千多位将士定然就是被您高尚的人格魅力，和这般的正义和平信念所召唤。

    习仲勋对于陕甘宁边区的革命豪情与信念，就象这衣襟里鼓得满荡的陕北高原上初春的劲风，用不完、也压不扁。

    连续几个月，在中共中央“和平、民主、团结”方针指示下，带领边区军民努力进行民主运动与和平建设，陕甘宁边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都有了全面的发展。

    毛主席密函协助王震部撤退，九封亲笔书信指导，以严密的部署安排习仲勋迎接：王震劲旅，胜利归来。

    当三五九旅回到庆阳休整之时，习仲勋的心里并没有完全放松下来，他仍然密切注视着尾追其后的国民党军，及时调整兵力部署，保卫边区。

    1947年3月的西北高原上空，血与火交瘁般的殷红。

    北风带着长城外的黄沙，弥漫着空荡的延安城。

    敌机在延安上空盘旋，投下一串串炸弹。

    许多无辜商民、民夫、伤员惨死，成片的民房被烧毁，火光烛天，人喊马嘶。

    战火烧到陕甘宁边区了，老百姓又要受苦了呦，党中央、毛主席如果不尽快撤离，安全始终是问题啊。

    想到这些，惨厉的痛苦和愤怒无情地煎熬着一颗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心。

    此时的习仲勋不仅是西北局书记，同时兼任着陕甘宁边区野战集团军政委，身负保卫边区、保卫延安的重任。

    撤离革命圣地延安，军民的心如刀割，但我们一定要打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