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29日晚,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的一声枪响,一个年仅36岁的灵魂随之耸入云天,至今已整整90年了。
然而,他的英名和精神却并未随着枪声的消逝而远去,他的革命的信念浸天燎原无穷极。此后,他的英名,一直在中华大地回荡;他临危不惧的感人事迹,一直被世人敬仰,他忠贞不屈的可贵精神,一直在激励着后来人一往无前……
他,是邓演达先生。他短暂而又辉煌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他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最忠诚、最杰出的继承者之一,是中国国民党左派的杰出领袖之一。
90年过去了,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烽火硝烟。
我在党史文献里“遇见”他血雨腥风的峥嵘岁月,“遇见”他铁骨铮铮的豪迈青春,“遇见”他百折不挠坚定信仰的一生。翻开厚厚的《回忆邓演达新编》,邓演达先生的革命信念与乐观主义精神跃然纸上。
100多年前的旧中国,灾难深重:列强入侵、军阀割据、土匪肆虐、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清朝统治下的封建王朝摇摇欲坠。
邓演达(1895-1931),字择生,生于广东惠阳永湖乡(今惠州市惠城区三栋镇),原籍广东梅县丙村镇。少年时代的邓演达,耳濡目染中国外受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内受清封建王朝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痛苦。从小就渴望进步,不断地学习着新知识、新思想,踏上以改造中国为目标的求学和进步之路。
自古英雄出少年。1909年,14岁的邓演达先生考入广东黄埔陆军小学,是第四期年龄最小的学生。他聪颖过人,学习成绩最好,在同学中有“铁汉”之称,为校长邓铿(字仲元)所赏识,彼时全校同盟会的革命党员只有20多人。与邓演达先生同期的同盟会员有郭冠杰、肖冠英、廖尚果、陈济棠等人。一群有抱负、有理想的青年意气风发,他们思想进步开放,有着对理想和信仰的不懈追求。他们经常传阅秘密的宣传刊物,开会、读书、训练、议论国家大事。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少壮时期的邓演达先生是热血青年,为民族的举步维艰而殚精竭虑;是知识青年,为国家的救亡图存而投身革命。
邓演达先生经常参与同盟会活动,与各地同盟会组织进行联络。邓演达先生聪明机警,“以年幼,长随姚雨平辈作交通员,往来于广州佛山间”,“所有一切秘密函件,皆由先生一人经手传达,机密而且迅速,故一般革命党员皆亟加称许。”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4个省市立即响应,宣告独立。广东陆军小学堂也成立了革命军,邓演达与郭冠杰等人,被派往汕头。
国家孱弱,有志之士有着对理想和信仰的不懈追求,渴望通过读书来探索救国之法,实现报国之梦。邓演达先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当时孱弱的中国迸发出希望和力量。16岁的邓演达当教官,在革命军中成为佳话。
在革命大潮中,邓演达先生也逐步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同时他的军事才能也渐露头角。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篡夺后,邓演达先生十分悲愤怅惘地由南京回到广东,继续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他认为革命派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是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于是决定重习军事。
青春与理想做伴,人生才会变得更加有意义,理想伴随着邓演达先生,奏响青春的华美乐章。他毅然投身于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大潮,用青春和热血来浇灌理想。1927年2月17日,邓演达在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的全国性日报——《汉口民国日报》写的代论《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一文中,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指出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说:“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在农民的解放。”“中国被压迫的农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中国的革命,就应该有代表这百分之八十以上劳苦民众要求的实在性。”“辛亥年革命失败的结果教训我们:如果我们的党,不能够把实际的利益给广大的痛苦群众,尤其是给农民群众,革命一定是要失败的。”
“我每念及中国,我实觉责无可卸”,“ 我们只有做驴子:吃的是干草,走的是黄沙漠漠的长途,做的是炼石补天的功夫,只有工作是安慰罢了!”邓演达先生简短的话语,身上所迸发出的青春力量,足以振奋整个民族。
邓演达先生淡泊名利、关注民生、针砭时弊、蔑视权贵、捍卫理想的言行、文稿,定格在岁月深处,镌刻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留下的精神财富至今熠熠发光。
看着文献中的历史文字资料,不再只是几个事件,几个时间点,几场战役,几篇文章那么简单。邓演达先生说过的话,经历过的事,深深打动着我的心灵,直抵我的内心深处。邓演达先生的光辉历史在我心里变得具象化,我像是一个目击者,仿佛亲临昔日的烽火年代。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在劈波斩浪中开拓前进,在披荆斩棘中开辟天地,在攻坚克难中开创战绩,邓演达先生曾参加辛亥革命。1920年后,历任粤军第一师参谋兼独立营营长、第三团团长。曾两次率兵讨伐陈炯明叛军,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和嘉许。1924年5月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后任黄埔军校教育长。1926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军北伐。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部长等。1927年“四一二政变”爆发后,曾著文谴责蒋介石、汪精卫,并与宋庆龄等展开反蒋活动。
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先生乘苏联顾问专车车辆前往莫斯科。1927年9月15日,抵莫斯科。在苏联期间,起草《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并以宋床龄、陈友仁和他自己3人名义,于莫斯科公开发表。此后,邓演达先生先后抵达德国柏林等地、法国巴黎、英国伦敦、意大利米兰、保加利亚、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等地考察旅行,后又到伊拉克,印度等国考察。
1930年5月返抵上海。各种反动势力都不能阻挠他追随总理(孙中山)的步伐,他准备牺牲生命以赴。1931年8月17日,在上海愚园路为干部训练班作结业讲话,因叛徒告密,被上海租界巡捕逮捕。8月21日蒋介石下令将邓演达先生从上海押解往南京。在此期间,蒋曾派人劝邓演达先生放弃其政治主张,当即遭邓演达先生严词拒绝,表示:“我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同年11月29日,邓演达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
一代名将,巨星陨落。一生壮志未酬,血染荒寒之地。噩耗传来,亲朋故交悲愤痛惋,泪水纵横。无数将士,扼腕叹息。12月19日宋庆龄为邓演达先生被害,公开发表通电,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卑鄙行径。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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