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毛泽东同志：“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

    邓小平同志：“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

    江泽民同志：“要努力学习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和党的历史，并通过这种学习努力掌握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

    胡锦涛同志：“要通过开展各种纪念教育活动，促进广大中青年干部进一步学习党的知识和党的历史，深入了解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断增强党的意识，更加坚定自觉地为党的事业而奋斗。”

    习近平同志：“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八十年前那段苦难和辉煌，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长征在我们党、国家、军队发展史上具有十分伟大的意义，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2021年2月20日上午，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到：“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然而，通道转兵会议（以下简称通道会议）会址长期以来还是个谜团，还处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状态。对于现代史核心的党史，更应该从史实出发，避免误导后人，如果“真假不分”，就达不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目的。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5周年、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28周年、通道会议召开87周年。在这特别时期，我们再来探讨通道会议召开的真实地点，还历史以真实，意义十分重大。

    一、通道会议会址三说剖析

    通道会议的会址到底在哪里？党史及史学界至今没有定论，除了已被否认的广西龙胜县所属的东寨、坳头至龙坪的地域说、时属绥宁现属通道下乡的流源说、时属绥宁现属通道县城的双江说、古今皆属通道的播阳说外，目前主要有三说：一为通道县县溪镇的恭城书院（在通道县老县城）；二为芙蓉的木林庵；三为通道外寨吴文用的老屋。

    笔者是农民，不是专家、学者，没什么文化，有理说不清，写作能力更是缺乏，但知道一个理，那就是要尊重历史事实，尽管笔者位卑，但仍是中国公民的一员，就有向中国共产党、向上级反映历史事实的义务和责任，以下就会址的几种说法，进行考证，谈些看法，以求教于革命老前辈和上级党史部门的领导、专家和学者。

    （一）县溪恭城书院为通道会议会址说不能成立。理由和依据是：

    1、定址的原因让人难以接受。

    2002年7月20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同志到县溪恭城书院考察时问：“为什么目前将《红军长征通道转兵会议会址》的牌子挂在恭城书院？”时任通道县委史志办主任的姚奉彪回答说：“1996年，还没有调查清楚会议会址，要举行纪念活动了，总得确定一个地方。恭城书院是县里的清代建筑，始建于乾隆年间，公元1792年，至今整整300年。书院由门楼、两栋斋舍和讲堂组成，均为上下两层，全为纯木结构，穿斗式构架，房间较多，有60多米的进深，很有气势，是少数民族地区现存的最大书院之一，而且整体保存还好。那时就将它定为会址了。”

    2、从亲历红军老前辈的回忆可以直接否定县溪恭城书院说。

    （1）时任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同志谈通道会议提到：“（湘江战役之后）我和李德、博古、总理、朱总司令在中央一纵队。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在中央二纵队。”“一纵队是指挥机关，二纵队是随军行动的机构。我没有过县溪浮桥，所以，在通道老县城召开转兵会议是不可能的。在播阳开会也不可能，因播阳离贵州很近，如果在播阳开转兵会议，从时间上讲也迟了注（1）。”

    （2）时任一军团十五师政委肖华同志关于中央红军进军贵州等问题的复信中说：“据我所知，中央红军先后进到通道县城的，只有第一军团的第二师、第十五师和九军团主力，其它部队都没有进到通道城注（2）。”

    （3）时任毛主席警卫员陈昌奉同志回忆：“毛主席长征没进通道城，离城还有四五十里路。”（1984年5月4日刘毅辉、田自保在武汉小洪山将军楼18栋访陈老谈话记录，已经本人审阅。本资料存通道县委党史办）

    3、从通道县委党史办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汇报可知，通道会议会址不在县溪，自然也就不在恭城书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6月6日，我办收到了本县县委转来的贵室一室5月19日写给通道杨立键等同志回信的复印件。……在征集上述比较多的资料的基础上，我们地、县调查组进行的综合分析和多方考证，否定了原长调办提出双江、县溪、播阳三处作为通道会议会址的可能性……从中央一、二纵队的行军路线和宿营地表明：毛泽东和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以及李德等过通道的行军路线是……他们都没有去过当时的老县城县溪（位置地处通道北面），过县溪的是右翼部队一军团的二师、十五师和九军团，很明显通道会议是不可能在县溪召开的，……
    关于杨立键等人的信，我们也略说几句。首先肯定写信这是每个公民的权力，无可非议；他们要求把通道会议会址搞清楚，这当然也是好的，是群众关心党史工作的表现。然而，后来我们发现杨立键等人在通道会议会址问题上，含有个人成见和地方主义色彩。杨立键同志是退休教师，曾请到我办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因种种原因辞退了他，对此他有很大意见。杨立键同志是县溪人，因此要把通道会议会址争在县溪。……
    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礼
    中共通道侗族自治县委党史办
    1994年6月

    4、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史部二处李绍群处长介绍可知中央军委一、二纵队没有进通道城，自然会址不是在恭城书院。

    1977年10月，湖南省怀化地区通道县长征调查办的同志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调查时，该院战史部二处李绍群处长曾两次拿着卡片介绍说：“……中央纵队是从通道以南地区过，所以说，通道会议没看到原始资料，这个会议可能是在通道以前或通道地区召开，在通道县城召开会议不可能，因为中央军委纵队没有进通道城，会址不要在城里找。”（李仲凡、王琏、张检明、刘毅辉访军科李绍群处长谈话记录。资料存通道县委党史办）。

    5、从恭城书院自身的情况看，间接否定会址在此的说法。

    由杨少波主编《湘西古城县溪》一书第4～5页中李奉安作者写的《恭城书院》一文说：“恭城书院，是座古色古香的建筑，始建于宋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她，坐落在通道县老县城（今县溪镇）东南角的山丘上。恭城书院坐东朝西，由门楼、两栋斋舍、讲堂四部分构成……造型独特，宏伟壮观。由四栋两层木楼组成，占地面积1800平方米……是我省少数民族地区最大而且保持最完整的书院之一”。“恭城书院前称为罗山书院，康熙二十三年（1684），由知县殷道正所建，位于学宫左侧，后被大火烧毁。乾隆五十七年（1792）迁至城南半里的龟形山，咸丰五年（1855）改为恭城书院。光绪三十四年（1908）改名为通道县官立二等小学校。民国二年（1913）以后改名为县立二等小学校、县立模范小学校、县立民国中心小学。在湘、桂、黔三省交界一带享有很高的盛名。民国十年（1921），一位叫翁信浮的县长在恭城书院前厅的立柱上刻下一副绝妙的对联，上联是：‘小学毕业的一定要升中学，中学毕业的一定要升大学’，下联是：‘家境富裕的固然要升学，家境贫困的也要想方设法升学’，号召民众一定要升学读书。”（对联照片附后）

    从上述得知恭城书院的第一大特点为，占地面积1800平方米，是湖南省少数民族地区最大而且保持最完整的书院之一；第二大特点是，在恭城书院前厅的立柱上刻下一副绝妙的对联。1934年12月12日参加通道会议者有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博古、张闻天、王嫁祥、李德。若在上述场所开会，他们肯定会对以上两大特点有印象，特别是恭城书院前厅的立柱上刻有一副绝妙的对联，毛主席定不会忘得一干二净。这么重要的会议，以上几位领导的诗词、著作及回忆定会提到“恭城书院”或“书院”，但从无此说。由此可知，通道会议不是在恭城书院召开的。

    6、从众多史志和有一定影响力人员文章对该项内容的改写，可以否定县溪恭城书院说。

    1999年10月第1版《通道县志》第2页倒数第5行写有：“在通道县城恭城书院召开了著名的通道会议。”这是那个时期众多史志常用的表述。但2019年8月第1版《中国共产党湖南省怀化市通道县历史（1932-1978）》第38页第4行已改写为：“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而2012年12月第1版《中国共产党怀化历史大事记（1921-2011）》第31页最后1行早已改写为：“12日  在危急关头中央领导人在通道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主张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由于与会大多数同志赞同，毛泽东同志主张被通过了，此次会议史称‘通道会议’。”

    7、从湘潭大学历史系教授宋银桂的著述可以否定县溪恭城书院说。

    2016年10月6日出版的《湘潮》（增刊）第128～133页宋银桂著《通道会议研究综述》写有：“县溪镇（恭城书院）一说受到诸多质疑。……曾景忠《通道会议研究》一文对县溪镇一说持否定态度。”

    8、当年中央红军进入通道境内时，中央领导人所在的中央军委一、二纵队根本没有进入通道老县城（今县溪镇）。

    1934年12月10日-14日，中央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时，由左、中、右三路，分别经广西龙胜、三江和湖南的城步、绥宁进入通道县境，主要线路有十一条。右翼是一军团的主力、军团部及其二师、十五师和九军团；中路又分为右中路、中路、左中路（中央红军一、二纵队过通道线路考六图附后）。右中路是中央军委一纵队三局之一部（余守候一分队）。中路是中央军委一纵队及其主要领导。右中路和中路是一军团主力和军团部为前卫（在进入通道县境前）；左中路是中央军委二纵队和军团直属队后方部队。一军团的一师为前卫；五、八军团作后卫；左翼是三军团。红军以甬道的形式保护中央军委一、二纵队进出通道县境（中国工农红军入通道线路考图附后）：

    第一路（右翼前锋，一军团二师）：从木路口到新厂（简称“木新线”）走山路共有159华里。

    途经：城步岩寨、六马、六甲；绥宁坪溪；时属绥宁现属通道的木路口（木闹口）、临口、狗头山、梭冲、菁芜洲、老王脚；通道瓜坪、县溪、晒口、深渡；靖县蛇冲冲口、溶洞、崖鹰坡、新厂。

    具体情况及依据：12月9日进至木路口及其以西地域注（3）。10日由二师五团占领通道城（县溪）注（4）。11～12日在通道城注（5）。13日前进到溶洞、崖鹰坡、新厂地域，向靖县派出警戒，向马路口及黎平方向继续派出侦察部队注（6）。

    第二路（右翼，九军团）：从长安营到新厂（简称“长新线”）走山路共有145华里。

    途经：城步长安营、三浪田、黑溪、净山口；时属绥宁现属通道的烂木桥、正营哨（地连造）、木脚、临口、狗头山、梭冲、菁芜洲、老王脚；通道瓜坪、县溪、晒口、深渡；靖县蛇冲冲口、溶洞、崖鹰坡、新厂。

    具体情况及依据：12月10日进至木脚、临口、木路口之间注（7）。11日由灵上出发，十九时陆续进入通道县城（县溪）注（8）。12日在通道城不动并向绥宁、靖县、城步等方向严密侦察与警戒注（9）。13日九军团应前进至新厂、崖鹰坡、溶洞地域，向靖县派出警戒，向马路口及黎平方向继续派出侦察部队注（10）。

    第三路（右中路前卫，一军团主力及其军团部）：从平等到新厂（简称“平新线”）走山路共有140华里。

    途经：平等、平溪、雷团、金殿、芦（炉）溪、田家、同古、腰古、深渡、蛇冲冲口、溶洞、崖鹰坡（岩鹰坡）、新厂。

    具体情况及依据：12月10日，一军团主力为右中路和中路，中央军委一纵队当前卫（在进入通道县境前），自广西龙胜的平等出发经时属绥宁现属通道的平溪、雷团（本想在此宿营因遇火灾）转至流源宿营注（11）；及其军团部在雷团岔开到双江宿营注（12）。11日，一军团主力自流源出发，经下乡的坪地、鹞岩、两江和时属绥宁芙蓉的地连、九岭脚、现在的芙蓉村、瑶朗到金殿宿营；及其军团部自时属绥宁的双江出发经罗武、高兰山、黄江、甲田、到金殿（黄江、甲田及金殿时属绥宁的芙蓉里现属通道）与一军团主力会合并宿营注（13）。12日自金殿出发经芦（炉）溪（笔者注：该军团主力及其军团部原为右中路前卫，因军委一、二纵队领导需要在通道外寨召开紧急扩大会议，所以离开金殿变为右翼往芦（炉）溪方向前进以加强北部护卫）、进入古今皆属通道的田家、同古、腰古、深渡，再进入属靖县的蛇冲冲口、溶洞、崖鹰坡（岩鹰坡）、到新厂注（14）。

    第四路（右翼，一军团十五师）：从龙坪到新厂（简称“龙新线”）走山路共有145华里。

    途经：龙坪、平等、平溪、流源、杨家洲、深渡；靖县蛇冲冲口、溶洞、崖鹰坡（岩鹰坡）、新厂；贵州平茶所。

    具体情况及依据：12月11日，一军团十五师掩护军委一纵队（即红星纵队）行进{笔者注：该师从广西龙坪到时属绥宁芙蓉现属通道的底艮（地连）为红星纵队护卫}，经广西龙胜的龙坪、平等进入时属绥宁现属通道县的平溪、流源，师长彭绍辉带一部到下乡宿营（从彭绍辉日记可知），政委肖华带一部到双江的黄柏宿营（从《红军长征过通道》36页《一军团来电》可知）。12日，彭绍辉部经下乡的坪地、鹞岩、两江口（笔者注：现在的两江。有人误认为是双江口的双江即现在的通道县城）和时属绥宁芙蓉的底艮（地连）{笔者注：该部从地连与“红星纵队”（即军委一纵队）之“余守候一分队”分开行进，同肖华部于杨家洲会合}、车控、地朗坪、取笑州（菁芜洲）进入古今皆属通道的瓜坪。该师本应到瓜坪宿营，因道路被敌挖断不易通过，故折回到时属绥宁芙蓉的曹家冲，再到古今皆属通道的朱家村（朱家屯）宿营（笔者注：在朱家屯的棉花坪露天宿营）；（肖华部）自双江的黄柏出发，经时属芙蓉的罗武、陈团（木林庵山脚）由新寨村民吴家成带路到芦（炉）溪，再经芦（炉）溪进入古今属通道的田家、同古到通道城县溪宿营。13日（彭绍辉部）由朱家村村民朱启容带路自朱家屯出发经地阳坪到杨家洲宿营；（肖华部）自通道城县溪出发到杨家洲与彭绍辉部会合。14日（肖华部）和（彭绍辉部）经深渡进入靖县蛇冲冲口、营洞（溶洞）、崖鹰坡（岩鹰坡）、新厂到贵州平茶所宿营注（15）。

    第五路（左中路前卫，一军团一师之一、二团的赖传珠部）：从广南之广少到新厂（简称“广新线”）。

    途经：广南、传素、长安堡、马龙（麻隆塘）、辰口、双江、牙屯堡、黄柏、龙林、张黄、深渡、蛇冲的冲口、溶洞、崖鹰坡（岩鹰坡）、新厂。

    具体情况及依据：12月10日，一军团一师一、二团（赖传珠部）为军团直属队后方部队和军委二纵队当前卫。军团直属队后方部队及一军团一师，从广西龙胜的广南出发经时属绥宁现属通道县的传素、长安堡到双江宿营，与一军团的军团部会合。12月11日，军团直属队后方部队及一军团一师12时出发经双江的芋头到牙屯堡宿营。12日一军团一师（赖传珠部）由牙屯堡出发，经黄柏（牙屯堡和黄柏时属贵州现属通道）进入古今皆属通道境域的龙寨塘到龙林接命令打转至张黄宿营（从张黄到新厂变为右翼。这又是由于军委一、二纵队领导需要在通道外寨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在北部之右翼必须增加护卫，故将一军团一师一、二团（赖传珠部）由原左中路前卫变为右翼）。13日经深渡进入靖县蛇冲冲口、溶洞、崖鹰坡（岩鹰坡）到新厂宿营注（16）。

    第六路（左中路，中央军委二纵队）：从广南到通道外寨侗寨（简称“广外线”）走山路共有70余华里。

    途经：广南、传素、梨子界、长安堡、马龙（麻隆塘）、辰口、马家坝、红香、芋头、黄门冲、难冲梁、老寨、外寨。

    具体情况及依据：12月11日由广西广南经盘胖进入时属绥宁现属通道县的传素（行程10余华里）、梨子界、长安堡（行程15华里）、马龙（麻隆塘）、辰口{行程5华里。笔者注：《红军长征过通道》第33页，1934年12月10日《朱德关于各军团纵队十一日西进的部署》载：“二纵队进至辰口”。有人便认为二纵队12月11日在辰口宿营，其实不然，事实是二纵队在当天已经西进到通道外寨侗寨休整了。为什么这么说呢？①因当时军情万分紧急，西进的速度快，已经远远超出电文所指的地点。例如：朱总司令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电令林、聂中载：“一师今日（十一日）必须占领长安堡，即以主力位于长安堡，另以一个团前出双江口、黄土塘地域，保持该地大部在我手中”。事实上一师早在十日就已占领了长安堡，另以一部前出双江口与一军团的军团部会合了，十一日已前至牙屯堡宿营。②笔者曾几次到辰口采访知情老人，他们均说“红军长征时只在辰口田园间吃中餐没有宿营，然后经马家坝、红香、芋头往牙屯堡方向走去。”③从“12月11日，芋头村民杨再能给军委二纵队带路到黄门冲”的事实可以证实。}、马家坝、红香（行程15华里。行至红香就紧随一军团一师的一、二团和军团直属后方部队西进）、芋头（行程5华里）再进入古今皆属通道的黄门冲（外寨的山场）、难冲梁、老寨到外寨（行程20华里）宿营（共行70余华里）。12日，二纵队在通道外寨等待军委一纵队的领导到此会合并开会注（17）。

    第七路（中路，中央军委一纵队及其主要领导）：从龙坪到洪州（简称“龙洪线”）走山路共有160华里。

    途经：龙坪、平等、平溪、流源、坪地、鹞岩、两江口、地连、九岭脚、九龙桥、陈团、新寨、瑶朗、甲田、金殿、外寨、三省雄关衙门、牙屯堡、黄柏、大高坪、龙寨塘、龙林、黄寨、流团、草坪、洪州。

    具体情况及依据：12月11日自广西龙胜的龙坪、平等出发经时属绥宁现属通道的平溪到流源宿营注（18）。12日大队伍（中央军委一纵队及其主要领导）六时自流源出发（因余守候一分队发电报延时，从此变为两路），经下乡的坪地、鹞岩、两江口（笔者注：现在的两江。有人误认为是双江口的双江即现在的通道县城。下述同此注）再经时属绥宁芙蓉的地连、九岭脚、九龙桥、陈团、瑶朗、甲田、金殿到古今皆属通道的外寨侗寨与军委二纵队会合，军委二纵队在外寨与军委一纵队的主要领导会合后，在吴文用正举办结婚喜酒的老屋里召开中革军委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或“通道转兵会议”，会后于19时30分，以军委的名义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了13日转兵西进贵州“万万火急”的进军电令。总部领导当晚在吴文用老屋的楼上宿营。13日军委一、二纵队由外寨村民吴志学、吴仓金带路，自通道外寨转兵西进，经三省雄关衙门（处于外寨管辖地内）、时属贵州现属通道的牙屯堡和黄柏再经古今皆属通道的大高坪、龙寨塘、龙林到播阳黄寨。14日军委一、二纵队经古今皆属通道的流团进入贵州的草坪、洪州司老地塘。15日军委一、二纵队在洪州司、小寨地域休息注（19）。

    第八路{右中路，中央军委一纵队三局之一部（即伍云甫1934年12月12日日记所写的“余守候一分队”）}：从流源到贵州洪州（简称“流洪线”）。
途经：时属绥宁现属通道下乡的流源、坪地、鹞岩、两江口；时属绥宁芙蓉现属通道的地连、九岭脚、现芙蓉村陈团和新寨、芦（炉）溪；古今皆属通道的木溪、陈团、播阳、黄垢；贵州的洪州。

    具体情况及依据：1934年12月12日，大队伍（上述第六路）六时己从流源出发。余守候一分队发“5363”、“5413”、“5458”等台电报（笔者注：因发报延时，于是该部到中午12时左右才由流源出发），下午到芙容宿营。13日自芙蓉出发（笔者注：该部由芙蓉与中路军委一纵队大队伍所行进的线路岔道为右中路），经芦（炉）溪到播阳所。14日自播阳所出发，经黄垢到洪州司宿营注（20）。

    第九路（左翼，一军团一师三团）：从平茶所到黎平（简称“平黎线”）走山路共有155华里。

    途经：潘家湾、大坝场、桥寨、通坪、地马、头所、牙屯堡、黄柏、大高坪、龙寨塘、龙林、黄寨、流团、草坪、洪州、中朝、黎平。

    具体情况及依据：12月13日，自平茶所出发经潘家湾、大坝场进入古今属通道的桥寨。“在渠水河畔牙屯堡的一个祠堂里（笔者注：该部从牙屯堡到黎平为左中路前卫），我们又见到了周副主席，他今天显得特别高兴，……亲自交待抢占黎平城的光荣任。周副主席高兴地告诉我们，插向滇东的行动计划，是毛主席在通道会议上提出的……”。14日经贵州的洪州、中朝、向黎平进军注（21）。

    第十路（左翼，三军团）：从白岩到中朝（简称“白中线”）。

    途经：时属绥宁现属通道的甘溪、陇城、长安堡；时属三江现属通道的坪坦、横岭、黄土、牙大、长冲；古今皆属通道的寨脚、难冲、龙寨、老寨、外寨、团头、独坡排楼、地了、大高坪、龙寨塘、龙林、播阳上湘、黄寨、黄垢、流团；时属贵州黎平现属湖南通道的头所、牙屯堡、黄柏；贵州黎平草坪、江口屯、中朝、平铺、地青。

    具体情况及依据：三军团作为左翼分两路（左①路、左②路）进出通道境。左①路是先头师，12月10日，进到时属绥宁现属通道县的甘溪、陇城、长安堡（占领）。11日，先遣部队经甘溪、陇城进入时属广西三江现属通道的坪坦、横岭、黄土、牙大，翻替留山进入古今皆属通道的寨脚分别到团头和时属贵州洪洲飞地现属通道的头所。12日，先头师由甘溪、陇城、长安堡出发经坪坦、横岭、黄土、牙大、寨脚分别进到团头、头所。13日，先头师由团头、头所出发经独坡乡的排楼进到播阳的上湘和黄垢，侦察部队前至贵州之江口屯；左②路是主力，“12月10日，进至白岩、平寨、石村地域。”“11日进至长安堡、陇城。”12日进至辰口、黄土。13日主力变成后卫。在辰口的主力部队沿中央军委二纵队行军线路，经马家坝、红香、芋头跟进到外寨、牙屯堡。在黄土的主力部队一部经长冲翻梁白山进入通道的难冲侗寨、老寨、龙寨、外寨。另一部经牙大侗寨翻替留坡进入通道的寨脚侗寨、难冲口、老寨、外寨，三军团之三部主力都到牙屯堡会合。14日，主力按照前卫一军团一师三团、军委直属队后方部队、中央军委一纵队（之一部）及其主要领导、二纵队的行军线路跟进，自外寨、牙屯堡出发经黄柏、大高坪、龙寨塘、龙林到播阳。15日主力进到贵州的中朝、平铺、地青注（22）。

    第十一路（后卫，五 、八军团）：从昌贝到中朝（简称“昌中线”）。

    途经：麻隆塘（马龙）、辰口、元现、土溪、播阳、流团、洪洲、中朝。

    具体情况及依据：1934年12月10日，至昌贝及其附近地城。12月11日进到辰口和麻隆塘（马龙）注（23）。12月12日，有两部先在当日出发，其中一部是五军团第十三师三十七团政委、国家政治保卫团政委的张南生部，自辰口出发经双江、罗武、高兰山、黄江、甲田、到金殿。12月13日，本来是经过牙屯堡的，因接到军委电令，因此，另找路线芦（炉）溪进入通道的木溪到播阳的陈团。12月14日，西入贵州注（24）；另一部是担负全军后卫任务五军团（时任中央代表的陈云部），12月12日，自辰口出发经双江、芋头翻太平山芋头界（笔者注：陈云经过太平山芋头界后，才有1935年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一文中以“廉臣”为笔名写到：“赤军由广南寨西北进，即为两河口（双江）与牛皮山（太平山），地处桂湘交界，由此下山西通湘之通道、北通绥宁、南通三江”的记录，这是前辈特给后人留下的地理地标。）由此下山西通湘之通道（是指陈云部由太平山上下山进入通道县境的黄门冲到与外寨相邻的难冲、老寨、龙寨附近宿营。这与芋头杨再能12月11日给军委二纵队带路到黄门冲（外寨），第二天再次给红军带路到黄门冲（外寨）相吻合。）12月13日，随中央军委一、二纵队后上十二盘山，然后，岔开经地了村一组、茶寨（新寨）、八毫到元现、土溪宿营；12月13日，在麻隆塘（马龙）的五、八军团后部，根据五军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当天的日记：“五军团十三师这天由麻阳塘(麻隆塘，即马龙）出来。第二天拂晓时分抵达金点（金殿）。全天仍是行军作战，掩护红军主力前进。陈伯钧在日记中说：至二十时许，我主力已通过双江口，继进至罗屋(罗武）附近，即闻双江口附近之枪声，是晚敌人硬一直尾追我至离双江口仅五里的马家坝。”本来是西进牙屯堡的，因接到12月12日19时半军委电令：“五、八军团应赶进至土溪，元线（元现）地域，并应由双江口不经牙屯堡另找路线西进。”（12月13日西进布置）于是，该部经时属绥宁的双江、罗武、时属绥宁芙蓉的金殿进入通道的元现、土溪与陈云部会合并宿营。12月14日，五、八军团进至深渡地域。12月15日，改经播阳所、流团坳以急行军赶到洪州所宿营，然后沿一、三军团道路前进。12月16日，进至中朝地域，实行合编与改编注（25）。

    9、红军在通道老县城县溪召开的是1934年12月11日的群众大会。

    政协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通道文史资料第一辑》，1991年2月编印，第52-53页中写到：“三是召开群众大会和表演文艺节目。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在当时县城的县溪召开了有500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军委一、二纵队到过县溪！民间也不存在这种说法。通道转兵纪念馆和恭城书院里面的所有展板，都没有具体体现当年中央军委及红章纵队、红星纵队到过县溪的文字。

    （二）通道会议会址在芙蓉木林庵之说错误明显。理由和依据是：

    1、陈云同志于1935年2月或3月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记载：“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提纲中提到“通道的各种争论”无疑是指在当时的通道境内召开通道会议并由通道转兵的，而非绥宁（红军经过芙蓉时，芙蓉尚属绥宁县管辖，到1951年之后才划入通道县）。

    关于当时芙蓉属地管辖情况。据《通道县志》（1999年10月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第56～66页）载和当地老人们口述得知：当时的芙蓉不是指某个村寨而是包括一大片大地名的总称，红军到来时，那一大片大地名叫芙蓉苗里(旧称鞭蓉峒)辖里痈、銮塘、马头、地连、金殿、瑶朗、塘冲、禾黍、坪团、江口、蛇口、曹家冲、大团、菁芜洲。1951年11月，绥宁县第八区的蓉江乡(包括双江、菁芜州）、石岩乡(包括临口、木脚、下乡）、半里乡（包括马龙、陇城、坪阳、甘溪）划归通道县管辖。1952年2月，全县设为6区，从蓉江乡的第十保瑶朗、泸（炉）溪、天坪团，第十一保金殿、甲田划归第三区(牙屯堡区）管辖；蓉江乡一、二、三、八（陈团、新团、蒋家堡、坪溪、九龙桥。1954年10月1日，该保改建为芙蓉乡。1956年10月，撤区并乡，撤销芙蓉乡并入菁芜州乡。1958年10月，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形式，于是菁芜州乡并入双江公社，1961年从双江公社析出，建立菁芜州公社，1984年改社建乡，1995年菁芜州乡芙蓉村辖陈团、新寨、棉花团、江头、相冲、黄瓜坳）、九、十二等保与半里乡的二保及一、三保的部分划为第五区，1953年2月，土改结束后，完成民主建政，全县设为6区82乡，1镇。从以上资料可知：1934年，红军经过芙蓉时，芙蓉尚属绥宁县管辖，不属于通道县。

    2、时任军委一纵队三局政委伍云甫1934年的日记载：“十二月十二日睛，大队伍六时出发。余守候一分队发‘5393’、‘5413’、‘5458’等台电报，下午到达芙蓉宿营”。有人误认为，军委一纵队全部在芙蓉宿营，其实不然。为什么？从日记中得知其代表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已很清楚的说明大队伍六时自流源出发。第二层意思才是余守候一分队发‘5393’、‘5413’、‘5458’等台电报的队伍。该前后两部分队伍不是同一时间出发，他们之间的时间差约有6个小时，6个钟头的时间可想而知定能再前行几十里路。经考证知：（1）中路军委一纵队的大队伍六时自流源出发，经时属绥宁现属通道县的下乡坪地、鹞岩、两江（两江口不是双江口），再经地连（时属绥宁的芙蓉苗里行政辖区）、九龙桥、瑶朗、金殿到古今皆属通道的外寨侗寨与中央二纵队会合，并在此宿营。这与外寨村民杨征再等老人的回忆“在吴文用办喜酒的第二天，从芙蓉、金殿方向又有一路红军进驻外寨”相吻合。（2）余守候一分队发“5393”、“5413”、“5458”等台电报，自流源出发（笔者注：该部原计划于12月12日早上六时随大队伍出发，但因发报延时，所以于中午十二时左右出发），因为“大队伍”与“余守候一分队”出发的时间差约有6个小时，使该部未能随大队伍到达外寨宿营，所以只能到芙蓉宿营。十五师师长彭绍辉12月12日的日记可以证实：“部队上午七时准备出发，因‘红星纵队’未过完（是指上述余守候一分队在流源发报），我师也未动……我师等到下午一时才出发，由两江口（现在为两江但不是双江）渡浮桥，经底艮（应为地连）、取笑州（应为菁芜洲），‘红星纵队’在此宿营（此处所述‘红星纵队’为上述‘余守候一分队’）。……”军委一纵队的这一部（军委一纵队三局之一部，即上述余守候一分队）12月13日由芙蓉片平溪村民石昌葵带路到芦（炉）溪。再由芦（炉）溪村民李永福（书名李时亮）带路到木溪吃中餐，然后由李永福和木溪村民李奉国一起带路到播阳。

    3、从中央军委二纵队（1934年12月12日及前后，毛主席、王稼祥、张闻天在该队）行军线路（本文第11-12页所述）可知，毛主席、王稼祥、张闻天没有到过时属绥宁现属通道的芙蓉，自然不可能在芙蓉开通道转兵会议。

    4、2016年10月6日出版的《湘潮》（增刊）第128页-133页，湘潭大学历史系教授宋银桂著《通道会议研究综述》写有：“郭德宏《通道会议会址考证》一文中则对芙蓉或芙蓉里说做了否定性结论。”二人都否定了会址在芙蓉或芙蓉里说。

    （三）通道会议会址在通道外寨之说证据最足，自然也就可以排除其它会址说。

    1、从亲历老人的叙述可知红军在通道外寨和牙屯堡（时属贵州）的若干情况。

    （1）外寨杨再隆、吴昌正等老人的回忆：“在1934年12月11日（农历11月初5），是外寨村民吴文用结婚办酒的喜庆日子，酒宴在他的老屋里办，下午五点左右，来帮忙的亲威朋友和来贺喜的客人刚准备上桌吃饭，有长长的一队人马从老寨方向出来，人们发现这一情况纷纷向山里逃（那年代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再加村民们经常被土匪抢劫，所以一见那么多人马就都逃往山上躲藏），但红军的尖兵动作更是矫健，除了大部分已经上山的村民没有被拦下外，其它村民在红军的耐心说服下回到村里。当晚村里村外到处都住着红军，有的山上也住着红军。吴文用的老屋就在右边鼓楼（凉亭）的后面，也就是外寨寨门的右边。因为这一天是办酒的喜庆日子，门上贴了婚喜的对联。来帮忙的亲戚朋友和来贺喜的客人基本全跑光，屋里只剩下吴昌正、吴昌家、吴昌裕、杨再思、吴文用等人还来不急逃，突然进来几个持枪的陌生人，把当时在屋里的这些人吓得大气不敢出。后来见他们不像抢劫的样子，就邀他们一同上桌喝酒吃饭，但不管人们怎样邀请，他们都不肯入席，在屋里站了一会，向屋里的人们打招呼后便出去了。后来他们回来时，当中多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军人，一进屋便双手捧着个红包，走到桌前，把它放在桌上并说一些道喜的话。当时在场的人们看到红军那么亲近、热情，就不再惊恐，都起来让座，把红军当客人，硬是把他们拉到餐桌边就坐，但是只有一位红军喝了点酒吃了点菜就起身向屋里的人打招呼便出去了，过了一会有很多的红军，非常有顺序地走进屋来到餐桌边就坐，等一人下令后才吃饭。

    （2）目睹红军进驻通道外寨的杨征再（女，1919年土生土长在外寨）等老人常说：“1934年农历十一月初五（阳历12月11日）吴文用办喜酒，我在吴文用家帮忙操办喜事，见到有两路红军的人进驻外寨，一路在当天下午是从老寨方向沿河下进驻通道外寨的，另一路是在吴文用办喜酒的第二天（阳历12月12日），从芙蓉、金殿方向来，走下外寨村的梁爱山进驻通道外寨的，当时见有不少骑马的男兵，还有一些女兵，那时的早上很冷，我还看见有的女红军把被子中间剪个洞从头上套在身上，很可怜，但他们从不白要老百姓的东西！”。

    （3）2002年3月15日，笔者和吴总全、杨正光三人采访梁新芝老人（女，苗族，1915年生，原大高坪乡龙林村人，嫁到牙屯堡村三队，受访时87岁）。梁老说：“1934年农历十一月初五（阳历12月11日）红军是从老寨方向分别进驻牙屯堡村和外寨村的，两个村的寨子里和附近的山坡上到处都住有红军，红军到来的当天，正遇外寨村的吴文用结婚办喜酒。第二天（阳历12月12日），住在我们牙屯堡村这边的部分红军，沿河下经王朝过桥上十二盘山；住在外寨侗家那边的红军没走；而且还有红军从芙蓉、金殿方向过来进侗家外寨村。第三天（阳历12月13日），又有红军从头所方向进到牙屯堡村，之后住侗家外寨的红军经牙屯堡上十二盘山去播阳，这件事附近几个寨子健在的老人都知道。”

    （4）“1934年12月11日下午，中央红军中革军委第二野战纵队的一支部队来到了芋头侗寨……‘红军的一位排长和气地告诉我父亲（杨再能），红军是穷苦老百姓的部队，能不能请他指条去贵州（注：大地名牙屯堡，1934年为贵州飞地）的路。父亲一口答应了下来。’杨正益说。

    从芋头侗寨去贵州（注：大地名牙屯堡，1934年为贵州飞地），要翻过寨子西边海拔1000多米的太平山，山高路险，荆棘丛生，行走十分艰难。路上，杨再能见挑担的红军战士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便主动要了一副最重的担子挑上，同战士们一道艰难爬坡过坎。

    茅草划破了手，乱石磨烂了脚，杨再能一声不吭地领头带路，直把红军部队送到了十多公里外的黄门冲（通道外寨地域，绥宁芋头到通道外寨约十公里，芋头到黄门冲十多公里说不符合实际。事实是杨再能带路到通道外寨村内。但是，杨正益却说：“送到十多公里外的黄门冲。”其中定有隐情）……

    第二天早饭过后，又有一支红军部队进到寨子里……得知部队需要人带路，杨再能二话不说，带上马灯，又选了一副重担挑上，一头是锅碗瓢盆，一头是子弹。尽管山路艰难，杨再能还是按时把红军带到了黄门冲（通道外寨地域）。”

    ——节选自《侗族汉子两送红军的故事》，《湖南日报》2019年7月24日刊发，责任编辑：杨学静，记者：李国斌、刘文韬、童迪，见习记者：李夏涛

    （5）中央红军长征向导牙屯堡外寨吴仓金、吴志学老人给红军当挑夫作向导带路，13日红军从外寨寨门出发，经三省雄关衙门、过牙屯堡河上十二盘山至播阳黄寨、流团进贵州黎平。他俩同黄柏村（时属贵州黎平管辖，又称飞地。黄柏村周围都是通道侗族村寨，黄柏村于1951年划归通道）潘应清的父亲潘任寿还一起见证了李德在十二盘山上摔马的事情经过。当地老人说，部队因此停顿下来，外寨对门田里到处都停有红军，队伍停了几公里长。从此，民众将摔马的地方称为“红军长征摔马坡”。后来从《遵义会议内幕记实》记载：“在进入贵州的山道上，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摔马。”得知，李德在十二盘山上摔马，此处，距通道外寨约1公里，距县溪恭城书院有20来公里。

    还有很多亲历老人的叙述，因本文篇幅有限不一一列举。

    2、周恩来总理与邓颖超同志的回忆为查清通道会议会址在外寨增添了依据。

    “（通道）会议是在城外附近农村某处一家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2005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美国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第117页中“根据周恩来夫人的回忆”（作者的注释⑩）；中共通道侗族自治县县委党史办编《红军长征过通道》1986年10月第81页亦载录。

    “后来，周恩来总理曾回忆，（通道）会议是在郊外的一座农舍召开的，当时那里正举行一场结婚喜宴。”——英国作家菲力普·肖特所著《毛泽东传》引子（节录）。

    3、康克清同志的叙述又为查清通道会议会址在外寨增添了依据。

    中央红军长征亲身经历者朱德总司令夫人康克清同志（时任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政治指导员，编在军委第一纵队）回忆：“出了老山界，来到湖南境内，不久走到通道县的一个村子里。这里正好在湖南、广西和贵州交界的地方。早晨，公鸡啼叫，三个省的人都能听到。中革军委在这里临时开会，研究下一步红军行动计划。这是个十分重要的会议。在群众的强烈呼声、老总和周恩来的推动下，会议破例请毛泽东参加。他在会上分折形势作出判断，提出改变红军原定北上湘西北同二、六军司令部会师的打算，避开敌人给红军设下的口袋阵，向西进入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争取红军有个喘息和整顿的时机，尔后再定行止。他的意见得到与会同志一致赞成，博古和李德也没有反对。从此，红军危急的处境有了转机。这次会议，为以后的遵义会议打下了第一块基石。”
    ——中国妇女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的《康克清回忆录》第76页载录。

    通道境内，只有外寨的地理位置符合康克清回忆的开会地。

    4、肖月华同志的叙述也为查清通道会议会址在外寨增添了依据。

    时任通道县文化馆馆长杨秀全《红军长征路过牙屯堡采访记》节录：“1973年8月我和怀化地委文化馆几位同志到广东省波萝县、波萝山老干休养所采访，主要是采访湖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肖月华同志。红军长征时也是紧跟毛主席走，我们问她，红军长征时你们是不是路过通道县？她说：‘路过，我们红军政治部走在大队伍的中间，左边、右边都有大队人马通过，1934年12月11日从广西龙平翻座大山进入湖南通道县，在一个村子吃过一顿喜酒，可能是个富贵人家在办大喜事——结婚……有位战士向首长（指毛委员）报告，村内有一户人家大办酒席，我们战士是否可以吃，毛委员说，全部酒席不能动，是不是白军在搞什么名堂，防他们在放毒，等陈昌奉同志来后要他尝一尝，没事才可以吃。那晚我们红军战士吃的饱饱的，可以说长征路上大会餐，红军战士经过长时间的行军，桶袋里的粮食也已经用尽，这时战士们把粮袋装得满满的，第三天（12月13日）大队人马继续行军，向西贵州省方向前进。’”由此也可知，通道会议是在办婚宴的农家房屋召开的，印证通道外寨吴文用结婚办喜酒的事实。且无论是绥宁还是通道所有侗、汉、苗、瑶等民族的风俗，从古至今都不在“庵堂”或书院里办结婚酒席。

    5、范金标同志的叙述更为查清通道会议会址在外寨增添了依据。

    中央红军长征亲身经历者范金标同志（时任周恩来警卫员）回忆：“大概是进入贵州之前，毛主席、周总理、博古、张闻天等在一起开过一次会，是晚上在总部住的一家老财的堂屋里开的，点着马灯。”(《湘潮》“红军长征与湖南”学术研讨会文集2016年10月增刊第130页，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管主办，长沙市雅高彩印有限公司出版；《访问范金标同志谈话记录》1972年5月15日。）

    6、肖锋《长征日记》再为查清通道会议会址在外寨增添了依据。

    “12月13日，阴雨，上午八时出发，经潘家湾、大坝场到桥寨（笔者注：桥寨古今皆属通道）宿营，行程八十里。这里地形复杂，河水有毒，脚边走边肿。可是，部队缺少药品，无法医治，这对红军的战斗力是个严重威胁。

    在渠水河畔牙屯堡的一个祠堂里，我们又见到了周副主席，他今天显得特别高兴，连水也没有喝一口，就召集我团几个领导开会，亲自交待抢占黎平城的光荣任务。周副主席高兴地告诉我们，插向滇东的行动计划，是毛主席在通道会议上提出的……”

    上述表明肖锋同志和周副主席所走的行军路线不是共一条，肖锋同志走左路经潘家湾、大坝场、桥寨于12月13日到牙屯堡。而周副主席所走的是中路，由流源经芙蓉于12月12日进驻通道外寨村。当日，就在通道外寨吴文用正举办结婚喜酒的老屋里召开通道会议，13日就来到相邻的牙屯堡村亲自交待一军团一师三团抢占黎平城的任务。

    7、朱德11日18时的电令也为查清通道会议会址在外寨增添了依据。

    《红军长征过通道》第35页的《朱德令一、九军团集结通道（1934年12月11日18时半）》电令中载：“林、聂：湘敌情况无新得。桂敌廖部昨（10日）占独境以南山地，与我六师对峙中。三军团主力今日由陇、麻（马）、包、田向西移动并准备侧击北进之敌。明十二日三军团主力进至长安堡、黄土塘、辰口地域，其先头师进至团头，头所地域。军委一、二纵队及五、八军团则由流源、辰口、麻隆塘（今马龙）之线继续西移……”通过文章前面所列的伍云甫、彭绍辉、肖锋日记及侗族汉子两送红军等可知，军委一、二纵队西移至通道外寨。

    8、牙屯堡（时属贵州）和通道外寨的行政管辖变迁和所处地理位置也为查清通道会议会址在外寨增添了依据。

    牙屯堡毗邻外寨，二者系一个自然村大团寨，两寨为上下坎关系，仅隔一条路，上坎为外寨（自然团寨东南大部分，古今皆属湖南通道）；下坎为牙屯堡（自然团寨西北小部分，1934年属贵州洪州，1951年后属通道）。从大区域说，西边为贵州省黎平县，东南边为广西省三江县，是名副其实的湘、桂、黔三省交界处。

    外寨村口，有一同治十二年润六月立的高1.4米、围径（周长）1.2米的四方石碑，石碑上刻有醒目的《通道县正堂曾太爷审案》等字。吴文用家有前后两栋独立房子，离石碑约20米。

    外寨距县溪直线距离十多公里，沿河下约四五十华里。

    图为外寨与牙屯堡自然团寨卫星地图。综合上述可知：通道会议会址不在牙屯堡而在通道外寨。因外寨门口的四方石碑上刻有醒目的“通道县”等字，才会有陈云同志于1935年2月或3月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记载：“通道的各种争论”，之后，才会有“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说。（按照党史惯例和史学工作者的习惯做法，确认会议的地点是因其开会的地址而得名。当时，中央红军一、二纵队进入通道县境内，唯独发现外寨的寨门口石碑上刻有“通道县”的标志，中央领导在此召开紧急会议，所以，通道会议会址就是通道外寨。）

    9、石仲泉（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文章为证实通道会议会址在外寨增添了依据。

    石仲泉（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在2003年《百年潮》第8期《通道会议：历史转折系列会议的序幕——红军长征之三》一文中说：“通道的同志很关心对通道会议会址的说法。从通道考察刚回到北京，就收到对会址的另一说法的考证材料。作者是吴河鲆同志，材料上盖有通道侗族自治县牙屯堡镇外寨村委员会的公章。吴河鲆同志根据伍修权的回忆录，首先否定了在县溪恭城书院召开说；又据属地的行政管辖变迁情况指出：在1934年，芙蓉寨属绥宁县，不归通道。若在芙蓉召开，就应称绥宁会议，但从无此说。因此也否定了姚奉彪的芙蓉寨木林庵会址说。吴河鲆根据邓颖超回忆的‘通道转兵是在农村某一家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等回忆，再根据当地老人杨再隆生前讲的情况，说在1934年12月11日（农历十一月初五）这一天，外寨村的村民吴文用确实有结婚办喜酒之事，认为印证了邓颖超等的回忆，因而提出通道会议是在牙屯堡外寨村召开的。吴河鲆这个材料，实际上也是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说法具体化了。这一说值得认真研究。”

    10、陆定一《长征大事记》为查清通道会议会址在外寨增添了依据。

    《红军长征过通道》第55页，陆定一《红军长征大事记》中载：“军委二纵队到芙蓉附近。”有人认为是在金殿，其实不然，因为，当时的金殿尚属绥宁芙蓉里（以上第（二）点的第1小点中“关于当时芙蓉属地管辖情况”可证实）。当时，属芙蓉附近的有：东为绥宁的双江，西北为通道的瓜坪，西为通道的田家、土溪，西南为通道的外寨和时属贵州的牙屯堡，北为绥宁的寨头堡。那么应是哪里？笔者考证认为就是通道外寨。从上述芋头村民杨再能给军委二纵队带路到黄门冲的回忆得到证实。

    11、以下资料证明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人在牙屯堡和外寨地域出现，从侧面证实通道会议会址在外寨。

    （1）《红军长征过通道》第259页中国工农红军过通道大事记中载：“1934年12月13日，朱总司令在牙屯堡茶林山上（就在通道外寨对门约200米）向中央警卫团的干部和战士作了民族政策的报告。”

    （2）肖锋《长征日记》：“在渠水河畔牙屯堡的一个祠堂里，我们又见到了周副主席。”

    （3）吴仓金、吴志学、潘任寿等一起见证了红军在进入贵州的山道上（十二盘山上），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摔马。李德摔马的地方，距通道外寨约1公里。

    （4）从军委12月13日的部署看：“五、八军团应赶进至土溪、元心园（元现）地域，并应由双江不经牙屯堡另找路线西进”。以上部署提到：“应由双江不经牙屯堡另找路线西进”。这一句就是证实了军委纵队的首脑机关和主要领导人12月11日至13日在牙屯堡外寨的事实。理由：右边有一军团的主力、及其军团部、二师、十五师和九军团护卫；左边有三军团及其先遣部队、先头师到团头、头所护卫；前面有第一军一师护卫；后面有陈云部（五军团一部）、三军团护卫。表明军委一纵队之一部及其主要领导和军委二纵队在牙屯堡外寨的安全性，因此，部署作后卫的五、八军团不要再经牙屯堡了，应另找路线西进。这又印证了1938年黎明书店出版的斯诺著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书的记述：“当到达贵州边界时，红军不再是经常不断的被敌人攻击的对象”。

    （5）中共怀化地委党史办编《红军长征在怀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86页吴洁清同志回忆：“长征时，我是毛主席的警卫班战士，过了湘江以后，走了一段，在一个什么地方住下了，一天晚上，在一个寨子，又不象庙的屋子里，主席、总理、总司令、刘总参谋长、还有几个人我不认识，在一起开会，提了一个马灯看地图，我正在屋子前面守卫……。”

    《黎平会议》一书第175页中载有罗明同志回忆：“长征进入湖南通道的第二天（12月12日），在一个小镇子里的一座象学校又象教堂的屋子里。见到了毛主席，还亲聆毛主席和张闻天同志的谈话情景。在谈话中，毛主席用镇定坚决的语气说：‘现在绝不能到湘西去了，一定要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否则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罗明同志分析说：“毛主席和张闻天这次谈话，还不是开会，但可以说是会前的准备，离开会的时间不会很长。”根据罗明回忆，这个小镇有一条“丁”字街，前临河流，并听说从这里沿河下，再走几十里就到了通道县城了。这天晚上毛主席还到司令部去看电报。陈昌奉同志回忆毛主席住宿的这个小镇子的特点与罗明同志的回忆大体相似。

    当地老人的叙述、外寨的特征与吴洁清、罗明和陈昌奉的回忆相符。

    （6）原牙屯堡公社党委书记吴安元同志等写有：“1966年，毛主席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各地的红卫兵都积极响应纷纷组织，串联重走长征路的活动。……红卫兵每天都有两、叁佰人串联均由老山界、梨子界、芋头界到牙屯堡、外寨然后再上十二盘山，去播阳进贵州的……红卫兵是沿着毛主席所走过的长征路重走长征的”。

    （7）由江泽民主席题词的中国革命史话第六卷《铁流万里》一书第154页“李德拂袖通道县，主席论事黎平城”中写到：“12月12日，红军在通道逗留一天，中央军委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史称‘通道会议。’会议地点在城外一户农民的厢房里，当时这家人正在办喜事，红军首长给他们送了一份不薄的贺礼，因此受到了主人的殷情款待，会议伙食还是挺不错的。”

    （8）由王树增著《长征》，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7月北京第2版上册，第255、256、258页载：“如果一些历史回忆者所讲述的往事是准确的话，那么，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那位家住湖南、广西与贵州交界处的通道县城旁正忙着娶亲的农家青年，应该是一个与中国革命历史有关的人物……参加讨论的人挤在县城边一户人家的偏房里，因这户人家的正房里已经张灯结彩——一位农家青年这一天正迎娶他的新娘。显然，后一个充满了世俗欢乐的地点，更能显出世事沧桑以及时光流逝——无论是新婚青年的幸福，还是共产党人的焦灼，中国工农红军的未来命运正是自这一刻起陡然开始了微妙的变化……在偏僻的通道县进行的这次紧急讨论，的确称得上是中国革命命运发生转折的开端，尽管当时所有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包括隔壁那个沉浸在幸福中的新郎——不了解红军的农家青年无法想到，对于历史来讲，在他家洞房旁边那个屋子里发生的事远比他的新娘是否美丽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