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共六安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和旅游局牵头创排的大别山红色题材民歌剧暨艺术党课《大别山之恋》在安徽金寨干部学院光慈讲堂上映。该剧以大别山民歌为主要音乐元素，以金寨105岁老人为她的红军哥哥守候一生的故事和金刚台妇女排 “八姐妹”为原型，多角度塑造金刚台妇女排排长桂花的形象。通过桂花——送郎出征、 三年苦斗、痛失爱子、百年守候等一系列舞台行动，充分展示“坚贞忠诚、牺牲奉献、一心为民、永跟党走”的大别山精神。剧中融入了在金寨地区发生的革命先驱詹谷堂播撒革命火种、立夏节起义、红军北上抗日、妇女排三年坚守大别山、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革命史实，讲述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故事。 

    金寨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是鄂豫皖革命武装起义的主要策源地和爆发地，也是鄂豫皖工农红军的主要诞生地，从这里曾先后走出12支主力红军队伍。金刚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被毛主席誉为“红旗不倒”。金刚台又名石额山，坐落在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汤家汇镇、铁冲乡与河南商城县金刚台乡，主峰海拔1584米，西北蜿蜒至河南商城县，东北延展至金寨县铁冲乡，像一扇巨大的金刚石门，耸立在豫皖分界线上。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金刚台便是红军妇女排的主要活动场所和重要战斗地。《大别山之恋》剧中女主人公的一生，见证了大别山各个革命斗争时期的光辉历程，红旗不倒，金刚台永在。这不仅仅是历史的评价，同时也升华成为大别山人民心中的精神图腾。桂花失去了丈夫和孩子，是大别山人民牺牲奉献的集中体现；桂花对爱情的守候，是不忘初心的表述；桂花的百年守候，是共产党人对信仰的坚守。全剧以革命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为主要音乐元素，结合大别山民歌经典唱段《慢赶牛》《啰呵调》等音乐特色，体现大别山地区独特的艺术风格。说起大别山的红色爱情，不免要追忆几对让金寨人民自豪的革命伴侣。

    在革命战争年代，金寨有10万儿女为国捐躯，走出了洪学智等59位开国将军，被誉为“红军摇篮、将军故乡”。金寨籍红军中走出了600多位高级将领，是全国第二大将军县，是全国高级将领最多的县之一。其中，金寨籍红军中担任省军级以上职务的领导干部有200多位。另有地师级干部（含享受师级干部待遇）400多位。今天要说的主人翁之一就是金寨众多红军儿女之一的女红军林月琴，林月琴同志1914年1月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户小商人家，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总政治部干部部原顾问(按原副兵团职待遇)。林月琴同志1955年9月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在1955年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被授予全军唯一的女大校。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3年她以89岁高龄去世。林月琴同志在小学读书时，受父亲和校长詹谷堂(中共党员)的影响，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启蒙教育，思想进步，同情革命，向往着自己也能成为一个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者。1929年5月，参加了立夏节起义游行，显示了不凡的组织才能，被推举为县苏维埃儿童团指导员，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满腔热忱地投身于革命活动。同年10月，任鄂豫皖边区特委儿童局局长，组织儿童团员站岗放哨，维护治安，为根据地政权的巩固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川陕边区转移，"劳改队"解散，人员遣送回家。林月琴同志坚决跟着红军走，组织了一些命运相同的姐妹跟在红军队伍后面，帮助部队烧水、做饭、洗衣、护理伤员。进入四川后她们被编为红四方面军的一个分队，由林月琴同志负责。她的丈夫就是罗荣桓，共和国开国元帅，1902年11月26日生于湖南省衡山县，为了共和国的建立，他出生入死，功勋卓著，其与夫人林月琴的爱情故事也颇具传奇色彩，被人传诵。在此之前，林月琴的第一任丈夫吴先恩，在彼此参加红军中认识并结婚，长征中这对新人相互勉励鼓舞，经历三过草地、两爬雪山的艰险历程终于胜利来到陕北，但这时丈夫吴先恩却要告别妻子，加入西路军踏上西征的路途。命途多舛的西路军最终全军覆灭，吴先恩也不见踪影，被误传已经牺牲，以为丈夫牺牲的林月琴伤心不已，看到她一个人独来独往，一些热心人有意给她介绍侣伴，这样罗荣桓走进她的生活中，1937年5月，两人结为革命伉俪。抗战爆发后，罗荣桓领兵奔赴抗日战场，这时林月琴的前夫吴先恩经过磨难奇迹般地回来了。经过毛主席等人的调解，吴先恩向林月琴表达自己的祝福，经过短时间休养后，也来到抗日战场的前线。兵戈铁马十余载，建国后的1955年，吴先恩同志同样因为功勋卓著被授予中将军衔。罗荣桓、林月琴、吴先恩这些革命前辈对待事业的忠诚和奉献、对待爱情的高风亮节，他们许多宝贵的精神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后人学习。

    还有一对颇有些传奇色彩的红色特工伴侣王文、王凤岐夫妇。这要从他们1942年的第一次见面说起，那时他们还叫吴启满和刘桂芬。吴启满是安徽金寨人，当时只有25岁，虽然岁数不大，却是有10年军龄的“老红军”了，还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这个叫刘桂芬的姑娘知道以后，敬仰之情油然而生。王文是安徽省金寨县人，1917年3月出生在桃岭胡店村一个贫苦农家。1931年4月，14岁的王文和两名青年瞒着父母，步行40多公里，找到了红军队伍，要求参军，被分在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政治处当勤务员。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他作战勇敢，表现突出。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转移到四川通江地区后，他由一名普通士兵逐渐被提升为连长兼指导员，并正式转为共产党员。1935年5月，王文随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三过雪山草地，历尽千难万险，终于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来，王文所在部队在军政委李先念率领下突围到达了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1938年初，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建议并经党中央同意，从红军中选派王文等文化程度相对好一些的20多人到苏联莫斯科学习无线电通讯和情报专业技术，王文由此而成为“留苏学子”。王文在莫斯科经过一年多的勤学苦练，虚心请教，熟练地掌握了无线电通讯和情报专业技术，成为一名合格的“红色特工”。1939年5月，王文学成归来，到达延安，被分配在中央社会部。1940年5月，王文被派到河北华北局社会部工作。1942年秋，王文从北平妙峰山游击区调回河北易县皮庄平西情报站参加华北局社会部的培训，准备接受新的任务。培训主要是为派往敌占区工作做准备。在培训中，经过组织介绍，王文认识了王凤岐。王凤岐于1916年出生在河北省安新县白洋淀边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抗战全面爆发后，她参加了当地的“青妇会”，积极参与志愿抗战的工作。由于能力出众、表现突出，王凤岐不久便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百团大战后，党组织发现王凤岐胆子大、枪法准，于是将她调入区妇联任武装游击队长，随地方武装一起转战河北地区开展游击战斗，1942年，王凤岐被调到易县华北社会部学习。一天，华北社会部副部长钟子云找王文谈话说：“组织上决定派你和王凤岐同志一起到北平建立秘密电台。为了合理掩护，你们俩假扮成夫妻，和一位陈老太太组成一个革命家庭。如果你们俩同意，组织上可以批准你们结婚。如果不同意，为了革命工作也要装成夫妻来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两人第一次见面，领导就安排他们今后一起到北平从事电台情报工作。执行任务没问题，但是接下来领导说的话，让两人都大吃一惊。两人的儿子吴亚光回忆，当时领导对他的父母说，既然见面了就认识了，就结为夫妻吧！看到两人有些尴尬，领导松了口，说即便不是结为正式夫妻，也得做假夫妻，他们才放下心来。为了方便隐蔽战线的工作，他们正式改名为王文、王凤岐，吴启满和刘桂芬这两个名字，就此深埋在他们心底。党组织还给他们安排了一位老太太，假装他们的母亲，一家三口一起执行任务，他们还留下了这么一张珍贵的合影。这个临时组建的家庭，来到北平，住进了党组织安排的四合院，家具一应俱全，看上去很符合王文的身份——书店高级职员，但实际上生活上捉襟见肘，有时饭都吃不上。没过多久，因为斗争形势紧张，假扮夫妻容易暴露，上级提出让他们结为真正的夫妻。当时，两人为了革命工作，坚决听从党的安排，领导拿出两个小盘，抓点花生枣子，两人就算是结婚了。夫妻俩共同生活战斗了一年多，王文接到任务南下上海，继续做隐蔽战线的情报工作。之后，王文离开上海，再次回到北平，和妻子王凤岐开始了又一次的情报工作。1949年1月30日，就在大家欢庆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即将举行入城仪式之际，王文奉命离开北平，随社会部部长许建国赶赴天津，从国民党手中接管警察局。在组织的安排下，王文终与长期分离的王凤岐在天津团聚。新中国成立后，王文历任天津市公安局科长、处长、副局长等职，1992年7月因病逝世。王凤岐历任天津市公安局边防检查股股长、侦察股股长、行政处副科长等职，于2016年辞世。王文和王凤岐夫妇是新中国第一批人民警察，也是革命年代存活下来为数不多的我党秘密工作者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继续为党战斗，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公安工作的发展做出了新贡献。金寨籍领导和专家在采访王文和王凤岐以及他们的儿子吴亚光时，吴亚光说起父母的往事总是滔滔不绝，而且也特别健谈。王文和王凤岐夫妇依然保持多年工作的习惯，平时话很少，很朴素、很严谨。1981年，金寨县委给王文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介绍自己的战斗经历，可是一直没有收到回复，后来他的儿子吴亚光将这封信还有父母的的一些遗物捐给了金寨县委，而这封信就是王文写于1981年3月24号的回信，字迹工整，内容详实，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寄出，如今成了珍贵的革命文物。革命年代，特别是因为特殊工作的特殊需要，当时用假夫妻身份工作的，并不只有王文和王凤岐，但并不是每一对都能成为真夫妻。从战友到夫妻，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行走在悬崖边缘，感情自然是不一般的，最终他们成为最亲密的伴侣和战友，他们的一生是光荣的，他们的爱情是朴素而最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