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沈光厚原名吴永华出生在1912年也就是民国元年，出生地江苏省六合区灵岩乡西吴村。爷爷的父亲是学中医的，给穷人看病诊疗收费很便宜，给富人看病收费相对贵一些。据爷爷生前和我说，穷人用的药和富人用的药是一样的。主要是考虑到劳动人民的生活艰难，我的太爷爷行医主要是帮助穷人能看得起病。因为太爷爷一生行医，一生行善，所以家门口有一副对联“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爷爷四岁即开始识字，到六岁时已识字两三千了。随后爷爷在乡里读私塾，后转入镇江的敏成学校高等小学部，到了解放后并入镇江中学。爷爷在学校学习时因与老师辩论耶稣上帝时侵入中国的工具，时麻醉被奴役人民的精神鸦片，因为叛逆上帝的思想总平均分下拉0.6分成了第二名。因为受家庭经济的限制，不允许爷爷继续升学了，所以去了上海学习电报了。因为爷爷的姑父是上海闸北区电报局局长，爷爷一直在电报局营业处从事营业员工作。在此期间一边学译电工作，一边学习古文增加文化知识。在17岁时爷爷第一次参加上海交通部电信学校，因为点血不过关，未被录取继续在电报局做营业员工作，经过不断的学习在民国19年有一名学生叫沈光厚临期怕不能录取，爷爷就以沈光厚的名字报名参加考试，结果以特优生上报后，即批准录用。从此爷爷社会上就以沈光厚的名字出现在社会上，从此我们家由吴姓改成了沈姓。爷爷在上海工作学习期间曾用“倚鹤”、“伍庸”、“苏棠”“沉光”的笔名在进步刊物上写过很多文章，文章大多是批判封建社会制度以及当时腐朽的社会制度。

    1932年在南京下关电报局初遇导演瞿白音在这一年的春天爷爷21岁，在电报局宿舍遇到了瞿白音同志他当时的名字叫瞿金驹。他从上海调来和爷爷同住一个宿舍，瞿白音同志个子不高，脸上有几粒麻子、眼睛很亮、圆圆的，一股精明的形象，他烟抽的很凶，年纪比爷爷大三岁。两人不久，因为思想相近就成了朋友。在相识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爷爷向他学习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剩余价值、矛盾论、唯物论、辩证法是爷爷曾经没有接触过的学科，也谈了如何学习世界语这对爷爷的思想观发生了重大的影响。1932年冬爷爷到了上海吴淞电报局，当时瞿白音到张华浜来看爷爷。当时8-9个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在一个餐馆里讨论出版一个刊物，决定由上海电报局的张明理（即张企程）任主编，爷爷为助编。参加此次写稿的还有上海国际电台的张瑞骅和严善志、上海电报局的吴奕湖，每人每月捐助2元。第一期的刊物名“电光”是爷爷提出的，只出了一期，就改名“现代电界”一共出了10期。在1934年夏秋之间就因这本刊物的出版，国际电台就进行了罢工，吴国华、张瑞骅同志均因领导罢工被捕《现代电界》即停刊。自罢工以后爷爷在也没有见过吴国华同志，在上海时吴国华同志曾陪同爷爷参观过国际电台的报房，吴国华同志以后解放后改名陈国栋。这是90年代爷爷曾经到上海去见周叔康同志时了解到的。

    在上海时爷爷曾在严善志同志家住过一晚，从他那里借到10册世界语课本。在那里认识了乐嘉煊同志，他是著名世界语者先驱，当时张企程同志也经常在那里，有一天晚上爷爷与张企程、乐嘉煊、严善志在附近一所小学用世界语唱了《国际歌》。1937年爷爷上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训班五期电讯科，当时这个班同学一共有50人，其中有从天津调去的无线报务员冯传庆同志，还有孙继述同志。冯传庆同志思想进步，多才多艺、打乒乓球、篮球、游泳、口琴、写文章都可以，为人善良、工作细致，他的背包可以用钢尺规定尺寸量的完全合乎标准。爷爷拆枪不行，都是有冯传庆同志代为帮忙，因为爷爷与冯传庆同志的思想相近，所以成了至交。毕业以后冯传庆同志去了成都国际电台，因他母亲在重庆，所以去了军统电台，后来在渣宰洞牺牲。直到1981年爷爷知道冯传庆同志牺牲，爷爷很难过，我从爷爷的遗物中找到了纪念冯传庆的诗，孙继述同志解放后任沈阳军事代表及东北电信局付局长。

    1937年6月初，爷爷到汉口没几天报务课长费立权就调到石家庄河北战场担任前方通信战事，此后战事由河北转河南。1938年5月成为第五通信队队长，在田家庵组队。1938年夏汉口成为全国抗战的军政中心，此时在汉口再次遇到朋友张企程、吴邦彦，当时张企程同志任中国报导杂志主编，同时汉口也相识了盛振翼、黑祥麟、丁锡桐、邱关瑾等都在这里见面相识。在汉口相识这几位朋友以后爷爷就去了鄂东一线。1938年10月25日汉口失守，战事西移通信队突围陆续到宜昌，在这一年张企程同志写了介绍信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担任翻译，因爷爷认为水平不够，未能如愿。

    1939年襄河前线，樊城10个月。1939年4月底爷爷在宜昌指调了黄炳麟、曹崇德、王延爵以及重庆的王宗炎还有就近指调了范述文、祝庭槐等在沙市集中后到樊城组成了第11通信队。1939年从夏到冬可以说襄河沿线无战事，敌军占领汉口以后，发动和平攻势，同时中国地域广阔，敌人的兵力也不足，必须修整补充，所以形成了暂时相持局面。通信队在襄樊住下来，听不见枪炮声，也没有敌机的影子。王宗炎是四川哥老会的大五哥，毕业于南京教导总队，加入共产党已是中共党员，在襄阳29集团军总部。他介绍了爷爷认识了他的上级易明心同志，在29集团军特别党部任中校秘书。据王宗炎告诉爷爷易明心同志是中共的老干部曾在大革命时代任过上海交通委员长并指挥过攻打福州的军事，易明心同志后来转调江西浏阳川军杨森部队，爷爷一直通信，直到日本投降，到锦州后失去联系，再无消息。王宗炎与爷爷同在通信队工作，因思想相通即派充通信队副队长，王宗炎认为爷爷不加入共产党，留在党外工作更有利，爷爷认为思想为主，不以为意。1940当阳会战，宜昌失守，这一年的春夏之交，通信队有樊城转移到沙洋十里铺，队部驻到沙洋。夏天，敌军从襄河东岸发起攻击，张自忠将军在河东战死疆场，襄河不守。通信队从十里铺当阳同作战部队逐步向宜昌方向后撤，宜昌不守，随后通信队现在新江口后转移至公安、宜都。当时公安到宜都有一个军的兵力，当时部队处于防守状态，通信队也就与部队同处修整状态。

    1941年1月28日，爷爷被特务机关逮捕，特务遇到爷爷你是否是沈队长，爷爷说是。然后这名挂有中尉衔的军官，强行把爷爷带走了。和爷爷一起被捕的同志吕剑原名王延爵，吕剑同志是我党的地下党员也同时被捕，被捕的原因是湖北省邮电检查所查处，特务机关的本子上载有“王延爵共产党员”，“沈光厚思想前进”，被邮电检查所查出。这次被捕事件，是在新四军皖南事变发生时，予以逮捕我们的，并说吴锦沅是宜昌共产党的负责人，爷爷的被捕事件，一共被特务机关关了81天，爷的被捕释放是靠他的上级领导朱一成通过赵志垚的帮助获释的。经过此事过后爷爷任就回通信队任队长，因为这次事变，爷爷决意不再前方担任通信队队长的职务。

    1942年爷爷调到了湖北省建设厅工作，当时湖北省建设厅需要派驻衡阳采购厅购料委采购各种器材约三百万元，在此期间需要到桂林电工器材厂购置电池。当时爷爷的朋友瞿白音同志在桂林组成新中国剧社，当时恰好公演田汉《秋声赋》话剧海报悬置街市中心，瞿白音任导演，标题极为醒目。当时爷爷参加了新中国剧社的餐会，认识了田汉。当时瞿白音同志在新中国剧社任理事长，谈起剧社经济困难，希望作一次旅行公演。爷爷代为联系衡阳演出剧场，作一次旅行公演，爷爷代为联系衡阳演出剧场，最后找到国民大戏院经理张伯兴，让新中国剧社演出了一个月，然后由爷爷垫付公款3万元作为全体演员旅费到衡阳，演出后即行归还公款。这是1942年春夏的事，爷爷还在五顕庙小楼请瞿白音、杜宣在家午餐一次。

    1945年昆明保山之行，这一年瞿白音同志也在昆明，他已结婚，夫人是欧阳予倩过去的秘书田念萱，他的弟弟曾在电局工作过，后在桂林经商，爷曾在她弟弟田敏之家半月之久。杜宣和叶露茜夫妇，在昆明与瞿白音同住一幢房的楼上各占一间，杜宣曾留学日本，据瞿白音告诉爷爷，他曾在新四军叶挺将军出当过秘书，在衡阳时瞿白音同志要爷爷为他负责的地下党印刷厂代筹股金。爷爷即赠与1万元约合黄金6两，作为两股，后在香港退股6万元，已不值钱，由瞿白音代收后写信告诉爷爷，爷爷复信给瞿白音买烟抽了。就在这一年在楚雄下关到保山见了军中美男子黄淇翔副司令官，爷爷向黄淇翔副司令官请示，军方通信应予如何请予以指示，并在昆明写了军事通信报告。

    内容为开通昆明与保山、下关通信直达，军事通信应以灵活机动为主。

    1945年8月9日，美军传出日军无条件投降，原本电信管理总局局长朱一成需要派爷爷与盛振翼收复柳州、桂林的通信工作。此时我军已转入反攻阶段，何应钦总部驻柳州、汤恩伯驻桂林，后因爷爷发起高烧，由盛振翼陪送到中央医院没有去成。住院期间爷爷的至交黑祥麟来医院看他，给了爷爷5万元。

    1945年12月20日，爷爷在重庆坐飞机晚6时飞抵北平，一共20几人同机的有东北过去著名的炮兵司令，然后乘坐一部大卡车开到东单翠明庄下榻，到了东北行辕北平办事处。东北行辕北平办事处每人发给皮大衣一件，由北平飞往长春。到了长春后苏军派来一辆大卡车，把东北行辕接收人员送到东北伪满建筑的满炭大楼东北行辕所在地。当时熊式辉是东北行辕主任最高长官，蒋经国是外交特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