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历史的高空，回眸百年红安的风云际会以及沧桑巨变，你会看到两个大写的汉字，那就是：选择。面对真理与谬误的较量，光明与黑暗的搏击，面对血与火、生与死、穷与富、忧与乐，红安人在选择，时代在选择，历史在选择。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万众一心，紧跟党走，朴诚勇毅，不胜不休。顾念苍生舍小我，虽九死而不悔。正是沁入红安人内心深处的一缕精神血脉，使得这份选择让红安走向旷世无双的辉煌，那辉煌闪耀在历史的星空中，从而成为永恒。

    一、穿云破雾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路走来，可谓是跌跌撞撞、伤痕累累、血泪斑斑。

    回望历史的天空，常常是乌云蔽日，迷雾重重。然而，每遇否极关口，总有那么一些巨人选择用思想的光芒穿云破雾，拨云见日，用睿智的眼光洞遂远方，用自己的身躯引领前路，千磨万砺，万苦千辛，最终赢得八方泰来。

    这其间，就不乏红安的智者先贤。

    1，董必武的选择。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和法学家，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和国家重要领导人。曾任七届、八届、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务院副总理，国家副主席和代主席 。
上个世纪初，董必武就有两次极为重大的选择。

    第一次选择是加入同盟会，参加推翻千年帝制。

    1903年，18岁的董必武考取秀才，随后被清廷授予拔贡学衔，在黄州府中学堂任教。武昌首义爆发，董必武选择投身辛亥革命，参加湖北军政府工作，还亲身参加了三道桥、刘家庙附近的战斗，同年加入同盟会，后又参与组建同盟会湖北支部，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两次被捕入狱，仍投身反袁护法斗争。董必武曾两次东渡日本学习法律。其间，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参加了中华革命党。

    大鹏展翅，其意在高远。董必武曾给他四叔写过这样一首诗，“重违庭训走天涯，不为功名不为家，旋转乾坤终有日，神州遍种自由花。”　

    第二次选择是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开创中华民族的新纪元。

    虽然推翻了帝制，可万千志士的求索，又一次以悲壮收场，亿万苍生仍旧陷在无边的黑暗之中。

    董必武在上海研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1919年8月，回武昌创办武汉中学。1920年，创建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传播马克思主义。1921年7月，与陈潭秋一道，代表湖北赴上海参加党的一大，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董必武为了救国救民，毅然抛弃高官厚禄，拒绝威逼利诱。个人被敌人重金通缉，多次身处险境。敌人曾悬赏捉拿黄安的92名“共党头子”，第一名就是董必武。家中房屋被毁，亲友亦被株连。这些都没有动摇他选择共产主义的意志和决心。

    1923年，董必武在武汉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黄安工作组；先后把王鉴、董觉生、雷绍全、王秀松、戴克敏、戴季伦、郑位三、曹学楷、汪奠川、戴季英、赵赐吾等一大批在武汉的学生派回黄安，把一批麻城籍学生派回麻城，与此同时，还把黄陂及各地学生派回各地；亲自指导学生回乡创办平民学校和农民夜校；通过各种方式开展革命思想启蒙，撒播革命火种，从而点燃了黄安、麻城等地革命斗争的熊熊烈火，揭开了大别山地区波澜壮阔、掀天揭地的斗争序幕。

    风云变幻，大浪淘沙。回望历史，不难发现，历史的进程往往也是艰难的选择与被选择过程。党的一大与会的13名代表，走上了迥异的人生道路，其选择都有了最终的结局，留给后人无限的感慨。

    何叔衡、陈潭秋、邓恩铭为酬壮志血洒疆场；王尽美英年早逝；李达、包惠僧中途脱党；李汉俊中途脱党，仍被敌人以共产党的名义杀害；刘仁静被开除出党；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叛党投敌；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从南湖走到了开国大典，成为一代伟人。

    董必武一生追求真理。中国近代历史上，几个最为复杂的十字路口，都能看到他坚定的身影。每一次紧要的历史关头，他都走在最前列。他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尤其是在政权建设、法制建设、农民运动、统一战线、党的秘密工作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成为党的模范领导者之一。

    谈到董必武时，李先念曾深情地说过一段非常直白的话：“董老是湖北革命的老祖宗，是湖北和大别山革命的一面旗帜，我们这些人都是他的徒子徒孙”。

    2，李先念的选择。

    李先念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连续5届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两届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曾任国家主席和全国政协主席，是党内为数不多的在数次政治风浪中一直保持高位的领导人之一。

    在个人生涯中，李先念有过三次特别重大的选择。

    第一次是选择参加党领导的革命运动。

    李先念曾是一个木匠。17岁时，他决意为旧世界打造棺材，毅然选择投身革命，从而走上九死一生的革命道路。他参加和指挥的大小战斗、战役多达4000余次，被毛泽东主席称赞为“不下马的将军”。

    第二次是西路军失败后，毅然选择回到延安。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长征会师后，21800名红军将士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1937年，西路军喋血河西走廊，极其惨烈，极其悲壮。

    危难时刻，李先念处变不惊，率领余部800多人，翻越祁连山冰峰雪岭，穿过戈壁滩大漠狼烟，历尽艰险，420人到达新疆，辗转回到延安，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后来，这批人员中许多人成为了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成为开国将军，成为空军、炮兵、装甲兵等特种兵骨干技术人才。

    回到延安后，由于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连，李先念从军政委降职到营长，连降6级。许多西路军干部战士为他感到委屈，李先念却相信组织，不抱怨。他说，“就是一撸到底，叫我去当伙夫、马夫，也要在我们党和部队里干下去。”

    坚强的信仰和博大的胸怀，才会有如此的选择。

    1938年，李先念率领160余人回到大别山，孤悬敌后，开辟战略根据地。队伍从小到大，越战越强，数年时间，就建立了拥有38县、2000多万人口、近6万正规部队、30万民兵武装的鄂豫边抗日根据地。李先念先后任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司令员、新四军五师师长兼政委及鄂豫边区委书记。1946年6月，指挥中原部队胜利突围，打响解放战争第一枪，从而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

    第三次是参与决策粉碎四人帮。

    1976年秋，“文革”已经10年，党和国家以及各族人民遭受严重灾难。毛泽东主席病危、逝世，“四人帮”更加猖獗。民族命运又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抉择。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无畏风险，慎重决策，精心部署，一举粉碎四人帮，大情怀，大担当，大手笔，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从而促使国家和民族走上拨乱反正、高速发展、由弱到强的道路。

    李先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建党百年之际，仰望星空，望得见满天繁星的闪烁，俯瞰大地，寻得见漫漫长路上先贤的足迹。走在先辈开创的民族复兴之路上，后辈人心中一定会更加自信，脚步一定会更加坚定。

    二、生死从容

    查看共和国的版图，你会发现，位于鄂东北大别山南麓、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红安，不过是块弹丸之地。全县版土面积只有1796平方公里。可就是在这块弹丸之地上，曾经上演了一幕幕波澜壮阔、苍凉悲壮、感天动地的历史大剧。

    1，前仆后继无所惧

    战火曾把红安烧成一片焦土。大革命失败，特别是红四方面军撤离后，敌人在当地实行惨绝人寰的屠杀，石头也过三遍刀。房倒屋塌，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到处惨不忍睹。当时下辖的紫云区人口从6.5万骤减到1.6万，被称为死人区。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人口，到建国时只剩下300个老人和妇女儿童，几乎成了无人区，消失的村庄100多个。“平头岭大血案”中，一次被杀的群众达2000余人；紫云黄龙冲，近1000名被害群众的尸体，几乎将山沟填平；七里坪西门河滩，有块百米之地，尸骨曾堆起了一尺多高。敌人采用机枪扫、大刀砍及挖眼割舌、剖腹掏心、火烧、油炸、活埋、分尸、砍手脚、点天灯等手段，其极端与残酷，实乃骇人听闻。寸寸河山寸寸血，惨烈从县北一直延伸到县南。

    面对血与火的考验，面对生与死的选择，这里的共产党员，这里的人民，都是那样的英勇无畏，又是那样的从容淡定。漫天风雪漫天愁，志士何曾怕断头。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他们又继续前行。

    在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里，有一方长弧形的烈士纪念墙，那上面140000数字特别醒目，下面细细密密地刻录的，全是红安籍烈士姓名，有的是按家族排列，一排又一排。七里坪镇鄂豫皖苏区中心烈士陵园，有个巨大的无名烈士墓，平台中央凸起的五角星，特别的鲜红。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一串串可歌可泣、触人灵魂的故事，如今，都已凝结，成为历史的不朽。

    从1927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有14万红安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已查明登记在册的红安籍烈士有22552人，其中，省军级以上11人、地师级以上88人、县团级以上500多人。当年，红安6.5万人参军，仅620人生还，100人参军，活下来的还不到1个人。

    走在红安，随处访问，你会发现许多地方，几乎家家有红军，户户有英烈，山山埋忠骨，岭岭是丰碑。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红安人牺牲之重，贡献之大，实属世所罕见。

    七里坪镇秦罗庄是一个不大的村子。1929年， 秦基伟和村里100多弟兄当红军，只有秦基伟是唯一的幸存者。1931年，观音阁村55名年轻人一起参加红军，活下来的只有秦光远一人。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时，张李家村有60多名青壮年参军，建国时，仅有张天伟3兄弟幸存。还有许多村参军的无一幸存。1929年秋到1931年7月，檀树岗红军招募处两次招兵7000多人，七里坪镇程维德一个村子就有100多人参加了红军，到解放后仅存7人。

    天苍苍，地茫茫，枯草青，青草黄，母望儿归儿未至，妻盼夫回夫未还。有多少人千盼万盼，有多少回望眼欲穿，青丝变成白发，望到的是长空雁断，盼回的是烈士证明。

    风萧萧兮倒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2，满门英烈铸忠魂。 

    宋代杨家将的故事家喻户晓，感天动地。如今，翻阅红安烈士登记册，满门忠烈的记载，比比皆是。戴克敏、戴季伦、郑行瑞、程训宣、王鉴、林清芝……，一家家，一户户，他们的事迹气壮山河，令风云为之动色，让闻者为之动容。戴克敏便是其中的代表。

    戴克敏是黄麻起义著名领导人之一，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出身书香世家，文武双全。他参加过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是黄麻起义计划的起草人。他还是郑位三、吴焕先的入党介绍人。戴克敏全家14人参加革命，除2人病逝在革命岗位和参加过长征的胞妹戴觉敏幸存外，其余11人全部英勇献身。

    父亲戴雪舫是董必武的挚友，参加过辛亥革命，任过中共麻城县委书记，主持创办了大别山第一所列宁小学，在掩护学生转移时被敌机炸死；二伯父戴先治和四伯父戴先致，从事地方武装斗争，被敌人凌迟处死；三伯父戴伯先在白区做地下工作时被敌人杀害；主持创办大别山第一个红军医院的八叔戴叔先在肃反中被错杀；十叔戴先诚、堂兄戴道溥、堂弟戴道高、大弟戴道深在战斗中牺牲；堂妹戴醒群是红军医院医务主任、原湖北省省长张体学的妻子，被捕时身怀六甲。敌人劝降不成，先用小刀割掉她的乳房，又用大刀剁掉她的四肢，然后割下她的首级。她牺牲时年仅22岁。

    3，革命信仰大于天。

    七里坪镇王锡九村黑洼山脚，长青的松柏和绚烂的映山红丛中，矗立一座烈士纪念碑。这里长眠着2000多名红军将领和县乡苏维埃干部，大多是当年肃反时被错杀的。

    凡是生命，都深知生命的宝贵。可一旦信仰与生命激烈碰撞，革命者定是信仰大过生命。红安的共产党人，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图奉献，不图利，不图名，心怀理想，信仰坚定，即使蒙受冤屈也决不叛党。

    1931年至1932年，一大批红安将士被张国焘错杀在七里王锡九与河南的新集和白雀园，仅县团级以上的就有66人。被错杀者没有一个人丧失革命信仰，被错杀者的亲人也一直都全力支持革命。

    戴克敏为了革命，为了补充军粮，把自己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卖掉，买成粮食送给部队。倾家荡产，以致没顾及到自己弟弟饿死夭折。妻子生育，徐向前劝他回家看看，他说等打完仗再说。 1932年7月，27岁的戴克敏被冤杀。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留下了最后的话语，“我走后，请告诉我父亲，我是清白的，是革命的，希望他和全家不要为我难过，大家努力，革命到底！”

    1932年，红安有63名区乡干部，被扣上“改组派”的帽子，要被处决。临刑时，五区区委书记徐德聪对行刑队说：“今天，虽免不了一死，但我们的心还是红的，你们把枪收起来，还是用刀砍吧，省下这些子弹，说不定可以消灭几十个敌人”。在被错杀的最后关头，考虑的是为革命节省子弹，选择的还是一心向党。何等的忠贞，何等的令人敬佩！

    时光匆匆，即使相隔快百年后的今天，许多后辈听了这样的故事、这样的话语，也还是禁不住眼含热泪、仰天长叹。

    诚既勇兮又以忠，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亦英雄。

    4，巾帼何曾逊须眉。

    红安第一个女共产党员、王鉴烈士的妻子夏国仪，积极投身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曾任县农民协会第一届执委、妇女协会常委。1927年28岁时被捕，受尽酷刑，也决不说出党的秘密。寒风凛冽，敌人剥光她的上衣，用铁丝穿透她的乳房，反绑双臂，游街至武昌阅马场，把她钉在门板上凌迟。长钉钉骨，小刀割肉，声声作响，血水四溅，令在场者耳不忍闻目不敢视。

    少女英雄林清芝，父母早年参加革命，受其影响，不满10岁就担任童子团团长，13岁在陂安南县苏维埃政府工作。红军父亲牺牲后的1933年夏天，她和母亲一道被捕，敌人逼迫她们脱离革命，坚决拒绝后，被押至宝印山。胸怀光明者，断无恐惧心。林清芝大声喊道:“要杀要剐就快来吧！”刽子手双手发抖，连扣8次扳机均未打响，退出子弹，重新装上，再次扣动扳机，才将其杀害。林清芝是红安烈士名册中年龄最小的一位，牺牲时，年仅15岁。其母被民团敌人用梭镖捅、用石头砸，伤得半烂后抛到半山腰而死。              

    徐向前元帅的第二任妻子程训宣，婚后留在后方，组织地方武装，发动群众，拥军支前。1932年，在苏区肃反中，保卫局逼迫程训宣揭发丈夫徐向前是改组派是奸细。程训宣被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至死也不作伪证，最终被执行枪决，年仅21岁。临刑前，程训宣让难友转告徐向前，“你的妻子对你是忠诚的，对党是忠诚的，我是为了革命而死的，你不要为我难过”。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难友说，临刑的前夜，关押程训宣的牢房里，久久地传出她深情而悠长的山歌。

    国家及省与县的档案馆里，成千上万红安烈士的事迹记录，层层叠叠。大革命时期的著名人物、黄安农民运动先驱、后调赴湘鄂西并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王鉴，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鄂东特委书记王秀松，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黄安农民政府主席曹学楷，鄂东北苏区创建者之一的徐朋人，红军著名战将、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共和国第一个红色法庭女庭长闵丹桂，被敌人砍头示众七天七夜的程昭续，被剁成八块的田开寿，被割掉耳鼻后活埋的张南一，被剖腹挖心的秦绍勤，陈定侯、张培鑫、汪奠川、赵赐吾、吴永达……，哪一个人不是让人肃然起敬，哪一个人的故事不是荡气回肠、感天动地。

    徘徊在生死之间，踌躇于明暗之处，有人选择生，有人选择死。许许多多的红安先烈，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激昂斗志，脚步铿锵，纵然一无所得，纵然粉身碎骨，也要用无悔的选择铸就生命的光华，化为永恒，虽九死亦犹未悔。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三、奋勇前行

    在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里，珍藏着一本薄薄的书籍，书页已经泛黄，字迹也有些模糊，然而却是那样的弥足珍贵。它就是全国最早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

    1920年9月，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国内出版发行1000册，历经百年风雨，全国仅存9本。

    这本书是董必武的学生张行静的所读所藏。1929年，因叛徒告密，张行静不幸被捕，在狱中，敌人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也没能让他交出《共产党宣言》。张行静英勇就义后，这本书辗转数十年，三易其手，才被完整地保存至今，成为了国家一级文物。

    这本《共产党宣言》，见证了红土地上的改天换地、风云际会的历史，也见证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迈；见证了红安人的朴诚勇毅、不胜不休的精神品质，也见证了红安人一心向党、万死不辞的铁血丹心。

    1，万众一心跟党走

    从1923年党的黄安工作组算起，在红安这块土地上，党的旗帜始终高高飘扬。战争年代，不管怎样的血雨腥风，不管怎样的艰苦卓绝，党的组织始终不散，革命的武装斗争始终不断。

    1927年9月，无产阶级革命家、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时任中共黄安县委代理书记的郑位三在七里坪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随即，进行了“九月暴动”。11月13日，在黄麻特委的直接组织和领导下，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爆发了著名的黄麻起义。黄安、麻城等地的农民手持大刀、长矛、土铳、锄头、撇把子枪，在火把的映照下，一举攻克黄安县城。18日，在城南教场岗召开万人大会，成立了黄安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鄂东军。

    一声铜锣响，满城暴动声。黄麻起义直接攻城的人数3万，外围呐喊助威的人山人海，火光四起，“哦嗬”喧天，声势浩大，地动山摇。当年，黄安县党部清乡委员会曾在布告中哀叹，“十龄幼女，口喊自由。三尺之童，目无长上。黄安素称礼义之邦，一变而为禽兽之所。足见其赤化到了深入人心的地步”。

    县城一位有名的书法家吴兰陔写下一幅对联，真实生动地反映了那时的人心向背。“痛恨绿林兵，假称青天白日，黑暗沉沉埋赤子；克复黄安县，试看碧云紫气，苍生济济拥红军”。

    1931年9月，红四方面军集中主力7个团加上黄安独立团的兵力，发起黄安战役，激战43天，打破了蒋介石15个师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歼敌1.5万，活捉69师师长赵冠英，取得了著名的黄安大捷。12月23日，黄安第一次改名红安。

    红安人参军参战，捐粮捐物掀起高潮。“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这首《黄安谣》，就是当时历史最真实最形象的写照。《八月桂花遍地开》、《送郎当红军》、《拥护红军歌》等一大批红安歌谣，由此唱得更加响亮。

    跟党走，不回头。红安人在革命高潮时是这样，在革命低潮时，同样如此。有铮铮铁骨，也有寸寸柔肠。

    “山林岩洞是我的房，青枝绿叶是我的床，野菜葛根是我的粮，共产党是我的亲爹娘。哪怕白匪再疯狂，一颗红心拿不去，头断血流不投降！”这就是最艰苦的日子里游击战士的表白。

    “把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缝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这就是红安老百姓无私的情怀。

    走在大别山，至今仍能听到人们传颂着兰大妈的故事。兰大妈名叫兰桂珍，5岁当童养媳。在扩红时，她动员乡亲说：“红军是咱穷人的队伍，自己人要支持自己人”。

    她动员丈夫程启忠到招募处报名，送郎当红军。丈夫牺牲，她又把儿子送去当红军。后来，又动员六弟参加抗日队伍，动员五弟参加挺进中原的刘邓大军。

    她是县苏维埃政府赞誉的支前模范。红军走后，她把家里仅有的两亩地换成20斗大米，送给了游击队，自己四处漂泊，以乞讨为生。

    解放时，兰桂珍的父亲、丈夫、4个儿子和4个兄弟10位亲人都已全部牺牲，全家11口只剩下她孤身一人。她说:“虽然没有了骨肉亲人，但我的心早已跟革命融为一体，共产党就是我的亲人！”

    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血肉相连、鱼水相亲的深厚感情。树连根，指连心，亲人连着命，骨头连着筋。大革命时期，红安农协会员6万，黄麻起义，就迅速聚集攻城者3万。从那时起，一直到1949年4月5日红安全境解放，22年的武装斗争中，子弟兵前方打仗，老百姓后方支援，男女老少，一齐上阵，成为了红安地区革命战争的一种常态。平时，兵是百姓；战时，百姓也是兵。

    国民之魂，思想化之。根本既深实，柯叶自滋繁。

    红安属古黄国领地，1563年建县。历史上人口迁徙，多种文化不断交融沉淀，使得民风彪悍而不失淳厚。

    红安人崇文尚武，尤其崇尚传统文化。明代有“文风犹盛唯有楚，楚亦在黄安”之说，亦曾有“荆楚进士之乡”的美名。《湖北通志》和《黄安县志》等记载，明清两代，全县有文武进士56人、文武举人数百人。历史名人“黄安三耿”之一的耿定向，在天台书院著书讲学，还培育出状元1人。

    天台、天窝、洞龙、云台、钓台、石林、桃花等七大书院及鼓书、皮影戏、花鼓戏等讲的多是仁义礼智信与忠孝节勇和。凡有井水处，皆传教化词。

    当共产党的学说与传统文化的精华高度融合，再经过血与火的淬炼时，红安就凝结出了一种可歌可泣、可敬可佩的红安精神：万众一心，紧跟党走，朴诚勇毅，不胜不休。

    这种精神，是历史的延续，是血脉的传承，是洪钟大吕，是时代的强音。

    2，漫漫征途行色壮

    鄂豫皖是全国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苏区，红安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在红安这块土地上，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三支红军主力部队。

    1927年11月，黄麻起义后成立的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是共产党在鄂豫皖地区的第一支武装队伍。这支队伍后来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经历了鄂豫皖数年的烽火硝烟，编入红四方面军。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成立，为全国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红军时期，红四方面军歼敌88万，战斗足迹遍及鄂豫皖川陕甘宁青新等9省，走出了700多位开国将军。1937年8月，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

    红四方面军撤离后，1932年11月，红二十五军在檀树岗重建。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孤军北上，途中开辟了一块有50万人口的鄂豫陕根据地。历时10个月，途经5个省，转战万余里，1935年，与刘志丹等领导的陕甘红军会师。

    这支红军部队最迟开始长征，最先到达陕北，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重要条件，为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础。毛泽东称其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向导”。红二十五军后来编入八路军一一五师。

    红二十五军撤离后，红二十八军留守大别山。不足2000兵力，经过艰苦奋斗，不仅没有被敌人消灭，反而越打越多，越战越强。“树也砍不完，根也挖不尽，留有大山在，到处有红军”。

    红二十八军转战于鄂豫皖边区及周围45县，抗击了10万大军多次清剿，牵制敌军最多时达68个团约17万人，歼敌正规军3万以及大批反动民团武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后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

    风云起，铜锣响，猛士出，战沙场。从1927年起，在红安这块土地上诞生的队伍和全国各地人民军队一起，历经硝烟战火，走过漫漫征途，一路披荆斩棘，付出巨大牺牲，夺取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诚。沧海横流显砥柱，万山磅礴见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