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开国授衔女将军1人，开国女大校1人，开国女上校13人。校级以上女军官74人，何锐就是这13个女上校之一，她是随红四方面军两次过草地，参加过西路军战斗的红军女战士。

    何锐生于1917年，原籍四川达县木门镇一贫苦农民家中，因为家里太穷，又赶上荒年被地主逼债根本无法生存，从小随父母逃荒到陕西省宁强县茅坪沟乡落户。1935年初参加红军，两次过草地，受尽了苦难，但对共产党，对革命成功的信念从未改变。第一次过草地身负重伤，几乎是爬着过草地。她杀敌英勇，在不同的工作岗位都为革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她多次负伤，九死一生，曾被定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被授予三个勋章和多枚英雄奖章、劳动奖章，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都是优秀工作者。

    解放后曾任中央军委直属钓鱼台疗养院副院长，后随爱人调陕西任某陆军医院院长。

    因在革命战争中多次负伤，长期积劳成疾，于1972年，因患癌症去世。根据她的生前英雄事迹和所立功勋，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下面是何锐烈士生前的一些生动故事。

    出身贫寒 自小饱受各种磨难

    何锐六岁那年随父母逃荒到陕西宁强县茅坪沟乡深山落户。一家人生活十分贫苦，她母亲勤劳、勇敢、性格刚强，虽然贫困，但教育子女们一定不能贪别人的东西，做人要正直，人穷志不穷，就是金山不是自己的也决不能拿，自小打柴，回家柴上有泥的不能要，是拾人家的，自己砍的是新鲜的。何锐一辈子都牢记母亲的教导。在长征途中，在一个无人的小庙里的隐蔽处发现一尊小金佛，根本无人看见，她没有一点私念，把金佛主动交给了领导。在延安当商店主任（人称何老板）时，过手的金钱像流水，也从未动用过商店一分钱。

    何锐九岁时母亲因病去世，当时人并未死，因无钱看病以为她死了，家中连房子也没有，只能放在地边，为怕野兽叼，就用大石头压着。第二天见母亲口吐鲜血、白沫，已经僵硬，其实稍有一点常识，抢救一下人也不会死。

    14岁那年，她临时为一家较为富裕的人家帮工。一天晚上，土匪包围了这家人，要他们交待家里的钱财藏在哪里，那家人说没有，土匪就将他们全家绑在桩子上，点燃了房子，那家老小痛苦的惊叫声惊得她胆颤心惊，土匪把刀架在她脖子上，问她钱财在哪里？她说我一个帮工的，才来几天，怎么知道她家的钱财在哪里？土匪并没放她过，把她吊打的死去活来，逼问她钱财藏在何处，但主家一家人惨死在土匪的刀下和大火中的情景深深的刺激了她，她恨死了这帮残害老百姓的土匪恶霸。

    家里生活不下去，只能给别人（杜长安家）当童养媳，过的不是人的生活，吃不饱穿不暖做着连大人都难胜任的重工作。何锐从小性格刚强，认定没错的事，决不低头，为此少不了要挨打挨骂。有一次婆家为制服她，把她捆起来，把农村的大裤腿裤子扎起来，里面放一只猫，拼命的抽打，打的猫在裤子里乱抓乱咬，抓的她两腿鲜血直流，但她绝不告饶。还有婆家要给她缠小脚，那时间女孩都要缠小脚，但缠一次她剪一次，搞得婆家没有一点办法。从小家里也给她缠小脚，她疼得大哭大闹，坚决不从，家里人没办法也就算了。从此婆家知道制服不了她，后来她不堪忍受婆家的虐待，逃离夫家靠卖柴卖草艰难度日。

    毅然参加红军，发出“革命不成功，决不回家乡”的誓言

    1935年正月，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路过陕南，驻在茅坪沟，她为红军做饭，她亲眼看到了红军人人平等，官兵一致，土匪、地主、国民党官兵都怕他们，这是穷人自己的队伍，何锐在自传中写道：我参军的动机自认是很纯洁的，这是由于我的生活处境和出身来决定的，当我正因苦过着悲惨生活的时候，当然也想到希望得到幸福，摆脱这种罪恶非人的生活，但在那种旧社会下一切都是幻想，希望总是变成泡影而落空，在我幼稚的幻想中，没有人引导并不懂得什么革命，幸运的是红军来了后，听到女宣传员们讲：“男女平等，打富济贫，反对和取消压迫剥削等等”，我觉得是我的救星来了，经过十多天的考虑，终于参加了红军，那时我不了解更多的、革命的大道理，但我知道我翻了身，穷人的队伍是好队伍，我必须要好好干，这就是我入伍简单的动机。在吴朝祥（亦为1955年开国女上校1932年加入红军），权卫华（1933年加入红军亦为开国女上校），刘坚（亦为开国上校1932年加入红军）大姐的启发开导下，她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红军部队教她认字、学文化，唱革命歌曲，跟她们一起贴标语、搞宣传，她毅然决定参加红军跟共产党走，并立下了“革命不成功，决不回家乡”的誓言。她随部队离开故土，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第二团，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她是宁强县第一个参加红军的女兵，也是唯一一个活着回家乡的女兵，与她同时参加红军的几千个乡亲，只有她们几个解放后活着回到家乡。

    执行命令，生平第一次杀人

    何锐参军后，积极要求上进，加上她吃苦耐劳，精明干练，执行上级命令非常坚决，不久后就被提拔为班长。在一次连夜押送被抓当地土匪恶霸到现场，准备第二天召开当地群众的公判大会，一个个捆绑着。在押解途中，一个身高马大，膀大腰圆的土匪看她是个女孩子，又比较弱小，就在押解途中伺机逃脱，当走到一个小河旁，乘人不注意，离开押解队伍跳河逃跑。何锐猛追，只听押解队长高喊“桂芝（何锐原名叫何桂芝，桂芝与“鬼子”谐音战友们开玩笑叫她“鬼子”后改名为何锐意在锐意进取）刺死他！”。何锐也跳河与他搏斗，何锐不会水，她也全然不顾，经过几个回合，何锐用长矛将这个恶贯满盈的土匪头子刺死在河中，生平第一次杀人，毫不手软，杀敌人，杀死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由于她的果断、勇敢，生平第一次得到了红军部队的嘉奖。

    跟敌人殊死搏斗，死里逃生

    红四方面军长征到金川，何锐加入了共青团，任工作队副队长，在藏区卓上乡做少数名族工作时被敌人包围，敌人多次喊话，叫工作队投降。何锐带领大家坚决不投降，拼死反抗，敌人大刀向她头上砍去，她一躲闪，刀尖重重地划破左脸，顿时血流满面。这个伤疤伴随她一生。她率领队员们拼死反抗，杀死杀伤了几个敌人。敌人一矛刺中她腹部，肠子都流出来了，她把肠子塞回去忍着剧痛继续和敌人搏斗，身上多处负伤，手臂、腿部都有刀伤，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敌人杀死了好几个同志。这时天色已渐黑，敌人的大刀向她砍来，何锐一躲乘势就地一滚，从二楼滚到一楼牛棚里，躲在牛肚子底下，因为天黑，加上离红军驻地较近，敌人不敢久留，也没能仔细搜查，同去的工作队员，牺牲的牺牲，被俘的被俘，就她一人脱逃，何锐躲过了一劫，但她却身负重伤，后被送往红军医院救治。由于她年轻，加上身体素质好，终于奇迹般活了过来。红军时代条件十分艰苦，这样的重伤号，只有两斤豆腐的营养品，后因此伤，被定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

    重伤未愈，坚持随部队长征过草地

    不久，就传来了红军要长征过草地的消息。部队领导找何锐谈话，说你的伤这样重，肯定过不了草地，部队没法照顾你，所以决定你留下来，坚持地方武装斗争。何锐一听大哭，说我生是部队的人，死也要死在部队，坚决不肯留下，一定要随部队走。她为了表现伤口已大为好转，忍着伤口的剧痛，坚持为医院扫地、打扫卫生、洗绷带和伤员的衣服，为厨房帮灶、洗菜、做饭，表示自己的伤已经大部分好了。由于她一再坚持，坚决随队长征过草地，部队领导同意她随队。长征开始以后，才知长征过草地的艰苦，拖着这样重的伤残身体，每走一步都会引起伤口的剧痛，她咬牙坚持，但还是常常掉队。当时就和赖清云战友（当年才15岁的女孩）相依为命，坚持跟在部队的后面一步一步往前挪，有时甚至在地上向前爬行，赖清云常常搀扶着她。就这还要一路割些马兰草（一种比较结实的柔软的草，适合打草鞋）到驻地打草鞋送给战友，要他们不要丢下自己，战友很感动，常常力所能及的照顾她们一下。

    有一次遇到敌人追兵赶到，后卫部队为保护她们打阻击，为此牺牲了几个同志，后卫部队看着牺牲的同志十分悲痛，脾气暴躁的队长说，把她们枪毙了算了，为了她们几个，我们牺牲了好几个同志。何锐她们泪流满面，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我们要死也要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后卫部队的指导员说算了，她们伤这么重也过不了草地，省几颗子弹吧！

    一路上到处都是牺牲的同志遗体，敌人残忍的将牺牲的红军战士的人头割下，将四肢砍掉，把木棍钉入红军女战士的下身，真是惨不忍睹。

    第一次过草地何锐的伤势很重，行动十分困难。有时伤口痛的昏倒在地，稍一清醒，站不起来，就强忍着剧痛，一点点的往前爬，赖清云看着何锐这么重的伤，这么坚强的意志，心疼的直掉泪，有时稍好一点，就把她扶起来一步一步的往前挪。赖清云看着何锐说：“姐，我们能走过草地吗？这么多战友都死了，你的伤又这么重，我们会死吗？”何锐坚定的说：“只要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走，我们就能克服一切困难，就能走出草地，就能胜利！”到了驻地以后，大家都已吃完饭，有的泡了脚睡去了。除了哨兵以外大家都睡了，炊事班的老班长，还给她们留了一点稀糊糊和泡脚的热水。何锐她们感动的直落泪，把一双已经打了几天（因伤手、脚不灵便）的草鞋送给老班长，那个时候除了草鞋再没有其它的鞋。每天要走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路，草鞋穿不了几天就坏了，何锐她们能送给战友的“贵重”礼品就只能是一双草鞋，很多战友都穿过何锐编织的草鞋，尤其是“同志哥”他们有些人不会打草鞋，有时只能赤脚行军，大大的影响了前进的速度，何锐看到就主动送上一双草鞋，“同志哥”非常感动，一个重伤号艰难地跟随队伍前进，还抽空打草鞋送给他们，解决了他们的大问题，这样的“同志姐”深受战友们的喜爱和尊重，她手脚麻利，用脚的大拇指勾着，很快就织出一双又结实又好穿的草鞋。（解放后的许世友将军、袁克服将军等还常穿着用废布条编织的草鞋，觉得又舒服又不捂脚，最不习惯穿的是硬邦邦的牛皮鞋）。过草地途中根本就没有什么药物治疗，痛的厉害就强忍着直到满头大汗，为了怕伤口发炎，到驻地以后就用开水和盐，用破布清洗，好在没有发炎，不然在红军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只有等死，何锐依靠自己顽强的毅力，活了下来。在过草地的行军途中，董必武（党的创始人，一直任党的领导，后任国家代主席）看到何锐艰难地拄着树棍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当他得知何锐是一个重伤号，坚决要随部队长征过草地时，就主动要把自己的马让给何锐骑，何锐坚决不肯，董老一再谦让，她就对董老说：“让我拉着你的马尾巴吧！”就这样何锐一手拄着树棍，一手拉着董老的马尾巴艰难地往前走。借着马的拉力何锐轻松了许多，热泪从眼眶中涌出，红军中的阶级感情、阶级友爱、官兵一致人人平等，处处都有体现。何锐终于能在董老的马尾巴的帮助下和战友们同时到达驻地了，这段异常艰苦的长征、过草地的经历是何锐终身难忘的。这段艰苦的经历锻炼了她的意志，增强了她的信心，也考验了她决心和跟共产党走永不分离的信念。后来胜利到达延安。何锐的丈夫袁克服将军是董老董必武的同乡，都是湖北红安县人（当时叫黄安，后因是革命红区，又为保卫红色政权牺牲了几十万人，改为红安，为全国开国将军第一县）。袁克服将军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是红安县县委委员兼县大队队长，当时李先念为另一大队大队长。袁克服后任县工会主席，是当时参加暴动的县委中层领导人之一。后将自己的部下何莲芝介绍给董老为妻。解放后有一次何莲芝路过西安和何锐见面，何莲芝说很冷，何锐就将自己的旧毛衣给何莲芝，何马上穿上，同时在一起吃饭拉家常，无话不谈，何锐说这么高级的领导的爱人，一点架子也没有，也不讲究，毕竟是老战友啊！

    当时袁克服并不认识何锐。解放后在董必武主席家，董老指着何锐说，这不是那个拉着我马尾巴过草地的负伤的小姑娘吗！这个女孩子很坚强！

    三勺炒面，救活一个“同志哥”

    红四方面军二次过草地，她的伤已经好了，但身体还是比较弱。在途中正走着，一个极微弱的声音叫到“同志姐（红军时代，不管年龄大小，对对方的尊称，就叫“同志哥”“同志姐”）救救我吧，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快饿死了”。何锐正走着，路边的一具“尸体”突然发出了微弱的声音，这个人大约30岁左右，脸色黑黑的，满脸胡茬，由于长期缺少营养，脸色十分难看，长征过草地，十分艰苦，路边上病死的、饿死的、被敌人打死的人很多，人们已经没有力气掩埋战友的遗体，茫茫大草原，到处是战友的遗体，情境十分悲惨。何锐摸了摸自己的干粮袋，已经干瘪的只剩下一小碗炒面，这一小碗炒面也不知道是今后几天的干粮。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出草地。由于她是苦出身，长期挨饿吃不饱，加上领导说这就是我们活命的干粮，大家一定要省着吃。这时何锐毫不犹豫的从自己一小碗炒面中舀出满满的三勺炒面，合水搅拌，慢慢地喂着这个素不相识，快要饿死的“同志哥”。有了这三勺炒面，何锐可能维持一天、两天甚至三天的生命，就可能走出草地，没有这三勺炒面，她可能就要饿死在草地，但是为了救素不相识的战友，舍去了自己可能生存的希望。“同志哥”慢慢地缓过来了，把碗舔的干干净净（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也饭后舔碗，在那个年代千千万万的人饭后舔碗，这体现了一个民族爱惜粮食，注重节约的精神。当然现在不用舔碗了，但这种节约不浪费的精神必须传承），有了一点精神，他对何锐千恩万谢，感激的热泪涌出眼眶，连声说谢谢“同志姐”，谢谢“同志姐”救命之恩！说着要下跪，何锐赶忙扶起他，默默地转过身，慢慢地走了，她根本不知道她救的人姓什么、叫什么，只知道他叫“同志哥”，是红军战士。

    惨烈的西路军战斗

    何锐随部队西征，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一路上荒无人烟，行军途中始终被马匪的骑兵骚扰，敌人到是机动灵活，打一下就跑，红军没有骑兵，追不上。一路上人烟稀少，没有基本群众和百姓的支援，得不到粮食给养，加上南方人没有经过西北地区的天寒地冻，伤病号不断增加，弹药越打越少，根本不敢随便开枪，直到有把握才打，部队越来越困难。后来被敌人团团围住，也没有增援部队，部队在坚守了三天三夜后，领导决定突围。兄弟部队某连的一个排长，带领全连仅剩的战士向领导请命，说同来的兄弟们都牺牲了，我们要随他们而去。后半夜，他们向西北方向突围，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为大部队向东南方向突围创造了条件。他们半夜突围，借着夜色故意弄出响动，向西北方向冲击，吸引了敌人向他们奔跑的方向追去。大部队乘机悄无声息的向东南方向突围，这些素不相识的同志，明知这次吸引敌人是必定牺牲的，马匪对被捕的红军一律斩首，从不留活口。何锐说到这些故事就泪流满面，他们素不相识，连姓名都不知道，为掩护大部队撤退，用自己的生命为素不相识的红军大部队的同志打掩护，如果没有这些同志的自我牺牲精神，这支部队就有可能全军覆没。在坚持西路军的各个战斗中，何锐亲眼见到多年的战友，一起长征过草地的战友，一批一批的倒下去，心如刀绞。后来她突围返回陕北，见到了许多战友，才知道马匪十分残酷，对红军被虏人员格杀勿论，对女战士强奸、侮辱，分配给匪兵，很多红军战士躲藏在民间，不敢说话装哑巴，怕露出南方口音被杀害。

    在返回延安的途中，他们昼伏夜行，也不敢生火做饭，怕烟招来敌兵，实在饿极了，就揪一点戈壁滩上的沙葱吃，沙葱辛辣无比，对胃刺激很大，加上没有粮食吃，何锐他们吃了沙葱，胃钻心的疼，痛的在地上打滚，就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走完了全程，胜利回到了陕北苏区。

    人称军中“花木兰”的“何老板”为边区贸易做贡献

    何锐到达延安后，经过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女大学习，文化水平、理论水平和认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校一年多时间里，她学习非常刻苦，由于多次负伤，在艰苦的环境里精神也受到很大刺激，得了神经官能症，学习中常常晕倒，醒后继续学习，所以进步很快。在延安女大学习期间当选为工作学习一等模范和一等生产劳动英雄，均发有奖状。1943年她调任中央卫生部商店主任。当时边区，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边区物资十分匮乏，虽然经过大生产运动后，粮食、蔬菜、棉花、油料等已经能满足边区的需要，但生活用品、药品和日用品却十分匮乏，她以十五刀麻纸和一间破草房起家，干的稍有起色，一场山洪将房屋和货物全部冲走。她带领职工从头再来，毫不灰心，她摆路边摊，扩大经营品种，把边区生产的农副产品运到敌战区交易，把曾经生意惨淡的商店经营的红红火火。除了满足中央卫生部门诊部200余人的办公福利费用外，还有多余商品出售。边区老百姓和中央机关的人甚至中央领导都来买东西，一直夸“何老板”的商店品种多质量好。由于要经常到敌占区采购做生意和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何锐完全是一副“男人打扮”，留着分头，一身男装，带领职工或独自牵牲口深入敌占区，全然是个“女汉子”。她生性刚强，办事泼辣、干练，在和商户、伪警察、税收官打交道中，练就了一身和各种人打交道的本领，同志们都说她是咱们军中的“花木兰”。一次她一个人采购了一批货物返回边区，走到张村驿已是半夜，她想歇一晚，给牲口喂点料再走，就敲一户农家的门，要求留宿，开门的女主人说：“就我和女儿在家，不留男客！”何锐说：“我也是女的”。女主人说：“你这个先生才怪呢！明明是个男人还说是女人，你快走，不留你！”不论“何老板”怎么说她就是不同意，没办法她只好拖着疲惫的身子连夜返回驻地。由于她是男装也便于“袖筒摸价”（关中民间的一种交易谈价的方式，在袖筒中出手指谈价，只有交易双方清楚价格）。

    由于经常深入关中及陇东国民党统治区，少不了要和街霸、伪警察和税收官打交道，她练就了一身和这些人打交道的本领。有一次边区机关要进一批办公用品，在集市上遇到警察反复盘查，问买这么多笔、墨、纸干什么？“何老板”巧妙的说是为学校采购的，蒙过了警察。她们已经完全掌握了采购禁购品、药品的方法，在运回过程中，把药品拆包，放在其他商品中偷运过关。

    有一次在采购中遇到了一个街霸，要强行霸货加价，“何老板”毫不示弱，一点都不怕他，心想我九死一生，还怕你个小混混，这时两个身强力壮的“伙计”也站在“何老板”身后，街霸一看“何老板”有来头也不敢太造次，不打不成交，后来请他喝酒、吃饭俨然成了“朋友”、“哥们”。“何老板”的生意他全罩着。

    为了封锁边区，困死红军、老区人民。在通往敌占区的路上设了很多“关卡”，“何老板”利用她“大老板”的身份，与他们斗智斗勇，施以小恩小惠，把各种货物和禁运物品安全运回。曾经历过多次险情，货物被扣压甚至抓人，何锐凭着她单打独闯的精神，凭着她对革命对党的忠诚，凭着她机智、灵活、巧舌如簧的技巧，一次次把禁运物品安全运回，一路上各关卡交了不少“朋友”，凡是“何老板”的货，大部放行，她的商店越做越大，别人没的货她有，别人进不来的东西她行。一次边区为抢救重病人，急需一批比金子还贵的“盘尼西林”注射药（这就是后来的青霉素，当时奇缺，又是特效药，全部是进口的，绝对禁运的奇缺药品）。好几个单位都没能采购到，首长把任务交给了她，她利用她打通好的渠道，按时按量完成了任务，首长非常高兴，称“何老板”不愧是军中的“花木兰”，什么任务都能完成，什么敌人都能打败。为此和她平时的工作成绩，延安联防政治部和中央妇委授予她“乙等模范工作者”奖章，边区党报还刊登了她的照片，并介绍了她的事迹，这些在当时已经是很高的评价和荣誉，这也是给她对党和人民无限的忠诚，对工作尽职尽责的表彰。

    保持革命警惕，破获敌特组织

    抗战时期，为了刺探苏区的情报，破坏边区政权，暗杀领导人，国民党派了很多特务潜伏到边区。

    当时何锐在冀南军分区任司令部四科（管理科）副科长。

    工作期间，她响应上级号召，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性。她发现科里的一位管理员神情异样，常爱打听军分区的情况和领导的消息，并经常随意外出。随对这个管理员产生怀疑，她协同保卫部门严密的监视他的一切行动，终于发现破绽，同时她也了解到这个人也是苦出身，家中很穷，被国民党抓丁参军，后派往边区，就给他讲只有共产党才是穷苦百姓的党，才能救老百姓、救穷苦人，才能消灭不平等，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启发他的阶级感情，终于使他交待了他的任务和他的上线、下线，一举破获了这个潜伏在部队领导机关对部队和领导的安全造成很大威胁的特务组织案，受到部队领导机关的特别嘉奖。

    终身大事，领导一句话定

    在延安，何锐因工作积极事业有成，商店办的红红火火，又是劳动模范，上了报纸，也是个小有名气的人，加上皮肤白皙，长相俊美也十分惹人注目。一天领导找她谈话，说给她介绍个人，这个人党性很强，革命意志坚决，作战勇敢很能打仗，能做思想工作，已经30大几快40岁的人了，还是独身，这样的同志是好同志，找爱人就要找这样的人，缺点就是脾气不太好，你考虑一下吧，三天后给个信。何锐工作十分繁忙，把这事根本没放在心上，三天后领导问考虑的怎么样了？没什么意见就结婚吧！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何锐的终身大事就领导这么一句话就定了。何锐也打听过，说袁克服这个人不错，资格很老，革命意志十分坚决，能上能下，有能力、有水平，是个好同志，这样就举行了婚礼。袁克服很穷，没有钱，简单的婚礼还是“何老板”的出差补贴买了点烟、酒、糖，吃了顿便饭，请领导和同志们热闹了一下，袁克服的战友们一直开玩笑说，老袁娶了个有钱的“老板”当老婆，以后烟、酒钱不愁了。就这样俩口子和和满满、磕磕绊绊、愉愉快快的度过了人生。

    能上能下，不管干什么都是革命工作，一定干好

    1946年底，何锐由冀南军分区调东北工作，与先期到东北工作的袁克服会合，当时敌占区根本无法通行，她就女扮男装绕道渤海湾，从朝鲜到达战地东北，她到达东北袁克服驻地后，要求见袁克服，外围警卫十分警惕，立刻把“他”控制起来，怀疑“他”是怎么知道首长在这里住？当时部队首长的驻地和姓名是绝对保密的，一般用代号代替，比如001号，002号......等。这是为保证首长的安全，敌人重点打击的就是领导和统帅机关，特别是首长本人。外围警卫报告说有一个浑身上下脏兮兮的，梳分头，穿便服的“男人”，准确的说出了首长的驻地和姓名，我们已经将“他”扣起来了，“他”说“他”叫何锐，要见首长。当时袁克服正跟邓克明（时任东北警备二旅旅长，袁克服的老战友）商量事情，一听外围警卫说何锐来了，非常高兴，大笑着说：“快请！快请！那是我老婆！”

    什么？外围警卫人员差点没惊掉下巴！这个浑身上下风尘仆仆，跟泥猴差不多，梳着分头，知道首长驻地和姓名的可疑“男人”是首长的老婆？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仔细看起来这个“男人”还真有点俊美。

    何锐和袁克服会和后，袁克服、何锐他们共有警卫员、勤务员、马夫等工作人员十多人，袁克服吃小灶，何锐中灶，因和袁克服是夫妻，也可吃小灶，其他工作人员吃大灶。当时生活还比较艰苦，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好，何锐把她和袁克服的伙食费领了出来，加上工作人员的伙食费，大家一块吃，荤素搭配，调剂的非常好，另外开了一块荒地，种了很多蔬菜，根本不用买菜，菜金买肉、鸡、鱼等，吃的非常好，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非常羡慕，常常跑来蹭饭，都说有了女主人就是不一样。

    何锐到东北后，任吉东军分区管理股副股长，连降两级，她说只要是革命工作，在哪都一样为人民服务，她在新工作岗位上，凭着她的精明干练，凭着她的踏实肯干，把工作干的十分出色，上级、下级都十分满意。为此，多次受到嘉奖和表扬。

    一定要救活他

    1947年，解放军正在进行解放全东北的战斗，何锐时任吉林敦化军分区野战医院政委，作战中缴获了大量的医疗器材和药品，为改善野战医院的医疗条件做了很多工作并经常深入前线阵地检查伤病员的救护工作，为支援大部队解放东北做了大量工作。

    其爱人袁克服任独立四师政委，在此期间跟随袁克服多年的曾救过首长的贴身警卫员王明栋，在骑马送加急电报返回途中遇到敌炮火袭击马受惊，将王明栋从马上摔下来，右臂被树枝划破，恰巧遇到旁边的一条剧毒蛇向他喷射毒液引起手臂中毒。尽管采取了一定措施将毒液吸出，保住了手臂，但毒液已经进入体内，严重感染，胸腔积水化脓，发高烧昏迷三天三夜，生命垂危，何锐一直守在其身旁。王明栋山东枣庄人，多年跟随袁克服南征北战，对党的事业，对保卫首长的安全忠心耿耿。一次在东北，袁克服一行视察部队，勘察地形，夜宿老百姓家，被密探发现，告知土匪几百人，包围了村庄，情况十分紧急。随命令警卫员董忠泰骑马返回驻地搬救兵，王明栋率警卫人员拼死抵抗，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边打边撤，当时躲在一户老百姓的院子里，敌兵搜查到此，外围阻击的一个战士（小陈山东人18岁，入伍才一年，他一再要求外围阻击，实际上是想引开敌人，救首长和战友），后被敌人抓住，问你们首长在哪里？小李往相反的方向一指，早就往那边跑了，敌人并不相信他，要他带路，走了很远才知道上当了，把他捆在大树下，用刀砍他，用刺刀刺他，割掉耳朵、鼻子，他浑身鲜血，忍住剧疼，始终不说首长和战友们的真实去向。王明栋等警卫员快速撤退，掩护袁克服从另外一个方向冲出敌人的包围，后来董忠泰带领救兵冲入村庄，打退敌人，救下小陈，此时他已壮烈牺牲。一个年仅18岁，入伍才一年的战士，为掩护首长和战友壮烈牺牲，这需要什么样的坚定品质，后来战友们厚葬了这位年轻的烈士。

    王明栋此时病情已经十分严重，此前有过这样的病例，均未抢救过来，医生们已经束手无策，这时从苏联学习回来的一个医生，时任纵队卫生部长是袁克服的老部下，来看望首长，袁克服让他看看，他一摸脉说不行了，又问多久了，回答说已经好多天了，他说赶紧抢救并提到一个大胆的方案“换血治疗”，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十分超前的，因当时医院设备、技术条件均比较差，这样的治疗风险很大。何锐拍板，只要有一点希望，就要抢救，换血对血液需求量很大，医院组织了三名日本医护人员、三名朝鲜人和一名中国人为王明栋输血，何锐一直守护在旁边，医生奋力抢救，终于成功抢救过来了。尽管留下了一些后遗症，脸色发红但生命是抢救过来了。后来王明栋转业到西安某单位，文革中遭受到残酷的迫害说他叛党，向区委书记王映雪开枪。（实际情况是他救下了已经负伤的区委书记，自己的衣服被打了43个弹孔，帽子被打掉了一半，但未负重伤，后来战友们都说他命大，身上佩戴了一枚战斗英雄排长宋振喜送他的一块双龙玉在保佑他）。同时罗列了很多罪名将他关押起来，撤销一切职务，扣发工资，赶出住房，使一家人生活无着落。袁克服何锐得知情况后立即支援他们，并向地方党组织出具证明，袁克服说我以党性保证王明栋没有叛党枪杀领导干部的事情，并多次过问此案，终于把问题解决，他一直活到90岁善终，王明栋的老母亲临终前，一再告诫儿子全家，不能对迫害他们家的人报复，要以德报怨。王明栋最后以厅级干部离休，在该单位享有很高的威信。

    做好思想工作，处理好日本留用医生和伤病员的关系

    1948年底，四野大军南下，何锐任湖北军区野战医院副院长，她经常深入前线，亲自救护伤员，为伤员包扎伤口。一次，一位解放军战士伤兵拿着拐杖殴打医院的日本医生和护士，高喊要打死日本鬼子，他说父、母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了，弟弟也在对日本鬼子的作战中牺牲，他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听说医生和护士是日本人就打。何锐对他说，野战医院医护人员奇缺，我们大量的伤员无法救治，有的死去，有的残废，这些日本医生、护士医术很高明，已经为我们抢救了大量的伤病员，没有他们，我们很多人要牺牲、要残废，就像你的伤，如果不治疗就会残废一样。而且他们中很多人是反战同盟的会员，也反对战争，他们真心为中国抢救伤、病员，我们决不能打他们。伤员经过做思想工作心悦诚服，真心为被打的人员道歉。

    何锐她们医院，不仅接收敌医院的医疗器材，还从地方积极采购医疗设备，同时她还发挥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的经商特长，为医院节约了大量经费，采购了医院所急需的医疗设备，器材和药品，为改善医院的工作条件做了大量的工作。

    为建设中央军委直属钓鱼台疗养院呕心沥血

    建国后，何锐调任中央军委直属钓鱼台疗养院任副院长，负责筹建疗养院。她为疗养院的基建工程呕心沥血，是领导又是现场指挥，有时还是基建小工，搬砖运水泥，哪里忙就到哪里，赶时赶工保质保量完成了基建任务，有时常常累得神经官能症病发作，昏倒在地，醒了以后继续干。基建中她就住在老百姓的破草房内，她带着自己的孩子和爱人部下肖良清的女儿肖明（肖良清入朝作战不能带孩子，为了让肖良清安心入朝，把孩子放在她家一直带了很久，从北京一直带到武汉），没日没夜赶工程，保质保量的完成了疗养院的筹建工程，受到上级的表扬和嘉奖。

    离别二十多年第一次回家乡

    上世纪五十年代，何锐曾回家乡宁强县茅坪沟探亲，实现了她“革命不成功，永不回家乡”的誓言，革命成功了，她要回家看看亲人，家里只剩下姐姐和弟弟，父亲和小妹在她参加革命后已先后去世，她要看看亲人，乡亲们，和童年的伙伴。虽然身为领导干部，但待人亲切平易近人，请乡亲们吸烟、喝茶、吃饭拉家常，拉着乡亲们的手问长问短，问疾问苦，逗小孩子玩。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来看这个家乡的“女大官”，听她讲这些年来的经历和见闻，所受的危险，如九死一生如何从敌人刀下捡回一条命，如何身负重伤过草地，乡亲们从她脸上的伤疤就知道她受了不少苦，有的还叫她“桂芝”。她把自己随身所携带的药分给有病的乡亲，给一个小女孩一下就打掉很多蛔虫，她还凭着这些年在医院工作的经验，为乡亲们的病情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比如饮食上要注意什么，需要到医院去看什么科室等等。乡亲们很信任她，也很喜欢她，至今还在家乡老一辈人中留下了极佳的口碑。

    后来乡亲们治大病，到西安都要找她，甚至吃住她家，她家俨然成了旅馆和饭店。

    1964年时任茅坪沟乡三道河公社书记的谢文毓带领猎户上山打猎保秋收，不幸遭受黑熊袭击，谢文毓头部、脸部、手臂多处被严重咬伤，生命危在旦夕。家乡人到省军区联系到何锐，何锐迅速帮助在西安某陆军医院办好入院手续，并联系专家会诊，先后为谢文毓成功实施了手臂吻合手术，面部皮肤移植手术和功能恢复。谢文毓在西安住院治疗半年有余，何锐像家人一样给予关照，还让谢文毓的妻子住在自己家里，谢文毓很是感动。

    老战友孩子们的家

    文革前期和文革期间，袁克服、何锐的很多老战友的孩子在西安四医大上学和在西安工作，他们家就成了临时旅馆和饭店。每逢星期天，都热闹非凡。有在高位的人的孩子，还有被打倒的战友的孩子，他们统统一视同仁，特别是对一些被打倒的战友的孩子更是关心，关心她们的学习，总是做她们的工作，说问题一定会解决，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使她们找到了家的感觉。在“家”里什么都说，吃、住很随便，从不避讳老人，甚至还把对象带来让老人“把关”。由于人太多粮食不够吃，那时买粮食要粮票，每人有定量，他们从来没有利用职权向军区要，那时军区有好几个农场，稍微一表示，粮食就会送来，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毫不客气的对老战友的孩子们说，吃饭可以，要交粮票，交一点就可以，我们吃的少，可以给你们补一点，但不交粮票就没饭吃，孩子们都交粮票，一点不见外，就像是到了自己家里一样。

    有一次，家乡的人来他们家想要两件军大衣，他们完全可以叫后勤部拿两件来，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花钱在军区服务社买了送给家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