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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选择——来自将军县红安的报告
2021-03-03 12:34:34
作者:王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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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历史的高空,回眸百年红安的风云际会以及沧桑巨变,你会看到两个大写的汉字,那就是:选择。面对真理与谬误的较量,光明与黑暗的搏击,面对血与火、生与死、穷与富、忧与乐,红安人在选择,时代在选择,历史在选择。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万众一心,紧跟党走,朴诚勇毅,不胜不休。顾念苍生舍小我,虽九死而不悔。正是沁入红安人内心深处的一缕精神血脉,使得这份选择让红安走向旷世无双的辉煌,那辉煌闪耀在历史的星空中,从而成为永恒。

    一、穿云破雾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路走来,可谓是跌跌撞撞、伤痕累累、血泪斑斑。

    回望历史的天空,常常是乌云蔽日,迷雾重重。然而,每遇否极关口,总有那么一些巨人选择用思想的光芒穿云破雾,拨云见日,用睿智的眼光洞遂远方,用自己的身躯引领前路,千磨万砺,万苦千辛,最终赢得八方泰来。

    这其间,就不乏红安的智者先贤。

    1,董必武的选择。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和法学家,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和国家重要领导人。曾任七届、八届、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务院副总理,国家副主席和代主席 。
上个世纪初,董必武就有两次极为重大的选择。

    第一次选择是加入同盟会,参加推翻千年帝制。

    1903年,18岁的董必武考取秀才,随后被清廷授予拔贡学衔,在黄州府中学堂任教。武昌首义爆发,董必武选择投身辛亥革命,参加湖北军政府工作,还亲身参加了三道桥、刘家庙附近的战斗,同年加入同盟会,后又参与组建同盟会湖北支部,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两次被捕入狱,仍投身反袁护法斗争。董必武曾两次东渡日本学习法律。其间,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参加了中华革命党。

    大鹏展翅,其意在高远。董必武曾给他四叔写过这样一首诗,“重违庭训走天涯,不为功名不为家,旋转乾坤终有日,神州遍种自由花。” 

    第二次选择是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开创中华民族的新纪元。

    虽然推翻了帝制,可万千志士的求索,又一次以悲壮收场,亿万苍生仍旧陷在无边的黑暗之中。

    董必武在上海研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1919年8月,回武昌创办武汉中学。1920年,创建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传播马克思主义。1921年7月,与陈潭秋一道,代表湖北赴上海参加党的一大,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董必武为了救国救民,毅然抛弃高官厚禄,拒绝威逼利诱。个人被敌人重金通缉,多次身处险境。敌人曾悬赏捉拿黄安的92名“共党头子”,第一名就是董必武。家中房屋被毁,亲友亦被株连。这些都没有动摇他选择共产主义的意志和决心。

    1923年,董必武在武汉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黄安工作组;先后把王鉴、董觉生、雷绍全、王秀松、戴克敏、戴季伦、郑位三、曹学楷、汪奠川、戴季英、赵赐吾等一大批在武汉的学生派回黄安,把一批麻城籍学生派回麻城,与此同时,还把黄陂及各地学生派回各地;亲自指导学生回乡创办平民学校和农民夜校;通过各种方式开展革命思想启蒙,撒播革命火种,从而点燃了黄安、麻城等地革命斗争的熊熊烈火,揭开了大别山地区波澜壮阔、掀天揭地的斗争序幕。

    风云变幻,大浪淘沙。回望历史,不难发现,历史的进程往往也是艰难的选择与被选择过程。党的一大与会的13名代表,走上了迥异的人生道路,其选择都有了最终的结局,留给后人无限的感慨。

    何叔衡、陈潭秋、邓恩铭为酬壮志血洒疆场;王尽美英年早逝;李达、包惠僧中途脱党;李汉俊中途脱党,仍被敌人以共产党的名义杀害;刘仁静被开除出党;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叛党投敌;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从南湖走到了开国大典,成为一代伟人。

    董必武一生追求真理。中国近代历史上,几个最为复杂的十字路口,都能看到他坚定的身影。每一次紧要的历史关头,他都走在最前列。他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尤其是在政权建设、法制建设、农民运动、统一战线、党的秘密工作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成为党的模范领导者之一。

    谈到董必武时,李先念曾深情地说过一段非常直白的话:“董老是湖北革命的老祖宗,是湖北和大别山革命的一面旗帜,我们这些人都是他的徒子徒孙”。

    2,李先念的选择。

    李先念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连续5届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两届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曾任国家主席和全国政协主席,是党内为数不多的在数次政治风浪中一直保持高位的领导人之一。

    在个人生涯中,李先念有过三次特别重大的选择。

    第一次是选择参加党领导的革命运动。

    李先念曾是一个木匠。17岁时,他决意为旧世界打造棺材,毅然选择投身革命,从而走上九死一生的革命道路。他参加和指挥的大小战斗、战役多达4000余次,被毛泽东主席称赞为“不下马的将军”。

    第二次是西路军失败后,毅然选择回到延安。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长征会师后,21800名红军将士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1937年,西路军喋血河西走廊,极其惨烈,极其悲壮。

    危难时刻,李先念处变不惊,率领余部800多人,翻越祁连山冰峰雪岭,穿过戈壁滩大漠狼烟,历尽艰险,420人到达新疆,辗转回到延安,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后来,这批人员中许多人成为了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成为开国将军,成为空军、炮兵、装甲兵等特种兵骨干技术人才。

    回到延安后,由于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连,李先念从军政委降职到营长,连降6级。许多西路军干部战士为他感到委屈,李先念却相信组织,不抱怨。他说,“就是一撸到底,叫我去当伙夫、马夫,也要在我们党和部队里干下去。”

    坚强的信仰和博大的胸怀,才会有如此的选择。

    1938年,李先念率领160余人回到大别山,孤悬敌后,开辟战略根据地。队伍从小到大,越战越强,数年时间,就建立了拥有38县、2000多万人口、近6万正规部队、30万民兵武装的鄂豫边抗日根据地。李先念先后任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司令员、新四军五师师长兼政委及鄂豫边区委书记。1946年6月,指挥中原部队胜利突围,打响解放战争第一枪,从而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

    第三次是参与决策粉碎四人帮。

    1976年秋,“文革”已经10年,党和国家以及各族人民遭受严重灾难。毛泽东主席病危、逝世,“四人帮”更加猖獗。民族命运又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抉择。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无畏风险,慎重决策,精心部署,一举粉碎四人帮,大情怀,大担当,大手笔,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从而促使国家和民族走上拨乱反正、高速发展、由弱到强的道路。

    李先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建党百年之际,仰望星空,望得见满天繁星的闪烁,俯瞰大地,寻得见漫漫长路上先贤的足迹。走在先辈开创的民族复兴之路上,后辈人心中一定会更加自信,脚步一定会更加坚定。

    二、生死从容

    查看共和国的版图,你会发现,位于鄂东北大别山南麓、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红安,不过是块弹丸之地。全县版土面积只有1796平方公里。可就是在这块弹丸之地上,曾经上演了一幕幕波澜壮阔、苍凉悲壮、感天动地的历史大剧。

    1,前仆后继无所惧

    战火曾把红安烧成一片焦土。大革命失败,特别是红四方面军撤离后,敌人在当地实行惨绝人寰的屠杀,石头也过三遍刀。房倒屋塌,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到处惨不忍睹。当时下辖的紫云区人口从6.5万骤减到1.6万,被称为死人区。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人口,到建国时只剩下300个老人和妇女儿童,几乎成了无人区,消失的村庄100多个。“平头岭大血案”中,一次被杀的群众达2000余人;紫云黄龙冲,近1000名被害群众的尸体,几乎将山沟填平;七里坪西门河滩,有块百米之地,尸骨曾堆起了一尺多高。敌人采用机枪扫、大刀砍及挖眼割舌、剖腹掏心、火烧、油炸、活埋、分尸、砍手脚、点天灯等手段,其极端与残酷,实乃骇人听闻。寸寸河山寸寸血,惨烈从县北一直延伸到县南。

    面对血与火的考验,面对生与死的选择,这里的共产党员,这里的人民,都是那样的英勇无畏,又是那样的从容淡定。漫天风雪漫天愁,志士何曾怕断头。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他们又继续前行。

    在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里,有一方长弧形的烈士纪念墙,那上面140000数字特别醒目,下面细细密密地刻录的,全是红安籍烈士姓名,有的是按家族排列,一排又一排。七里坪镇鄂豫皖苏区中心烈士陵园,有个巨大的无名烈士墓,平台中央凸起的五角星,特别的鲜红。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一串串可歌可泣、触人灵魂的故事,如今,都已凝结,成为历史的不朽。

    从1927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有14万红安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已查明登记在册的红安籍烈士有22552人,其中,省军级以上11人、地师级以上88人、县团级以上500多人。当年,红安6.5万人参军,仅620人生还,100人参军,活下来的还不到1个人。

    走在红安,随处访问,你会发现许多地方,几乎家家有红军,户户有英烈,山山埋忠骨,岭岭是丰碑。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红安人牺牲之重,贡献之大,实属世所罕见。

    七里坪镇秦罗庄是一个不大的村子。1929年, 秦基伟和村里100多弟兄当红军,只有秦基伟是唯一的幸存者。1931年,观音阁村55名年轻人一起参加红军,活下来的只有秦光远一人。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时,张李家村有60多名青壮年参军,建国时,仅有张天伟3兄弟幸存。还有许多村参军的无一幸存。1929年秋到1931年7月,檀树岗红军招募处两次招兵7000多人,七里坪镇程维德一个村子就有100多人参加了红军,到解放后仅存7人。

    天苍苍,地茫茫,枯草青,青草黄,母望儿归儿未至,妻盼夫回夫未还。有多少人千盼万盼,有多少回望眼欲穿,青丝变成白发,望到的是长空雁断,盼回的是烈士证明。

    风萧萧兮倒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2,满门英烈铸忠魂。 

    宋代杨家将的故事家喻户晓,感天动地。如今,翻阅红安烈士登记册,满门忠烈的记载,比比皆是。戴克敏、戴季伦、郑行瑞、程训宣、王鉴、林清芝……,一家家,一户户,他们的事迹气壮山河,令风云为之动色,让闻者为之动容。戴克敏便是其中的代表。

    戴克敏是黄麻起义著名领导人之一,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出身书香世家,文武双全。他参加过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是黄麻起义计划的起草人。他还是郑位三、吴焕先的入党介绍人。戴克敏全家14人参加革命,除2人病逝在革命岗位和参加过长征的胞妹戴觉敏幸存外,其余11人全部英勇献身。

    父亲戴雪舫是董必武的挚友,参加过辛亥革命,任过中共麻城县委书记,主持创办了大别山第一所列宁小学,在掩护学生转移时被敌机炸死;二伯父戴先治和四伯父戴先致,从事地方武装斗争,被敌人凌迟处死;三伯父戴伯先在白区做地下工作时被敌人杀害;主持创办大别山第一个红军医院的八叔戴叔先在肃反中被错杀;十叔戴先诚、堂兄戴道溥、堂弟戴道高、大弟戴道深在战斗中牺牲;堂妹戴醒群是红军医院医务主任、原湖北省省长张体学的妻子,被捕时身怀六甲。敌人劝降不成,先用小刀割掉她的乳房,又用大刀剁掉她的四肢,然后割下她的首级。她牺牲时年仅22岁。

    3,革命信仰大于天。

    七里坪镇王锡九村黑洼山脚,长青的松柏和绚烂的映山红丛中,矗立一座烈士纪念碑。这里长眠着2000多名红军将领和县乡苏维埃干部,大多是当年肃反时被错杀的。

    凡是生命,都深知生命的宝贵。可一旦信仰与生命激烈碰撞,革命者定是信仰大过生命。红安的共产党人,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图奉献,不图利,不图名,心怀理想,信仰坚定,即使蒙受冤屈也决不叛党。

    1931年至1932年,一大批红安将士被张国焘错杀在七里王锡九与河南的新集和白雀园,仅县团级以上的就有66人。被错杀者没有一个人丧失革命信仰,被错杀者的亲人也一直都全力支持革命。

    戴克敏为了革命,为了补充军粮,把自己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卖掉,买成粮食送给部队。倾家荡产,以致没顾及到自己弟弟饿死夭折。妻子生育,徐向前劝他回家看看,他说等打完仗再说。 1932年7月,27岁的戴克敏被冤杀。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留下了最后的话语,“我走后,请告诉我父亲,我是清白的,是革命的,希望他和全家不要为我难过,大家努力,革命到底!”

    1932年,红安有63名区乡干部,被扣上“改组派”的帽子,要被处决。临刑时,五区区委书记徐德聪对行刑队说:“今天,虽免不了一死,但我们的心还是红的,你们把枪收起来,还是用刀砍吧,省下这些子弹,说不定可以消灭几十个敌人”。在被错杀的最后关头,考虑的是为革命节省子弹,选择的还是一心向党。何等的忠贞,何等的令人敬佩!

    时光匆匆,即使相隔快百年后的今天,许多后辈听了这样的故事、这样的话语,也还是禁不住眼含热泪、仰天长叹。

    诚既勇兮又以忠,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亦英雄。

    4,巾帼何曾逊须眉。

    红安第一个女共产党员、王鉴烈士的妻子夏国仪,积极投身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曾任县农民协会第一届执委、妇女协会常委。1927年28岁时被捕,受尽酷刑,也决不说出党的秘密。寒风凛冽,敌人剥光她的上衣,用铁丝穿透她的乳房,反绑双臂,游街至武昌阅马场,把她钉在门板上凌迟。长钉钉骨,小刀割肉,声声作响,血水四溅,令在场者耳不忍闻目不敢视。

    少女英雄林清芝,父母早年参加革命,受其影响,不满10岁就担任童子团团长,13岁在陂安南县苏维埃政府工作。红军父亲牺牲后的1933年夏天,她和母亲一道被捕,敌人逼迫她们脱离革命,坚决拒绝后,被押至宝印山。胸怀光明者,断无恐惧心。林清芝大声喊道:“要杀要剐就快来吧!”刽子手双手发抖,连扣8次扳机均未打响,退出子弹,重新装上,再次扣动扳机,才将其杀害。林清芝是红安烈士名册中年龄最小的一位,牺牲时,年仅15岁。其母被民团敌人用梭镖捅、用石头砸,伤得半烂后抛到半山腰而死。              

    徐向前元帅的第二任妻子程训宣,婚后留在后方,组织地方武装,发动群众,拥军支前。1932年,在苏区肃反中,保卫局逼迫程训宣揭发丈夫徐向前是改组派是奸细。程训宣被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至死也不作伪证,最终被执行枪决,年仅21岁。临刑前,程训宣让难友转告徐向前,“你的妻子对你是忠诚的,对党是忠诚的,我是为了革命而死的,你不要为我难过”。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难友说,临刑的前夜,关押程训宣的牢房里,久久地传出她深情而悠长的山歌。

    国家及省与县的档案馆里,成千上万红安烈士的事迹记录,层层叠叠。大革命时期的著名人物、黄安农民运动先驱、后调赴湘鄂西并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王鉴,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鄂东特委书记王秀松,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黄安农民政府主席曹学楷,鄂东北苏区创建者之一的徐朋人,红军著名战将、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共和国第一个红色法庭女庭长闵丹桂,被敌人砍头示众七天七夜的程昭续,被剁成八块的田开寿,被割掉耳鼻后活埋的张南一,被剖腹挖心的秦绍勤,陈定侯、张培鑫、汪奠川、赵赐吾、吴永达……,哪一个人不是让人肃然起敬,哪一个人的故事不是荡气回肠、感天动地。

    徘徊在生死之间,踌躇于明暗之处,有人选择生,有人选择死。许许多多的红安先烈,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激昂斗志,脚步铿锵,纵然一无所得,纵然粉身碎骨,也要用无悔的选择铸就生命的光华,化为永恒,虽九死亦犹未悔。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三、奋勇前行

    在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里,珍藏着一本薄薄的书籍,书页已经泛黄,字迹也有些模糊,然而却是那样的弥足珍贵。它就是全国最早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

    1920年9月,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国内出版发行1000册,历经百年风雨,全国仅存9本。

    这本书是董必武的学生张行静的所读所藏。1929年,因叛徒告密,张行静不幸被捕,在狱中,敌人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也没能让他交出《共产党宣言》。张行静英勇就义后,这本书辗转数十年,三易其手,才被完整地保存至今,成为了国家一级文物。

    这本《共产党宣言》,见证了红土地上的改天换地、风云际会的历史,也见证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迈;见证了红安人的朴诚勇毅、不胜不休的精神品质,也见证了红安人一心向党、万死不辞的铁血丹心。

    1,万众一心跟党走

    从1923年党的黄安工作组算起,在红安这块土地上,党的旗帜始终高高飘扬。战争年代,不管怎样的血雨腥风,不管怎样的艰苦卓绝,党的组织始终不散,革命的武装斗争始终不断。

    1927年9月,无产阶级革命家、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时任中共黄安县委代理书记的郑位三在七里坪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随即,进行了“九月暴动”。11月13日,在黄麻特委的直接组织和领导下,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爆发了著名的黄麻起义。黄安、麻城等地的农民手持大刀、长矛、土铳、锄头、撇把子枪,在火把的映照下,一举攻克黄安县城。18日,在城南教场岗召开万人大会,成立了黄安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鄂东军。

    一声铜锣响,满城暴动声。黄麻起义直接攻城的人数3万,外围呐喊助威的人山人海,火光四起,“哦嗬”喧天,声势浩大,地动山摇。当年,黄安县党部清乡委员会曾在布告中哀叹,“十龄幼女,口喊自由。三尺之童,目无长上。黄安素称礼义之邦,一变而为禽兽之所。足见其赤化到了深入人心的地步”。

    县城一位有名的书法家吴兰陔写下一幅对联,真实生动地反映了那时的人心向背。“痛恨绿林兵,假称青天白日,黑暗沉沉埋赤子;克复黄安县,试看碧云紫气,苍生济济拥红军”。

    1931年9月,红四方面军集中主力7个团加上黄安独立团的兵力,发起黄安战役,激战43天,打破了蒋介石15个师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歼敌1.5万,活捉69师师长赵冠英,取得了著名的黄安大捷。12月23日,黄安第一次改名红安。

    红安人参军参战,捐粮捐物掀起高潮。“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这首《黄安谣》,就是当时历史最真实最形象的写照。《八月桂花遍地开》、《送郎当红军》、《拥护红军歌》等一大批红安歌谣,由此唱得更加响亮。

    跟党走,不回头。红安人在革命高潮时是这样,在革命低潮时,同样如此。有铮铮铁骨,也有寸寸柔肠。

    “山林岩洞是我的房,青枝绿叶是我的床,野菜葛根是我的粮,共产党是我的亲爹娘。哪怕白匪再疯狂,一颗红心拿不去,头断血流不投降!”这就是最艰苦的日子里游击战士的表白。

    “把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缝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这就是红安老百姓无私的情怀。

    走在大别山,至今仍能听到人们传颂着兰大妈的故事。兰大妈名叫兰桂珍,5岁当童养媳。在扩红时,她动员乡亲说:“红军是咱穷人的队伍,自己人要支持自己人”。

    她动员丈夫程启忠到招募处报名,送郎当红军。丈夫牺牲,她又把儿子送去当红军。后来,又动员六弟参加抗日队伍,动员五弟参加挺进中原的刘邓大军。

    她是县苏维埃政府赞誉的支前模范。红军走后,她把家里仅有的两亩地换成20斗大米,送给了游击队,自己四处漂泊,以乞讨为生。

    解放时,兰桂珍的父亲、丈夫、4个儿子和4个兄弟10位亲人都已全部牺牲,全家11口只剩下她孤身一人。她说:“虽然没有了骨肉亲人,但我的心早已跟革命融为一体,共产党就是我的亲人!”

    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血肉相连、鱼水相亲的深厚感情。树连根,指连心,亲人连着命,骨头连着筋。大革命时期,红安农协会员6万,黄麻起义,就迅速聚集攻城者3万。从那时起,一直到1949年4月5日红安全境解放,22年的武装斗争中,子弟兵前方打仗,老百姓后方支援,男女老少,一齐上阵,成为了红安地区革命战争的一种常态。平时,兵是百姓;战时,百姓也是兵。

    国民之魂,思想化之。根本既深实,柯叶自滋繁。

    红安属古黄国领地,1563年建县。历史上人口迁徙,多种文化不断交融沉淀,使得民风彪悍而不失淳厚。

    红安人崇文尚武,尤其崇尚传统文化。明代有“文风犹盛唯有楚,楚亦在黄安”之说,亦曾有“荆楚进士之乡”的美名。《湖北通志》和《黄安县志》等记载,明清两代,全县有文武进士56人、文武举人数百人。历史名人“黄安三耿”之一的耿定向,在天台书院著书讲学,还培育出状元1人。

    天台、天窝、洞龙、云台、钓台、石林、桃花等七大书院及鼓书、皮影戏、花鼓戏等讲的多是仁义礼智信与忠孝节勇和。凡有井水处,皆传教化词。

    当共产党的学说与传统文化的精华高度融合,再经过血与火的淬炼时,红安就凝结出了一种可歌可泣、可敬可佩的红安精神:万众一心,紧跟党走,朴诚勇毅,不胜不休。

    这种精神,是历史的延续,是血脉的传承,是洪钟大吕,是时代的强音。

    2,漫漫征途行色壮

    鄂豫皖是全国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苏区,红安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在红安这块土地上,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三支红军主力部队。

    1927年11月,黄麻起义后成立的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是共产党在鄂豫皖地区的第一支武装队伍。这支队伍后来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经历了鄂豫皖数年的烽火硝烟,编入红四方面军。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成立,为全国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红军时期,红四方面军歼敌88万,战斗足迹遍及鄂豫皖川陕甘宁青新等9省,走出了700多位开国将军。1937年8月,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

    红四方面军撤离后,1932年11月,红二十五军在檀树岗重建。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孤军北上,途中开辟了一块有50万人口的鄂豫陕根据地。历时10个月,途经5个省,转战万余里,1935年,与刘志丹等领导的陕甘红军会师。

    这支红军部队最迟开始长征,最先到达陕北,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重要条件,为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础。毛泽东称其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向导”。红二十五军后来编入八路军一一五师。

    红二十五军撤离后,红二十八军留守大别山。不足2000兵力,经过艰苦奋斗,不仅没有被敌人消灭,反而越打越多,越战越强。“树也砍不完,根也挖不尽,留有大山在,到处有红军”。

    红二十八军转战于鄂豫皖边区及周围45县,抗击了10万大军多次清剿,牵制敌军最多时达68个团约17万人,歼敌正规军3万以及大批反动民团武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后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

    风云起,铜锣响,猛士出,战沙场。从1927年起,在红安这块土地上诞生的队伍和全国各地人民军队一起,历经硝烟战火,走过漫漫征途,一路披荆斩棘,付出巨大牺牲,夺取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诚。沧海横流显砥柱,万山磅礴见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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