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革命先驱李大钊烈士之孙，中国化工流通协会原副会长，高级经济师李建生，在临西县学党史暨玉兰精神座谈会活动上讲话。（中红网布铁威摄）

党史专家和革命后代王元慎（左二）、李建生（左四）、石小庆（左三）、江山（右二），向临西县领导和县图书馆赠书。右三为孟宪鹏县长，右一为马福华部长，左一为张林馆长。（中红网布铁威摄）

党史专家和革命后代在吕玉兰纪念馆参观。左二为李大钊之孙李建生。（中红网布铁威摄）

    中红网河北临西2021年3月18日电（江山、布铁威、郑斯维、张玉坤）

    近日，由原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党委宣传部部长，全国机关事务工作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元慎，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革命先驱李大钊烈士之孙，中国化工流通协会原副会长，高级经济师李建生，毛主席警卫石国瑞之子，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中红网研学部主任石小庆，中红网总编辑江山等党史专家和革命后代一行组成的“玉兰故乡行”学党史宣讲团，专程从北京来到全国著名女劳模吕玉兰的家乡河北省邢台市临西县，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李大钊烈士事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玉兰精神四个主题，分别为临西县党政机关干部、教育系统党员干部、临西县第二小学和玉兰小学师生，举办了一堂生动的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讲座。

    几位专家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过程、李大钊烈士的革命业绩、毛主席所作《为人民服务》报告的来龙去脉、吕玉兰同志感人事迹深入浅出的讲解及其经典故事动情入心的讲述，在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少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使人们深受教育，受到大家欢迎。他们还参观了位于临西县东留善固村的吕玉兰纪念馆。大家纷纷表示，要持续进行党史的学习教育，从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并将学习热情转化为推动工作、为民办实事的激情，以大抓落实、大干实事的干劲、拚劲，为开创全县高质量赶超发展新局面笃力前行，砥砺奋进。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革命先驱李大钊烈士之孙，中国化工流通协会原副会长，高级经济师李建生，在临西县举办的学党史开新局讲座中，作了题为《李大钊是中国革命先驱和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的讲座，他主要讲述了以下内容：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华诞，自去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的严峻形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果断有力指挥下，抗疫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又一次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党宗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现在，全国正在开进行党史学习教育，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厉行，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对于党史，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在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在现在的疫情之后复杂艰巨的新形势下，不忘初心，缅怀革命先烈的感人事迹，学习他们的优良品德，把他们作为奋斗的榜样，战胜疫情造成的困难，为实现新时代振兴中华的伟大目标，是非常有意义的。

    1919年元旦，李大钊先烈在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向中国人民宣告世界新纪元的到来 ，是什么样的新纪元 ，不是别的，是社会主义的新纪元 。

    99年之后，在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5讲话指明“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

    从新纪元到新时代，100年里始终贯穿着一条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的红线，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的繁荣富强而斗争的辉煌轨迹。从新纪元到新时代，在100多年的奋斗史中，也映射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指“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深刻必然性的逻辑关系。

    对这种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习近平总书记又做了进一步更深刻的总结阐述即“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

    有实践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五四前后开始传播的，这种传播的基础，就是他们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的爱国主义，一旦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相结合，就会演变成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巨大思想动力。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革命先驱李大钊烈士，就是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李大钊烈士生平简介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他是遗腹子，在一岁半时又失去母亲，成了孤儿，由大爷爷抚养成人。6岁进私塾学习，10岁与比他大5岁的本村姑娘赵纫兰结婚，16岁进入西式中学学习，18岁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政。1914年大钊25岁，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本科，1916年学业未满即回国投入新文化运动。1918年时年29岁的大钊烈士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也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同年，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歌颂十月革命的文章数篇。1919年领导组织了著名的五四运动，同年，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名著。之后，又与陈独秀约定组建中国共产党，并建立北京的早期共产党组织。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成为中国北方党组织的负责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大钊领导中共北方区委在北方开展工农学军的革命活动、积极发展壮大党的队伍。同时，推进国共合作并成为孙中山钦点的国民党北方领袖，还推动冯玉祥国民军的改造，成功引导其走上国民革命的道路。1927年4月6日被反共反国民革命的奉系军阀逮捕，4月28日被奉系杀害，牺牲时年仅38岁。

    一． 为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励志读书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厉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这是大钊烈士牺牲前在《狱中自述》中的一句话。

    大钊烈士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实践了他的立志投入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人生目标，并且找到并开始实践救国救民的真理和路径。

    中学  在中学毕业选择继续深造的学科时，他直言对银行等个人生财的职业和医生等职业没有兴趣，他的志向是：“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

    大学  1907年夏，大钊带着“再造中华”的远大抱负，从乐亭老家来到当时北方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天津，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政治经济学科学习，当时他的年龄是18岁。

    在北洋法政读书6年，大钊因学业成绩突出，成为杰出的学生，被赞为“北洋三杰”的第一名。而且，他怀着炽热的爱国情怀，积极地参加了辛亥革命前后有进步意义的各种政治活动，思想日渐成熟。

    在北洋法政期间，大钊通晓了西方各国和日本的法律，同时也较熟练的掌握了日语、英语等外语。然而，对大钊影响更大的是：初步了解了世界上各种的思想潮流以及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这其中就包括了各类社会主义的思想流派。（他与在北京的所谓中国社会党领袖之一陈翼龙联络，成为这个组织在天津的负责人。）

    同时，他有幸成为辛亥革命英烈白雅雨（注释）的学生，而白雅雨面对清军屠刀面无惧色、仰天长啸、英勇就义的壮举，使他深刻体会到人生和生命的价值所在。

    对这段学习的感受，他在《狱中自述》中回忆时写道：“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造中国之志趣亦日益腾高”。他甚至把他的宿舍称为“筑声剑影楼”，以此立志。
1913年10月，大钊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再一次来到北京，凭吊圆明园故址，看见西洋楼的断壁残垣和丛生的荒草，再联系到衰败的国力和穷苦的百姓，他十分感慨，觉得自己的学识离改造社会的重任还有很大差距。

    留学日本，系统聆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于是，就在1913年冬天，大钊先烈东渡日本求学，次年春，考入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

    在异国他乡，李大钊所追求的并不是个人学业，更主要的是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广泛阅读社会科学书籍，较详细的接触到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当时，他聆听了日本进步人士安部矶雄、幸德秋水、河上肇等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讲座，更是接触到了英、日文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书籍；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上，大钊的眼界更加开阔了。他在早稻田大学经济学的学分为87.5分。

    （从大钊先烈的留学过程可以看出，有实践意义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的传入，不是从俄国和俄文学习到的，而是在日本通过英、日文接受的。）

    尽管那时各种思想很多、大钊也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但是，这些在日本留学时接触到的先进思想，为以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另外，大钊这种有选择的吸收外来先进思想，与他的救国志向和心系中国的劳苦大众都有直接的关系。

    1915年5月，袁世凯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对这种把国家利益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的卖国行径，大钊奔走呼号、奋起反对，他积极联络留日学生群起反抗，带头起草了《警告全国父老书》，连夜发回祖国，声讨袁世凯这个国贼。他还发表了《国民之薪胆》等多篇爱国文章。同时，大钊也认识到：日本维新时代是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然在今日谋中国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维新时代之政策。”

    1916年，大钊感到再造中国的使命刻不容缓，必须回国，于是结束留学生活，返回国内。

    留学日本对大钊而言是学习新思想的机会，也是投身爱国救民政治斗争的初步实践，可喜的是，从中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

    可以说，这个时候，在繁杂的社会思潮中，他感觉到了救国救民真理的曙光。不过，这个真理尚未有实践的启发。

    从大钊先烈青年时期求学经历可以看出，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众多的中国进步青年，为了国家前途、为了民族解放都在竭尽全力去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这种探索的视野高点和范围的宽广，以及冲破桎梏、破旧立新的新思想，为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建立中国共产党，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所以，五四运动的爆发具有深刻的历史和政治的深度。

    二．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对新文化运动，大钊先烈提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也提出了著名的“青春哲学”，对五四运动，大钊提出要向国际工人运动那样要“直接行动”。北大图书馆是思想的武器库、更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战场。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大钊烈士一幅著名的楹联，也是他人生的座右铭。

    1916年大钊回国后，他以报刊杂志新闻媒体为阵地，与反动军阀和落后文化思想开展斗争，并继续探索救国真理。

    他编辑名为《晨钟报》的报纸，是为了时时刻刻警示国人国家有危难，百姓有危难！他在报纸上设计了警钟的图标，并首次把他的人生座右铭“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作为警句印在报纸上。这应该也是大钊先烈投入到新的斗争的宣言书。

    新文化运动中的青春哲学 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开路先锋。1916年9月1日，大钊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发表了著名励志散文《青春》，其中“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这段琅琅上口的排笔句，至今激励着当代青年。他在报刊上发表的大量文章，针砭社会时弊，抨击军阀统治，成为先进文化的领军人物。

    他在《青春》的散文中，强调要用青春中华取代白首中华，而青春的含义，就是新思想新制度，相对的是白首，就是旧思想旧制度，也就是说，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要不断用新事物、新思想去战胜旧制度、旧思想。在《青春》发表之后大钊先烈还发表了《晨钟之使命》、《今》、《新的，旧的》等同样阐述破旧立新思想的文章。

    大钊烈士刚就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不到三十岁，那时不是教授，后来成为史学和经济学教授，并且是北京多个高校兼职教授，他还是《新青年》、《每周评论》杂志的编辑、“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名人还有陈独秀、鲁迅、胡适等北大教授。

    在新文化运动中，大钊先烈最突出的特点，是用辩证思维的方法，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

    庶民的胜利  到1918年年末，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表面上扬眉吐气，民众纷纷欢喜若狂、上街庆祝、演讲，包括陈独秀在内，都认为是所谓的公理战胜强权，要感谢那些作为战胜国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领袖。激动的民众还将曾经方被迫立在东单的、侮辱中国人的、为德国人克林德竖立的汉白玉牌坊迁移到了中央公园，重新取名叫协约公理战胜纪念坊（现在仍在中山公园，应该是“保卫和平坊”）。

    在这个举国欢庆、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刻，只有大钊先烈冷静科学对待，他从认识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出发，也从俄国10月革命胜利的角度，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庶民的胜利》，他在演讲中阐明，一战的胜利，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和资本家之间的胜利，而是广大劳动者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这个胜利的标志，就是俄国建立了工农兵劳动者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政权。这个演说，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很多进步青年。

    果然，没有多久，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就彻底暴露无疑，在1919年召开的以帝国主义国家分赃为目的的巴黎和会上，把战败国德国之前强加给中国的在华权益，非但没有归还中国，反而要交给中国的宿敌日本，这与几个月前民众庆祝胜利是的欢心鼓舞相比，形成了180度的反差，中国人民被严重打压的爱国热情，瞬间转化成了激愤，而且彻底爆发出来。

    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严惩卖国官员，北京以北大为核心的大学中学学生在天安门前示威请愿游行，在遭到当局和帝国主义国家驻华使团的漠视冷遇后，愤怒的学生烧毁了卖国官员的寓所，军警逮捕了大批爱国学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

    大钊烈士的图书馆主任办公室，在五四期间成了爱国学生的联络站、指挥部。大钊在五四期间全心领导和关怀进步爱国学生。在五四之前，在纪念五一的文章中，他提出对帝国主义的蛮横和官员的卖国必须用“直接行动”给予坚决反击。之后，他又全力营救被捕同学，在五四之后的近十几天的时间里，他罕见的停止了自己的时评政论文章，全力以赴处理与五四相关的事项。之后，他又发表了《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的时评，揭露帝国主义的本性。

    或许是中国老百姓对卖国、腐败、侵略和压迫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北京的五四运动从北京向外地蔓延，成了全国民众爱国情绪爆发的导火索，在五四之后的几十天里，各地都以罢课、罢市、罢工的方式支持北京爱国学生，当时亚洲最大也是中国最大的经济重镇上海因工人罢工和商人罢市近于瘫痪，使得北洋军阀政府因怕断绝财路而显得十分恐慌。

    五四是中国百姓大规模参与爱国政治运动的首例，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和爱国热情，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以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发起这场爱国运动的主力。

    大钊烈士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最主要的贡献是：为中国的未来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当时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三．“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传播马克思主义，热情颂扬十月革命

    大钊烈士在1918年的发表著名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中就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也可以理解为：大钊先烈是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第一个举起“红旗”的人）

    1917年11月7日，由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称布尔什维克党，率领俄国工人和士兵在圣彼得堡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工农兵掌权的苏维埃政权，开始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爆发后，消息立即就传到了中国，大钊烈士对此十分关注，他关注的是十月革命的全貌，思考这种革命和理论能否适用在中国。1918年3月，大钊首次表示，中国应该建立俄国那样的政权，也应该像布尔什维克党那样发动群众、建立那样的军队。     

    这就说明在十月革命东风和壮举的强烈震撼下，大钊烈士已经发现社会主义是改变中国旧貌的曙光，中国人民要解放要幸福必然要走这条路，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真理！

    这个实践的真理经大钊烈士在认定后，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他就就倾尽全力传播马克思主义。

    他利用北京大学这个阵地，联络、团结进步青年学生、教师和新闻工作者等，积极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著作，组织专门的共产主义学术团体，讲授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

    据统计，从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大钊发表关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颂扬十月革命的论文、演讲、杂文、讲义等140篇，平均每6天就发表1篇。
大钊还利用大学讲坛开设课程向青年传授马克思主义。

    1920年9月，大钊在北大政治系举办了“现代政治”讲座，讲授的内容主要是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共和国、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以及中国劳工状况等。

    10月初，他在北大又开了“唯物史观研究”这一重要课程，以后又讲授“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多种课程，并同时在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兼课。他所开的“唯物史观研究”、“社会运动史”和“史学思想史”等课，在中国现代大学教学中首次出现的贯穿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课程。这也是最早的“思政课”。

    大钊烈士在1918到1919年短暂的时间里发表了一系列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出发点的重要文章和著作。这其中包括《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新纪元》、《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再论问题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名标志性文章。

    这些对马克思主义高密度、高质量的传播，对于在五四运动时爱国向上的众多急于求索救国救民之路、但又不太清楚选择走哪条路的进步青年学生而言，无疑是指路明灯和雪中送炭，更起到了“微言如闪首传真，登高一呼群山应”的作用。

    有越来也多的进步学生和青年，聚集在大钊先烈身边，寻求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他们之中，多数人成了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以及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就入党的早期党员。在一大召开时，中共党员有58名（未包括两名工人党员），其中北京支部有16名，这些党员主要是经过五四洗礼的青年学生，也是在大钊先烈传播培育下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最早投入。这些人中只有江浩和大钊先烈年过三十，其他人的年龄都在三十岁以下，年龄最小的是一代表之一刘仁静，当时才十九岁。（北京支部16位党员当时的年龄是：李大钊  32岁；张国焘  24岁；邓中夏  27岁； 高君宇 25岁； 何孟雄 23岁； 罗章龙 25岁； 刘仁静 19岁； 范鸿劼 24岁；缪伯英 22 岁；张太雷 23岁 ；李梅羹 20岁；朱务善 25岁；江浩 41岁；宋介 28岁；吴雨铭  23岁；陈德荣 23岁）。

    关于马克思主义如何传到中国的问题，没有一个比较一致、全面的的论述，但是大钊烈士系统全面地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却是公认的。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

    按大钊烈士的成长过程算，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轨迹应该是分成：接受传统文化教育、传承优秀民族传统；接受西式教育；接触新思想、参加创新的社会政治活动；留学日本、进一步接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回国观察和思索；得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启发和激励；然后才转变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大钊烈士从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真理到成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用的时间，如果从1907年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大钊烈士最初接触社会主义计算，到1919年，用了十二年；如果从1905年进入卢龙永平府中学堂接受西式教育开始计算，总共用了十四年。

    然而这个时间段，也是孕育着五四运动和五四运动爆发的时间段，这不是一个巧合，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体现，五四运动自身存在着偶然性，但中国革命者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是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性。

    可见，大钊烈士为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探寻新思想、新途径，终于找到了建立新中国、新社会的道路。

    不过 ，当时的爱国青年并不是都选择了这条正确的道路，同样受过大钊先烈支持的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罗家伦、傅斯年等，则选择了胡适鼓吹的西方自由主义和突出个人价值的价值观，走上了“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狭隘志向的道路。而后的30年，坚持主义真理的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解放了中国大陆，建立了新中国；反之，胡适和他的信徒罗家伦、傅斯年只能随着彻底失败的国民党当局龟缩到了台湾岛。可见，在主义和问题的辩证法中，没有主义真理的导向，问题就得不到彻底解决，小问题可能就演变成大问题，甚至是不可收拾。

    如今，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国家日益强盛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也足以证明在一百多年前五四运动爆发时大钊等革命前辈选择道路的正确性。

    四、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自主创建中国共产党

    大钊先烈指出：共产党人的运动，是无产阶级的运动。社会主义的运动，是创造的进化；共产主义的运动，创造的革命。

    在此之前的1921年3月，大钊先烈关于建党的论述是：

    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努力的团体,C派（指共产党）的朋友若能建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的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从大钊先烈以上这两段论述中，可以略知在五四之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急迫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我们说现在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已经有九千万人，完全可以敌国。

    然而，回顾到约百年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极少，更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组织。

    尽管当时中国有不少社团和政党组织，可是因为人员思想混乱、成分复杂、结党营私、一盘散沙，没有凝聚力和战斗力，不可能服务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大钊对此也十分清楚，所以，他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开始相关的组织建设，效仿俄国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陈独秀曾是北大的著名教授，文学学科的学长。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和传播民主科学思想的重要阵地，陈独秀也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旗手领军人。在北大，大钊和陈独秀结成了亲密的战友，1919年陈独秀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大钊和他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1919年6月，也是五四运动的同期，陈独秀因散发名为《北京市民宣言》（包括：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并指明“我市民仍希望以和平方达此目的，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的传单，号召推翻反动统治，被反动军阀逮捕入狱。

    同年9月，陈独秀被释放出狱，但仍然处于被监视居住中，陈独秀对此并不理会，而是去外上海、武汉继续进行推翻军阀统治的讲演等社会活动。于是，北洋军阀就派出密探在陈独秀寓所附近蹲守，一旦发现他的行踪，就立即实施逮捕。为了陈独秀的安全，大钊先烈等北大教授，一方面让陈独秀回京后住在别处，不要回家，另一方面，决定帮助陈独秀离开北京去上海。

    1920年初，大钊化装成赶车人，送陈独秀离开北京、经天津去上海。据目击者说，大钊和陈独秀在骡车上决定在北京和上海各自建立党的组织机构，这也是现在广为流传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20年3月，在大钊指导下，罗章龙、高君宇、邓中夏、刘仁静、范鸿劼、高尚德、何孟雄、朱务善等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办公室秘密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使用了北大两间较宽敞的房间做活动场所，罗章龙回忆当时将其称为“亢慕义斋”。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名发起人中，有16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所以可以视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前期最早的组织形式。

    1920年4月份，俄国共产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维金斯基一行4人（包括名为杨明斋的华裔俄共党员）由在华俄籍教授鲍列维推荐，到北大红楼图书馆主任办公室与大钊会谈，内容包括了解中国的革命活动，向北大的教师学生介绍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状况、也讨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等事项。

    在维金斯基一行到达北大的前几天，有一个叫荷荷诺夫金的在哈尔滨长大的俄国人也在鲍列维的介绍下，到北大找到了大钊先烈，并称呼大钊是同志，他自我介绍说是受伊尔库斯克第三国际远东局委托而来，建议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并认为大钊先烈是发动这一事业最可胜任的人。对于荷荷诺夫金的表达，大钊先烈态度很慎重，表示陈独秀更能发动创立共产党的壮举，于是就写信把荷荷诺夫金的意图告诉了陈独秀，陈独秀经过一番考虑，做了肯定的答复，大钊先烈把这个消息告诉荷荷诺夫金后，他非常高兴，立即赶回伊尔库斯克传递这个佳讯（根据彭述之的回忆录）。同样，大钊先烈也把维金斯基推荐给了在上海的陈独秀继续讨论中国建党事宜，维金斯基于同月（1920年4月）到达上海。

    （关于以上两个俄共党员来华与大钊先烈接洽，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有人认为是第三国际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其实不然。

    首先具有实践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早在10月革命后就在中国开始了，没有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觉悟，再多外国人来华，也组建不了中国的共产党。正因为这样，才有1920年2月份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而且，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形式即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亢慕义斋”，也在俄共代表到来之前就成立了。

    为什么1918年和1919年，俄共不能派代表来华寻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学者认为，是由于当时俄国内战没有结束，由俄国人经营管理的在中国境内的中东铁路没有通车，所以，不论是伊尔库斯克还是海参崴，俄共代表都无法从便捷的陆路到达天津和北京，只有在1920年初，俄国内战结束后，中东铁路恢复运营，他们才有条件到达中国内地。

    所以，种种根据证明，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的初心和行动，才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真正的力量和源泉，而不是由第三国际导演的，确切的讲，荷荷诺夫金和维金斯基的身份，应该是俄共代表，他们只是承担了第三国际的一些任务，当时并不是第三国际代表的身份。）

    随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在1920年3月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在此基础上，当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随后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这样，南陈北里相约建党的佳话得以实现。当然，还包括湖南、湖北、山东、广东、旅欧和旅日的党的早期组织。

    1921年初，大钊先烈派张太雷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经过与无政府主义者江亢虎坚决斗争后，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席位。

    1921年6月，在第三国际驻上海人员的协助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致电各地的党组织到上海开会，之前，陈独秀致信大钊烈士，征求对党的名称的意见，提出是否叫“社会共产党”时，大钊回复说：叫“共产党”。

    据专家考证，在1921年3月至5月之间，中共早期组织还召开了一次为纯洁组织、与党内的无政府主义者决裂的全国性会议，南陈北李都参加了这次会议。（1921年6月共产国际三大上，张太雷在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言，指出在1920年5月份，北京和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在上海和嘉兴召开，从此，中国进入了开天辟地的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党的两个主要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都没有参加。当时陈独秀在广东忙于公务无法脱身，就派代表出席；大钊在北京领导国立八校教职工向北洋军阀政府的讨薪运动，北京支部的成员就没有把开会的消息通知大钊先烈（也应该与通讯联络不畅，在上海的第三国际代表没到过北京也没和大钊接触过有关）。不过一大之后，大钊先烈就自然成为中共在中国北方地区的领袖，领导了北方华北、西北、东北地区及河南、山东两省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也成为建立统一战线、开展国共合作的中共领袖。

    从时间上看，从大钊成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用了只有两年半多点儿的时间，全国共产党员也发展到了约60人（学界说有53人、57人、58人等，60人是在58人的基础上加了邓培、史文彬两位工人党员）。

    最初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没有经费来源、没有办公地点，也没有专职党务人员，一切都从零做起。大钊从自己工资中每月拿出80元做经费，把自己租来简陋的家庭小院做办公地点，开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

    就是这样，在近百年的历程中，就凭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经历了反复的发展与挫折、胜利与失败，中国共产党最终成为全球党员人数最多并领导中国人民走向伟大复兴的先进政党。而由中共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也有了蓬勃的发展，进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

    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证明，共产主义是伟大的理想，同时，也是实实在在的实践，这个实践，就是共产主义运动，而不是像某些宣传虚无的唯心主义实证论的人所说的，既然自己实现不了目标，这个运动就不存在了。而五四运动恰恰推动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