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总编辑江山在临西县学党史暨玉兰精神座谈会活动上讲话。（中红网布铁威摄）

党史专家和革命后代向临西县教育系统赠书，自左至右：李秀芝、石小庆、王元慎、王玉采、江山、李建生。（中红网布铁威摄）

党史专家和革命后代向吕玉兰纪念馆赠书，自左至右为：郑斯维、布朋印、江山、王玉婧、王元慎、石小庆。（中红网布铁威摄）.

    中红网河北临西2021年3月18日电（江山、布铁威、郑斯维、张玉坤）

    近日，由原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党委宣传部部长，全国机关事务工作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元慎，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革命先驱李大钊烈士之孙，中国化工流通协会原副会长，高级经济师李建生，毛主席警卫石国瑞之子，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中红网研学部主任石小庆，中红网总编辑江山等党史专家和革命后代一行组成的“玉兰故乡行”学党史宣讲团，专程从北京来到全国著名女劳模吕玉兰的家乡河北省邢台市临西县，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李大钊烈士事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玉兰精神四个主题，分别为临西县党政机关干部、教育系统党员干部、临西县第二小学和玉兰小学师生，举办了一堂生动的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讲座。

    几位专家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过程、李大钊烈士的革命业绩、毛主席所作《为人民服务》报告的来龙去脉、吕玉兰同志感人事迹深入浅出的讲解及其经典故事动情入心的讲述，在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少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使人们深受教育，受到大家欢迎。他们还参观了位于临西县东留善固村的吕玉兰纪念馆。大家纷纷表示，要持续进行党史的学习教育，从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并将学习热情转化为推动工作、为民办实事的激情，以大抓落实、大干实事的干劲、拚劲，为开创全县高质量赶超发展新局面笃力前行，砥砺奋进。

    中红网总编辑、吕玉兰同志的丈夫、新华社原高级记者江山，在临西县举办的学党史开新局讲座中，作了题为《玉兰精神：爱国为民、艰苦创业、求真务实、无私奉献》的讲座，他主要讲述了以下内容：

    吕玉兰这三个字，曾是一代中国妇女、中国农民的骄傲。她1940年2月6日，出生于河北省邢台市临西县下堡寺镇东留善固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吕天聪，母亲谈庆田，她为家中长女。1955年高小毕业后，她抱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雄心壮志，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不久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农业合作社社长。1956年，任山东省临清县张三寨乡高级农业合作社妇女社长（副社长），出席山东省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第一次荣获山东省农业劳动模范称号。后来在1958年、1959年、1962年和1963年，多次被评为山东省农业劳动模范，以及地、县和公社的劳动模范。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任本村党支部书记，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1964年底，东留善固村所在的山东省临清县卫运河以西地区，被划归河北省邢台地区管辖，设立临西县。1965年，出席河北省贫下中农、农业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单位代表会议，荣获河北省农业劳动模范称号。她坚决听党的话，一直坚持在农村参加生产劳动，积极带领导干部群众战天斗地、艰苦创业，把一个穷沙窝变成了林茂粮丰、五业兴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1966年，吕玉兰出席河北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在会上作了题为《不怕风吹浪打》的报告。在河北省贫农下中农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接革命班 掌阶级印》的报告，并当选为省贫协副主席。这年6月，她写的介绍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和怎样对待人生的体会文章《十个为什么？》，在《河北日报》上发表。不久，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和香港《文汇报》等海内外多家报刊杂志陆续转载，一时引起轰动。这年国庆节，赴京参加全国工农兵英雄模范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国庆观礼，第一次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接见。1969年，出席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共中央委员。在大会主席台上，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吕玉兰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逐步成长为闻名全国的女劳动模范和新中国第一位女省委书记。1970年，她任中共临西县委第一书记。1971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当年，她作为中国代表团团员，赴朝鲜访问。1973年，提出了著名的“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这句传遍了中华大地的口号，被新华社写成通讯登在《人民日报》上。当年，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赴阿尔巴尼亚访问。1974年10月，同新华社记者江山结婚。1977年，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1978年，出席第五届全国人代会，再次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出席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全国妇联执行委员。她先后曾三次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两次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会员，并长期担任河北省委副书记、书记。

    1981年，吕玉兰任中共正定县委副书记。第二年即1982年春，习近平同志调到正定县任县委副书记，不久任县委书记。吕玉兰积极配合习近平开展各项工作，俩人共事三年，建立了“姐弟友谊”（习近平赞语）。1982年9月，她到河北农业大学农经系学习。1985年7月，她在河北农业大学历时3年的学习毕业（大专学历）。此时，习近平调福建省工作。她当月回正定县，主持县委工作。当年9月，任河北省农业厅副厅长。1986年，她率河北省农业厅农业代表团，赴法国进行农业考察。不久，她又率河北省农业厅农业代表团，赴泰国进行农业考察。

    1988年，吕玉兰在石家庄前往邢台地区广宗县看望省农业厅下乡扶贫干部的途中，遭遇车祸，头部受到严重内伤。不久患脑血管痉挛病。在医院检查和治疗期间，又患脑血栓病。曾到北京、保定等地求医。1993年初，习近平、彭丽媛夫妇闻讯后，特意从福建来到石家庄家中看望。1993年3月31日，她在医院治疗期间，因脑血栓、心肌梗塞等病复发，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享年53岁。当年4月9日，中共河北省委为其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第二天，《河北日报》在头版位置发表了讣告消息。

    吕玉兰同志病逝后，我向我所在的单位新华社请了三年创作假，以中国著名女农业劳模、新中国第一位女省委书记吕玉兰丈夫的这一独特身份与视角，自费采写长篇人物传记《吕玉兰》，先是在《河北日报》上连载，接着由河北花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来又协助中央电视台新影集团拍摄了六集纪录片《吕玉兰》，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情真意切地记述了吕玉兰的生动事迹，全方位地解析了这位著名女劳模的成长经历与感人精神，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精神是一个人思想的凝炼和意志的体现。吕玉兰同志的一生，既闪耀着无产阶级战士和优秀共产党员的崇高思想，又展现出许多独具特色的优秀品德，这些就是“玉兰精神”：爱国为民、艰苦创业、求真务实、无私奉献。

    一、吃苦 吃亏 吃屈

    “玉兰这辈子真是甘于吃苦、吃屈、吃亏，三样都摊上了。”这是东留善固老干部、曾同玉兰长期共事的贾俊刚，对她几十年干部生涯的总结。

    贾俊刚对我说：“玉兰常给俺们讲，当干部就是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吃苦上苦，难得甜上甜’。玉兰当支书那一阵子，给村里卖的力气真不小，吃苦耐劳的故事说也说不完。三夏大忙，地里热得像蒸笼，玉兰割麦打场，棉花打杈，样样干在头里。三九天，玉兰领着大伙儿开荒植树，挖河引水，平整土地，脚上冻疮化脓流水，鞋子都脱不下来。玉兰这么拼命干，可吃的是啥呀！困难时期，糠菜窝窝，就算强的啦！有时还把玉米芯、花生皮，打碎了当饭吃。”

    1961年初春的一天，冰雪还没融化。正在忙着积肥的玉兰，突然听到从村东传来一阵喊声：“决口了！决口了！”她急忙拿起铁锨，朝村东奔去。呼呼的北风迎面扑来，她穿着厚厚的棉衣，还觉得透心凉。

    一到村东，果然是卫西干渠决口了。只见渠水带着薄冰，直往麦田里灌。几个社员站在渠堤上，不知所措。玉兰想，决口堵不上，这一大片麦田就完啦！她顾不得脱衣解鞋，“扑通”一声，就跳进了冰水里。

    玉兰一带头，在场的20多名社员，也纷纷跳进冰水里。一场向冰水要麦田的战斗，紧张地开始了。

    只见玉兰站在冰水里，一面抢堵决口，一面大声地喊：

    “加油干呀！坚决保住咱们的麦田哪！”

    “党团员同志们！考验咱们的时候到了！”

    玉兰热情地鼓励着社员们，大家更是干劲十足，不一会儿浅水处的决口就堵住了。接着，她又领着大伙儿奔向深水处。水一步比一步深，眼看快没顶了，她两腿发麻，全身发酸，手脚有些不听使唤，只觉得脚底一滑，一头栽倒在冰水里。队干部吕士周急忙扑上前去，紧拉一把说：“玉兰姑，快上去吧！这里有俺们在，你只管放心！”

    玉兰挺住身子，大声回答：“共产党员在战斗时刻，哪能离开阵地！”

    到天黑工夫，大伙儿终于把卫西干渠的决口堵住了。玉兰在冰水里，足足坚持了两个多小时。她上得岸来，光着两只脚，跑回家去。当她盖上棉被，才觉得浑身阵阵酸痛。原来，她当时正带着“例假”。由于受了风寒，她一下子病倒了，在炕上躺了好几个月。吕士周在向我讲述这个故事时，动情地对我说：“玉兰为了维护群众的利益，连命都豁出去了！”

    那年冬天，玉兰到临清县城去开会，脚上的棉鞋破得飞了花，又赶上一场大雪，踏得水湿，鞋底和鞋帮都张开了大嘴，实在不能穿了。她找到县妇联副主任白玉凤，说：“白大姐，有没有多余的鞋？先借给俺双穿穿。”

    白玉凤看着她的脚，说：“没有。我给你钱，你自己去买吧！”

    “不！俺长这么大，还没穿过买的鞋哩！”她指着床底下布满尘土的旧鞋，“这儿不是有几双吗？”

    “那都是旧的。”

    “旧的没事。俺穿鞋，都是头里露着脚指头，后边露着脚后跟，才让它休息哩！这不是挺好的吗？”说着，她拿起旧鞋，就往自己脚上穿。

    “咳！这些旧鞋，都是调走的同志扔下的，正准备让通信员清理清理，送废品收购站哩！”白玉凤一边说，一边从几间屋里，一下拣出了20多双旧鞋来。

    玉兰说：“这些鞋还挺好的，让俺‘收购’起来吧！”

    白玉凤想到玉兰家里不富裕，生活又很俭朴，就说：“这咋不行！以后有了旧鞋子，我替你留着。”

    当玉兰背着旧鞋，回家路过西王庄时，遇见一位名叫王玉梅的远房亲戚。

    “玉兰，背的啥啊？这么沉的东西。”王玉梅问。

    “玉梅哥，俺背的是几双旧鞋子。”玉兰回答。

    “背到代销店，说不准能换几毛钱。”

    “俺背回去穿哩！”

    “哪个姑娘穿旧鞋！咋不叫你娘做几双新鞋？”

    “俺穿鞋子太费，娘做不及。旧鞋子拿回去补补，也能穿一阵子哩！”

    “当官了，还不要好啊！俺真没见过。”王玉梅自言自语地说。

    玉兰把这些旧鞋子，背到家里，让母亲补了补，穿了好几年。

    后来，当白玉凤、王玉梅向我讲述这个故事时，都显得感慨万分。王玉梅说：“俺们农民有句老话，叫‘能吃苦受罪，才能享福’。当时东留善固多穷啊，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富村子，要不是玉兰舍得吃苦，哪有今天的好日子过！”

    “玉兰不但能吃苦，还能吃屈。当一把手难，难就难在有啥事你都得顶着，委屈、埋怨、误会，都能受得了。”贾俊刚还给我讲了发生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一场“误会”。

    那次，玉兰到县上开会，东留善固村的反动分子“老黑”一伙以为有机可乘，就在村里到处散布流言蜚语。

    “喂！听说了吗？那粮食的事？”说话的人，是“老黑”一伙的。只见他一手掐着腰，另一只手伸着，手指头比划了个“八”字，面部表情颇为神秘，“上边给咱们大队拨了8万斤救济粮，吕玉兰硬是不要，一句话把粮食让给了别的村。”

    一些私心重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顿时气红了眼：“眼下正是困难时候，上级给咱，咱就要呗！”

    “老黑”一伙人，见有人开始发牢骚，不禁喜出望外，接过话茬，继续煽动：“唉，这只是管自己当模范，不管咱一村人的死活呀！”

    “吕玉兰的胳膊肘，尽往外拐。有她，就没有咱过的啦！”一些人又随声附和道。

    那天，玉兰开完会回到村里。往日，她开会回来，干部和社员们总是问这问那，非常亲热。可这天走进村来，气氛却有些不一样。

    她走到村东头，看到几个小孩子坐在牛槽里，学着大人的样子，一边捏着鼻子哭，一边诉说：“傻玉兰，傻玉兰，你为啥不让俺吃白馍馍呀？”

    玉兰停下来，弯着腰，和气地问道：“谁说俺不让你们吃白馍馍呀？”

    那个孩子扬着头说：“俺娘！”

    有个妇女正切菜，见玉兰走过来，一边使劲剁菜，一边恨恨地说：“剁死你！剁死你！”

    这是怎么回事呢？玉兰很纳闷。

    当天夜里，玉兰在路上碰到社员吕天明。他半信半疑地对玉兰说：“傻闺女，听说区里拨下几万斤白棒子，你为啥不要啊？人家说你想当模范，图露脸，坚决不要救济粮，当真有这回事儿吗？”

    这时，玉兰才恍然大悟，知道这又是“老黑”一伙传出的谣言。她为了避免群众对上级党组织产生误解，就没有向吕天明作更多解释，只是坚定地说：“天明大爷，咱们要相信党。”

    在这以后，玉兰一面妥善安排困难户的生活，一面反复向社员宣传应该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

    那天，她到五嫂子家里去串门。五嫂子劈头就说：“人家说啦，再选举，长短不叫你当干部了！你当谁的干部？有你这么傻的人吗？上级救济咱8万斤粮食，你都不要！”

    “嫂子，你别急！俺先问问你，你怎么知道上级救济咱村8万斤粮食？”

    “俺怎么知道？他们在全村都嚷遍了！”

    玉兰知道她上了别人的当，又不便讲明，只是安慰她说：“嫂子，俺知道，你为粮食的事儿生气。你知道，全国连着两年灾荒，国家还要建设，城市需要粮食，工人需要粮食，解放军也需要粮食。咱们是种地的农民，咱村一人合四五亩地，还向国家要粮，国家哪来那么多粮食？咱们不能给国家担担子，也该给国家减少点困难。就是有救济粮下来，也得先给比咱们更困难的生产队。嫂子，咱们要相信党。”

    玉兰又说：“如果咱们真的过不去了，就是不要，国家也会给咱们的！”

    五嫂子拍着玉兰的肩膀，笑着说：“俺以为玉兰傻得不透气了呢，这不是不傻吗!”

    但是，村里仍有一些人在责怪玉兰，以为是她捣的鬼，使大伙儿分不到救济粮。玉兰一点也不责怪社员。她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总有一天，这事会弄清楚的。

    两个月过去了。在一次大队群众会上，临清市委派来的一位负责同志告诉大家：“前些日子，上级拨下6000斤粮食，因为南边几个村子灾情重，都拨给他们了。至于说什么8万斤救济粮，那是没影儿的事。”这一说，大家才明白了。

    有的社员找到玉兰，道歉说：“玉兰哪，你受冤了。”

    玉兰还是那句话：“咱们要相信党。”

    1963年9月，大水刚过，由国家调拨的大批救灾物资，不断运下乡来，什么单衣棉衣、布鞋雨鞋、袜子手套，可说应有尽有。一天，队干部们拆开大包，这个拿件单的，那个拣件棉的。他们一边拣，一边还往自己身上试着穿。这个说：“这件俺穿着正合体。”那个说：“这件像给俺做的。”整个院子，活像开了个估衣店，站满了试衣服的干部。东一件，西一件，摊得满地都是。

    玉兰从外边走进院里，望着这情景，还以为他们是往下分配呢，就说：“还没研究哩，怎么就分开啦？”

    话音没落，一个队干部冲着她说：“玉兰，你穿鞋子费，特意给你留了两双皮鞋，可好哩！就在那个纸盒子里，你试试。”

    他这么一说，玉兰才明白，原来他们都是为自己挑的。她对那个纸盒，看都没看一眼，立即大声说：“多好的皮鞋，俺也不要。救灾物资，应该先分给贫下中农。当干部的，谁也不许先挑先拣。挑了衣裳的，赶快放回去，重新分配！”

    玉兰这一说，尽管有些人不大满意，可他们还是把已经挑到手的衣服，又放回去了。

    玉兰不仅严格自律，而且要求家属和亲友，也做到这样。

    村里的老人告诉我，有一回，玉兰父亲见树林里叶子很多，就搂了一大筐，用自行车驮回家来，准备用来烧火做饭。玉兰回家看到树叶，向父亲问明了情况，非让他把树叶给队里送回去。

    父亲说：“树林里叶子那么多，搂筐叶子算个啥？”

    玉兰坚决地说：“不管是一筐还是一片，凡是集体的东西，咱一点也不能沾！”

    从此，玉兰父亲再也没有到集体树林里捡过一枝一叶。

    “赔本干部”，这是父母给玉兰起的“雅号”。几十年间，玉兰当干部，从来不陪吃陪喝，不但没有从中沾一点便宜，反而往里贴东西：出差贴路费；上级来人在家吃饭贴饭菜……1966年3月，《邢台日报》曾以《赔得合算 赔得值实》为题，登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那是一个初春的日子，临清市委召开四级干部会，后天就要集合了。去参加会议，来回坐车要花钱，会上吃饭要花钱，也无可非议，可玉兰不愿这么做。从1955年当干部后，从来没有因为外出，拿过队里一分钱，不是用自己的一点日常积蓄，就是让家里变卖点鸡蛋什么的。

    可是，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鸡还没下蛋，手里又没有钱，怎么办呢？玉兰坐在堂屋里，两眼望着门外出神。忽然，她看到两只叫着往外跑的羊羔，便对母亲说：“娘，给俺只小羊，卖几个钱，作路费吧！”

    母亲不高兴地说：“你当干部，老是出门开会，也不能光自个儿掏路费！几十斤鸡蛋给你搭进去了，3窝小猪又给你赔进去了。一个旧套子，你也送到收购站换了钱。今儿，你又要算计这两只小羊，办不到！”

    “叫你当干部，哪能‘赔了夫人又折兵’！”父亲更不满意，“从你当干部，家里的事不问一句，自留地不看一眼。说声出门，自行车的气儿给你打好了。说声吃饭，碗给你端上了。全家人，都跟着你忙活。这样干下去，啥都得赔进去。”

    玉兰笑了笑：“俺不早说过，俺能做点工作，爹娘给了很大的支持吗？你们叫俺‘赔本干部’，为革命，把人都搭上了，几只小猪小羊，还有啥舍不得的？”

    父母听着她说得是这么回事，不吭声了。第二天，父母就把羊羔拉到街上卖了，把钱给了女儿。

    玉兰的亲戚告诉我，玉兰在家很受“宠”，她要干啥，父亲就答应她干啥。就拿养母猪来说，她父亲开始不愿养，她就在家“闹事”，天天嚷嚷，弄得父母也拿她没办法，只得依她。母猪买回来了，她又顾不上喂，还得由母亲去饲养。为了支持她当干部，家里人可没少费劲。

    后来，每当有人喊玉兰“赔本干部”时，她总是微微一笑。她觉得，自己搭上几个钱，对工作有利，对集体有利，赔得合算，赔得值得。

    玉兰每次因公外出回来，都向父母交账，借这个机会，向他们进行大公无私的思想教育。慢慢地，父母对她“贴钱”当干部，由不理解变成了支持。过去叫她“赔本干部”，是怀着一种不满的心情；后来叫“赔本干部”，却换成了一种赞赏的口吻。

    如今，在东留善固人的心目中，“赔本干部”已成为一种光荣的称号，反映着公而忘私的美德。

    “玉兰的‘赔本干部’思想，影响了俺们村的几代干部。”许多东留善固村的老干部告诉我，当年在玉兰“当干部要甘于吃亏”的思想影响下，东留善固的干部们纷纷以争当“赔本干部”为荣，干了许多“赔本”的事：村干部们外出开会，从不上队里领取出差补助；上级来了人，该谁接待谁接待，都是领到自己家里吃饭，从不到公家领补助费……

    贾俊刚告诉我：“那时，大队干部到县上和公社开会，别的村再穷，干部都下馆子，就俺们东留善固干部，从来没下过馆子，都是自带干粮，向人家要碗水喝。有一回，俺跟玉兰到县上开会，开玩笑说，‘玉兰，弄一顿儿吧！’玉兰说，‘不沾！不沾！’多少年来，玉兰也没和俺们下过一回馆子。玉兰常给俺们说，当干部，除了带头干，除了吃亏，还有啥说的？她还说，东留善固穷，不当干部，也照常挨饿，把咱村搞好了，全国都好起来了，咱们再享福，也不晚。再说，当年那些老红军、老八路，为咱们打天下，许多人连命都搭上了。毛主席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家里牺牲了6口亲人。咱们下点力、吃点亏，这还算什么？玉兰那会儿说的话，如今实现了，全村人均收入成千上万元，老干部每月都拿补助，吃亏变成了享福。”

    “东留善固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可以说是玉兰用甘于吃苦、吃亏、吃屈的‘三吃’精神换来的。”贾俊刚最后说。

    二、有国才有家  爱家更爱国

    他叫孙鸿恩，是1939年入党的老干部，从1956年开始先后担任东留善固村所在的临清县下堡寺区党委书记、下堡寺公社党委书记等职。1973年，他从山东莘县调回临西工作，先后担任县人大副主任等职，同玉兰又共事多年，是比较了解玉兰的。当我请他谈谈玉兰在政治思想方面的特点时，他说：“玉兰是很爱护社员的，十分关心和照顾群众利益和群众生活的。当有的人干那种损公肥私的事，侵犯国家利益时，她又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她常讲，我们今天能过上幸福生活，是因为有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个人的事是和国家连在一起的。她总是坚持有国才有家，爱家更爱国，是一个时刻想着国家利益的好支书！”

    1963年，河北、山东等省遭受洪水灾害，政府对粮棉的统购统销抓得很紧。是把粮棉主动交给国家，还是搞瞒产私分多给自已留点？成为当时检验农村干部是否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标志之一。在这个严峻的考验面前，后留善固大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东留善固村曾一度分为前、后留善固两个大队）有个别干部为了自身的利益，趁玉兰不在家的时候，搞瞒产私分。玉兰从外地回来后，了解到这个情况，立即同这种错误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

    那年，村北有一部分土地没有被淹，收了6万斤籽棉。玉兰在济南开会期间，“老黑”一伙就在家搞瞒产私分。玉兰开会回来，一些老党员、老贫农向她反映这件事。她说：“瞒产私分，必定有沾光的，一定要查清楚。”

    玉兰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就及时向公社作了汇报。公社党委专门派了一名姓管的部长，到村里来帮助调查这事。据反映，有个生产队收了6000斤籽棉，可队干部说只收了2000斤。那天，管部长看见有个生产队会计的小日记本，在墙缝里放着，上边记着各户分花的数字，就装起来了。他先找到这个会计，会计不说实话；问队长，队长也不说。最后，管部长掏出了那个小日记本，会计、队长才承认了。

    我从玉兰1963年10月的笔记本上，看到她当年的3段日记，可见她对这件事很重视。

    玉兰在那年10月25日这样写道：“我回来一天多时间。这半月多，情况不大明白，特别是棉花，据我摸的情况看，（1）有卖的，（2）有私分的，（3）有黑仓库，（4）故意拔棉柴带桃。确定今晚召开支部会进行研究，我要采取有效的措施。”

    她在10月26日接着写道：“我们大队4名干部研究了棉花任务，但都没有反映我村的情况，我很想问一下，追问我了解的情况。又想，我还没有抓住可靠的证据，所以摸一下，先找一下线索，看一下村里的动静。在晚8点钟时间，发现河北省郭庄来人并拿一条扁担，我们分析，这人是搞棉花的，即派人监视，结果在半夜两点拿住，扣住1000斤棉花，人已跑走。”

    在10月28日的日记中，她又写道：“早晨，有买棉花的人找到我，主要是叫我把棉花卖给他，我的答复很简单，一是追查棉花私商，看他买的棉花多少；二是把卖棉花者追出来，三是追轧花车轧了多少棉花，都是谁的。下午四点，开始我们的工作。”

    这时，“老黑”一伙就在村里散布流言蜚语：“外边卖八毛一斤，公家才两毛，咱们今年得少收多少钱！傻妮子不叫咱们活了！”“咱村有了咱村富，管那么多干啥！今年发大水，上级又不要，玉兰这个傻妮子非交不可，这是成心不要咱们后留善固啦！”

    有些私心重的干部社员，也对玉兰查瞒产私分不理解，有的躲着走，有的在背后说坏话。但是，玉兰硬是顶着歪风，忍着埋怨，一直积极协助公社干部，彻底查清了瞒产私分的棉花，并把它交给了国家。

    东留善固村的老人们告诉我，当年，玉兰曾挨家挨户登门动员，让干部和社员们把棉花交给队里，卖给国家。在做这项工作中，她费了多少口舌，遭了多少白眼！

    当年的六队会计吕天斌向我谈到，他当时也参与了这次私分棉花的错误行动。他说：“俺那会儿，就是想多捞点钱。别的干部说，分点棉花吧，俺就同意了。俺们几个还合伙买了轧花机，偷着给私分棉花的人轧私花。玉兰从外面开会回来，发现队里棉花少了，就调查这个事，有的干部就搞攻守同盟，费了好大的劲才搞清楚。棉花是国家统购物资，那年棉花收得少，国家的棉花很紧张，咱们应该想着国家，不应当只想着自个儿。玉兰纠正瞒产私分这件事做得对。”

    为了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玉兰坚持原则、敢斗敢管，即便是自己的亲戚朋友，也不留一丝情面。

    1961年，有个姓吕的犯错误下台干部，办起了私人磨面房。一天到晚，驴不歇蹄，磨不停转，搞小麦加工。他明收加工费，暗中掺杂使潮，把好白面取出来，留给自己吃，把次白面卖给人家。他还私自倒卖粮食和棉花。区政府专门派人来调查了他的问题，决定要处理他。查住他的问题后，捎信来叫玉兰先扣住他的东西，等待处理。这个干部找到玉兰，死乞白赖地说：“咱们是近门当家，都姓吕，两个‘口’字分不开，你替我在上级面前美言几句吧！”

    玉兰严肃地说：“咱们只能是公事公办。你现在只有老老实实，等待处理，往嘴上抹那么多蜜，不顶事儿！”

    不久，区政府依法处理了这个人。他恼羞成怒，背地里说：“‘好狗护三邻，好汉护三村。’吕玉兰胳膊肘往外拐，有她，就没咱过的了，得空非和她算帐不可！”

    事后，有些好心人，劝玉兰说：“做事得留个后手，不能把人都得罪净了。”

    玉兰说：“这个账，俺早算清了。不敢得罪少数坏人，就等于得罪了多数好人。俺得罪的这些人，都是破坏国家和集体利益的人。对他们，俺今后还要得罪，还要斗争。”

    又有一回，开完干部会，已是夜深人静。玉兰和队干部们走出门来，忽然闻到从西边飘来的一阵油香。

    “莫非他又在炸果子？”玉兰捉摸着这个人很可能是当家伯父，便对几个队干部说，“走，咱们去看看。”

    “玉兰，保准又是你大爷在炸果子。”这时，有人对她说。

    “他是你大爷，你去了咋说呀？别管他了。”另一个劝道。

    “是俺大爷，违犯政策，就不管啦？那怎么行！”玉兰还是坚持要去，并且提出，如果真是他大爷在炸果子，就把油锅端到大队来。去后，怎么端，由谁端，也都商量好了。

    到了门口，油香味更浓了。看见玉兰和队干部进了门，这个当家伯父赶忙把他们让到屋里，端上果子，说：“都来尝尝！”有的人见桌子上放满了果子，顺手拿起来就吃。这一来，原先商量好端锅的人，手也软下来了，站在屋角不吭声，一动也不动。

    这时，只见玉兰走过去，严肃地对他大爷说：“大爷，俺不止一次的告诉你，不要再干这偷税漏税的事儿了，可你一直不听，这回得交区税务所处理了。”说着，她就自己动手，连油锅带果子，把它们全端到了大队。

    到了大队部，玉兰又接着做这个当家伯父的思想工作：“大爷，你坐下。论近门，咱们是一家子，你是俺大爷。可是你这么不按政策办事，怎么叫俺当这个干部？”

    玉兰的一席话，说得这位伯父无言以对。他只是说：“就这一回。下回保证不干了。”

    “那不行！不能老是搞就这一回。违犯了政策，就得按规定办。”玉兰坚决地说。

    第二天，区税务所处理了这件事，按牌价处理了果子，让吃果子的干部也拿了钱，同时让玉兰的当家伯父照章纳了税。

    不久，这件事很快在村里传开了，干部和群众纷纷称赞说：

    “玉兰这妮子，不论远亲近邻，一律按政策办事，真是一个铁面无私的当家人！”

    “玉兰这么秉公办事，工作没个搞不好！”

    三、敢为人民鼓与呼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条。玉兰最赞赏的信条是陈云同志的这句话：“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从1969年中共“九大”到1982年全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玉兰先后参加了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党代会，第四届、五届全国人大会，全国四届妇代会，以及河北省第四届到第七届人大会，而且是历届会议的主席团成员，并先后当选三届中共中央委员、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一届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作为人民和党员的代表，她积极参与了我国党和国家最高决策机构的工作，特别是敢于反映人民群众和基层党员呼声、愿望和困难。

    玉兰对自己能参加中央这些重要会议和担任这些职务，既感到非常光荣，又深感责任重大。我从玉兰的笔记本上看到，她对每次会议的日程、内容、领导讲话、代表发言等情况，都作了详细记录。而且，在会前认真调查，为开会作好充分准备；在会上踊跃发言，积极参政议政；在会后认真贯彻会议精神，争做落实中央精神的模范。

    1980年8月底到9月上旬，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成员的玉兰，为了开好这次会议，特地到河北南部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晋县、威县、邱县、大名等10多个县，进行了人大代表的“视察工作”，对当时的农村形势进行了专题调查，并给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写了一份洋洋万言的调查报告。那时，农业生产责任制已在全省农村普遍实行，对农村工作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玉兰的这次调查，也主要是围绕生产责任制这一中心来展开的，包括生产责任制的多种形式、实际效果、存在问题，以及它与乡镇企业、农业机械化、科学种田、基层领导工作等的关系，做了较为深入与全面的探讨。

    在这些大会上，玉兰是十分活跃的。据同玉兰在一起开过会的邢燕子、郭凤莲等同志告诉我，由于玉兰口才好，语言生动，而且掌握的基层情况又多，又比一般人敢说，所以常常成为会上的重点发言人之一。我从玉兰的笔记本上也看到，她几乎每次会上都要发言，并起草发言提纲，有的甚至是发言全文，如她在中共“九大”召开期间的1969年3月28日笔记本上写道：“晚，华北组召开会议，各省汇报讨论主席团名单的结果，叫我代表河北省小组发了言。”再如，玉兰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的1981年6月21日笔记本上，抄录了一段“会议简报”：“6月21日上午，吕玉兰代表陈永贵、张福恒、邢燕子、郭凤莲同志（注：这几位都是当时担任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发了言，拥护小平、陈云、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对起草决议（注：指《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作的指示，认为决议正确总结了经验教训，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决议的发表，对国内外、党内外统一认识，团结起来搞‘四化’，能起很好的作用。”

    “我上来开会，群众让我捎个信，如政策五年不变，就富起来了。”这是玉兰在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发言提纲中说的一句话。确实，她在每次参加中央会议时，最突出的是十分注意反映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呼声。

    如1980年9月5日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简报》（总第208号），就专门摘发了玉兰9月3日和4日在这次会上的发言，是这次会议简报中仅有的几份个人专辑之一。这次发言极其尖锐地指出了当时农村青年存在的生活困难、悲观情绪等问题，并提出了解决办法，很值得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现摘要如下：

    《各位领导干部都要重视和关心农村青年》

    吕玉兰同志说，会前到农村看了看，关怀教育青年是个大问题。我国高等院校每年招生名额有限，绝大多数高中毕业生不能升学，特别是农村学校，教育质量低，能考上的学生更少。现在又规定今后一般不直接在农村招工、提干，招兵也很少，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当社员。所以很多农村青年感到没有奔头，灰了心，悲观失望情绪严重，见了面唉声叹气，有的干脆中学也不上了。在城乡差距还很大的情况下，很多青年找门托人，千方百计想离开农村到城市。有的表示，宁可到城市当个合同工，也不愿在生产队当个社员。对入党入团也无所谓，说什么“团不团，五分钱（指交团费）”。再就是农村又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有劳动力的抓生产去了，上学的更少了。几十年来老年中年文盲没扫净，现在青少年中又多了一批新文盲。现在的青少年是我们今后搞农业现代化的主力军，不帮助他们学文化、学知识，将来怎么能够搞“四化”？希望今后各级领导干部、党团组织，都要下大力量帮助教育农村的知识青年，树立远大的理想，让他们多想国家的大事，集体的大事，鼓励他们学知识，学本领。对那些升不了学的青年，鼓励和创造条件帮助他们进行自学。对学习有成绩，达到一定水平的青年，同样量才使用，予以适当安排，使他们在农村也感到有奔头，让他们振作起来。无论是城市或农村，青少年犯罪的不少。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极“左”路线对青年的流毒，不可低估。但大量的是教育问题。光抓人判刑不能彻底解决。我们搞四化，还要靠这些人。

    我手头还有一份《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提案办理情况报告》（提案第1831号），“案由”栏中这样写道：“建议采取适当经济措施，巩固农村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在农村安心工作案。” “提案人”为河北人大代表宋彦博。“附议人”为河北人大代表吴中枢、吕玉兰、晋桂香。“审查意见”为“交国务院研究办理”。“办理情况”栏中这样写道：“据劳动人事部报告，近几年来，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分配方针已是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工矿，对农科、林科、医科、师范等科类毕业生，主要分配到县和县以下基层单位。关于技术职称晋升问题，当前的做法是，按照学识水平，业务能力和工作成就进行全面考核，符合什么条件就评什么职称，不受在城市和农村工作的影响。关于采取适当的政治、经济措施，鼓励在农村工作的知识分子问题，因实行经济补贴情况比较复杂，涉及面也比较广，劳动人事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调查研究，再作统一考虑；在政治鼓励上，今后将注意加强宣传、教育工作，表扬安心在农村工作的好人好事。”

    “可以说，玉兰是以农民的代言人为已任的。”曾任河北医学院党委书记、省社科院院长的宋彦博，向我回忆了他同玉兰等人在全国人大会上提出这一提案的有关情况，“玉兰每次到北京开会，经常主动向我们介绍农村形势，特别是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以及在农村工作的科技人员、民办教师、知识青年、赤脚医生的困难和问题，主动串联人大代表写提案。这次提出的关心农村知识分子的提案，也主要是玉兰活动的结果。”

    我从玉兰的笔记本上看到，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她在下乡调查研究期间，了解最多的是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她在中央开会时拟写的发言提纲中，谈及最多的也是有关农业生产责任制方面的成就和问题。当时，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即由过去的“政社合一”、集体经营、集中管理的体制，转变为把集体所有的土地长期包给各家各户使用，实行“包干到户”、自负盈亏，不仅克服了以往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弊病，而且纠正了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分单一等缺点，有效地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热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玉兰在同我一起探讨农村工作时，她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农村工作的关键是政策。”是的，玉兰作为一个合作化时期的农业劳动模范，深知组织起来集体经济力量大，也深知领导集体经济的不易。每一个人民公社、大队或生产队，如果缺乏坚强的领导、模范的带头作用和有效的思想教育，集体劳动就会变成“一窝蜂”、“大锅饭”。东留善固和其它一些劳动模范所在的社队之所以搞得好，就在于基层干部真正发挥了关键作用。她切身体会到，这个作用的发挥是多么的艰难，斗争是多么的尖锐。同时，她还深深懂得，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实施按劳分配政策，而这一政策又是多么的难于落实。今天，她看到实行了联产承包，农民在承包的土地上多劳多得，劳动生产由“干部敲钟，社员听喝”，变成了家家是土地的主人，人人多动脑，户户想致富，农民真正落实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这种与物质利益相结合起来的积极性是自觉涌现的。这在集体化多年的领导不力、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村庄，表现得尤为明显。玉兰认清了这样一个道理：集体力量大，承包责任制更能发挥每个人的作用。

    正如任何新生事物在其成长和发展中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样，生产责任制既有它强大生命力的一面，也有它遇到种种阻力，以及不断暴露自身缺点的另一面，需要人们不断地对它给予支持，使它得到完善和提高。玉兰在热情赞扬农业生产责任制优越性的时候，也不断发现和纠正它的缺点。那几年，我在新华社河北分社分管农村报道，对责任制的施行情况了解不少。玉兰就经常同我讨论责任制存在的问题和纠正的措施。她还几次把有关情况加以整理，带到北京，通过参加中央全会和全国人大会，向中央领导反映。

    那是1981年9月1日晚，玉兰即将到北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她对我说，她这次去北京，准备向上反映一下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我考虑到这时玉兰已被免去省委书记等省上的一切职务，下放到正定担任县委副书记，便劝她：“你不是省领导了，中央还重视咱们的意见？另外，现在从上到下，都是一片对生产责任制的赞扬声，你去说一些问题，人家爱听吗？”

    “俺不管那些，该说的，就说！”玉兰两眼闪动着热切、坚定、自信的目光，习惯地把袖子一挽，挺起身子说，“俺不是省委书记，还是人大代表、共产党员哩！如果都把责任制说得天花乱坠，有了毛病谁也不敢讲，那非得把政策搞歪了不可！倒霉的还是农民！”

    果然，她这次到北京后，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并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详细的发言提纲。她的发言，也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视。在这年9月8日五届人大第二十次会议第7号简报上，共反映了12位常委会委员的意见，特意把玉兰谈的“农村实行责任制，思想工作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的意见，放在了第一条。这期简报写道：

    吕玉兰委员说：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的形势确实越来越好：粮满仓，油满缸，住新房、吃细粮，身上穿的的确良。但是，农村也有问题，邓副主席讲的思想工作涣散软弱的现象，在农村照样存在。主要是：农村基层干部不敢抓政治思想工作；在新形势下不会做思想工作。因此，歪风邪气就上升了，危害国家利益的事情就多起来了。表现在：一、损公肥私。有的人卖棉花掺水，卖粮食掺沙子。二、办红白喜事的规模越来越大，浪费严重，没有上千元钱过不去。三、迷信活动猖狂，烧香拜佛、问卜占卦的越来越多。四、偷鸡摸狗、偷盗抢劫的多了。五、有些青年人不关心国家大事，开会不参加、学习不努力，拉拉扯扯，吃吃喝喝。六、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老贫农、老积极分子受孤立。有人说他们：年纪老化、思想僵化、没有文化、不懂四化。要改变农村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涣散软弱的状态，建议：一、思想工作要全党抓，认真抓；二、各级党校要培训农村政工干部，帮助他们在新形势下学会做政治思想工作；三、要充分发挥老党员、老干部、老贫农、老积极分子的作用，依靠他们，信任他们，推动他们去做思想工作；四、推行生产责任制以后，要经常总结、交流、推广新时期的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

    后来的事实表明，玉兰及时发现并建议纠正当时农村中存在的问题，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完全符合党的实事求是精神。

    写到这儿，我的耳边又响起了好几位熟悉玉兰的老领导、老同志、老战友的话语——

    他叫洪毅，原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说：“玉兰为人处事的最大特点，就是敢说真话、敢说实话，平时工作是这样，在中央开会时也是这样。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她敢说；领导乐意听和不乐意听的话，她都说。”

    她叫侯隽，中国女知青代表，曾任天津市宝坻县副县长、县政协主席。她说：“玉兰开会尽爱反映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情况。她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工作也在农村，对农村的情况很熟，对农民的感情特别深，对农民的疾苦了解得多。”

    她叫王秀琳，曾任全国妇联筹备组成员、《中国妇女报》总编辑。她说：“玉兰是个实在人，一向说实话、办实事，到中央开会或在全国妇联筹备组工作的几个月里，也不改这个习惯。而且，她比较注意反映来自基层的意见、呼声和问题，对中央领导同志作出正确决策，很有参考价值。”

    ……

    确实，吕玉兰平时的一言一行，总是设身处地的为农民着想，总是十分关心群众的生活。怪不得人们都说，“玉兰是属于人民的”，“人民的玉兰人民爱”。正是因为玉兰心中时刻装着人民，敢为人民鼓与呼啊！

    四、为官一任 致富一方

    1981年9月1日上午，秋高气爽。在河北省省会石家庄通往正定县城的公共汽车上，有位中年妇女上穿花格布褂，下穿的确良蓝裤，脚蹬黑布鞋，手拎装有几样零用东西的塑料网袋，像是要出门的样子。

    她，就是怀里揣着省委组织部调令和党员调动组织关系，前往正定县委上班的吕玉兰。她的妹妹吕玉霞手挽包袱，眼随其后。

    几个当年在正定县委办公室工作的同志告诉我，当这位衣着朴素、态度和蔼的女同志站在县委办公室门口，他们怎么也无法把她同当过三届中央委员、两届全国人大常委、十年省委副书记和书记、新任县委副书记的吕玉兰联系起来。

    正定县毗邻河北省省会石家庄，位于市区30华里的东北方向，地处滹沱河两岸，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是北方著名的粮食高产县。当时有人口46万，53万亩耕地。正定还是河北省为数不多的几个历史文化古城，有“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牌楼”之说。过去，吕玉兰曾几次到这个县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三角村等参观，如今被“贬”官下放，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同其他县领导相处得怎样？工作是否顺利？吃住条件怎么样？我真有些放心不下。于是在她上任不久，特意到正定看了她一次。

    据我的日记记载，那是两个月后的11月4日下午，我骑着自行车从位于石家庄桥西的河北省政府家属院出发，沿着京广线往北，整整骑了一个小时，才来到了正定县委县政府大院。那时正定县领导机关很艰苦，仅有两排小平房，吕玉兰住在前排西头的一间办公室里。当我来到时，只见房子不高，又暗又潮湿，发黑的椽子上结着蜘蛛网，石灰墙已脱落了几片，一张办公桌，一张双人床，此外墙角还有一个煤炉。

    那时还没有手机，我也不知道玉兰办公室的电话，所以无法提前告诉她我要去。那天，玉兰正在房间里学习，见我骑着自行车来正定看望，真有点喜出望外，高兴地说：“你来得正巧，俺今天来例假，身上没功儿，不然就下乡去了。”

    “这几天忙什么呢？”我问。

    “没啥紧事儿。别的书记都下去了，他们各有各的一摊事儿。”

    “那让你分管什么工作？”

    “冯国强书记让我先熟悉一下县上的情况，搞点调查研究再说。”

    吃饭了，我从食堂打回饭，我们简单地吃了点。我见玉兰挺疲乏，就早早地让她洗了脚，上床休息了。可是，我们都久久不能入睡。此时，吕玉兰由于有人反映她的所谓“八大问题”, 组织上查了好几年，也一直没做结论，她心里像是压着一块石头。

    吕玉兰到正定之际，正逢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中华大地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农村在酝酿搞大包干。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干部在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文革”期间正定有1200多户下放到了农村，需要返城重新安排工作，各项工作任务相当艰巨。

    那时县领导不配秘书，为照顾吕玉兰，县委书记冯国强和县长程宝怀商量，给她配了一个女秘书叫贾俊华，协助她做些工作。据贾俊华后来回忆，吕玉兰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举止大方，性格开朗，来的时间不长，就和县委一班人熟悉了。玉兰到职后，先从调查研究入手，几个月里跑遍了全县的所有公社以及几十个村庄，有时还参加生产劳动。

    贾俊华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玉兰同志为了搞好工作，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早出晚归，甚至不分昼夜。那时，县上就一辆212吉普车，但玉兰很少坐车，出门下乡大多是骑自行车。有时，我们考虑到玉兰是女同志，又是刚从省上下来的，就想让办公室给她找辆小汽车，但都被她谢绝了。当时的生活比较艰苦，她总是坚持在食堂里排队买饭。那时开会，冯书记经常晚点，她和近平、宝怀同志就经常吃冷饭。”

    贾俊华这里写到的“近平”，就是我们的习近平同志。1982年初，年仅29岁的习近平，主动放弃北京的优越条件，来到河北正定工作，先是担任县委副书记，1983年春接替老书记冯国强担任了县委书记。他廉洁奉公，工作扎实，很有魄力。低调务实的他，住在办公室，吃在大食堂，和大家一起排队打饭，一起蹲在树下吃饭聊天，并总是骑着自行车往乡下跑，深入到老百姓当中拉家常、问寒暖，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不几天就与玉兰熟识，相处得很好。

    正定县是我国北方粮食亩产第一个上“纲要”（即亩产400斤）、过“黄河”（即亩产600斤）、跨“长江”（即亩产800斤）的县。但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干扰，只看重粮食生产，忽视了多种经营，农民并不富裕，是有名的“高产穷县”，198２年人均收入还不到150元。从1955年就立下改变家乡面貌和让农民过上好日子宏愿的玉兰，这时又开始思考怎样让正定农民摆脱“高产穷县”的帽子，尽快富起来。她通过自己当年植树造林，带动了果树、畜牧、加工等工副业全面发展的体会，感到应当在紧紧抓住粮食生产的同时，必须下大力搞好多种经营，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路子，“农民要想富，必须上工副”。这是使正定经济腾飞的基础。

    首先，必须调整好种植结构。但是，1981年正定的粮食征购任务为7600万斤，平均每亩负担200多斤。县上为了保证完成数量偏大的征购任务，不得不压缩经济作物扩大粮田面积，不少农民还到集市上买粮交征购，可谓苦不堪言。吕玉兰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和县领导商量，应当如实向上级甚至中央反映粮食征购负担过重的问题。但时任县委书记冯国强、县长程宝怀不同意，怕给吕玉兰造成不好的影响，主张以县政府名义向上级反映。吕玉兰却说：“实事求是向上级反映问题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不存在犯错误的问题。”

    不久，吕玉兰就以汇报工作的方式，向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她在1981年11月18日写给胡耀邦的信中这样写道：“我9月份已来正定工作，来后碰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高产穷县’。形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正如《人民日报》10月16日社论中讲的，不搞多种经营，作物种植卡的太死，农民没有自主权。另外，还有一个高收购问题。如何解决，我们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解放思想，打破框框，充分发挥正定优势，调整一下农业布局……如此下去，5年之后，正定社员实际生活水平将达到585元（其中集体分配285元），舍此别无捷径良法。（附：河北正定县调整农业内部结构意见）如可行，是否批给河北金明、尔重同志。”

    不久，胡耀邦同志就将玉兰的来信批转给了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金明和省长李尔重，他们又将此信批转给河北省粮食厅。几经努力，终于使正定1982年的粮食征购任务由原来的7600万斤核减到4800万斤，一下子减少了2800万斤，使正定农民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也说是说减轻了负担、卸下了包袱、轻装前进了，大大加快了全县的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全县驶入了农民致富的快车道。

    为了进一步推动正定农业结构的调整步伐，加快发展农村经济，玉兰不顾身体有病，主动请缨，亲自带队，走南闯北，到外省外地学习取经，成为正定发展多种经营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当时，这个县的许多干部还没有从“左”的思潮影响下完全摆脱出来，以至发生了留村公社干部到农民承包的棉花地里拔瓜秧的“毁瓜事件”，被新闻单位“曝光”。有一次，她在中央开会时，同康克清大姐谈起农村部分干部思想僵化的状况，康大姐建议她说：“可以组织干部到江苏苏南去参观一下，那里的农村经济搞得好，乡镇企业很发达。”这使吕玉兰很受启发。1982年春，吕玉兰和习近平、贡林庭、阎树章等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率领正定的百名县直机关和公社干部，分别到江苏无锡、常熟等县市，参观学习他们的乡镇企业。他们又来到天津，吕玉兰和在那里工作的原河北省老领导阎达开同志联系，就如何加强经济协作进行了洽谈，参观了那里的编织、刺绣等外贸加工项目。他们还到了山东聊城、临清等地，参观了那里的粮棉间作等经验。

    记得正定参观学习团赴苏南的时候，正好安排在春节之后。我听到这一消息，就给吕玉兰建议，她能否在春节前和我先去那里，顺便到我老家常州市武进县夏溪镇森庄村省亲。她很乐意地答应了。

    那时，我当工人的父亲江汉生，已从湖北省黄石市电机厂退休回老家，父母同我小弟弟江勤俭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依靠种树栽花，刚刚盖起了二层楼，生活过得挺好。春节期间，我和玉兰在老家住了一个星期，几乎天天出门，走遍了原森庄村森西生产队的各家各户。在看望几户孤寡老人时，她还特意捎去了一些过节的东西。
吕玉兰在这里看到，全村以至全镇，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栽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有的甚至地里也是成片的苗木，简直像个大花园。男女老少见了面，不是谈论如何种植苗木，就是介绍全国各地需求和购销苗木的行情。别小看这些庭院经济，这个镇的花草树木已远销华北、东北、西北、中南等20多个省市，年销售额达数亿元之多。成千上万的农户靠它发家致富，盖起了楼房，被人们誉为中国花木的十大生产基地之一。玉兰深有感触地对我说：“苏南农民真富啊！富就富在他们的思想解放，商品意思浓、经济思路活、生产门路广、经营办法多。”

    “通过这三次参观，使县社两级干部的思想来了次大解放，使我们大开了眼界，大换了脑筋。”原正定县县长、后任平山县委书记和石家庄地区法院院长的贡林庭等几位同玉兰一道外出参观学习的干部，这样向我回顾他们的收获。我手边有几封当年到苏南的参观学习团，在前方写给正定县委的信，其中既有他们亲眼看到“苏南各县多种经营蓬勃发展”和“农工副收入各占三分之一”的亲身感受，又有“经验内幕”和“思想、组织、政策等方面的脉络”等。正如他们在信中写的：“你们在家辛苦点，我们在外多学点。回去大干，信心百倍，前途光明。”

    据当时的正定县长，后来担任了石家庄地区副专员等职的程宝怀回忆，在1982年那关键的时刻，习近平同志找到程宝怀说：“老程，你看到报纸没有，南方一些地方正在推广‘大包干’，效果不错。河北和石家庄地区还没起步。咱们县能不能先行一步，找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公社，先抓个试点。”程宝怀说：“我和老书记交换过意见，说我们不能搞，等等中央和省精神再说，在这方面不能冒尖犯错误。”习近平说：“我给老书记通通气，你和玉兰谈谈。”程宝怀就跟玉兰说了这个意思，玉兰对他说：“大包干是个方向，分配简单，上交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农民容易接受。老程你就大胆地搞吧，出了问题我们大家担。”程宝怀感慨地说：“玉兰在正定推行大包干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使正定县1983年的农业产值和人均分配都比上年翻了一番。”

    吕玉兰还运用本县当地农民发展庭院经济发家致富的事例，来教育和帮助各级干部转变认识。

    那是1981年10月的一天，玉兰像生产队长那样，在正定县委县政府大院里，大声地嚷了起来：“同志们，到西北街参观的走啦！欢迎大伙儿都去看看，快走啊！”

    随着喊声，机关干部们纷纷走出办公室，向县城西北方向走去。在西北街党支部书记尹记山家的院子和自留地里，玉兰领着人们观看养在大缸里的金鱼，欣赏种在地里的菊花、月季花和石榴苗，还有那利用一早一晚加工的兔皮。尹记山家自留地不足半亩，竟能获得上万元的经济效益，超过了20亩的粮田收入。正定县人大副主任张五普深有感触地说：“别看这只是一次小小的现场会，却使大家受到了一次很大的启发：就在人们眼皮子底下的正定城关，农民照样能够依靠多种经营发家致富。”
人们思想上发生的大转变，终于打开了全县多种经营工作的新局面。1983年，在习近平同志的主持下，正定县委县政府制定了一个《迅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工与多种经营上来》的文件，县政府专门成立了县多种经营办公室，把它作为带动全县经济发展的“龙头”；县委县政府还决定，县直各部门所有脱产干部和党团员，每人帮助5户农民开展家庭副业，全县共有1005名干部同5000余户农民挂了钩，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帮富网”。

    当年，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更重要一条就是要实实在在地念好“人才经”，实行“眼睛朝外”，广纳各方人才。为此，他多次亲自出面寻访“千里马”，亲自拟写制定面向全国的“招贤榜”。1983年，在习近平同志主持下，县委县政府制定和发布了打破传统观念、招贤纳士的“九条规定”并广而告之，《河北日报》以“正定县为有志之士敞开大门”为主题在头版头条作了报道，一时引起全省轰动。县委县政府还将这九条用布告形式发给各生产队广泛张贴。

    习近平还向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和部分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发出100多封“求贤信”，并亲访面邀了53名专家、教授、学者。不到两年，正定就引进各类人才683人，其中有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经济学家于光远、全国食品工业协会会长杜子端等全国知名专家担任县经济顾问，给这个县如何加快包括多种经营在内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吕玉兰先后给县顾问团聘请了年届百岁的河北工学院一级教授潘承孝、河北农大老校长王健、河北省美协主席田辛甫、河北省作协副主席尧山壁等一批知名人物。正定在招聘人才方面主要是采取上请、外招、内用、下提、近补等五个方面。

    “培养典型、以点带面”，这是吕玉兰和县多种经营办公室领导农民发展多种经营的又一做法。就拿养鸡事业来说，他们曾多次骑着自行车，深入南关村、城杨庄等十几个村庄，培养了几百个养鸡重点户，及时帮助他们解决优种、饲料、销路等困难，不断扩大规模。有关部门还通过举办训练班、单项技术讲座、现场技术表演等多种形式，及时推广农民创造的多种新技术、新经验。短短一年时间，全县养鸡事业从少到多、从点到面，迅速发展起来，养鸡总数达到150万只，年产蛋量超过100万斤。

    与此同时，正定的地毯、刺绣、草柳编、塑料制品、小五金、食品加工等工副业，也有大幅度增加。一大批像“养花大王”尹记山、“养鸡大王”刘成永等率先致富的专业户，分别受到县委县政府的嘉奖，有的还被选为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全县从事种植、养殖的重点户和专业户发展到近万户，约占全县总农户的三分之一，在全县迅速掀起了依靠多种经营，争先恐后发家致富的前所未有的高潮。

    当时，北京的中国《农村工作通讯》杂志总编辑周鸿书，曾专门到正定采访吕玉兰抓多种经营和发展养鸡事业的事迹。那天，他和玉兰一道来到县城附近的南关村，走进一户农民家里。这家的女主人以为他们是来买鸡种的，就详细地向他们介绍起了优种鸡的性能和特点。为了让周鸿书采访到基层的真实情况，玉兰乘机同女主人拉开了“养鸡经”。当周鸿书向我回忆这段趣事时说：“玉兰同农民拉起养鸡来，那个熟劲就甭提了，就连那个整天同鸡打交道的女主人，有时也搭不上腔。”

    1982年，正定县多种经营纯收入达4300多万元，人均100元，社员实际收入由过去的百元左右增加到200多元。这年7月，吕玉兰对这个县多种经营出现的新发展、新经验进行了总结，将有关书面材料先后向胡耀邦总书记、邓颖超大姐、康克清大姐作了汇报，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和表扬。不久，《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先后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正定的经验和成就。《农村工作通讯》月刊在1982年第八期发表了题为《正定在转变》的专题报道；同时配发了题为《要由单纯抓粮食转变到同时抓多种经营》的评论员文章，高度称赞了正定县多种经营、综合发展农村经济的做法，指出这是“一项战略性措施”，“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农业的新路子。”

    提起正定的经济发展，还不能不谈到这里近年来迅速崛起的旅游事业，不能不提到习近平同志。到正定工作时间不长，得知北京《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组在寻找荣国府等外景基地，习近平看到了潜在的商机，就主动派人上门洽谈，力排众议，说服大家由县里拿出300多万元，建设了“荣国府”、“荣宁街”。荣国府在建成后，当年门票收入就达1700多万元，不仅收回投资还有盈利。他创立的“正定旅游模式”，让正定后来受益颇多。在《红楼梦》拍完之后，又有170多部影视剧在这里拍摄，高峰时每年有130多万人次参观游览。如今，这里的旅游事业已成为正定县经济最有特色的支柱产业。

    可是在20世纪90年代，当我有一次请习近平同志介绍正定县旅游事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时候，他却谈起了吕玉兰在这方面的“特殊贡献”。他向我介绍，这个县在1983年春开始酝酿发展旅游业，恰逢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需要建造一个荣国府。原计划在正定设置假景，拍完了事。后来，他们考虑不如借机建成实景，为正定留下一处永久性的旅游景点，但需增加投资300多万元，因而在县领导中出现了较大的意见分歧。这时，恰逢玉兰从保定回县，习近平和程宝怀一道征求她的意见。吕玉兰说，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们文化生活的需要，旅游业肯定会有一个大发展，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县委抓得及时，表示全力支持。同时，她还积极说服持反对意见的同志。在玉兰的支持下，县委县政府很快作出了兴建荣国府和常山公园的决定，为正定旅游事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习近平同志动情地说：“我当县委书记时，像抓旅游业发展，玉兰对于我的鼓励、支持和帮助，至今想起来还是心头热乎乎的。正定旅游事业之所以能大发展，离不开玉兰同志的支持啊！”

    如今，正定这座中国北方著名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在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之一隆兴寺、中国最大的铜铸千手千眼大佛和日本佛教临济宗发祥地临济寺等古迹的附近，已先后建成了富丽堂皇的荣国府和宁荣街，风景秀丽的常山赵子龙庙和常山公园，妙趣横生的封神演义宫和西游记宫，引人入胜的旅游飞机场、军事游乐园、丝绸之路宫和电影探秘宫等游乐设施，以及中外闻名的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成为河北省会石家庄一带具有相当规模的旅游度假休闲游乐城，全县每年旅游景点仅门票收入就高达数千万，加上各项社会效益总计收入超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