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村会议旧址

    在鄂渝交界的湖北省咸丰县最北端，有一个名叫大村的地方，它是该县小村乡的一个行政村，这里山峦叠嶂，溪河交错，民风淳朴。就是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却因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贺龙率领的红三军根据地和召开过湘鄂西红三军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大村会议而名扬天下，大村，名副其实。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大村会议，史称“大村会议”，被载入《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上册。据有关史料记载，从1933年1月至1934年4月，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先后在湖北省鹤峰县茅坝、走马坪以及巴东县金果坪、宣恩县烧巴岩、咸丰县大村和利川县十字路召开过7次会议，讨论决定红三军有关工作及行动方针。而仅“大村会议”被载入中国共产党正史，足见“大村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分量。本文试就从“大村会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与其历史地位及作用作一初探。

    一、召开“大村会议”的历史背景

    1927年12月，贺龙、周逸群于南昌起义军南征受挫后辗转到了上海，向中共中央提出回湘鄂西地区发动武装斗争的建议并得到中央批准。1928年初，贺龙、周逸群抵达湘鄂西，在段德昌、段玉林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1927年9月）基础上，发动了“年关暴动”、湘鄂边起义，先后开辟了湘鄂边和洪湖革命根据地，组建了红四军和红六军。1930年7月4日，红四军与红六军会师于湖北公安（今南平），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红四军改称红二军，湘鄂边与洪湖两根据地相连。同年9月12日，邓中夏赴洪湖任中共鄂西特委书记，兼红二军团政委。不久，成立中共湘鄂西特委和湘鄂西联县政府，周逸群代理特委书记兼联县政府主席。1931年3月，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夏曦任书记。同时，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转战鄂西北，创建鄂西北革命根据地，至1932年夏，湘鄂西根据地发展为包括2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红军和地方武装共约3万人。7月初，蒋介石以10余万兵力“围剿”湘鄂西根据地，国民党军队首先进袭襄河两岸，企图消灭红三军和占领湘鄂西根据地。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兼红三军政治委员夏曦执行冒险主义方针，先是轻敌冒进，命令红三军主力进到襄河以北的京山、应城、皂市之间的地区寻求作战，遭到损失后又转而实行消极防御，在根据地内构筑堡垒，准备固守。红三军因此遭到很大伤亡。8月，国民党军队向洪湖根据地中心地区进攻。9月初，根据地大部分地区被敌军占领，后方机关和人民群众遭受重大损失，仅伤病员就有2000余人落入敌手。红三军反“围剿”失利。10月，根据地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与红三军被迫转移，红三军主力退出湘鄂西根据地，经豫西南、陕南、沿川鄂边境南下，历时两个多月，于12月抵达湘鄂边鹤峰地区。之后年余时间，红三军艰苦转战于湘鄂川边地区，试图恢复湘鄂边根据地。但因“左”倾教条主义仍居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湘鄂西中央分局又接连在红三军内部开展第三次、第四次肃反（之前在洪湖根据地已开展过第一次、第二次肃反，包括红三军政治委员万涛及红三军参谋长兼第七师师长孙德清等在内的一批红军将领被错杀），错杀了包括段德昌在内的大批红军领导干部，红军内部的残酷斗争使红三军力量大大削弱，加上国民党军的疯狂“围剿”，红三军一直未能摆脱困境。

    湘鄂边的困难局面，引起了红三军干部的不满，在中央分局内部的争论也逐渐公开化。红三军何去何从，成为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等红军领导人的战略思考。

    1933年12月上旬，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军部及九师、教导团与夏曦率领的红七师，在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分兵活动后于恩施石灰窑会师，并乘敌军清剿间歇休整数日。休整期间，中央分局就会合后的红三军下步行动方针进行谈话。关向应提出两个方案：一是西进四川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创建新根据地，同时要看湖北敌军是否尾随追击红军；二是向两大苏区靠拢，以保存革命力量。谈话确定分局机关及红三军先转移到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鄂川边境咸丰后再开会决定。

    二、“大村会议”的召开及其主要精神

    1933年12月中旬，湘鄂西中央分局机关随红三军由恩施石灰窑经宣恩椿木营、烧巴岩、沙道沟、高罗、上洞坪和咸丰龙坪及恩施大吉场，18日抵咸丰大村。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红三军军部临时驻地——大村朱海峰家召开会议，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主持会议，分局委员贺龙、关向应出席，红七师师长卢冬生列席，谷志标担任会议记录。会议讨论了湘鄂边失败的教训与红三军行动方针及当前任务。

    会上，对失败的教训，中央分局领导人之间存在着分歧，经过激烈争论，夏曦承认自己在领导红七师活动中背离烧巴岩会议决定，在军事上犯了冒险主义错误；同时在鹤峰苏区失败后，没有建立秘密组织开展游击战争，又犯了不相信同志、不相信群众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军事上的冒险主义错误初步得到纠正。会议就关向应关于红三军当前任务的两个提议进行了讨论，统一了红三军发展方针，形成了《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大村会议决议》，决定放弃恢复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计划，改向四川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发展，另创湘鄂川黔新苏区，并把恢复湘鄂边根据地的口号改成创建湘鄂川黔边新苏区。实现了红三军军事战略目标的转移。为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从思想上、行动上、斗争方针上作了准备。

    会议期间，黔江联英会神兵首领龚昌荣率30余名神兵前来参加红军，编入红三军特科二大队。龚昌荣还向红军提供了黔江县城的军事情报：敌保安团长兼忠（县）丰（都）石（柱）清乡司令周化成，新近解运大批军火、物资到黔江；驻守黔江县城的仅川军第五师黄子裳的三十七团一个营；周团在城郊、中坝、大路坝布防。据此，决定红三军在军事上占领黔江，打通川东门户。

    针对朱南轩叛变事件，会议决定处决朱南轩。朱南轩，咸丰大村人，原本当地土豪、团防头目，1933年11月下旬红三军军部及九师、教导团转战咸丰进驻大村时投机革命，参加红军。在龙山桶车战斗中，红军失利，他悲观失望，唆使部属裹挟枪支、骡马、财物叛逃。回到大村后还造谣生事，蛊惑人心，说什么“红军被打光了，贺龙也被打死了。”接着又勾结朱海峰等，虐待并杀害了寄放在大村一带的几名红军伤病员。这次红三军再次来到大村时，为了迷惑这个红军的可耻叛徒，贺龙等红军领导人有意揣着明白装糊涂，不仅没有惊动他，反而对其很“信任”，仍把他当成红军中的一员干将。朱南轩虽然内心忐忑不安，但为了侥幸逃脱红军对他的惩罚，也表现得“若无其事”，工作十分积极主动，对远道而来的红军首长更是百依百顺，直到后被红军逮捕，方知末日来临。

    会议还讨论了肃反问题，夏曦不顾贺龙的坚决反对，一意孤行，作出了处决红九师政治委员宋盘铭等人的错误决定。不日，宋盘铭在黔江县城被错杀。

    三、“大村会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及其历史地位与作用

    在“大村会议”精神指引下，湘鄂边红军逐步走出困境，新根据地建设如火如荼，突飞猛进，红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开创了湘鄂川黔边革命形势的可喜局面。

    （一）以咸丰活龙坪为中心的鄂川边革命根据地迅速崛起。活龙坪，是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西北边陲鄂渝边界的一个偏远乡镇，西毗重庆黔江（重庆直辖前属四川），北邻湖北利川沙溪、文斗，距离县城100公里，山峦叠嶂，民风淳朴，历史上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戏称咸丰的西伯利亚，解放前是个湖北、四川两不管的地方，国民党的统治相对薄弱。

    1933年红三军转战湘鄂川边期间，贺龙曾先后5次率部来到这里，对土著武装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参加红军，投身革命，同时在沿途有群众基础的地方下放红军干部和伤病员，组建红军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开辟革命根据地。“大村会议”后，活龙坪成为红三军以咸丰为中心的鄂川边革命根据地中心，可谓是革命根据地中心中的中心。

    当年的活龙坪，由于地处偏僻，政府当局鞭长莫及，地方土豪占地为王，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武装械斗时有发生。土豪王文臣，弟兄9人，手下又有100多人枪，总想独霸一方，出人头地。当地颇具实力的冷学先、秦万高、谭银山、费禹兴四大土豪便联合起来对付王文臣。王文臣的日子很不好过，一直想找个靠山以谋求同冷、秦、谭、费四家土豪抗衡。他有个老表叫周念民，在利川小河拉得有一支队伍，红三军转战咸丰、利川期间，周念民与贺龙取得联系，决定率部参加红军，并专程到活龙坪动员王文臣也跟随贺龙参加红军，王文臣正是山穷水尽，便满口应承。

    10月22日，周念民率100余人从利川小河来到活龙坪参加了红军，贺龙将其编为红三军新编独立团，周念民任团长。此时，王文臣乘机杀了冷、秦、谭、费四大姓的6个人，并带着手下100多人参加了红军，编为新编独立团第一中队，王文臣任中队长。不久，王又任红三军参谋。1934年4月，王文臣奉命率80余名战士组成红三军活龙坪独立大队，王任大队长，留守根据地。投机革命的王文臣，曾为红军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但他在后来活龙坪反“围剿”斗争中却中敌离间计而背叛革命，屠杀红军干部，走向了人民的反面，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

    活龙坪集镇附近有金家洞、黑岩角两个大山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原为王文臣占据。金家洞，在活龙坪街口1里许，分上下两洞。上洞前后均有洞口，通阴河，可容四五十人；下洞十分险要，洞口筑有两道“马门”，洞尾口生在绝壁上，洞的大厅很宽敞，铺有地板，设有粮仓，可容五六十人。黑岩角，在离活龙坪集镇30华里的水坝，处在一陡峭山坡的悬崖上，洞口离地数丈高，无路可通，进出洞全靠特制的长木梯，人上去进洞后把木梯一抽，下面的人就只有望“洞”兴叹了。洞口本来很宽，为安全起见，用石块封了，只留有一道门。洞内结构复杂，有宽敞明亮的大厅，也有曲折幽暗的巷道。大厅里镇有地板，建有谷仓。王文臣参加红军前，他的家人、团丁都住在这里面。

    贺龙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觉得活龙坪是一个理想的后方基地，可以安置一批伤病员，于是下放红军伤病员六七十人，金家洞、黑岩角安置50余人，其余安置在牛昌坪、沙子坝一带的群众家里。同时留下红军干部刘汉卿、花顺涛、冯义发以及宋必汉、罗师爷等负责掩护。

    1934年初，红三军根据“大村会议”决议，主力向川东进发后，奉命留下的红军干部刘汉卿、花顺涛、冯义发等就活龙坪根据地建设问题进行研究，分工冯义发留守金家洞，组织发动当地群众，掩护、照料伤病员；刘汉卿、花顺涛带领留下来的红军骨干和一些轻伤员到附近游击，打击土豪和团防，筹集给养，发展革命武装。刘汉卿，又名刘兴让，湖北长阳人，1910年出身农民家庭，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中共党员，时任红三军特务队第三分队长。花顺涛，湖南华容人，中共党员，曾任贺龙警卫员，时任红三军军部副官。冯义发，湖北人，中共党员，时任红三军某团书记。刘、花、冯都来自洪湖苏区，不仅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热情，而且还有十分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他们牢记贺龙、关向应等红三军领导人的嘱托，充分发挥红军的政治优势，紧紧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很快就打开了工作局面。

    1月15日，刘汉卿、花顺涛带着20多名战士游击到利川大沙溪。当地农民邱金旺、邱金高两兄弟和白果坝铁匠龙修根、龙修玉两兄弟，不堪忍受官府的压迫和豪劣的盘剥，要求参加红军队伍，在关庙里与刘汉卿、花顺涛饮血酒发誓结盟。当天下午，邱、龙4人带着化装成农民的刘汉卿、花顺涛到排山岭，提了团总安昭廷的4支步枪。事后又到香花岭，吸收60多名贫苦农民参加红军。

    下旬，刘汉卿、花顺涛率部回到活龙坪，在晓溪打了反动团防谭银山，缴枪30支。接着又打了土豪谭珍斗、陆肖相、王能山，缴获3支枪和大批粮食。战士们把缴获的粮食挨家挨户送给穷人。刘汉卿、花顺涛召集穷人开会，宣传红军与贫苦农民是一家人，红军反对抓丁派款，专打土豪劣绅，专杀贪官污吏，为穷人谋出路，将来还要分田地，号召青壮年参加红军干革命，会后就有30余人参加红军。

    不久，在利川小沙溪和咸丰大村、小村、八家台养伤的红军伤病员纷纷到活龙坪归队，队伍发展到100余人。于是打出“红三军游击独立团”旗号。随着红军队伍的发展壮大，红军活动区域也逐步扩大，遍及咸丰县境唐崖河以北和利川以及四川石柱、黔江等地。

    独立团所到之处，打土豪、与穷苦百姓分浮财，宣传红军的政策和主张，不失时机征兵扩红。在咸丰大路坝，收编联英会神兵30余人。游击到利川，又与红军伤病员组成的李景凯、邓永兴游击队会合。2月，独立团政委花顺涛带着几名红军战士到巴西溪串联发动，组建了庹荣昌巴西溪游击大队。3月中旬，红三军军部经济处长毛子英领导的黑洞游击队到活龙坪与独立团会合，独立团发展到500余人。

    1934年3月底，红三军主力由湘西向川东酉阳、秀山方向游击，4月8日入咸丰，10日抵活龙坪，中旬在利川十字路与游击独立团会师。在此，贺龙军长将红三军游击独立团更名为红三军鄂川边区独立团，正式任命了独立团干部，刘汉卿任团长，花顺涛任政委，傅在先任副团长，毛子英任参谋长。将独立团原来的4个中队改为4个大队，团部设管理科、军需科、特务队、从兵班、通令班。贺龙在独立团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军队，只有坚持打倒土豪劣绅，穷人才有出路，地方上才能享太平。兄弟们参加红军要敬老爱幼，对老年人要像对自己的父母一样尊敬，对青年人要像一个娘生的兄弟姐妹一样相亲相爱，若有奸淫霸道，违犯军纪者，自己挖好坑坑再枪毙。”会后，军部给独立团干部战士发了军饷及服装。

    为加强党的领导，湘鄂西中央分局十字路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鄂川边区工作委员会，冯义发任工委书记。此后，在工委的领导下，很快建成了以咸丰活龙坪、小村为中心，辐射湖北利川、宣恩和当年四川黔江、酉阳、秀山、彭水、石柱诸县的鄂川边革命根据地，红军指战员利用根据地内敌人统治的不平衡和山大林密的有利条件，机动回旋，避实就虚，依靠人民群众，机智勇敢地打击敌人，发展壮大了红军力量，到1934年6月下旬朱清武、傅忠海领导的利川红军游击队编入鄂川边区独立团，独立团发展到7个大队，拥有兵力700余人，枪400余支，成为红三军能够独当一面的武装力量。

    鄂川边区独立团序列（1934年6月）

    团长 刘汉卿
    政委 花顺涛
    副团长 傅在先
    参谋长 毛子英
    一大队大队长 王山原
    政委 ×××
    二大队大队长 王生福
    政委 ×××
    三大队大队长 张远清
    政委 ×××
    四大队大队长 戴国栋
    政委 李挎包
    五大队大队长 刘××
    政委 ×××
    六大队大队长 李景凯
    政委 王怀庭
    七大队大队长 朱清武
    政委 傅忠海

    随着鄂川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鄂川边区独立团的发展壮大，根据地红军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仅咸丰就先后建成黑洞钟德之游击大队、小村穿洞唐斌游击队、黑洞毛子英游击大队、巴西溪庹荣昌游击大队、活龙坪独立大队、咸丰游击大队（大村韦广宽游击大队）、小村谢祖成游击大队、李子溪赵国恩游击大队。红军党组织建设也得到加强，先后成立鄂川边区独立团党总支、小村游击大队党支部、大村游击大队党支部、李子溪游击大队党支部。基层苏维埃政权组织也初步建立，先后成立了黑洞区苏维埃政府及活龙坪农民委员会。独立团还在活龙坪黑岩角、咸丰李子溪设立临时后方中心医院，伤病员安置在一些基本群众家里，大村、小村也设有规模相当的临时医院。

    鄂川边革命根据地的崛起，成为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有红军主力庇护的时候，国民党军和地方团阀尚且疯狂进攻，欲置之死地而后快，1934年夏红三军主力进入黔东以后，他们更是有恃无恐，国民党鄂川湘边区“剿匪”总司令徐源泉便指挥原来专门对付红三军的蒋作均新三旅薛芝轩一团、王南泽二团、蔡章营三团和张刚指挥的王仲甫保安一团、胡协南保安二团、蔡劭保安三团，纠集地方反动团防“围剿”独立团和红军游击队。同时，徐源泉又责成川军陈万仞师“联络鄂军，不分畛域，予以兜剿，期绝根株。”面对敌军的疯狂“围剿”，鄂川边区独立团与各红军游击队奋起反击，由于敌强我弱，1935年2月下旬突出重围，离开根据地转移到湘西投入红军主力怀抱。在反“围剿”斗争中，红军指战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独立团及游击队近2000人突围出来还剩353人，大部壮烈牺牲，中共鄂川边区工委书记冯义发、独立团政委花顺涛也长眠在了咸丰大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