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建国70周年、各界人士参观香山革命纪念馆络绎不绝之际，我听山东红色收藏家颜栋华（系原济南军区机关退休干部、大校军衔）讲，在他的红藏品中，竟有有关中共中央到达香山后的伙食标准等。我俩交谈时，他把这一段讲得特别精彩，绘声绘色。为了解详情，我对这位老朋友进行了一次采访。

《供给标准与供给制度》，供给部印，1949年上半年工校各单位暂行，封面有椭圆形红印章，

《供给标准与供给制度》，供给部行政处下半年暂行(1949年)，有封面有"范部长存查字样

《供给处暂行工作制度》，甲，审计制度内列出条目，仿宋体刻字油印件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机关经费决算表》，

第39号，《奖惩条例》，注意保存，不得遗失，十月五日，西柏坡

《中直军直机关疏散子长三个月住食生活概述》，1947年

《王家坪冬季被服问题解决办法介绍》，军供给部编印，1946年7月28日

《1944年三至十二月份财政科总结表(经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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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直机关生产工作座谈会记录》

    从延安到西柏坡再到香山，中央机关账册上的记载一清二楚

    据报载，习近平总书记参观香山革命纪念馆时，在双清别墅毛主席住处，走到一桌餐食前问道，这是他们当时在香山吃的饭菜吗？讲解员答是。其实，据知情人讲，这桌饭菜的摆放，是工作人员访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后人了解到，毛主席好吃辣椒，周总理爱吃狮子头，朱总司令爱吃西红柿炒鸡蛋等，这是依据他们生活习惯而设计的。

    实际状况如何？颜栋华收藏的一批老账册原件上面有清清楚楚的记载。从这批中共领导人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日常生活账中可以看到，中央领导人的生活、伙食都是有严格标准的，从延安到西柏坡，到香山实行的都是供给制制度，从中央领导到基层干战的各种生活物资供应均按标准进行，最高领导人与连队战士的差异很小。电视连续剧《毛泽东》中就有毛泽东让刚从苏联回国的毛岸英（曾任苏联红军连级干部，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去吃大灶，自己的小灶是给党中央主席吃的，毛泽东的儿子不能多吃多占，就连夫人也得去食堂吃中灶。

    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后，周围的各种环境变了，仅柴米油盐的物价一项，就与西柏坡时完全不同。于是，中央机关供给管理部门就根据当时的市场物价指数，一个月核定一次中央机关及领导的生活标准。第一个标准是当年七月份的供应标准，通知第一句说，本标准是根据《北平解放报》上公布的北平市场粮油价格表来确定的。为了证实，他翻箱倒柜找出了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十一日、十五日《北平解放报》，上面有工商部门公布的北平市面粉、猪肉、猪鬃、小米等价格，与供应标准进行对照，结果二者数字是一模一样，一丝不差。这表明，当时的香山“劳动大学”行政处工作人员对待每一项工作都非常认真负责的。他感慨道：难怪毛主席一段名言给人印象深刻，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而共产党人就最讲认真。由此可见，“讲究认真”、“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始终如一的可贵品格。

    当他得到这两箱子老账册之初，尚无时间细细翻阅整理，直到前几年退休后才抽空清点。原来，这里记录的是1944年到1950年这六七年间的中共中央机关账册，有生活经费使用标准和伙食制度，各类人员生活、学习、工作物品发放标准。像延安时期中央各机关大中小灶各有多少人，中央机关如何完成烧炭任务，甚至如何养猪种菜、制作红糖都有记载。而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延安杨家岭、王家坪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驻地窑洞油灯捻子的供应标准，普通工作人员是每天晚上只能领用一根，中央领导一个晚上可供应六根。

    中央机关到了香山虽然用上了电灯，生活标准也比以前好了，但依然执行统一规定。

    香山小灶生活费标准究竟是多少？他依据供应标准与当年人民币币值进了换算，发现香山供应处小灶每人每天伙食费标准相当于三毛二分钱，普通干战的大灶每人每天伙食费为二毛四分钱，中央领导与战士生活费仅相差八分钱。这仍旧保持了延安时期的光荣传统，香山生活标准差异很小，基本上是素菜居多！

    进驻香山的生活账是明白賬，那么离开西柏坡的物资賬这样记载，中央领导是1949年3月18日离开西柏坡，中央机关最后一批工作人员是3月26日全部离开的。工作人员依据中央要求，派专人逐家逐户清退借用物资，损坏的还要折价赔偿。账本里有一份截止到离开西柏坡前一天，即1949年3月25日，中央机关一行进京之前西柏坡所有携行物品统计表，大到带走多少台吉普车、多少辆自行车，多少马匹，小到两个乒乓球、八个墨水瓶等都有统计，数字非常细致。

    当时香山行政处人员马匹、自行车等物资实销统计表是七页一本。1949年1至3月，人员中包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五大书记在内，用小灶者共277名，；中灶者1094名，大灶者3733名。另有小孩1344名，女同志2666名，工人1178名。大件物资有普通自行车512辆，小卧车124辆，大卡车573辆，牲口422匹。再就是中央警卫团当年进驻香山人员统计账册，共计12822人。现在看到这些史料，不管是艰苦的战争时期还是情况好转的香山驻地，每一页都是精打细算的红账本，没有一本糊涂账。

    颜栋华告诉我，从3月26日起，就是中央机关在香山的记载了。这时环境变了，条件好了，从农村来到城市，一个新中国的蓝图将要在这里谋划。而从延安到西柏坡的艰苦朴素作风还能在生活上保持住吗？细看下来，发现进驻香山后，中央机关生活供应标准，不是松了，而是更严了。从进城到年底，这短短大半年时间，经费供应渠道发生了变化，从三月份起中央机关由华北区人民政府开始供应，自身制定的供应标准反而由过去是一年一个标准，改为一个月出台一个标准，连续出了七个标准，主要是根据市场物价变化情况，明确各类人员各类物资供应标准，如八月份北京市猪肉价格几乎涨了一倍。由于这几份标准成册装订，外观尺寸和颜色一致，仅有月份字迹之差，颜栋华在整理时差一点当成多余的复品另行保管。

    这些标准充分体现了中央机关进城以后工作人员的学习精神和细致的工作作风。但随着市场化改革，我党的一些优良传统和作风被拜金主义的歪风所影响，并且不断滋生贪污腐败现象。好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败力度空前强大，党的优良传统不断得到恢复和发扬。

    在西柏坡进京前，毛主席就提出了“两个务必”，要求全党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不学李闯王。从这些账本看，中共中央进京赶考进驻香山以后，我党艰苦奋斗的作风保持的非常好，集体廉政的思想依然根植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这些都很值得后人好好学习，深深感悟，真真效仿。

    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老账册是我党最佳廉政史料

毛笔写有“金库”两字的现金开支存根，时间是民国三十年五月六日

金库收据存根上盖有九个印章

    本文上面提到的老账册，既的手写的，也有油印的，尺寸外观大小不一。这批珍品的发掘，应是在战争年代党管经费预算较早的实证，更是党的廉政建设珍贵文献。

    由此，颜栋华逐渐形成了一个廉政建设收藏主题。多年来，他还收集到1940年至1944年胶东革命根据地一一胶东区政府的经费支出账目，共有十几本，数百页。当年区政府中包含大大小小19个单位，总计约59至64人，各项开支都在其中，连买了几盒火柴、几筒擦枪油都有记载，从养马饲料、纸张铅笔、衣服鞋袜到票证菜金的发放，均记载到个位数和人头上。还有买马、买骡子、修理枪支的费用以及日用品的开支。样数繁多，每一件都是十分宝贵的廉政文献。

    尤其令人兴奋的是，颜栋华还在账册中发现胶东区政府“抗战黄金”的史料。在现金支出账册上赫然出现了“金库”字样。由于保密原因，山东抗战黄金密送延安的文献史料几乎片纸无存，近年来这个话题解密后，相关内容主要是抗战老战士的回忆文章。而账册上“金库”二字的出现则是难得的实证，这使不少收藏胶东革命历史文物几十年的藏友第一次得知，当年真有“金库”这样一个单位的存在。从这本账册上看，32份开支单据，有金库开支字样的有六份，其经费开支十分严格，手续很严密，直接由一把手监管金库和财政科两个单位，在金库开支的一份64开小纸片上面竟然盖满了九个印章：有一把手曹漫之的印章，两个经手人和单位的公章，财务专用章也在其内。

    山东抗战黄金之争夺战，前后持续七个年头，当地抗日军民共秘密向延安党中央转运黄金十三万两，为党中央抗战大局有效运转作出了重要贡献。纵观这段历史，胶东抗战史料中有无数为挖金、夺金、运金而牺牲的烈士，却没有贪污黄金一两的记载，胶东军民用生命和鲜血写就山东抗战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据史料记载，刘少奇当年由新四军政委任上从江苏取道山东去延安，就从这里一次性带走近3万两黄金。此前，徐向前在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转战山东时，也给延安运送过上万两黄金。由此可见，山东人民支援延安的黄金，是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之一。

    据考证，山东招远号称金都，是个产金大县，在抗战时期，日本鬼子、国民党顽军和八路军武工队往往都对同一座金矿从不同方向的入口进行争夺性挖掘。历史上还有过双方在金矿坑道中挖通了，在矿井中发生激烈战斗的史实。在挖金、抢金和运黄金过程当中，八路军指战员时有牺牲。胶东区民主政府负责存储和运送黄金也充满了危险。其中1940年8月开支账册的特别经费一栏，就完整记载了区政府第一次向驻临沂的山东省委转运黄金，是如何展开几十项准备工作的。“金库”的存在，为秘送黄金的口述历史，提供了第一手文字史料。

    从1938年开始到1945年抗战胜利，胶东军民在招远玲珑金矿与日寇进行了长达七年多的殊死搏斗，八路健儿多次虎口脱险，打破了日军的围追堵截。许多可歌可泣的真实故事若是改编成电视剧播出，肯定会比现在许多胡编乱造的“抗战神剧”精彩和令人信服。

    这批账册中还有两个账本，给颜栋华留下深刻印象，一个是整个区政府机关生活账，从一手把到普通干部，他们的生活费和津贴全部是一个标准，生活费每人每月都是二点五元（山东根据地的解放区北海币）；津贴费每个人每个月都是一点五元，没有一人是特殊的。另一个是存粮本，它清楚地记录了胶东抗日根据地中36个村庄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四年间，给八路军筹存了数万斤军粮，当时在哪个村庄存有多少斤玉米、小麦、柴草等，给八路军和区政府支出了多少斤，每一项的后边都写有年月日，一目了然。

    一组数字看下来，人们从中得出的结论一定就是“兵民是胜利之本”，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战争伟力就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而廉政者方能得天下。

    颜栋华还举例说，山西静乐县的一个抗日行政村一一盆子村（辖有12个自然村）的支前帳册，盆子村上百页账册完整记载了从1938年一直到1950年年底所经历的抗战时期、解放战争和解放初期这三个历史时期的支前情况，包括有多少军属和烈属军属，参军入伍和基干民兵的人数人名，历任村干部、武工队、妇救会和土地改革分田分地情况，村民支援前线人员名单及其家庭情况。支前情况更为详细，如各个自然村所筹集的柴草、荞麦、玉米等，先从自然村集中到行政大村，再由行政村统一安排运到前线。路途远的要跑上百里地，一去一回就得好几天。最少见的是在账册里还存有村政权195O年清理出来的战争年代给老百姓打的欠条20余份，欠条小的还不足半个烟盒大，上边注记有“如约偿还”字样。账册注明，这是根据中央财政部要求，逐村逐户清理战争年代各级政府和人民军队借物资而留下的欠条，要求如约全部清还。从欠条内容看，有煤油、柴草、粮食等，数量不等，少的粮草欠条仅有几斤。并特别统一了柴草价格，按第一套人民币每斤5000元折价。农协基层干部们都做到了一丝不苟，认真负责。清退欠条后，按规定收回的欠条应当统一上交的，不知何故，该村居然能将这些欠条夹在账册中，得以保存下来，从而成为根据地史料中人民政府“一诺千金”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