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这个行政村的不少账单子是合作化时期从老乡手里收集上来的。为使这批史料完整化，颜栋华烦请下县走乡搞收购的藏友小孙三年三次入村才基本收集齐全的。一席交流，颜栋华感慨万千，战争年代共产党的取信于民就是这样一点一滴从自身做起，日积月累形成的。同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颜栋华，经过近二十年努力，终于形成了一个从基层村庄到中央机关的中国共产党廉政史料专题。“一个政党及其成员是清正廉洁的，老百姓才会真心实意跟着你走。你真正代表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才会双手拥护你。”这是他在整理廉政主题收藏品时发出的最大感慨。

    协助寻找济南战役插旗英雄，由此引发深入研究红色文献

孙景隆烈士像

孙景隆（矮个儿）生前与战友合影。

孙京龙革命烈士证明书，国家民政部，1983年8月1日

红旗插上济南内城城墙老照片

1985年5月，济南市委市政府建济南解放纪念阁。

革命烈士孙景隆之墓

图片中蹲跪者为孙景隆烈士的孙子孙富强，弯腰者是孙景隆的儿子（此行第二年脑中风，瘫痪在床）。之后的每年清明都由孙子前来济南祭奠，今年因疫情未成行。颜部长与孙富强约定好，待疫情过后，请他带上上初中的儿子一块来，让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

《星火燎原》第九册

“把红旗扦上济南城头”一文

    在济南英雄山革命烈士陵园内一块普通烈士墓碑上刻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华野九纵二五师革命烈士孙景隆之墓”，其墓碑样式与其他1950年代所立的墓碑无异，只是立碑落款时间为1987年迁。时间相差近30年，这是为何？

    1948年济南战役时，孙景隆是第一个登上济南城头插上红旗的人。但长期以来，孙景隆烈士的英雄事迹并不被大众所知晓。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济南战役第一个登城插红旗的孙景隆烈士墓找到了!就在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内。”四年前的清明节之日，正在济南战役纪念馆采访的记者接到了颜栋华的这通电话，十分兴奋速记了孙景隆烈士事迹及迁墓过程。

    清明节前，原华野九纵、后任27集团军军史办张主任，因年事已高（83岁），特委托老战友颜栋华在清明节前到英雄山烈士陵园给孙景隆烈士墓献花，表达缅怀之意。由此得知孙景隆烈士是第一个将解放济南的红旗插上济南城头的战士。孙景隆所在部队曾整整找寻了他近40年。

    1985年，原山东军区司令员、1948年济南战役攻城总指挥许世友与攻城主力——九纵原司令员、27军首任军长聂凤智，要来济南看望九纵老兵，祭奠30多年前解放济南牺牲的烈士。曾任九纵营教导员、时任济南军区政委的迟浩田将军，随即联系老部队，请他们派人来济南核实九纵攻城牺牲烈士情况。时任27军军机要处处长的张克勤，临时受命首次来济南，开始了他的胶东军史研究之路。

    张主任查询济南市民政系统后得知，英雄山烈士陵园竟没有安葬九纵烈士。故此，许世友、聂凤智等老将军取消了济南之行。九纵作为攻城主力，牺牲烈士却没有安葬在济南的烈士陵园，这引起军地领导高度重视。

    颜栋华讲，张主任在济南市民政局一位杨姓处长陪同下，两个月走遍济南周边1700多个安葬有九纵烈士的墓地，终于核实清楚九纵在济南战役牺牲烈士共1466名，全部安葬在九纵进攻出发地——济南东郊各烈士陵园内。第二年在济南军区、省政府共同努力下，九纵在济南战役牺牲烈士名单全部碑刻于济南解放阁内。

    据27军军史记载，当时率先攻上济南城墙的为华野九纵25师73团7连，战后被九纵授予“济南英雄连”称号。战斗在1948年中秋节之夜打响，济南老城东南方向突破口战斗尤为激烈，敌我双方反复冲杀。阵地几易其手。7连终于率先打开了突破口，孙景隆持旗冲了上去，把红旗插上了济南城头，指导员彭超带领全连紧随其后，展开巩固突破口阵地白刃战。激战中，彭超亲眼见到孙景隆被炮火炸伤，后护送他下了城墙。
激战一周，华野以牺牲数千人的代价取得济南战役全胜，极大震撼了国民党军心，也由此拉开了全国战场战略反攻序幕。但战后连队一直未能寻找到孙景隆，九纵军史中仅留下“7连孙景隆登城率先插旗”的文字记载。

    找到孙景隆烈安葬地的孙村，曾是九纵后方三个战时医疗包扎所所在地，纵直及三个师伤员均在此抢救。由此判断，孙景隆在城墙上负伤后，即被送至野战医疗所救治，后因伤重抢救无效牺牲。由于天气较热，就地安葬了包括孙景隆在内46名因重伤而牺牲的伤员，部队均立有姓名木碑。济南战役后，孙景隆所在连队指导员彭超带着对战友深深怀念与遗憾随部队南下，继续参加了渡江战役、解放上海、攻克厦门，抗美援朝等作战。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彭超专门给老部队写来回忆济南战役的文章，还深切怀念查找无果的孙景隆。

    话说两头，经张克勤主任多方联系，彭超专程从家乡无锡赶来，看望他整整找了近40年的战友——济南战役率先登城插旗英雄孙景隆。当地各级政府和民政部门对此事高度重视，马上与部队联合办理三件事：一是核准27军解放济南战役牺牲烈士由900多人调整为1466人，记入军史册；二是由当地政府出资，为这些烈士在解放阁内刻字立碑，以示纪念；三是将孙景隆烈士在内的46名烈士的墓由孙村移入英雄山陵园，供后人瞻仰，铭记他们的英雄事迹。历时三年查询核实，1987年终于完成了以孙景隆烈士为代表的九纵烈士迁葬英雄山烈士陵园的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英雄山烈士陵园东坪恰好预留着46个墓穴，正好供46名孙村烈士墓集体迁葬，这真是天大的“天意”。而且孙村镇百姓专门为烈士们举行了迁葬仪式，按当地“夜间移墓”的风俗办理，以示对烈士的敬重。村里老人说，这些烈士来孙村时都是重伤号，每家每户都住有三五个伤员。重伤员牺牲下葬后，百姓们还自发地为烈士们刻了石碑，用以代替部队留下的木牌。彭超指导员也将孙景隆烈士牺牲前交给他的十八張北海币党费，转交给济南战役纪念馆，以纪念这位插旗英雄。

    扫墓之后，当地媒体迅速报道了孙景隆烈士墓地的故事。未曾想到，见报后第三天，孙景隆烈士后人一行九人，从北京、烟台、威海专程来济南扫墓纪念并向他表示感谢。一天陪同下来，颜栋华才知道，原来孙景隆烈士参军前为民兵连長，当时村里二十多人的民兵连集体参军，济南战役时全部牺牲，当地政府给他们各家颁发了烈士证书，但孙景隆的家人也仅仅知道孙景隆是打济南时牺牲的，却不知道安葬在何处，家中三代人为此整整找寻了六十九年，今天终于了却心愿。一次代为扫墓之举，却引出了帮烈士后人找到了烈士墓地之事，引起了颜栋华的深思，这不仅是一座城市对烈士的尊崇，更是说明以革命历史文献为代表的红色文化大有可为，每份藏品都有着深刻内涵，应深入挖掘其内涵，传承于后人，服务于社会。由此也形成了他的“济南战役”收藏专题。在这一专题中，就有《星火燎原》第九辑，书中刊有孙景隆（龙）烈士所在连指导员彭超写的回忆文章“把红旗扦上济南城头”，文中提及孙景龙〈隆）是爆破三组的。颜曾问过孙景隆的家人，孙景隆的家乡是山东莱阳，中国著名螳螂拳的武术之乡，孙景隆身体健壮，也会武术，是村里年青人的头儿，后来成为村民兵连长。当时攻城部队没有火炮，一线战斗连队爆破组是最关键的战斗小组，打开城墙突破口全靠他们，孙景隆是共产党员，也是战斗骨干，给彭超留下了深刻记忆，故一直寻找他三十八年，并在回忆文章上记下孙景隆的名字。这件事情同时也成为颜栋华业余时间深入研究红色文献史料的最大诱因。

    30年持之以恒，收集红色文献史料五万余件

延安《解放日报》原件，1941年8月18日第二版，“边区关中各县先后举行参议会”一文中，提及习仲勋参加关中新正县第二届参议会，在参议会上作县政府工作报告。这是习仲勋的名字首次登上中共中央机关报，习仲勋时任关中地区专员兼新正县县長。

延安《解放日报》原件，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二月三日，头版头条是“西北局奖励廿二位生产英雄”，二条是“毛泽东同志为受奖同志题词”，第一个是题给王震同志的，这是毛主席第一次给习仲勋题词，内容是“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另一张报纸上，还有刊登了包括习仲勋在内的22位劳模的木刻头像。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至新世纪头十年，是收集革命文献的高峰期。对红色收藏情有独钟的颜栋华，薪金的三分之一都用在了收集红色珍品上。他与各地收藏爱好者建立信息联系，他们手中一有宝物，就第一时间与颜栋华联系，问他要不要。颜栋华出差到上海、广州、南京各地，只要时间允许，他都要到收藏品市场过一遍“筛子”。

    颜栋华的“红藏品家族”共有战争年代到解放初期的红色书籍、刊物、报纸、证章、账册、图表等多个类别，总量达五万余份，鲜见的解放区老报纸原件就有两万份。在数千份老账册中，既有中共中央、中央各部门这种高级别的文物文献史料，也有山东、山西、河北；中共华北局、华东局；解放军晋察冀、晋冀热辽、晋冀鲁豫军区等根据地的稀见珍品。

    笔者在采访今年65岁的颜栋华时，他讲到济南攻城牺牲烈士通知单时，曾几度哽咽。面对一張张红绿相间的老传单，他说，这几十张传单是济南城解放时，由攻城部队在城里散发的，传单上列明的解放军十一条军规，对稳定济南民心起到了立竿见影作用，由此可见，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铁的军纪，解放军对人民群众的财产秋毫无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