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进，实行战略转移。此后，敌人以56个团、地方保安团和民团等共约17万兵力对留守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党和红军、游击队进行更加严酷的“清剿”，实行“限期剿绝”，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危机重重，革命斗争转入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在此情况下，鄂豫皖根据地军民上下一心，奋力战斗。为了更好地进行对敌斗争，武装便衣工作队发挥其自身“土生土长”、机动灵活、便于隐蔽等优势开始大显身手，有力配合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进行游击战争，逐渐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二大武装主力，为大别山革命红旗高高飘扬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便衣队的产生、发展

    “便衣队的创造，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王雅红.浅谈鄂豫皖苏区便衣队的产生及其作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四期，P69.]它是鄂豫皖苏区各级党组织在“围剿”与反“围剿”的战斗过程中，为了有效应对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严峻局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利用有利的自然环境，因地制宜地打击敌人的一种武装组织形式。“它始建于1933年秋，大发展于1935年春季前后，成为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开展地方工作的基本力量。”[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

    （一）初步产生

    1932年春，蒋介石打着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口号，于6月22日在庐山召开会议，确定了第四次“围剿”的战略步骤，“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采取“纵深配合，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的战术，坚持以主要兵力“围剿”主张抗日的工农红军。以张国焘为代表的鄂豫皖中央分局领导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敌我力量的错误估量，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做出了战略方针和行动部署的错误决定，致使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10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率红四方面军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由此，鄂豫皖根据地党的领导力量和武装力量大为削弱。

    蒋介石一边动用十余万兵力“追剿”红四方面军主力，一边以15个师又3个旅约20万人的兵力，限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于1932年12月15日前彻底消灭留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摧毁根据地。在政治上，制定《收复匪区新设县建置大纲》，重划行政区，实行保甲制度，移民并村，大兴“连坐法”；在经济上，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对食物类、军用原料类、卫生材料类严禁进入根据地；在军事上，推行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一时间，根据地内庐舍成虚，尸横遍野，人烟断绝，满目疮痍。如：仅金家寨附近的柳树湾、古碑冲和上楼房三地，遭到枪杀、活埋的共产党员、干部和群众多达5600多人。

    面对如此严峻的斗争局势，留在根据地的鄂豫皖省委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指导下，不顾敌强我弱的根本形势，先是急于反攻企图夺回失地，导致七里坪战役失败，后又坚持单纯防御致使鄂东北中心保卫战、皖西北中心保卫战相继失败。反观此时的中共皖西北道委，由于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运动战的作战方针，取得节节胜利；加之，自1933年8月开始，鄂东北的红安、河口等部分地区的基层党员、干部和民众迫于当地的恶劣斗争形势，便组织便衣队，三五人组为一队，携带武器，利用夜间捕杀反动分子，袭扰敌人，“因为他的队形小且便衣及在当地行动，不易被敌人所察觉，行动便捷”[《中共鄂豫皖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3年11月10日.]，既有利于自身隐蔽，又能有效打击敌人。这些都促使鄂豫皖省委不得不考虑斗争方针问题。

    1933年11月，根据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初步研究，结合会后对斗争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省委书记沈泽民起草了《中共鄂豫皖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明确“今后工作，如转变到真正面向群众，团结群众，敌人再狠些，‘坚壁清野’计划亦包不住我们（只要我们对赤白区群众有密切联系和取得其同情与拥护）。”[《中共鄂豫皖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3年11月10日.]指出“各游击队联合红军深入到敌人占领区域去活动，夺取物资，杀反动，骚扰敌人，同事宣传和组织群众和建立秘密工作”；“要建立白旗下的群众工作于秘密组织工作，首先最有效的还是发展便衣队的组织”，“这个运动本来是从群众中自己发生起来的革命的农民，三五人自己成立队伍，用短枪短刀矛等武装，在夜间去杀反动派或者袭击敌人。”“是赤区或敌人占领区域中都极为适宜的一种游击武装的方式”。

    为了总结经验，培养骨干，省委于1933年冬，安排鄂东北道委在卡房胡冲举办便衣队培训班，规定每乡抽两名立场坚定、斗争坚决的人参加，道委书记郑位三主持并亲自讲课。培训以学习便衣队的性质、任务、工作方法及应遵守的纪律，进行实际锻炼为主要内容。至此，便衣队从幕后走到台前，从一地显露到遍地开花，担负起保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使命。

    （二）初显威力

    鄂豫皖省委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实践，认识到便衣工作队成为挽救革命斗争的一条重要途径。在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的支持下，便衣队初显威力。经过短短不到两个月的实践，红二十五军和地方武装密切配合，开展游击战争，成功恢复了天台山、西高山地区两小块游击根据地。“党、苏维埃、红军工作的逐渐改善（现在当然还不能够得很），把打粮转变到分粮；对肃反工作执行阶级路线；与白区群众关系逐渐变好；对白区白旗下的群众工作、秘密工作开始转变；各地便衣队正在开展，尤其是红二十五军的相当的加强”。

    省委于1934年1月2日发布的《中共鄂豫皖省委通告第一一○号》提到：“必须艰苦的加紧白区白旗下群众工作，发展便衣队、袭击队的游击武装，到处分粮、杀反动，扩大与加强红二十五军、二十八军，动员白旗下广大群众与游击战争来配合红军行动，夺回土地，恢复与发展苏维埃”。

    1934年春，中共鄂东北道委贯彻省委新的斗争方针，积极发展编队，多次在罗山县卡房举办便衣队训练班，制定了便衣队“游击战争，昼伏夜动，两面政策，统一战线”四位一体的十六字方针。在短短不到半年时间里，便衣队有了极大的发展，如：麻城发展了四个小队，光山则发展了七个小队。“这些游击队和便衣队有百分之六十的短枪、百分之三十的步枪、百分之十还弱的刀矛。”[《鄂豫皖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4年3月24日.]鄂东北道委派出三支便衣队，积极打击、袭扰、钳制敌人正规军，配合红二十五军成功开辟了罗陂孝边区了。1934年五六月间，红安县二程区便衣队先后歼灭了西张家民团、大畈村民团两个民团，有力地打击当地的敌对势力，当地一带出现无人敢组建民团的局面。1934年5月，红二十五军领导根据省委决定，派出了一支12人组成的便衣队（皖西北地区第一支便衣队），在霍山县团山、燕子河、白莲涧、董家河一带活动，其他地方也陆续出现了一些便衣队。

    总体而言，此时便衣队在鄂豫皖地区分布的数量还不多，规模还不大，但“便衣队的艰苦斗争，培养了一批熟悉游击战争本领的干部，锻炼了大批于红军有血肉联系的群众，供给了红军和游击队足够的武器弹药，打开了白区工作的门路，创造了便衣队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刘华清.《鄂东北道委领导下的两年游击战争》.]

    （三）扩大发展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举行第十四次常委会，一致同意遵照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红二十五军转移出去，创建新的根据地，谋求更大的发展。11月16日，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由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进，开始长征。此时，鄂豫皖根据地遭到敌人进一步分割、包围、“清剿”，逐渐被压缩，党和苏维埃、红军处境异常艰难。为了既能打击敌人，又能保存实力，立足根据地继续斗争，鄂豫皖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高敬亭将发展便衣队提高到新的战略高度，“用党、苏维埃、红军及游击队的全部力量，去发展这种武装形式”。

    1935年2月，鉴于当时留在鄂豫皖边区的三十余支便衣队仅有一支在皖西，而刚刚在皖西重建的红二十八军即遭到敌人追剿、堵剿的情况，高敬亭首先在皖西地区一面选派富有群众工作经验的红军指战员协助地方党委大力发展便衣队，一面亲自从红军队伍中挑选人员，配备武器，组成便衣队下派到地方，有目的、有计划地发展壮大便衣队的数量、规模，建立根据地。3月，中共鄂东北道委根据原有便衣队或已被编入主力红军，或在对敌“围剿”中遭受损失的情况，决定大力发展便衣队，争取白区民众，建立立足点。在鄂豫皖根据地各级党组织的精心组织、合理布局下，主力红军的支持下，便衣队由少转多，由弱转强，从赤区到白区，从山区到平原，形成了主力红军进行大范围游击运动战，便衣队等地方武装活跃于坚持老区、开辟新区战场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到1937年初，全边区属地方党委领导的便衣队发展到89个，除七个队（红安县第三区四个，第五区三个）编入鄂东北第一、九路游击师以外，仍有82个队，共计600余人，另有16个不脱离生产的小便衣队，分布于边界22个县境，遍及东起霍山、潜山，西跨平汉铁路之应山，南抵蕲春、黄梅、广济、黄冈，北达信阳、固始的广大地区。”[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

    二、便衣队的突出特点

    便衣队由初创时期的“用短枪、短刀、刀矛等武器，在夜间去杀反动或袭击敌人”[《中共鄂豫皖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3年11月10日.]游击武装组织，逐步发展壮大，依靠群众站稳脚跟，然后由点及面开展活动，积极拓展省际、县际、区际，建立起比较稳固的红军大后方，在鄂豫皖根据地三年游击时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此过程中，便衣队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一）组织上：党政军三位一体

    1936年5月，高敬亭在组建黄冈便衣队时，规定了便衣队的五项任务：（1）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号召人民向共产党和红军靠拢，组织群众斗地主、打土豪；（2）扩大红军游击队，掌握枪杆，歼灭反动民团，镇压反动分子；（3）安置红军伤病员，筹款筹物供应红军，作红军的后方；（4）搜集敌人情报，配合主力红军作战；（5）建立和发展共产党组织。此后，根据地个地方便衣队均照此执行，统一行动。也正是在此过程中，便衣队逐步发展成既能够代表党、苏维埃政府行使职能，又能够全副武装投入战斗，集党政军三位一体的组织。

    便衣队在活动过程中，注重恢复或者重建地方党组织，发挥党的主心骨作用，积极宣传组织群众，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吸纳经得起考验、革命立场坚定的先进分子入党，尽可能争取一切力量，补充充实了地方党组织的力量，巩固了队伍的群众基础。1936年5月，曾任黄冈便衣队队长的开国少将汪少川，就带领便衣队积极宣传组织黄冈地区群众，一边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一边镇压反动分子，打土豪，办医院，建服装厂。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收获颇丰：队伍在当地站住了脚根，建立了黄冈中心县委和4个区委，扩建了2个红军战斗营，安置了大批红军伤病员，并不断为红军筹备经费、药品。此前，汪少川在宿松县担任便衣队队长时，还成功地争取国民党军旅长朱超云自筹武器，组成了一支200余人的“宿松抗日救国军”，和便衣队联合行动，打垮了当地反动武装。

    （二）策略上：灵活多样

    便衣队充分发挥自身短小精干、“土生土长”（熟悉地情、敌情、民情）的优势，化整为零，避开强敌，保存自己，采取军事打击和利用敌内部矛盾，争取敌人相结合的灵活多样斗争策略，区别对待，减小阻力，瓦解敌对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巩固基础力量，汇聚合力，掌握地方斗争的主动权，形成统一战线。

    针对地主、联保头目、民团等地方势力，对其中罪大恶极、伤害群众、危害革命的敌对分子，进行坚决打击镇压；对一些危害不大、罪恶不深的中间分子，则采取政治攻势，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力争其站在反蒋、抗日的立场上，互不侵犯，如果能够帮助红军和便衣队工作，则给予保护等优待。这样，便衣队在地方活动时的阻力大大减小，甚至化敌为友，变阻力为推力，便于开展斗争工作。如黄冈便衣队就通过灵活的斗争策略，顺利争取了杜家湾联保头目杜时孝的支持，在敌军严密封锁或者搜查时，他帮助便衣队员隐藏在家中，或者施以便利，化险为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