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边贺龙红军从初创到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二次合作时统一改编入八路军序列，其部队番号经历了由工农革命军到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红四军、红二军、红二军团、红三军、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的更迭变化，这是铁军成长道路上留下的永恒印记。

    1927年底，贺龙、周逸群在南昌起义军南征受挫后辗转抵达上海，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在湘鄂西地区发动武装斗争的建议，中央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决定“在湘西北组织特委，发动群众，造成暴动割据的局面，并派贺云卿（贺龙）、周逸群等同志返湘工作”。1928年1月，贺龙、周逸群等来到洪湖地区，中共湘西北特委成立，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柳直荀、徐特立为委员。后因郭亮另有任务，改由周逸群任书记。1月下旬，湘西北特委领导石首中心县委组织荆江两岸年关暴动，由于军事上盲动主义的影响，2月18日指挥部队攻打监利县城受挫。2月下旬，湘西北特委在石首焦河山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方针。会后，周逸群、贺龙、贺锦斋、李良耀、卢冬生等20余人根据特委会议决定离开湖北石首，经湖南澧县、石门、慈利，29日抵达贺龙家乡─—桑植洪家关。贺龙根据湘西北特委的决定，集中其亲属和旧部约3000人，枪2000余支，组成工农革命军，军长贺龙，师长贺锦斋，下辖两个团，贺桂如、李云清分别担任团长。3月下旬发动桑植起义，攻占县城，成立了中共桑植县委和革命政权。4月初，敌四十三军龙毓仁和陈渠珍两个团，趁革命军立足未稳，大举进犯桑植县城和洪家关，革命军迎战失利，队伍大部失散，减员至400余人，贺龙与周逸群也失去联系。周逸群辗转到洪湖地区继续领导荆江两岸武装斗争。贺龙、贺锦斋、李良耀、卢冬生率余部退至湘鄂交界的桑鹤边境红土坪一带收集失散部队。

    6月，贺龙率革命军收复洪家关，部队重新发展到1500余人。7月初，敌陈渠珍两个团和桑植团防突袭洪家关，因敌众我寡，贺龙指挥部队奋战突围，与活动在仓关峪的贺文渊和在鹿儿口的滕树云部会合。此战，团长李云清牺牲，革命军转移至桑鹤边境七郎坪，全军尚有1000余人。是月中旬，奉上级委派的陈协平、黄鳌和临澧县委书记汪毅夫及慈利县委书记邓侠清等先后到达革命军军部。革命军奉命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黄鳌任参谋长，陈协平任秘书长，贺锦斋任师长，张一鸣任师党代表，王炳南任第一大队长，滕树云任第二大队长，贺炳南、刘玉阶、贺沛卿、王湘泉等为支队长，朱炳章任特务连长，汪毅夫为宣传队长。整编中，鉴于湘西北特委书记周逸群已返洪湖，根据中央和湖南省委指示，决定湘西北特委与湘西特委合并，另在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由贺龙、贺锦斋、陈协平、张一鸣、李良耀组成的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贺龙兼任书记。

    8月20日，按照预定计划，第四军主力由鹤桑边境东进，策应湖南石门南乡暴动。9月上旬，第四军在石门谍阳、泥沙遭敌重创，参谋长黄鳌、师长贺锦斋先后牺牲，部队大部失散。在敌军围、追、堵、截中，贺龙率余部历经千辛万苦突围转至桑鹤边界地区，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于红土坪、七郎坪、堰垭、茶园、桑木坪、红鱼坪一带高山野岭，风餐露宿、东躲西藏得以生存下来。11月中旬，贺龙趁湖南“清乡”暂告结束，“进剿”敌军撤离的间隙，在湖北鹤峰堰垭附近梅坪岩湾汪家屋场集结失散部队，按照中央指示信精神进行整编，疏散了伤病员，遣散了动机不纯分子，加强了对部队的管理和教育，特别是前委果断处理腾树云、朱炳章阴谋拖枪投敌事件，在部队引起极大震动。整编后，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贺龙，全军只剩91人，72支枪，编为几个区队，由罗统一、贺炳南、贺沛卿、王湘泉、唐占益、田明贵分别担任区队长。经过整编，红四军“人数虽较过去少了很多，但剩下的都是精华，他们觉悟高，立场坚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英勇顽强，不向困难低头，不叫苦，不动摇，相信党，相信革命事业一定成功。”

    12月初，贺龙率红四军由鹤峰经宣恩转战咸丰，在“黑洞神兵”发源地今黄金洞会见“黑洞神兵”总理王锡九，洞悉到“神兵”内幕，制定了改造“神兵”的正确策略，使大批“神兵”投入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发展和壮大了红军队伍。之后，红四军转战于湘鄂边桑植、五峰、松滋、长阳、巴东、建始、恩施、宣恩、鹤峰诸县，建立了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

    1930年3月2日，遵照中央指示，红四军由鹤峰县城出发，开始东下洪湖，经过3次东进，7月4日在湖北公安县斗湖堤与孙德清、邝继勋、周逸群、段德昌、许光达等领导的红六军会师，合编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前委书记兼政委，孙德清任参谋长，柳克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二、六两军，红二军（红四军改称）军长贺龙（兼），政委朱勉之；红六军军长邝继勋，政委段德昌。全军团约10000余人。此后，湘鄂边、洪湖、鄂西北、巴兴归以及鄂北襄枣宜等革命根据地很快连成一片，形成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部队扩大到20000余人。

    9月，红二军团执行李立三关于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政策，攻打沙市未能取胜。中央特派员邓中夏到洪湖根据地接替周逸群担任红二军团前委书记兼政委。前委继续贯彻中央“左”倾冒险方针，配合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红二军团在津澧、临澧、石门3个战役中均失利，部队减员三分之一。

    1931年3月，红二军团移驻宜昌长阳枝柘坪，前委召开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将红二军团缩编成红三军。军长贺龙，政委邓中夏。孙德清任参谋长，柳克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七师（原红二军缩编），师长孙德清（兼），政委李剑如；第八师（原红六军缩编），师长王一鸣，政委王鹤；将原留在湘鄂边坚持斗争的红军独立团改编为教导第一师，师长王炳南，政委陈协平。同年4月，洪湖独立团奉命改编为第九师，师长段德昌，政委陈培荫；巴兴归地区的红四十九师奉命改称教导第二师，师长黄大朋，政委涂美中。全军约15000余人。

    从1930年冬到1931年底，洪湖根据地粉碎了蒋介石的三次军事“围剿”。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中央派夏曦到洪湖根据地成立湘鄂西中央分局并担任书记，时间长达3年零10个月。夏曦在湘鄂西根据地期间，推行“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否定原根据地领导人取得的成绩，并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他不听贺龙等人的不同意见，在1932年5月开始的先后四次肃反中，以“改组派”、“第三党”等罪名，杀害包括段德昌在内的大批红军领导干部，给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造成了严重损失。1932年元月，关向应到任红三军政委。这年，蒋介石以10余万兵力再次“围剿”洪湖根据地，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红三军反“围剿”失利。10月，根据地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湘鄂西中央分局与红三军被迫转移，经豫西南、陕南、沿川鄂边境南下，12月抵达湘鄂边鹤峰地区。之后年余时间，红三军艰苦转战于湘鄂川边鹤峰、桑植、龙山、宣恩、恩施、来凤、咸丰、利川、黔江等地，试图恢复湘鄂边根据地，但因“左”倾教条主义仍居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红三军处境十分艰难，恢复湘鄂边的目标未能实现。

    1933年12月18日，贺龙、关向应率红三军第九次来到咸丰大村，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此召开会议，史称“大村会议”。会议决定向四川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今属重庆，下同）发展，创造新根据地。此后，红三军转战川东，进而南下黔东北，着手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逐步扭转了困难局面。到1934年上半年，开辟包括贵州沿河、印江、德江、松桃和四川酉阳在内的黔东特区根据地。

    1934年10月24日，红三军与执行中央红军长征先遣任务的红六军团在贵州印江木黄会师。26日在酉阳南腰界举行会师庆祝大会，两支部队即行整编，统一调配干部，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军团长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政委关向应，所属七、九师改为四、六两师；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政委王震，下辖四十九、五十一、五十三团（后改编为十七、十八师）。为便于两个军团集中行动，成立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政委关向应。两军会师，如鱼得水，根据地建设突飞猛进，反“围剿”斗争捷报频传。从湘西攻势打垮当地军阀陈渠珍3个旅俘敌2000余人到转战鄂西接连取得咸丰忠堡与宣恩板栗园大捷，成建制整师整旅歼灭敌军，粉碎了湘鄂敌军陈耀汉、郭汝栋、李觉、陶广、徐源泉、张振汉的六路“围剿”，打破了敌人的堡垒主义，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成功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