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对毛泽东思想没有过多过高的宣传，但却实实在在地使其得到了有效坚持和发展，成为公认的前所未有的典范。此举，有力推动了我国各项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赢得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信赖和赞誉。大家普遍从内心深处感到，这样干下去日子有奔头，党和国家有希望。

    一、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党是领导一切的”思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曾多次语重心长的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9月1日，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时期。为应对残酷的战争环境，克服这一时期党内出现的山头主义和分散主义倾向，党中央通过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指出： “党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包括军队、政府和人民团体”。党的领导的一元化，表现在根据地就是有一个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这是关于 “党领导一切”的规定，第一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出现。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进一步阐发“党领导一切”的思想。1954年9月15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讲话中明确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工、农、商、学、兵、党、政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重申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当然，毛泽东同时认为，所谓“党领导一切”并不等于包揽一切。领导一切是指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具体事务上的大包大揽。

    党的历史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繁荣的根本，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压舱石，绝对不能有丝毫动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针对党的领导受到弱化的问题，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多次反复强调“党领导一切”的思想。他形象地说，这就像“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再次重申“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并将其置于新时代基本方略的第一条。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的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要自觉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二、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思想。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为实现这一目标贡献了毕生精力，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认为要实现国家富强，必须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个阶段。早在1928年11月，毛泽东就指出：“中国现在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过渡到社会主义。”10年后，毛泽东形象地把中国革命和国家富强这两个阶段称之为“文章”的上下篇。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当时落后的状况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1954年10月18日，他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庞然大国，他工业不如荷兰、比利时，汽车制造不如丹麦。有一句俗话，叫做‘夹起尾巴做人’，做人就是做人，为什么不能翘尾巴呢？道理很简单，我们现在坦克、汽车、大口径的大炮、拖拉机都不能造，还是把尾巴夹起来好。”1955年10月29日，他再次强调：“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吹起来牛皮很大，历史有几千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一年才生产二百几十万吨钢，现在才开始造汽车，产量还很少，实在不像样子。”20世纪60年代，他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认为，中国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毛泽东总结历史得出的结论。正是基于这一思想，毛泽东曾非常有紧迫感的写到：近代以来，“全世界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如果不尽快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再次“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们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又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正确思想和方针。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的思想。关于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等一系列正确方针。关于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而要从中国的一个大农业国这种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道路的思想。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思想，等等。毛泽东这些重要思想、方针和主张，在习近平新时代都得到了很好地运用和发展。习近平明确提出我们现在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国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习近平新时代，全党形成并积极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体”总体布局，形成并积极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更加自觉的坚持和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五位—体”和”四个全面”相互促进、统筹联动，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是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

    三、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毛泽东有一个十分经典的论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用“只有”强调了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唯一性，排斥了英雄史观、上帝史观以及英雄与奴隶共创的二元史观。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著名的窑洞对时，深刻阐明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问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尖锐地提出在“糖衣炮弹”面前，告诫全党坚持做到“两个务必”，经得起进京“赶考”的考验。1958年11月4日，毛泽东看到一个消息，反映河北邯郸地区伤寒病流行，主要原因是领导干部只注重生产，忽视群众生活，致使社员过度疲劳，抵抗力下降。毛泽东认为各地只顾生产、不顾群众生活是全国性的问题，他连发三道指示，提出工作、生活同时并重的方针，要求做到“生产好，生活好，孩子带得好”。这就是共产党人理论与实践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尺度。在党的八届二次全会上他又深刻指出：“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它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改掉。”毛泽东的这段话，至今读起来仍然这样振聋发聩。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政治立场，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立场，是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根红线，也是共产党领导和治理国家的必然要求和必然逻辑。以人民为中心，贯穿新时代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各领域、全过程。如习近平在谈到发展问题时，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谈到全面深化改革时，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谈到宣传思想工作时，强调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舆论导向；谈到文艺创作时，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谈到哲学社会工作时，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在参加首都植树节时，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绿化思想，等等。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指向中国，也包容世界。我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我党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习近平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强调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做贡献，集中反映了当代共产党人的人民立场，民族报复，世界责任。

    四、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反腐倡廉”的思想。在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极为重视反腐倡廉工作，营造了世间罕见的清廉氛围，留下了彪炳史册的成功经验和宝贵精神财富。中央苏区时期，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给自己的粮食定量只是一线普通战士的四分之三。延安时期，他自己种粮种菜，按规定标准领取伙食费，自掏腰包招待名士和外宾；送儿子跟农民学种地，儿子结婚仅送自穿的旧大衣。建国后，子女没有享受到任何特权，亲友想进京谋事被毛泽东劝回。他一生从未办过寿宴，离世时没有任何物质遗产给子女继承。就连稿费也是“除了支援困难的工作人员，将稿费的大部分投入国家建设，一部分用于给党内的高级干部买书。”

    从1952年到1962年，毛泽东没做过一件新衣服，一件睡衣穿了20年补了70多次，一双皮鞋穿了几十年，袜子都露脚趾头；吃饭时，掉在饭桌上的一粒饭、一根菜，他都要捡起来吃掉；三年困难时期，他七个月不吃一口肉；即使过了困难时期，最好的伙食改善也不过是一碗红烧肉。他一生粗茶淡饭，睡硬板床，穿粗布衣，生活极为简朴。

    毛泽东对腐败十分憎恶，发誓不做李自成。在他眼里，丝毫容不得党内存在腐败，一旦发现腐败分子，毫不留情，严惩不贷。他曾经斩钉截铁地说：“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我们翻开毛泽东著作集，有关依靠群众、反腐倡廉的文章比比皆是。他把反腐败当作“打老虎”。主张“大老虎”“小老虎”一齐打，并指示“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如1932年，因贪色财致死人命的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被判处死刑。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被处决的腐败份子。

    1937年10月，抗日军政大学六队队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学生刘茜逼婚未遂，一怒之下，开枪将刘打死。陕甘宁边区法院判处其死刑。黄以为自己对革命有功，写信求助于毛泽东。毛泽东在写给法院院长立雷经天的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的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人。”

    1940年，劳苦功高，身上有80多处伤疤的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玉璧，公然贪污3000多元大洋。案发后，被依法判处死刑。肖以功臣自居，写信向毛泽东求情，毛泽东没有看信，沉思了一阵后，对带信的林伯渠说：“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嘛？”林说：“永远忘不了！”毛泽东接着：“那么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同意法院的判决。”    

    1951年11月，在是否枪决刘青山、张子善问题上，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俩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两个，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非杀不可，挥泪斩马谡，这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对刘青山、张子善执行枪决，是建国初期反腐败的第一大案，史称“开国第一刀”。事后老百姓说，这两个人头换来了中国官场至少20年的廉政。

    习近平新时代大胆运用和创新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面对严峻的态势，以力挽狂澜、敢于担当的气魄和胆略，率领全党“打虎灭蝇”、反腐倡廉，使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臻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这些年在指导思想上，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在形势研判上，强调反腐倡廉工作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坚决反对腐败是我们党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在立场态度上，对腐败现象实行零容忍，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的目标不变；在任务目标上，坚持反腐要经常抓，长期抓，“老虎”“苍蝇”一起打，无禁区全覆盖，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在战略重心上，坚持现阶段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和主动，以不敢腐推进不能腐和不想腐，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在方式方法上，运用法制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制度建设，把纪律挺在前面，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利剑高悬，威慑常在；在内生动力上，从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出发，强化党委的主体责任、纪委的监督责任和司法的法律责任，建立责任倒查追究制；在国际合作上，深入了解和掌握国际反腐规则，提高追逃追赃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决不让国外成为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这些方面，系统地回答了新时代反腐斗争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体现了对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规律特点、趋势方向的深刻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