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也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包括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错误，但他始终无力完成从根本上纠正自身的错误。根本实现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历史转折，就历史地落在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肩上，由此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在总结和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

    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形成的过程，可以说，恢复、坚持、发展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在邓小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过程中，在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集中地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重新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是邓小平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掀起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锐利武器。

　　“文化大革命”十年，人们思想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束缚，出现了万马齐喑的不正常局面。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这给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转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精神为之一振。然而，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却出现了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思想阻碍。“两个凡是”，既是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可能根本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不可能使党的指导思想重新回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上来。

　　“文化大革命”不仅搞乱了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秩序，而且搞乱了人们的思想。那时，一提起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指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些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也从根本上背离了毛泽东等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积极成果，背离了中共八大路线。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正是从重新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重新恢复中共八大正确路线，重新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开始的。因此，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问题。　随后，邓小平等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这次大讨论成为继延安整风之后又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作了思想理论准备。由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出发，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序幕。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这里，邓小平着重批评的是那种不顾时间、地点、条件变化而照搬套用毛泽东的个别词句的思想僵化倾向，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

　　随后，邓小平在讲话中更点明了“两个凡是”的实质。他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方针办。” “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的“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紧密联系着的两个方面。不分清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就不可能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这样，历史发展提出了什么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

　　那末，什么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答案只有一个：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明确指出：“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

　　正如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中指出的那样：“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总之，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完成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迎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伟大转折过程中，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成为邓小平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事业，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的锐利思想武器，成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先导。

　　二、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是邓小平继往开来，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团结一致开创新局面的中心环节。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建国以来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的过程中，正确地总结历史与更好地开辟未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 ，由此奠定了他的两大历史性贡献。 “一个是领导全党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坚持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另一个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订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立了党在经济、政治、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军事、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方面的一整套方针政策，成功地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

　　邓小平是怎样成功地破解总结历史与开辟未来这道难题的呢？1979年11月至1981年6月，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中共中央集中全党的意志和智慧，用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作出了基本结论，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决议》还肯定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邓小平在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期间，从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多次就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发表指导性意见。从这些意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邓小平是如何紧紧把握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一中心环节，将总结历史与开辟未来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首先，邓小平明确了第二个历史决议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及其根本目的。他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也就是说，核心是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目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明确表示：“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他还指出：“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份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其次，要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就必须指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必须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严格区分开来。

　　如何对待毛泽东的晚年错误，邓小平确立了一个原则，叫作“恰如其分”。什么是恰如其分呢？在同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　这一思想在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重温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这一大段论述，可以强烈地感觉到历史的发展的确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直至今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一直存在着第二个历史决议所指出的这两种错误倾向。排除“左”的和右的思想倾向的干扰，坚持用发展的观点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始终是党的理论创新中既坚持一脉相承、又坚持与时俱进的基本课题。邓小平在这一方面为全党作出了表率，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正是在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第二个历史决议在其第八部分“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中申明：“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　在第二个历史决议提出的关于“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十条经验中，既坚持了中共八大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正确论断，又强调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既坚持了“正处”学说中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状况的正确论断，又强调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的改革思想；既坚持了中共八大以来关于治党治国治军和民族国防外交的正确方针，又强调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等重要论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为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的现代化建设目标。　总之，它既是恢复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结果，又是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产物。而后来被称作邓小平理论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雏型，已经在这其中孕育而生了。总结历史与开辟未来，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一次找到了交汇点。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正是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科学命题，由此开始了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征程。正因为如此，薄一波把这一历史过程称作“始于毛，成于邓”。

　　三、系统阐发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成为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石。

　　要写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这是邓小平在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时十分明确地提出来的。　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为今后的探索和创新提供一个全党公认的思想基础，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

　　自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概念正式提出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作过两次郑重的概括。

　　第一次是1945年5月中共七大上，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里提出的。报告把毛泽东思想称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

　　报告把毛泽东思想概括为九个方面，即：毛泽东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并称：“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

　　中共七大对毛泽东思想的这次阐发和概括，对于统一全党思想、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次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的主持下进行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做了如下三个方面的概括。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定义。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在这个定义当中，除了继续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之外，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两点新内容。第一，强调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从而对毛泽东的思想观点、言论著述作了科学的区分，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内容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经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第二，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不仅中共许多卓越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毛泽东的科学著作同样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这告诉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必须破除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沿着毛泽东开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继续探索，继续前进。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成功之路。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六个方面”和“三个活的灵魂”。第二个历史决议把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概括为六个方面：（1）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2）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3）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4）关于政策和策略；（5）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6）关于党的建设。第二个历史决议还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决议把这三个活的灵魂称之为“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成为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共同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基础，是集中反映邓小平理论同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关系的最本质的方面。

　　以上三个方面的概括，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通过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界定，把毛泽东思想同偏离毛泽东思想科学轨道的错误论点严格区别开来，把毛泽东思想同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紧密结合起来，从根本上保证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方向；第二，通过总结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概括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按：指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一重要论断，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方向；第三，通过阐发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供了基本遵循，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科学概括，更成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以上这些，使邓小平理论从创立之时起就同毛泽东思想形成了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紧密联系。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是从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及其历史地位的系统阐发中，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开启了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理论体系的伟大进程。

　　四、在邓小平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从毛泽东思想中不断地吸取了丰富的思想养料。

　　在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同时，实践的发展不断地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怎样把毛泽东等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邓小平对此回答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哪些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呢？例如，废除领导职务在事实上存在的“终身制”，是邓小平的一大贡献。而这个问题，在准备召开中共八大时，就由毛泽东提了出来。他表示：“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　在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里专门规定：“ 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但这些设想后来没有实行。邓小平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明确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他身体力行，始终使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设想成为现实。

　　又譬如，对外开放的设想。实际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等人就在考虑如何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对华封锁禁运，毛泽东还提出：“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　后来的发展，走了十分曲折的路。邓小平对此总结说：“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　由此形成了对外开放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格局，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迅速提高。

　　哪些是“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呢？例证之一，是关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 “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他还说：“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